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杰弗里·萨克斯与临床经济学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其代表性著作《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和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提出的一种经济学改造现实世界的经济思想，这被他称之为“临床经济学”(Clinical Economics)。他提出临床经济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作为儿科医生的妻子索尼娅(Sonia)的影响。他认为，为一个贫困、不稳定的经济体提供政策建议，与儿科医生的临床诊断非常相像，经济体也像个人一样，也是复杂的系统；就像临床医生一样，经济学家需要学习“区别诊断”的艺术；就像临床医学一样，临床经济学应该从家庭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治疗问题；好的经济发展实践需要监督和评估，尤其是对目标和结果进行严格的比较；经济政策的提出者应像医生那样建立起必要的伦理和职业准则 [1] [2] (pp. 101-104)。
临床经济学的意思是，运用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工具和手段，去应对、处理、解决在不同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从杰弗里·萨克斯的“临床实践”来看，这类现实问题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像波兰、前苏联等国家遇到的转型经济问题，即如何从一个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另一类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如何消除贫困，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一类问题表现出的“症状”往往包括：恶性通货膨胀、物资短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经济濒临崩溃等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类问题他开出的“药方”主要是一些宏观经济学的方案(或者说“休克疗法”)：宏观经济的稳定、快速的价格自由化、市场化；开放性的贸易；建立法治的贸易环境；西方的援助，包括取消外债、贷款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私有化等等1；那么这些“药方”的效果如何呢？萨克斯在1994年来访我国的活动中提到，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这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了迅速的变革，尽管增速不能与中国相比，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也是该地区增长最快的一批。波兰当时夏季比去年同期工业产值增16%，国民生产总值增5%；捷克则分别为7%和3%；斯洛文尼亚10%和4%；爱沙尼亚15%和7%。在这以前，较大的下跌都出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萨克斯教授相信，这些国家经济的下跌都是结构性的，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造成了这种结构性下跌。之后，经过4年艰难的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已出现有力的复苏2。
第二类问题表现的症状则主要是贫困带来一系列的相关问题。贫困的陷阱、经济政策框架、财政框架和财政陷阱、地理环境、治理模式与失灵、文化障碍、地缘政治等七个方面是针对这类问题进行的主要“诊断” [1] 。相应地，提出了七个不同方面的政策措施。关于这些减贫措施的实施效果在不同国家、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目标则是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或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 (pp. 101-135)。这些发展经济学或者更加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其有效性也正在接受检验。
2. 从临床经济学的视角看教育经济学
笔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可以定位于临床经济学之一3，当然，医学经济学、工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等也都可以定位于临床经济学的范畴。这些学科共性的特点是：第一，主要是面对特定领域的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或者说“症状”)是学科的出发点；教育经济学是面对教育领域中的现实问题，例如，课外辅导是否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在择校问题上家庭和政府各应采取什么措施？教师工资应该是什么标准才能保障教师的质量水准等等；第二，经济学在该领域某些重要问题上，能够提供有效的解决工具和解决手段(“差异化诊断”并开出“药方”)；第三，教育经济学提供的解决方案，在实践层面可以得到有效检验，具有一定的实际效果(“疗效”如何)；第四，为了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教育经济学往往需要联合其他的学科如教育政策、教育管理等学科，跨学科的多样化解决手段和方案显得尤为必要。
明确教育经济学作为临床经济学的定位，有利于澄清以往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一些常见的问题。当我们简单浏览一下国内刊物上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时，或者结合笔者对近些年教育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论文评阅的经验很容易发现，不少研究不从教育现实问题出发，而是从教育数据出发，以完成论文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现实教育问题为目标；过多满足于解释教育现象，而对改造和解决现实教育问题提不出可行方案，或者仅仅提出一些简单而不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推给政府或学校的现象。导致人们认为教育经济学不过是对一些教育常识的研究，或者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自作聪明。尤其在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或者面对教育热点问题上、凸显社会矛盾的重要教育议题上，教育经济学往往出现沉默或回避的状况。例如，在实现义务教育有质量的均衡、高等院校如何提升办学质量、如何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如何提供一流的工程教育等等问题上，很难看到教育经济学的方案和实践。
如果我们主要还是将教育经济学定位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鉴于教育经济学目前大多设在教育学院系的现实，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不仅无法凸显它在教育学科的优势，而且同传统经济学院系的经济学研究相比，没有特别优势，从而落入经济学的“殖民学科”范畴。事实上，从教育的现实问题出发，这一问题意识，恰恰是教育学科的优势所在，发挥这一学科优势，采纳临床经济学的思路，发展教育经济学学科，不仅能凸显它与传统经济学科的竞争优势，而且有助于解决教育经济学在教育诸多学科中能否融入主流的问题，只有在教育现实的重大问题上能够提供独特、有效的解决方案，教育经济学才能获得传统教育学科的尊重和认同。
3. 教育中的激励问题
那么，如何从临床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教育研究呢？这里我们以教育中的激励这一主题为例，进行说明。首先，教育中的激励问题为何重要？这就同教育中的现实问题直接相关；在教育领域中的“症状”是怎样的？一方面是，国内的“世界一流中学”、“百强中学”高薪聘请清北毕业生做高中新教师的现象，另一方面，机械式、重复性、算法式、常规性工作和大量非教学工作成为教师工作的常态，教师工作中愈发显现出职业倦怠、认同感低、离职流动现象等 [3] [4]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对中小学教师负担重的问题，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意见简称《意见》)，“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安全稳定、扫黑除恶、创优评先等工作时，经常向学校和教师摊派任务” [5] 。正是出现在这份文件中给中小学教师造成负担的一些突出现象，另外，教师负担重的各项表现也出现在后续的统筹规范各项事项中。教师负担重的各项表现出现在这项文件中，与之前调查发现的教授承担的各种“非教学任务”，如“参与临时交办的非教学类任务、各级各类检查、参与各级各类会议培训、完成各类网上学习”、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的达标验收、各项督导评估、会议培训、检查评比、安全管理等事务”以及除教育行政部门以外其他部门的“各类检查或创建各类工作……如文明创建领导小组、教育科研领导小组、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艺术工作领导小组、推进体育工作领导小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等”呈现出比较一致的情况。换句话说，对学校基层教师类似调研反映出的问题的一个针对性的意见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这个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前述一线调研中中小学教师工作状态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算法式、机械式、重复性、常规性的状态，而少有表现为探究式、挑战性、创造性的工作状态，是当前呈现在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中比较明显的状态。
此外，我国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也表现出一定的学习倦怠，我国大学生的学习倦怠问题较为普遍且处于中等水平4，可以从崔风波、王晓俊(2016)，杨滨妮、余思海、曾欣虹、陈妮娅(2011)，杨丹、梁三才、吴海梅(2016)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于鑫悦等考察了我国大学生学习倦怠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发现近13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在逐年提高 [6] ，他们采用对120篇2003年至2017年间采用大学生学习倦怠量测查大学生学习倦怠的调查报告(共55,510名被试)进行元分析来进行。
为何校长、教师的工作状态以及学生的学习状态呈现出比较常见的倦怠现象？那么该如何解决、改善这一问题呢？我们首先看看经济学中有关激励这一主题提供了哪些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方法。在经济学中，有关激励这一主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5，而这些经济理论工具要么在教育领域中没有实际的应用，要么应用与否没有显著的区别和差异。目前来看，在教育激励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就是绩效工资、绩效导向的职称晋升等，这一理论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6。
回顾过往，“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是为了体现教师工作业绩，也是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改革自2009启动的出发点。在教育经济学领域，不少学者对教师绩效工资政策进行了诸多研究。多数围绕绩效工资政策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很难有效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努力程度，无法发挥激励作用，主要原因是奖励性绩效工资占总工资份额过低，因此，必须提高绩效工资水平，才能显著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 [7] ，此外，调研的情况也显示，奖励性绩效工资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构成中所占比例较低。之所以不能很好地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原则，进而损害工作量大和实际贡献大的教师工作积极性，原因就在于很多义务教育学校为了避免矛盾采取了平均分配财政拨付奖励性绩效工资资金的办法 [8] 。要发挥工资的激励和杠杆作用，较大的工资级差和工资增长速度有助于保留优秀教师。目前绩效工资在教师工资结构中占比过低，之所以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也是由于分配体现绩效不够所致 [9] 。
从许多研究者的建议来看，可以观察出绩效工资改革的某些趋势，例如，不少研究者都提出，要充分发挥义务教育奖励性绩效工资“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导向作用，就需要增加奖励性绩效工资水平和改变奖励性绩效工资拨款方式 [8] 。教师绩效工资制度要从以教师个人资历为导向转向以工作业绩为导向 [10] ，要就需要增加绩效工资的水平和力度 [11] 。
那么，为了有利于解决上面提到的师生工作、学习“倦怠”问题，上述建议提出的从“个人资历”导向转向“工作业绩”导向的方案，是否可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上述绩效导向的方案是有助于解决“倦怠”问题的。根据侯龙龙(2018)、侯龙龙等人(2020)的研究 [12] [13]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方案适用于常规性、算法式的、机械式的、重复性的学习和工作方式；也就是说，当激励是希望教师(还有校长)的工作、学生的学习在常规性、算法式的、机械式的、重复性上表现出积极性时，绩效的方案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激励方案有很大局限性，就是当我们希望教师(还有校长)的工作、学生的学习在挑战性的、复杂性的、创造性上表现突出时，就很难达到产出目标。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创造性的工作和学习往往难以量化和比较，在绩效方案的操作层面，无法真正体现出这部分工作和学习的内容。而且，从绩效考核方案的导向作用来说，实际上鼓励教师(校长)工作和学生学业的常规性、算法式的、机械式的、重复性，更降低了教师(校长)工作和学生学业表现出非常规性、挑战性的、复杂性的、创造性。这更进一步增加了教师(校长)工作和学生学业被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替代的可能性7 [13] 。
4. 从临床经济学到临床社会科学
绩效和资历哪个方案更有利于激励教师和校长的工作？这样的政策建议是否反映了来自一线教师们自己的想法呢？李镇西老师在其公众号“镇西茶馆”发布了《关于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意愿的调查问卷》 [14] ，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是，共有来自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共计38,694位教师参加调查，调查时间自2018年11月15日开始，至11月22日结束。教师的来源情况是，有3.85%的教师是来自直辖市的；有8.41%是来自省会和一级城市；有高达30.45%的教师来自二线城市；有57.21%的教师来自乡村，比重最大。从比例分布情况来看，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反映了当前基层教师的分布情况。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近70%的一线教师支持资历的职称晋升方案，即按教龄到了一定年龄自然晋升；支持绩效方案的“按教育教学业绩晋升职称等级”只有16.46%；还有11.27%的教师支持“参考工作量确定职称等级”。高达77.42%的教师赞成取消职称制度，明确不赞同的只有7.01%。很显然，前述教育经济学界提出的绩效导向的激励方案，并不能得到来自一线教师的支持。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简单否定前述学者提出的绩效方案，而是说任何实践方案都需要考虑实际的可行性问题，这实际上是任何临床实践方案提出时都需要纳入到方案内的关键因素之一。至少从方案落实的可行性而言，根据上述调研结果，教育经济学提出的绩效方案，在实践执行中会遇到很多问题。
就教育中的上述激励问题而言，除了经济学提出的绩效方案之外，其他学科又能贡献什么样的解决手段呢？事实上，教育中教师(校长)工作和学生学业的激励问题，在心理学、管理学、教育政策等领域也有很多解决方案，这里限于篇幅，简述之：在个体层面，积极心理学恐怕是最为常见的一套个体激励方案，在中小学领域，在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生涯教育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积极心理学的解决方案，这方面也有很多成效。在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领域，激励的措施比较常见地集中在以职称晋升、评优评奖等作为“激励因素”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侯龙龙(2017, 2018, 2019)在学校积极领导力方面所做的探索性研究工作，这一领域主要关注教育中的激励问题，在教育政策领域需要整体设计教育激励方案，而非独立的政策激励措施，在行政层面需要下放中小学办学自主权，鼓励校长和教师发挥积极领导力，提倡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自主性的发挥和教师信念的作用，整体提升教师的工资待遇的情况下8，资历导向的管理措施等等。结合前述讨论的绩效方案的激励措施，主要适用于常规性、算法式的、机械式的、重复性的工作和学习；那么，学校积极领导力的方案更适用于非常规性、挑战性的、复杂性的、创造性的工作和学习。前者绩效导向的方案，比较典型的就是河北衡水中学的办学模式；而学校积极领导力的解决方案在北京十一学校及各集团校、新疆克拉玛依一中等学校都有所体现9。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从临床经济学的思路提出更为广义的临床社会科学的思路，即在教育这样特定的应用领域中，跨学科地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等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和工具，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将学科融合和发展放在应对现实的特定问题的指引下，应当是学科发展值得努力的方向。
5. 讨论和结论
借鉴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将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作为“临床经济学”的思路，以“区别诊断”的方式对发展经济体、转轨经济学的现实问题进行应对，并开出相应的“药方”。这种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发展经济学，有别于传统的学科式的发展经济学，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以现实问题驱动的学科发展方式10；教育经济学面向的是教育领域的大量现实问题，采取“临床经济学”的思路，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以教育中的激励问题为例，说明了以现实问题驱动的“临床经济学”，需要跨越学科进入到“临床社会科学”，才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种不同于传统学科自身发展的思路和方式，提出时间尚短，希望有更多的同仁能够加入进来，推动教育经济学的另一种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小学教师激励政策的合力效果研究”(课题编号：BGA180059)。
NOTES
*通讯作者。
1参见Jeffrey Sachs’ “What I Did in Russia”, March 14th, 2012, https://www.jeffsachs.org。
2参见萨克斯、梅俊杰“休克疗法与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在饱受诟病的俄罗斯转轨问题上，他专门就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说明；大意是他为俄罗斯经济咨询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方面；而俄罗斯经济的私有化及寡头经济的出现是由其哈佛同事Andrei Shleifer负责的。参见Jeffrey Sachs’ “What I Did in Russia”, March 14th, 2012, https://www.jeffsachs.org；以及《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第七章“轻举妄动必受其报：俄罗斯的正常化过程”；最耐人寻味的恐怕是萨克斯本人对他政策建议的反思，除了不会对美国等西方援助做乐观的预期，他本人的政策建议如财政平衡、货币可兑换、国际贸易等等并没有什么变化。
3教育经济学可以作为临床经济学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除了下面提到的“学科共性”特点外，其实，这个问题同Jeffrey Sachs教授将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看作是临床经济学的理论依据是同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Sachs教授是根据他多年进行各国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咨询经验和实践体验提出这一观点的，这并不是一个单纯根据某个理论得出的判断。Sachs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教育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在笔者看来，根据钱颖一(2003)在“谈大学学科布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一文对大学学科划分的探讨，教育学科是被放在实用学科(职业学院)这一范畴，教育经济学显然无法回避对教育实践问题的“临床”指导取向。
4具体参见：崔风波, 王晓俊.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J]. 科教导刊(上旬刊), 2016(6): 226-243；杨滨妮, 余思海, 曾欣虹, 陈妮娅. 大学生学习倦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讨[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137-139；杨丹, 梁三才, 吴海梅. 大学生成就动机与学习倦怠的关系: 希望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2): 255-259.
5参见：让-雅克∙拉丰, 大卫∙马赫蒂摩, 著. 激励理论: 委托代理模型[M]. 陈志俊,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Donald Campbell (2006) Incentive Theory: Motiv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6这实际上是从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方案，无障碍应用到学校教育的后果。
7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教育中的激励问题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从“钱学森之问”来说，我们现有的大学很难培养出杰出创新人才，这同大学师生的创造性激励不足密切相关，尤其缺乏创造性激励的生态和校园文化；其次，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对国际环境挑战，解决“卡脖子”的技术封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没有真正发挥出作用，同样与师生的创造性激励不足密切相关。
8教师工资待遇以日本和法国效率工资为参考，日本教师普遍比公务员工资高出16%左右，法国则是把公务员分为三级，中小学教师属于最高级的国家公务员。见崔世泉(2010)。
9从研究的实际效果来看，“临床经济学”在教育激励问题上，部分解决了校长、教师和学生的激励问题，“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方案令师生在常规性、算法式的、机械式的、重复性的工作和学习中更有积极性；然而，当涉及到师生工作和学习的非常规性、挑战性的、复杂性的、创造性时，就需要借助“临床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思路，学校积极领导力、积极心理学、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式学习等跨学科“诊断”就更有帮助，这在像北京十一学校等变革型学校都有所体现。本文倡导的学科发展思路，从“临床经济学”、“临床社会科学”角度看待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即真实教育问题驱动的学科发展，作为一种尝试，提出时间尚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践加以检验其实效。
10这同教育领域探讨的项目式学习(PBL)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