1. 引言
对于《山海经》中蛇的研究，叶德均 [1] 、李炳海 [2] 、萧兵 [3] 等学者已关注了《山海经》中的蛇以及蛇图腾的作用，但是在对《山海经》中蛇的出现进行分类之后，较多停留在分类、归纳、列举，诸如蛇图腾崇拜由何而来、蛇作为辅助作用的神灵整体为何等更深一层的问题追索较少。张志尧的研究提及了《山海经》与萨满教的关系，但没有对萨满教作为《山海经》的文化来源之一进行展开论证分析 [4] 。诸如此等学术研究已经看到《山海经》与萨满教关系密切，但一是缺乏论证，二是没有从合适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具体案例。
“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整个地球上的先民都曾经长久地生活在类似萨满的精神氛围之中，萨满文化也因此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我们文明和文化的最深厚的精神根脉。其年代深远和积淀厚重的程度，往往超出今人的想象。” [5] 《山海经》的叙事特色经常是其神人面鸟身，其神人面虎身，以及“鱼身而鸟翼，其声如鸳鸯”，“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身犬尾”( [6] , pp. 38-39)。叶舒宪认为“类似头戴羽冠并顶鸟的艺术人像造型”，“就是五千年前的萨满巫师形象。头顶的鸟灵，正是他入幻和升天的能量标志” [5] 。这是用萨满巫史文化对四重证据法进行强有力补充的成功案例。
而自古以来中国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萨满文化素材，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不受秉承传统范式的学者关注。正如叶舒宪所说：“萨满的出神体验及其神幻想象，对于今天重新认识古老文化传统之根，是大有帮助的” [5] 。因此，将萨满文化作为《山海经》的根源性沃土，从萨满教视角切入来观照《山海经》中的蛇，便有很大的有效性和解释力。
鉴于此，以萨满文化角度切入《山海经》，在厘清萨满文化基本特点和萨满信仰中动物特别是蛇的重要性基础上，在民俗学和人类学视阈下细读《山海经》文本，溯源蛇与神灵的关系和蛇成为图腾崇拜的根源，并分析《山海经》中蛇作为萨满巫师的动物守护神或助手灵的功能以及参与萨满巫医医治活动的功能，进而论证《山海经》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萨满影响静水深流这一现象。
2. 萨满文化与蛇
萨满文化属于原始宗教文化范畴，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性，中国地处萨满教流布的核心区域，信奉民族众多，有着深远的文化源流。入迷(ecstasy)是萨满进入一种深度内在世界的迷狂状态，萨满可以见到神祇或动物守护灵并获得神力，萨满可以直接与众神对话，可以与动物、植物守护神交谈。萨满的工作内容包括医治、占卜、解梦、寻找丢失的人或物、为氏族指引方向、安魂、祈雨等( [7] , pp. 14-15)。萨满巫师常使用神鼓、神杆、神匣、面具等法器，神鼓是萨满通神的工具，同时也是神灵降临的天路，萨满面具是萨满祖神、氏族祖先神等神祇的化身和载体，包括神祇象征、通灵媒介等作用。这些萨满从事神使活动的法器装饰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自然神、动植物神、守护神、祖先神等。
动物在萨满信仰和仪式中具有重要性，这主要源于萨满文化中极为核心的灵魂观念。“神灵创世，神生万物”无疑是萨满教世界观的基本思想，萨满信仰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仅是人，还有动物、植物和岩石——都有灵魂或精神。一方面，萨满信仰中神偶多为动物形象，神偶的产生和偶体的获得都与灵魂观念有关，神偶是人们崇奉的诸神和氏族祖先之灵魂的依托体。最早的偶像崇拜物为实体偶体，包括自然物和动植物，此类神偶多被奉为守护神，或因某物有助于先人，或因先人遇灾得脱时偶遇某物，便认为得此物之庇佑和帮助，遂奉为神，并制作偶像加以供奉。最初的祖先神偶多具有浓郁的图腾崇拜意味，故有些半人半兽、半人半禽、人首兽身或兽首人体等多种形象。另一方面，动物还常作为萨满的助手灵而出现。作为萨满之补助灵(或救助灵)的动物各种各样，包括各种鸟类飞禽以及蛇等爬行动物。在这种人与兽密切往来的世界里繁荣起来的萨满文化，对待动物的态度因其灵魂观念而充满了神秘色彩。
蛇是经萨满信仰被神化的动物之一，在萨满教中占有其他动物无法取代的地位。蛇作为动物神灵由来已久，在发展过程中进入被供奉的神偶行列，备受崇拜。中国大小山脉及江河岛屿盛产多种蛇，蛇繁殖快、行动敏捷、嗅觉灵敏，先民们为了生存逐渐认识蛇的习性和药用价值。蛇这类动物生活在部落的周围，对旱涝、瘟疫和其他自然灾害也有着极敏感的反应能力，这些使先民们获得助益并令他们感到神秘莫测的生物被敬奉为神。在西伯利亚的一些民族中，蛇是阴间的象征，也是萨满神鼓、鼓槌上常见的图像( [8] , p. 240)。通古斯萨满的助手灵往往是一条蛇；在赫哲族地区，萨满住房的西侧竖神杆三根，中间神杆上一般都绘有蛇、龟、蛤蟆、四脚蛇爱米等图像符号( [9] , p. 37, 50)。有的萨满以蛇为守护神，常在神衣上系长带或皮条，从肩垂地，象征蛇形( [10] , p. 104)。
《山海经》全书三万一千余字，“蛇”字出现了一百余次，描述了二十多种蛇，作为神话因子的蛇，多以神的形象出现，或者作为神的身体组成部分出现。根据马昌仪统计，蛇形神，包括蛇类神、人面蛇身神、蛇与其他动物组合之神等共有48例，操蛇、珥蛇、践蛇、戴蛇、食蛇、射蛇、蛇媒等有26例 [11] 。马力克·沃尔特和伊娃·弗里德曼编著的《萨满：世界信仰、习俗和文化百科全书》(Shamanism: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Beliefs, Practices, and Culture)中认为《山海经》属于“巫”的作品，有浓重的萨满因素，其中的蛇崇拜可能与西王母崇拜有关，巫师在古代中国被称作“巫”，也同时是医者，有起死回生之能，并且萨满巫医还在寻找可以延年益寿的仙药( [12] , p. 72)。
3. 蛇图腾：“兽主崇拜”到守护神信仰
萨满教虽然遍布世界各地区，但最初发生多是与狩猎社会相联系的，“很多萨满文化研究者都提出，萨满教是史前狩猎社会中的产物，一般意义上，史前人类狩猎社会明显地利用萨满教这个古老的文化来代表，萨满教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 [13] , p. 252)。萨满教原始信仰中会将狩猎到的动物看作是动物之神的馈赠，这一种动物就会与人类交好。“如果没有神，即保佑人类诸事顺遂的这些野兽神，那么，决不会有一只野兽落到人的手中”( [13] , p. 254)。动物的狩猎与获取，是由动物神或野兽之神赐予人类而来，这一关系链条展现着兽主崇拜起初的源头。“萨满教是以氏族原则来认识动物的，动物有动物氏族”( [13] , p. 254)，人们会倾向于把凶猛动物当成最初的狩猎神，“这类神灵都是森林、水域中的猛兽，天空中的猛禽，像熊、虎、蛇、狼、豹、逆戟鲸、鹰，等等”( [13] , p. 254)。
因此，在将蛇解释为远古图腾崇拜之前，应该从这个视角观照原始社会图腾形成的机制。“图腾”最早由约翰·朗在《一个印第安语翻译兼商人的航海志与游记》中提出，并创造“图腾崇拜”这样一个术语。此后，包括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摩尔根、弗雷泽、弗洛伊德在内的众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开始了对“图腾”这一术语的演绎和误读。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图腾理解为“不仅包括氏族图腾，还包括个体图腾，而且个体图腾的主要功能是赋予巫师、猎手或战士以异乎寻常的力量” [14] 。美国人类学家乔丹·帕佩尔认为在印第安人的宗教中，图腾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氏族象征物，其宗教意义往往与特定氏族的起源神话和仪式联系在一起”( [15] , p. 108)；二是将图腾与守护神联系，“指个体所拥有的精灵”( [15] , p. 109)。
上古以蛇为图腾的部落非常多，按照王小盾的考证，有颛顼、祝融、九黎等18个部族 [16] 。这些氏族部落在选择动物神的过程中，一些凶猛的动物自然成为人们精神力量的象征物，从而利用这些形象为氏族部落树立起图腾。蛇这样一种动物成为一个氏族部落的文化符号，与选择熊或狼或其他动物一样，是作为“一个萨满教信仰发展链条上的重要历史环节”( [13] , p. 262)。
兽主崇拜的根基是落在氏族制度与狩猎生活之上的，萨满文化早期的信仰特征便可以作为解释的一个可靠出发点和落脚之处。原始氏族部落倾向于选择蛇作为精神力量的象征和文化符号，是从原始先民与蛇的接触为始，蛇成为猎物是由于狩猎之神的馈赠，蛇与该氏族的关系从此变得密不可分，在整个信仰发展链条上蛇逐渐成为守护之神与守护神信仰的代表。那么蛇在《山海经》中是怎么具体发挥作用的呢？
4. 《山海经》中的蛇：作为萨满的助手灵
“拥有并利用守护神或助手灵被认为是萨满最重要的超自然特征，萨满各项社会功能的实现往往要归因于他的超自然助手——守护神或助手灵”( [15] , p. 126)。
蛇在《山海经》中能够发挥预测旱涝功能的描写很多，如《西山经》中：“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 [6] , p. 20)。《北山经》中“见则大旱”的蛇的描述还有三处：“又北百八十里，曰浑夕之山，无草木，多铜玉。嚣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 [6] , p. 58)。“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床水，其中多肥遗之蛇”( [6] , p. 60)。“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 [6] , p. 72)。《中山经》中也有三处关于蛇可预测旱涝的描述：“又西三百里，曰鲜山，多金玉，无草木。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磐，见则其邑大旱”( [6] , p. 113)。“又西三百里，曰阳山，多石，无草木。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 [6] , p. 113)。“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多鸣蛇”( [6] , p. 137)。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认为动物是巫师沟通天地的助手，“中国古代巫师沟通天地时所用的工具与全世界萨满式文化使用的工具大致相同……在萨满文化里，通天地的最主要的助手就是动物”( [17] , p. 1)，并且将先秦器物上的动物纹样看作是巫师沟通天地时的助手之证明。萨满的守护神或者助手灵往往是动物形态呈现的，这些动物一般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特别是生性凶猛、高居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类型，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物往往还具有繁盛的生殖能力或创世能力，譬如北美萨满教中的鹰。其他很多凶猛的动物也会成为萨满的守护神或助手，“如熊、狼、响尾蛇等”( [15] , p. 127)。而对动物吼叫、鸣叫声音的模仿“表明了神灵的显现”( [18] , p. 98)，并且“也通过动物般的行为表现出来”( [18] , p. 98)。
通过与蛇接触的形式，如珥蛇、操蛇、戴蛇、践蛇，萨满巫师获得超自然的神力，达到沟通天地的目的。《海外北经》中有“夸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 [6] , p. 201)。《海外西经》中“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6] , p. 192)。《海外东经》“雨师妾(国)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6] , p. 212)。《大荒北经》“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 [6] , p. 285)。《海外东经》有“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6] , p. 212)。在《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中均“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 [6] , p. 259, 271, 285)，分别叫不廷胡余、弇兹、禺强。《大荒东经》也有神禺䝞，也是“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 [6] , p. 247)。
张光直认为“《山海经》里还有许多‘珥蛇’，‘操蛇’的说法，就是描写各地的巫师将帮忙的动物用两首牵握操纵或戴佩在耳上”( [17] , p. 333)。很多考古出土物品可作为戴蛇、珥蛇的四重证据来证明。郭政凯《山陕出土的商代金耳坠及相关问题》中认为“细审山陕一代出土的金耳坠，尾部卷曲蟠绕、其形颇似蟠蛇” [19] 。甘肃马家窑文化人首型器盖，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时期，人首上有双角，脑后塑有一条蛇。以及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59号和76号出土的铜器，大致形象就是人面人身，头戴一蛇或两蛇，前肢如鸟爪，左右手各持三只羽状物。在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中，对禺䝞的所属氏族有过考察，但是结论却是多样复杂的，可属于帝俊系统、黄帝系统，也可以追溯到上古共工氏族，如此便无法断定其来源，但是以蛇为萨满的助手灵或守护神，可看作是《山海经》特有的文化面貌和文化根源。这正是由于原始信仰中的萨满痕迹处处留存，蛇可以给萨满以超自然的神力，以沟通天地，指示预言。
5. 《山海经》中的蛇与巫医的医治功能
《山海经》中与蛇相关的显著一点在于医药、治疗，诸如《海内西经》描写“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之臣所杀也”( [6] , p. 236)。《大荒西经》中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6] , p. 270)。《世本》中记载“巫彭作医”，“巫咸作筮”( [20] , p. 68)，窫窳被以巫彭为首的这群巫医用不死之药医活。
《大荒南经》中有“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 [6] , p. 258)。还有“大荒之中，有朽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 [6] , p. 260)。《北山经》有“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树皆无枝，其高百仞，百果树生之。其下多怪蛇”( [6] , pp. 64-65)。其中，黄本、赤枝、青叶等是巫师之杖，并且是神木。
萨满作为医者是普遍现象与认知，治疗疾病是萨满巫医的职责所在，虽然《山海经》中没有详细描述巫医们是经过怎样的动作处理各种草药的，也看不出来巫医们具体详尽的医治过程，但多数萨满巫师治疗的疾病都是由于超自然力量造成的，“他们有着超自然的天赋并将其用于疾病的治疗。这也是我们从宗教角度来理解萨满医疗功能的原因所在”( [15] , p. 156)，而他们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对草药的利用。
根据袁珂所注，巫山、灵山、云雨山是同一地的异名，黄本、赤枝、青叶、栾等本就与蛇密不可分，巫医群体所用之药、所医治的对象、被医治对象之加害者皆是与蛇紧密相关，或是直接呈现为人面蛇身。除了将蛇根据颜色、种类，或与神身体结构部位不同进行分类归纳之外，在前人研究中，蛇与巫医的关系问题一直不受重视或无法深入，巫医的身份与职能也有解释论证的难度。因此，蛇在萨满巫医医治、草药获取等方面，可从萨满文化角度溯源，从而获得合理论证。
6. 结语
《史记》中有“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赤帝子’”( [21] , p. 504)这样的叙事，其中“有物”便是巫，杀蛇行为是神化汉高祖刘邦的方式，“赤帝子”即炎帝之子，认为刘邦是赤帝子。后又有一老妇哭：“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 [21] , p. 235)。《史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21] , p. 234)。《帝王世纪》又有“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有宝鸡衔来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等记载( [22] , p. 45)，刘媪生刘邦从感生神话角度看，刘邦生下来就与常人不同，自带神性，“实则，刘邦少时当受巫史文化影响，故当其为汉高祖之后，其身旁之人有意把他出生降世神化为一个大萨满出世”( [23] , p. 560)。
“萨满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期，是史前西伯利亚狩猎文化的一部分，并遍布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原始社会”( [24] , p. 2)。《山海经》中的蛇在各路学者专家的研究下的确是早期图腾崇拜的标志，具有预示旱涝的功能，且与巫医治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萨满文化角度解释，便可以往更深处走一步，蛇图腾崇拜的生成机制是由兽主崇拜或守护神崇拜而来，《山海经》中大量戴蛇、珥蛇、操蛇、践蛇的描述，是蛇在发挥作为萨满巫师的助手灵作用的证明，以沟通天地、预示占卜，而蛇与灵山十巫的关系如此紧密更是说明蛇在萨满巫医发挥治疗职能时的重要作用。
“萨满在任何关乎人类灵魂体验的仪式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萨满总发挥着医生和治愈者的职能”( [18] , p. 182)，萨满巫师一般还“可以预见大气的变换，享有异常的洞察力”( [18] , p. 184)。中国本土在研究《山海经》时，大多忽略了萨满教根源，但由以上种种证据可得出结论，《山海经》中的蛇与萨满巫师的身份、活动、履行职能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萨满文化作为深厚的文化根基，在《山海经》中体现着。萨满文化是氏族集体意识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化、全民化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集体表象”，业已渗透并融入到民族生活习俗之中，成为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并外化为一种民族精神。
基金项目
本文系甘肃省教育厅《丝路文明视野中的凉州粟特文化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1CXZX-07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