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彼得·纽马克(Perter Newmark)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实践型翻译理论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他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认为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法律文本、广告语文本等功能型文本的翻译方面多有探讨。例如，商春光、冷慧(2020) [1] 以故宫文物外宣文本的英译为对象，探讨了纽马克翻译理论在外宣文本中的应用。许梅、马鑫鑫、许婷婷(2021) [2] 则从文本类型的视角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的翻译问题。徐丽、于波(2022) [3] 基于此理论，将法律文本视为权威性文本，并结合法律英语文本的语言和句式特征探讨了英译汉的可能性。纽马克翻译理论在英汉、汉译互译的研究中应用颇多，而在汉日或者日汉相关领域的翻译，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基于此，本文以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日本畅销作家斋藤孝《本当に頭がいい人のメンタル習慣100》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大量翻译实例，探讨非文学文本在日语译成汉语时，语义与交际的结合问题。
2. 语义翻译理论与交际翻译理论
彼得·纽马克(Perter Newmark)受语言学家、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的影响，于1981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中，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两个重要的翻译策略，成为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里程碑。纽马克还认为，这两种翻译策略并不能完全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至于“怎么译”，也要取决于文本的类型。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只在目的语句法和语义的限制内，试图再现原作者的准确语境意义。” [4] 也就是说，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建立在对“忠实翻译”的理解之上，“忠实翻译”与传统的逐字翻译，重视字词、句的直译不同，强调在目的语框架下尽可能重现原语的语境内容。这一点与语义翻译理论是相通的，但语义翻译的目的同样是在目的语语法框架的限制下，从词汇、语法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最大限度地还原原语的内容形式，即使原文中存在矛盾情况也必须“忠实地”对原文进行翻译。换言之，语义翻译关注原文的忠实度，但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句式结构上的明显差异，例如，日语与中文的句子中动词的位置有所不同。并且，由于语义翻译聚焦原作者的语言，在运用该理论进行翻译时会出现原语的句式特征过强，例如日语中出现的主语省略等情况。为准确地向译文读者传达原文作者的“想法”，译者需要使用诸如倒译、变译等技巧重构译文。(孙颖，2019) ( [5] , p. 22)由此，语义翻译适用于严肃文学、自传、个人抒情作品及重要的政论文本 [6] 。
而给予译者最大限度的自由并能运用于翻译中的交际翻译理论随之诞生。交际翻译与重视原文作者的语义翻译不同，其关注的对象是译文的读者。该理论追求将原文读者在阅读时获得的效果在译文中再现并将其给予译文读者，从而达到一种“交际”。换言之，“交际翻译的目的是尽可能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到的同样效果。 [4] ”译者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进行翻译时，追求的是译文在语言结构上的重组，即在目的语的语法框架下重现原语的内容，译者能对原文的语序、用词进行一定调整并体现在译文中，甚至可以删除部分在原文中语言特征过于明显，不符合译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内容，从而提高译文整体的流畅性。但这样的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交际翻译理论聚焦译文读者的感受这一点也是建立在传达原文信息这一基础上，因此译者仍然有责任确保传递的信息准确无误 [7] 。也就是说，交际翻译则适用于大部分非文学类的文本 [5] 。
概而言之，语义翻译聚焦原作者的语言层面，交际翻译则侧重译文读者的可读性。译者在运用该翻译理论的时候并非只能二选一，而是要结合文本类型、原语和目的语的特征、翻译目的审视并将理论灵活运用于整个翻译过程。
3. 基于《本当に頭がいい人のメンタル習慣100》的事例分析
纽马克将文本功能分为信息型(informative function)、表情型(expressive function)、呼唤型等类型(vocative function) [8] 。相较于如同诗歌、小说、散文等能够通过文字表达作者独有思想和价值判断，并且可以允许虚构成分出现的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中出现的内容则更为客观、准确。非文学文本常为科普著作、法律法规文件等权威性较强的文本。在翻译该类文本的时候如何保证将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译文读者这一问题是译者需要着重考量的问题。
《本当に頭がいい人のメンタル習慣100》是日本畅销作家斋藤孝于2022年5月推出的自我启发书籍，作者在该书中运用自身经历、文学典故、他人经历为读者介绍了100心理习惯，意在使读者能够学会如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文字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虽然文中包含了作者自身的价值判断，但其运用的实例众多，信息量较大，可认定该文本为非文学文本，除信息功能以外还具备一定的表情功能和呼唤功能。基于此，本文特选取该书为研究对象，希望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分析其中部分内容的翻译。如下述例文中：
例1
原文：
ストレスフリーを保つメンタル習慣
頭のいい人の「考えない」メンタル習慣
集中して仕事がはかどるメンタル習慣
繊細な人が良好な人間関係を築くメンタル習慣
心を休めるメンタル習慣
译文1：
保持没有压力的心理习惯
聪明人不思考的心理习惯
集中精神工作顺利的心理习惯
细腻的人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心理习惯
让心灵休息的心理习惯
译文2：
如何才能没有心理压力？
聪明人什么时候不思考？
如何才能集中精力顺利地工作？
细腻的人如何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何才能让心灵休息？
在例1中，笔者选取了该书5章的章节标题进行分析。通过阅读原文标题可以看出作者特意使用了省略助词或动词的名词结句，格式工整，这一格式既凸显了日语中名词前修饰成分较长的特点也能够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第2和第4个标题能看出原文中的主语成分，其余三个主语则被隐藏。基于语义翻译理论可以得到译文1。可以看出译文1中重现了作者名词结句的语言特点，第2和第4个标题的翻译也和原文一样拥有主语。但仔细研读会发现，第2个标题中的“聪明人不思考的”这一表达较为模糊，难以界定，第4个标题则连续出现了3个“的”，显得较为啰嗦，并不符合中文的语言表达习惯。如果采用语义翻译无法获得效果较好的译文，那么使用交际翻译会更好 [6] 。考虑到该文本的定位是一本自我启发书籍，并非诗歌、散文等作者个人因素较强的文体，在此可以考虑通过翻译带来的交际效果，即从交际翻译的视角，可得出译文2。作者在每一章中各论述了20个左右的心理习惯，将章节标题设置为问句既确保了章节标题结构层面上的统一，也能使章节标题与章节下的各习惯形成“问答”的模式，能起到一定的吸引读者作用，促使读者思考并从书中寻求答案。再如：
例2
原文：私は授業にコント形式を取り入れているのですが、教科の内容を、コウメ太夫やあたりまえ体操といったネタに合わせて発表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译文1：我在我的课堂上会让同学们表演短剧，让他们把课程的内容以小梅太夫或理所应当体操等段子结合起来进行展示。
译文2：我在我的课堂上会让同学们表演短剧，让他们把课程的内容以“相声”或“小品”的形式进行展示。
译文3：我在我的课堂上会让同学们表演短剧，让他们把课程的内容以很滑稽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示。
作者在例2中使用了“コウメ太夫”和“あたりまえ体操”这两个具体事例，“コウメ太夫”是一位日本搞笑艺人的艺名，而“あたりまえ体操”则为日本搞笑组合“COWCOW”的表演节目。通常，人名和节目名可定义为专有名词，按照语义翻译理论，对这两个专有名词进行翻译时应确最大限度确保专有名词的完整性，在译文中尽可能地重现原文的用词。因此，译者在译文1中将“コウメ太夫”译为“小梅太夫”，将“あたりまえ体操”译为“理所应当体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译出的艺名或节目名在中文语境下能否达到同样高的知名度，中文读者在见到这两个“专有名词”的时候，能否迅速地产生相应的反应。进行加注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文，但也可能会造成译文读者阅读负担变重，主次不分的情况。
根据原文前后内容可得知，作者是想通过让学生在课堂上表演短剧从而克服羞耻心。作者所列举的事例在日本搞笑艺人行业非常出名，日本的读者在阅读原文的时候能对此产生一定的反应，能理解这两个专有名词给人带来的共性，即“滑稽的、搞笑的”。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事例应是相声或小品，如将这两个事例直接翻译为译文2中的“相声”或“小品”。则会带来一定的违和感，读者会思考为何一位日本的作家会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相声”或“小品”这一概念，并且原文是一个“艺名”和一个“节目名”，与“相声”或“小品”并不对应。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区别在于，前者保留原语的文化、特色词汇、忠实于原文作者，后者则以目的语的可读性为主，其阅读对象指向更多读者，译文更流畅地道 [4] 。鉴于译文的可读性，基于交际翻译的视角，译文3采用了变译技巧，译者在识别出原语读者获得的效果之后，用“很滑稽的表演形式”进行概括，达到了上位替代的效果。
例3
原文：好きな歌手や作家にはまり込んでしまう⋯⋯いわゆる「推し」をもつと、生活がずいぶん明るくなります。
译文：沉迷于自己喜欢的歌手或作家，也就是拥有大家常说的“推”(指自己喜欢和支持的人或事物)，生活就会焕发光彩。
该句的翻译难点在于“推し”一词。日语中的“推し”来自日语动词“推す”，该词原指自己支持、能够推荐给他人的对象，且该对象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人或事物，也能指代虚构的角色形象。例如，“推し”一词在日本可以指代偶像团体中的成员、演员、声优、运动员、作家等，也能够指代动漫、游戏、文学作品中的虚构角色，甚至可以是某种商品、道具。随着“推し”的运用面越来越广，该词还派生出了“推し被り”、“箱推し”等词汇。如果按照交际翻译理论的话，译者可以选择“偶像”一词，但“偶像”原意为用木头、泥土等雕塑的神像，被用来供奉，后泛指崇拜的对象。现在，“偶像”一词多指人们崇拜的明星、艺人等，能否与“推し”一词的内涵形成对等关系，且译文读者获得的效果是否接近原文读者获得的效果还需考究。如前所述，语义翻译注重保留原语的文化和特色词汇等信息，忠实于原文作者。因此如采用语义翻译，保留“推し”一词的汉字，将其只译为“推”，又对读者的知识层面有一定要求，间接提高了阅读门槛。为解决这一问题，译者可在文中加注或以脚注的形式向读者解释“推し”一词的内涵。译者反复使用的词汇也能得到一定的保留。
例4
原文：メンタルが壊れそうになったとき、なんとなくネガティブな感情にさいなまれているときに自分のメンタルを守る「心の砦」のような習慣が複数あると、少しくらい嫌なことがあってもすぐに良好なメンタルを取り戻せます。
译文1：当自己的精神快要崩溃或是为负能量所困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有几个像保护自己心理状态的“心灵壁垒”一样的习惯，即便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时也能迅速地恢复健康的精神状态。
译文2：当自己的精神快要崩溃或是为负能量所困扰的时候，如果我们拥有几个习惯，就像保护自己心里状态的“心灵壁垒”一样，那么即使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时也能迅速地恢复健康的心理状态。
译文3：当自己的精神快要崩溃或是为负能量所困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有几座保护自己心理状态的“心灵壁垒”，即便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时也能迅速地恢复健康的精神状态。
该句为典型的长文，前半句中的“習慣”一词前的内容均为修饰成分。原文中的修饰成分如果较短，如“赤いリンゴ”，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可直接保留原文结构将其译为“红苹果”。从语义的角度来翻译的话，译文1保留了原文的结构，即在“习惯”一词前添加了大量的修饰语。但名词前修饰内容较长这一点是日语的特征，按照原文结构得出的译文并不符合译文读者，即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可以考虑从交际翻译的视角重构句子结构从而提升可读性。“当信息与交际目的发生冲突时，交际翻译选择对等效果” [4] 。例如，译文2将“习惯”一词提前作为主导，将“心灵壁垒”所在的短句作为了补充成分。译文3则直接省略了对“习惯”的翻译，只保留了“心灵壁垒”这一短句，并将数量词“个”改为“座”用以修饰“壁垒”。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得知，译文1与2的信息较为完整，均强调了“习惯”，而译文3则将焦点置于“心灵壁垒”一词。此外，“砦”一词原指“设置在城外的城塞、栅垒、据点、要塞等”。其功能是“保护、守护”，翻译此词时也可灵活地将其调整为同样具备保护功能的“屏障”、“壁垒”等词。
综上所述，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固然有所区别，有所侧重，至于什么时候使用哪种理论，取决于不同的语言的使用，或者文本的类型和功能等情况。
4. 结语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作为翻译实践的一般规律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二者的侧重点有明显不同，前者聚焦作者、原文，后者强调读者、效果。以语义翻译为指导时能最大限度且忠实地传递原文信息，避免误译、漏译等现象的发生，但与此同时，过于拘泥原文结构形式也必将导致译文可读性减弱、不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的情况出现。在翻译非文学文本时，确保信息的传递是首要任务。尤其是日译汉文本翻译时，考虑到两种语言结构、语义等方面的差异性，译者应将两种理论与翻译技巧相结合，在忠实保留原文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从而提高译文的准确度与可读性。也就是说，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并非绝对的，根据译者所面对的文本类型和功能，或者不同的语言等具体情况，有时可以交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