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乡协调发展一直都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方面，早在2002年，我国就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在2007年提出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机制；2012年强调要缩小城乡差距；到2019年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城乡全面融合。其次，普惠金融的概念在2006年被引入我国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普惠金融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应用更是受到了一致认可。目前，做好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区域竞相发展、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力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任务仍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利于推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新格局。
随着生产力发展，城乡由分离向融合与协调转变，但和二元经济结构相伴而生的城乡金融二元化成为其制约因素之一。目前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在金融机构作用与数字技术利用上，并未充分考虑新环境下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变动。面临城乡二元结构挑战带来的各地区不协调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运用数字技术改善金融服务模式有利于实现金融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融合进程具有积极意义。如何将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研究不断辐射到整个中国，为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提供中国特色方案，是当前面临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后疫情时代，利用“数字技术 + 金融”模式，将数字技术如大数据、5G、区块链等以金融为载体嵌入城乡融合发展，探究数字金融影响机制，建立覆盖更广、服务更多、成本更低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高水平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2. 文献综述
2.1.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源自国外，最早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也是源自国外。传统的研究观点认为传统金融模式存在着覆盖面不够广的不足之处，而信息技术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国在2006年引入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周小川(2013)将普惠金融定义为“借助相对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通过能够承受的成本支出将金融服务范围进行扩大，使其能够覆盖一些收入群体” [1] 。焦瑾璞在2010年阐述了普惠金融的重要性 [2] ，2015年首次使用实证分析我国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3] 。张勋(2019)通过实证得出中国的数字金融提高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家庭收入 [4] 。
2.2. 惠普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
城镇化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结构后，众多学者致力于城乡两元结构一元化，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学者更是将缩小城乡差距和城乡综合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 [5]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我国学者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问题，其中很多学者关注了普惠金融这一主题 [6] 。普惠一词是与不平衡的发展挂钩的，正是因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我们需要普惠，因此有一部分学者意识到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 [7] ，还有学者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选择某些地区进行实证分析 [8] 。
宋晓玲(2017) [9] 和王修华(2011) [10] 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黄维康(2021) [11] 、程世越(2021) [12] 、魏秀华(2020) [13] 分别运用长江经济带、西部乡村、福建省的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测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效应的具体数值。
学者们在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方面已有大量文献和研究成果，但是在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方面基本集中于实证分析，很少有学者从理论角度研究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所以，本文边际贡献在于将结合我国政策，主要从理论上分析普惠金融对于城乡融合影响丰富已有研究成果，论证乡村振兴离不开普惠金融的创新支持，同时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村金融的应用与发展。
3.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
3.1. 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相关政策演变
Figure 1. Outline of policy opinions on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ver the years
图1. 历年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政策意见提纲
当前，我国正处在信息化、数字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数字乡村”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方向，为数字乡村金融创新、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金融供给奠定新的要素基础和市场土壤。自从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见图1)，普惠金融不断与互联网等新型技术媒体、工具平台结合，降低交易与服务成本，扩大覆盖范围、开展深度与实施效度，也不断向乡村、农业经营主体聚焦，强调农村金融服务的推出、农村金融规范发展、提高有效普及度的重要性，将普惠金融服务融入“三农”各环节，建立县域金融服务激励约束机制，改善网络、移动支付信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节，为农民提供足不出户的便民服务。
见表1，从我国不断出台与演变的相关政策可看出，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县域为城乡融合发展重要切入点，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加快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已成为当下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共同与内生要求。
Table 1. Policies related to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2022
表1. 2022年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相关政策梳理
3.2. 影响机制探究
3.2.1. 影响机制变量构建
Figure 2. Desig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variables by inclusive finance
图2.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变量设计
Figure 3. Circular promo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3. 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循环促进图
见图2，本文最开始试图先以普惠金融作为自变量，搭建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究在公共卫生防治意识发展的影响下，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机制、相应政策与启示建议的变动，并摒除外生变量干扰，进行控制变量，抛却除普惠金融外其他因素的作用机制对城乡融合和一体化促进等的影响。
并认为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影响路径应该是互相促进的生态循环模式，最终作用到助力乡村振兴(见图3)。
3.2.2. 自变量与因变量分析
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可持续原则，强调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居民、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残疾人与老年人等群体，与乡村振兴以及城乡融合所关注重点目标对象所一致。结合2021年12月16日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1)》，我国惠普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8.6万亿元，将持续保持量增、面广、价降、结构优化的特点，普惠金融在解决“短、小、急、频”贷款需求，助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五年，普惠金融将在普惠保险、创业投资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三大领域持续发力。
见图4，城乡融合是指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将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相互服务，使城镇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一体化，达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
Figure 4.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4. 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特点抓取
3.2.3. 影响机制路径导向
1) 以“人”(重点服务对象)为路径导向——民生
见图5，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加快建设金融服务、提供安全可靠的便捷支付手段、乡镇一级物理网点、机具与服务全覆盖，来高供金融服务可得性和覆盖率，健全普惠金融服务和保证体系，提高重点服务对象获得感与满意度。其中，政府以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健全金融监管差异化激励机制、落实相关税收扶持政策、强化地方配套支持等手段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的推力，缩小城乡生活居住感知与满意度差距，促进城乡公共发展、社会服务一体化，提高乡村人民幸福感。
但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在整体经济上升的趋势下，发展动力稍显不足，收入相对降低，失业率上升，且不少地区存在工资拖欠现象，对乡镇务农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影响较大，为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机制创造新困难与阻碍。如何建设好发展不均衡下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如何利用好普惠金融信贷与补贴？解决农村基础建设不足以及就业难、差距大等问题至关重要。
Figure 5.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图5.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民生影响机制
Figure 6. The benign economic cycle of inclusive finance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6.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良性经济循环
Figure 7. The specific economic orient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7.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具体经济导向
2) 以“事”(农村金融服务)为路径导向——经济
普惠金融仍以服务为主要导向，以农村金融服务和保证体系为依托，助力城乡融合，经济产业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服务差距，增加农村就业岗位与健全就业体系，厚植就业环节，滋养好就业市场，促进好城乡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充分利用好普惠金融信贷、保险、投资、市场信息等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或以服务为依托进一步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见图6和图7，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好普惠金融教育与普及，充分结合地区特色，因地制宜构建好农村便民利民快捷一体化普惠金融机制，不断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与自豪感，做到城市与农村互利互惠，“先富带后富”，打造好城市与农村不断相互促进、提升，能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经济下行态势的良性经济循环，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带动实体经济复苏，做到精准发力、做好靠前发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实现总量稳、结构优的较好组合。
普惠金融财政支持与奖励补贴力度也不断升温，如下2022年06月0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普惠金融奖补通知(见表2、表3)。
Table 2. Criteria for awards and subsidies for demonstration zones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表2.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标准
Table 3. Alloc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s for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表3.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档次分配
3) 以“物”(基础设施建设)为路径导向——保障
普惠金融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从需求侧反向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助推网络基站、银行机具、通讯信号、机构站点甚至交通路面等的建设与完善，某些地区还结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非遗文创业等，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良好环境氛围塑造。
但公共性卫生事件在其中作用与在前两者中不同，其反向助推了乡村医疗文卫、普惠金融服务、机具站点等相应防疫措施建设，对城乡基础设施、疫情公共服务与管理一体化起促进作用，也促进了城市技术与农村资源、人力的结合与碰撞。
4) 城乡融合对普惠金融反向促进作用
见图8，普惠金融对于城乡融合、乡村实体经济复兴以及创新化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加快经济产出速度、提高流通速度，对社会再生产产生刺激性影响，而相反，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在乡村经济民生、生态文明、文化精神、科技创新的进步，这些方面的进步都将反向促进普惠金融，与城市差距的缩小，将会递增式增长人民幸福指数，依托于普惠金融城乡融合后，更为牢固的经济设施等基础，都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提高广度与深度，与促进乡村振兴一起，三者也构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Figure 8. Effec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n HP’s financial inverse promotion
图8. 城乡融合对惠普金融反向促进作用
4. 现阶段问题
4.1. 数字经济的注入为新动力带来不确定因素
随着我国逐步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不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解决希望。数字普惠金融以网络数据以及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据平台为传递媒介，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业的时空限制，将过去乡村振兴的各类缺点转化为现在的优点——服务门槛降低、低交易成本等，从而更好地将更多地农民服务群体纳入了农村金融的服务范围内，拓展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延长链，更加有利于获得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
但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是当下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产物，它的发展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例如农村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状况、国内整体金融生态环境的稳定状况、农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程度等。所以，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真正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农村金融发展注入活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
4.2. 农村地区金融素养普遍缺失
1) 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普及度低。《2019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认为自身最缺乏的金融知识是股票和基金投资，其百分占比为36.09%；其次为住房贷款类知识。在债权投资方面的知识缺乏占比人数为21.01%；最后是金融纠纷解决知识，占比20.77%。较低的金融知识普及度导致了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陌生，从而导致农村经济数据化的进度缓慢。
2) 农户自身的金融知识储备存在较大的偏差，且学习能力不高。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区别，每位农户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具有一定的偏差。大量研究表明对于学历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而言，该群体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都处于较高的水准，对于金融市场的了解度也更高，能接触到的金融信息相对来说也更多。储备知识和学习能力的参差不齐对于开展统一的金融知识培训具有一定困难 [14] 。
3) 最后是地域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区域划分明显。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在东部、西部、中部、东北部等不同的地区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东部和中部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明显高于中部和东北部。这是由于我国土地广阔，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在地域因素上看，即使同为农村地区，其金融素养也不相同。
4.3. 农村的风险分担机制缺失
国内外在开展普惠金融时都会采取风险分担措施来优化风险。但在我国农村地区，产权制度不明晰导致金融机构接纳度集中且低。由于金融服务机构的数量有限，农民信贷集中，而我国在这方面的保障不足，更大大增加了金融服务机构的风险。同时，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主要基于县乡银行信贷，但当前农村征信环境处于初级阶段，银行对风险控制能力不足，导致银行信贷不良率居高不下，影响农村金融普惠的进程。
5. 结论与建议
Figure 9.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图9. 普惠金融对城乡影响机制结论构建图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普惠金融助力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是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普惠金融根本目的是支持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传统金融向着民生化、普惠化方向发展。
见图9和图10，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出发，对政策进行实时追踪研究，最后构建了普惠金融、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三维一体的生态大循环。普惠金融立足于城乡融合间“人”、“事”、“物”(即重点发展对象、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三个主要维度，分别从中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别进行了阐述。
中观角度通过民生、经济、保障三个主要领域论述了疫情过后带来的阻碍因素与发展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正向的影响机制。微观上，具化了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具体经济传导路线、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素；以及城乡融合可以通过经济民生、基础设施、生态文明、精神文化、科技创新五方面对自身有着反向的促进作用。
Figure 10.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图10. 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研究发现构建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给出了如下建议。
5.1. 提升农村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供给质量，促进金融服务渠道融合
我们要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创新金融产品的形式，提升金融服务的品质，从而更好适应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的特点。金融机构要考虑农业生产的周期、种植方式等多方面，并要以此为出发点设计与生产相适应的贷款周期、贷款资金等形式的信贷产品，更加关注与重视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5] 。
政策性支持的金融机构要有针对性地对农业生产进行信贷扶持，并通过取得一定的成效为农村地区或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首先树立金融品牌，增强其他商业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民间自营组织的信心。开通绿色渠道，构建多层次支持、全方位覆盖的综合性服务机制，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16] (如图11)。
Figure 11. Taking ICBC as an example financial service channel integration
图11. 以工银为例金融服务渠道融合
5.2. 发挥数字技术的扩散与普惠效应，打通“最后一公里”
要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优化农村金融问题至关重要；而小县城、农村等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地区也成为了我国金融普惠的主战场。我们要推动农业农村的数字化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将普惠金融不断下沉，不断扩大服务对象 [17] 。同时，我们也要找准工作重点，着力特殊领域、群体的服务，打造线上线下数字化相结合的方式，让普惠金融走进千家万户，减少农业生产与金融信贷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最后，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可以搭建数字化平台，通过数字化产业服务探索金融机构助力农村农业、小微企业等的新路径。最后，各金融机构要利用好大数据手段，及时、全面地进行风险监测，提高农村地区信贷投资的安全性，增强投资者信心的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18] 。
5.3. 宣传和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金融素养
由于各地区的农户受教育程度都有所不同，对金融知识了解、掌握都存在一定偏差。而“互联网 +金融”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型业态的发展方式，与我国农村农户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接受社会信息不充分形成一定的矛盾 [19]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通过发放宣传页、制作展板、广播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对村民就债权投资、金融纠纷解决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传授普及；同时，以各村庄为单位对村民金融知识储备水平进行基础调查并进行分组，对于不同知识储备的村民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相应的针对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