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4~35岁青年人口规模有4.01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0.8亿人，历次人口普查青年规模及占总人口比例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点，且未来仍维持下降趋势 [1] [2] 。根据《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知，从年龄结构来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8.20%，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3] 。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和成就中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青年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他们的就业经济特征如何？是否能在流入地所在城市长期居留下来？城市对外来青年流动人口包容性如何？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都需要我们认真研判。
基于此，本文使用历次(2010~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多维度系统梳理了流动青年的人口社会学、就业经济、流动历程和社会融入等特征的变化和发展，研判了未来趋势。结合新时期党对青年工作具体要求，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为各地区和城市吸引人才提供重要的实践路径和政策导向。
2. 青年流动人口变迁趋势分析
2.1. 人口社会学特征
我们根据流动青年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了性别、年龄、户籍性质、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的年度分析。具体如表1所示。
Table 1. Demographic soc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year, %)
表1. 青年流动人口人口社会学特征(单位：人，岁，%)
注：以上数据是作者根据2010~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所得，下同。
2.1.1. 性别方面
从表1中我们发现，青年流动人口整体上女性多于男性，从2010年~2018年男女比例呈现出倒“U”型趋势。具体来讲，2010年~2014年男青年流动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在2013、2014年甚至超过女青年流动人口，但2015年之后女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并且超过了男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主要原因可能与女性流动人口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关。
2.1.2. 年龄方面
因为中国青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结合国家统计局对青年年龄标准的界定并考虑实际就业和应聘情况，把青年年龄界定在18~35岁之间，并划分18~24岁、25~29岁和30~35岁三个年龄组，来比较年龄组之间的差别。从表1中我们发现，三个年龄组的比重在2010年较为均匀，随后逐渐呈现出18~24岁 < 25~29岁 < 30~35岁比重的趋势。18~24岁年龄组的青年流动人口比重逐年递减，从2010年的31.13%降到2018年的22.45%，下降近10个百分点；25~29岁年龄组的比重从31.24%上升到最高时2016年的38.52%；30~35岁年龄组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37.63%上升到2018年的41.62%。青年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从2010年的27.41岁上升到2018年的28.10岁，提高了0.69岁。
青年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和25~35岁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青年进入大学的殿堂，提高了受教育水平。教育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途径，这可以为人才强国和党的建设提供更充足的人才储备。
2.1.3. 城乡户籍方面
从户籍性质来看，尽管从2010年到2018年非农业户籍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从14.49%增加到16.92%)，但农业户籍青年流动人口仍占绝对主流，比重超过80%以上，这与刘金菊和陈卫(2021)的发现相一致 [4]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农业户籍人口在中国仍占多数，农村的有志青年想要通过外出打拼而扎根城市，完成流动人口到市民化的转化。所以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扩大，乡村青年流动人口在青年流动人口中仍是主力。二是本身就是城市户籍的青年通过城城流动的比重有小幅增加但变化不大，他们也主要是从二三线城市流向一线城市，但受限于我们数据调查样本的分布，无法确切掌握城城青年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流向。
2.1.4. 婚姻状况方面
我们把青年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分为三种：未婚、在婚(包括初婚、再婚和同居)、离婚/丧偶。整体上看，从2010年到2018年青年流动人口未婚比重逐渐下降，在婚比重逐渐上升，离婚/丧偶比重有小幅度的上扬。在婚青年流动人口比重的增加并不是中国青年平均结婚年龄下降了，而是青年流动人口更多的是婚后家庭化的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离婚/丧偶青年流动人口比重的小幅度上扬，可能会增加社会带来不安定风险因素，需要引起关注。
2.1.5. 受教育程度方面
从表1来看，整体上中国青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增加(从2010年的10.03年提升到2018年的11.28年)，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青年流动人口比重逐年下降，高中及以上尤其是大专学历及以上的青年流动人口比重有大幅度的增加(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9.64%上升到2018年的26.51%)。这说明中国青年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在改善，人力资本存量在增加。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学子可以接受高等学校的教育。对于占比较多的乡–城青年流动人口来说，逐渐完成了第一代流动人口向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可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这对于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和实现市民转化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2. 就业经济特征
2.2.1. 职业类型
职业类型是阶层划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不仅能反映出劳动者收入的多寡，还能纵向比较出该个人或群体在整体人群中职业构成的占比情况。
根据职业种类，我们把青年流动人口的主要职业进行了四种类型划分：第一，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二，经商或服务人员(包括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快递、其他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第三，农民或工人(包括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第四，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在进行青年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型划分中，我们也考虑到男女性别差异的存在，故每一个年份都是按照全部青年、男青年和女青年三个群体进行的研究。具体如表2所示：整体来看，从2010年~2018年青年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型以经商或服务人员为主，接近六成左右；其次是从事农业或制造业的群体，但这一职业类型的比重在逐渐下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流动人口比重呈现出“U”字型，从2010年的15.30%下降到2013年的9.57%，随后又上升到2018年的17.93%；没有固定工作或从事其他工作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比较男女青年流动人口职业类型来看，男青年流动人口从事农业或制造业的比重高于女青年流动人口，女青年流动人口在服务行业就业的比重高于男青年流动人口。这可能与男女性别结构导致的社会分工差异有关，传统社会中“男主外”主要从事农业，进入现代化城市后更适合从事建筑等行业；家政、餐饮服务等行业更适合“主内”的女性人口。
Table 2. Occupational type distribution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2. 青年流动人口职业类型分布(单位：人，%)
2.2.2. 就业身份
Table 3. Employment status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3. 青年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情况(单位：人，%)
就业身份主要是根据青年流动人口是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其他进行的划分。在调查中，2010~2013年保留家庭帮工这一选项，2014年之后的调查增加了其他选项，故我们把9年调查中的家庭帮工和其他合并为一项来考察。从表3青年流动人口四种就业身份的构成来看，绝大多数青年流动人口还是以雇员身份就业为主占65%左右，并且从2015年之后青年流动人口是雇员身份的比重不断上升，可能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有关；其次是自营劳动者就业占25%左右；自己创业成为雇主的比重较低，历年均低于10%；家庭帮工或其他灵活就业方式占比一直徘徊在5%~9%水平之间。男女分性别来看，就业身份构成与整体上保持一致，但男青年流动人口是雇主身份的比重高于女青年流动人口，女青年流动人口是雇员身份的比重高于男青年。这种情况也与社会中男性创业较多有关。
2.2.3. 失业率
失业率和就业率一样，都能反映真实经济的运行状况，对国家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失业同样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严重的失业会带来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负面社会影响，历来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国家劳工组织将失业人口定义为“在参照期内无工作，但目前能够工作并寻找工作的某一特定年龄以上(通常是16岁及以上)的所有人口”。2013年又完善为“在一个指定的近期内没有工作，采取行动寻找工作，并准备一旦获得工作机会就马上准备开始工作的所有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徐玮和杨云彦(2016)研究认为，失业人口具备四个条件：有劳动能力、在劳动年龄段内、没有工作、有就业意愿 [5] 。遵循四个条件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计算出2013~2018年青年流动人口分性别失业率。具体如图1所示。
注：2010~2012年问卷未包含流动原因选项。
Figure 1. Trend of youth floating population unemployment rate
图1. 青年流动人口失业率趋势
2022年8月11日国家劳工组织发布《202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数据预计今年亚太地区青年(15~24岁)失业率将达到14.9%。但从图1整体来看，中国青年流动人口的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且波动性较小，2013年至2018年平均失业率为1.81%，低于同期国内城镇登记失业率的3.99% [6] ；女青年流动人口失业率高于男青年流动人口失业率，从2016年以后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尽管我们最新数据是2018年，但这几年中国青年流动人口失业率不会出现几何级增长，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青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不断提升为解决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在疫情危机之下，我们仍需持续关注青年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近年有地方出台政策企业招用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满足条件后按每招用1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是一个积极的就业帮扶信号。
2.2.4. 月均收入变化
Table 4. Change of monthly income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yuan)
表4. 青年流动人口月收入变化(单位：人，元)
表4是我们计算得出2010~2018年青年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分布情况，整体来看，青年流动人口的收入从2010年到2018年月均收入不断增长(从2010年的2240.56元增长到2018年的5168.34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01%。考虑到收入悬殊的因素，我们从收入中位数来看，青年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中位数从2010年的2000元增长到2018年的5000元，增幅与平均数基本持平。比较男女青年流动人口月均收入来看，就业市场仍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男女青年月均收入差距从2010年的494.65元扩大到2018年的1579.07元，在流动人口就业市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需要进一步治理和规范。进一步来说，我们从青年流动人口月收入最高最低值差额来看，收入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
2.3. 流动历程
2.3.1. 流动范围
Table 5. Movement range distribution of youth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5. 青年流动人口流动范围分布(单位：人，%)
青年流动人口流动范围主要从三方面来考察，即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从表5中我们发现，一半左右的青年流动人口是跨省流动，并且略有上升趋势；省内跨市略有下降，从2010年的37.02%下降到2018年的34.10%，市内跨县维持在16%~17%的水平。分性别来看，尽管女青年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是主流，但与男青年相比，女青年流动人口更多的是选择省内跨市或市内跨县就业。这也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母亲或女儿的角色有关，男青年跨省流动可能更多地考虑到收入因素。
2.3.2. 流动原因
表6是青年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分析结果，为了使数据呈现更为简洁，我们把问卷选项进行了合并。务工经商、家属随迁(包括婚姻嫁娶)、其他(包括拆迁搬家、投亲靠友、学习培训、参军、出生、异地养老、照顾老人小孩等)。从数据结果来看，青年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流动原因还是务工经商占比超过了八成以上，家属随迁的占比逐渐上升(从2013年的9.07%上升到2018年的13.28%)。分性别来看，男青年流动人口中选择务工经商的占比均超过了90%以上，说明男性选择流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而女青年流动人口中选择务工经商为首要原因的占比在80%左右，选择家属随迁或婚姻嫁娶的比重从2013年的14.91%增长到2018年的21.06%。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跟社会经济变化密不可分，我国的流动人口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个人外出打拼到夫妻团聚又到家庭化迁移的三个阶段。具体来讲就是从20世纪70、80年代的个人外出务工打工贴补家用，到为了家庭婚姻稳定而实现夫妻团聚，最后是为了能够留在城市把孩子接到流入地接受教育实现家庭市民化的转变。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movement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6. 青年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分析(单位：人，%)
注：2010~2012年问卷未包含流动原因选项。
2.3.3. 流出地划分
根据青年流动人口的户籍来源地，我们依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各省市进行的地区规划，把青年流动人口流出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类。具体如表7所示。
Table 7. Division of outflow places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7. 青年流动人口流出地划分(单位：人，%)
注：2018年数据结果与2010~2017年存在较大差异，分析后发现是在调查时对样本选择的结果，故我们重点分析2010~2017年的数据。
整体来看，青年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合计共占全部青年流动人口的65%以上，并且来自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逐渐超过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流动人口减少一方面与西部地区流动人口增多有关，还有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对人口的吸引力度在增强，所以原来从中部流出前往东部就业的青年留在本地就业。来自东部地区的青年流动人口占比保持在22%~24%左右的水平，这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密不可分。来自东北地区的青年流动人口占比维持在7%左右。分性别来看，男女青年流动人口流出地差异不大，同全部青年流动人口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2.4. 社会融入
2.4.1. 住房性质
住房性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免费住房(包括单位/雇主房、借住房、就业场所)、租住房(包括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自有房(自购房、自建房、已购政策性保障房)和其他(其他非正规居所)。如表8所示，青年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还是以租房为主，虽然比重逐年下降，但仍有60%的青年流动人口租房居住；自购房或自建房比重逐年上升，从2010年的10.99%上升到2017年的26.48%；尽管免费住房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有一成以上的青年流动人口是居住在单位或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分性别来看，男女青年流动人口住房性质整体趋势与全部青年流动人口相一致。男青年居住在免费住房的比重高于女青年，女青年租住房和自购房的比重高于男青年，并且近年来女青年与男青年自购房比重的差距呈逐渐拉大趋势。原因可能还是女性从安全和私密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的选择。
一方面，青年人的收入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在流入地购买商品房，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安家落户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个人居住要求的提高和隐私性的增强，现代的青年更倾向于选择租房住而不是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
Table 8. Housing nature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8. 青年流动人口住房性质(单位：人，%)
注：因2010、2015和2018年数据缺失，所以并未在本表体现。
2.4.2. 居留意愿
是否具有长期(5年及以上)居留意愿是青年流动人口在本地安家工作和扎根落户重要的隐性因素。因此，我们根据题项“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把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分为三类：打算、不打算和没想好。具体如表9所示。
Table 9. Analysis of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9. 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分析(单位：人，%)
注：因2010、2011和2013年数据缺失，所以并未在本表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在2017年和2018年调查中，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访问进行了细化。选项调整为“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选项包括“1 = 1~2年，2 = 3~5年，3 = 6~10年，4 = 10年以上，5 = 定居，6 = 没想好”。在2017年之前的调查中，只是访问被调查者是否会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并未问具体留在本地多久。所以在2012~2016年的调查中，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都超过了50%，不打算长期居留的比重在8%~14%左右。而2017年和2018年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降到了20%以下，但没想好待几年的比重与前几年持平均在30%的水平，与郑真真(2013)的发现出现分歧 [7] 。分性别来看，男女青年长期居留的变化趋势相一致，不同之处在于2016年之前女青年长期居留意愿高于男青年，2017年之后女青年长期居留意愿低于男青年。
我们认为相近年份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于调查访问的方式不同，2016年之前只是笼统地询问是否会长期留在本地，到底几年并没有追问，2017和2018年进行了细化性的访问，这会使青年人口从整体考虑居留意愿；二是近年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创业，并且随着90后、00后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就业理念和思维方式已大大不同于70、80后。所以当问其会在本地留多长时间时，出现了差异性的变化。
2.4.3. 社会融合情况
社会融合水平的高低，能从侧面反映出青年流动人口在本地的融入情况以及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包容度，这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不同年份的调查题项不尽相同，所以为了能进行纵向比较，我们把所调查年份的题项进行加总后求均值。题项中涉及“我喜欢我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感觉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我感觉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等。选项由“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同意，3 = 同意，4 = 完全同意”构成。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些题项需要进行反向赋值，具体如图2所示。
注：2015、2016和2018年问卷未包含社会融合题项。
Figure 2. Social integration trend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图2. 青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趋势
青年流动人口整体上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从2010年到2014年逐年提高，男女青年社会融合并未有明显差距。从题项分布和图2来看，说明青年流动人口文化和心理方面融合感较强，但是经济和社会融合水平有待进一步考察 [8] 。文化和心理融合水平的提高说明了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所在城市认可度的增强，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度和包容度在提高，这些积极因素有利于流动人口向市民化的转向。
2.4.4.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表10是各社区为青年流动人口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基本情况，我们发现青年流动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立情况不太乐观，虽然从2013年的22.71%增加到2016年的38.40%，但到2018年又回落到28.44%的水平，最高也没有超过四成。分性别来看，男青年居民健康档案建立情况一直差于女青年，并且他(她)们的分性别健康档案建立也处于较低水平。其他方面，比如青年流动人口是否接受过如职业病防治、性病/艾滋病防治、生殖健康与避孕、结核病防治等健康教育更是处于较低水平，需要进一步关注。
一方面可能与青年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大，早出晚归有关，居委会工作人员找“人”找不到，在规定时间内还要将信息提交给相关部门，所以青年流动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立情况一般；另一方面，可能是建立居民档案基本情况在本地人中都较为一般，具体到流动人口难度更大，尤其是该项工作具体应由谁来落实还需要厘清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
Table 10. Establishment of resident health records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Unit: person, %)
表10. 青年流动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立情况(单位：人，%)
注：因2010、2011和2012年未调查该情况，所以并未在本表体现。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使用2010~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中国青年流动人口变迁趋势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人口社会学特征、就业经济、流动历程和社会融入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得出如下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3.1. 青年流动人口的整体趋势向好
人口社会学特征方面：青年流动人口性别结构保持稳定，女青年流动人口逐渐反超男青年；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从2010年的10.03年上升到2018年的11.28年；城城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在逐步提升。就业经济方面：青年流动人口月均收入不断增长(从2010年的2240.56元增长到2018年的5168.34元)，高于2021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432元，失业率维持在1.81%的低水平上；女青年流动人口在服务行业就业的比重高于男青年流动人口。流动历程方面：跨省流动依然是主要流动范围，并且略有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占全部青年流动人口来源地的65%以上，与男青年相比，女青年流动人口更多来自于省内流动，并且因家属随迁或婚姻嫁娶而流动的比重从2013年的14.91%增长到2018年的21.06%。青年流动人口的自购房(自建房)的比重从2010年的10.99%上升到2017年的26.48%。其他方面，青年流动人口的文化和心理融入水平逐步提高，说明青年适应性和本地居民对青年流动人口包容性在增强。
3.2. 青年流动人口存在诸多提升空间
就业经济方面：接近六成的青年流动人口从事经商或服务业，从事职业的层级较低，就业身份以雇员为主；男女青年月均收入差距从2010年的494.65元扩大到2018年的1579.07元，可能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女青年流动人口失业率高于男青年，并且失业率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社会融入方面：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还有待加强，如建立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知识普及等服务，男青年居民健康档案建立情况一直差于女青年，并且他(她)们的分性别健康档案建立也处于较低水平。青年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在提升，追问其长期居留意愿时，仅有20%的青年流动人口打算在本地居留五年及以上。其他方面，青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在逐步提高，从2010年的27.41岁提升到2018年的28.10岁，城城青年流动人口占比依然较低，主要居住方式还是以租房为主。
促进青年流动人口在本城市安家落户并长期居留，应做到如下几方面：
3.3.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青年流动人口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
尽管青年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改善了住房和生活条件。但是对于正处于生命周期关键节点如结婚、买房等的青年来说，实际可支配收入能否达到2018年39250.8元的平均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本上说还是要从提高青年流动人口收入着手，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就业层次，充分挖掘青年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升这一优势。达到人尽其才，就业与能力精准匹配的效果。从而为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4. 不断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其享有市民同等的权利
让青年流动人口在本城市感受到家乡的氛围，是促进其长期居留、实现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破解城市落户难题，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较低水平的公共服务，仅仅解决青年流动人口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是远远不够的。在基本民生方面，如在完善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实现居民医保跨地区转移和结算，有效落实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等，还需要国家和各部门多措并举，下大力气解决。
3.5. 男女平等不能仅停留在观念和口号上，更要真正落到实效
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早在1954年就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8条就对男女平等问题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男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研究发现，青年流动人口性别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能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男女青年流动人口的月均收入差距从2010年的494.65元扩大到2018年的1579.07元，并且流动女青年的失业率还高于男青年；二是有近两成的女青年流动原因是家属随迁或婚姻嫁娶，而男青年流动人口这一比例不到0.5成。男女平等观念从口号到执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现阶段人口流动是为了实现家庭福祉最大化，充分考虑夫妻双方、老人和孩子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既能使女青年流动人口实现家庭团聚，发挥女性在家庭角色中的作用，又能在劳动就业中释放经济潜力是实现青年男女流动人口平等的关键所在。
4. 讨论与不足
目前，中国已进入生育率处于极低水平、人口老龄化急速加剧、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口流动更加增强的新时期 [9] 。受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房价收入比过高等因素的影响，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所在城市扎根的现实基础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青年流动人口可能会继续流动或返回家乡工作。从历史维度来看，新老代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的初衷已经发生了变化，50、60后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的目标就是挣钱在老家盖房、为子女挣学费、给儿子结婚攒钱；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怀着闯世界的梦想来到城市，有着很强融入城市的心，但是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较快融入城市。最关键的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成长环境与父辈不同，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靠出力气挣钱，更多的是在城市从事快递、保安和送外卖等底层就业链上过活。但是，青年人正是奋发有为的韶华岁月，是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二：一是尽管使用了2010~2018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但纵向维度并不长，这些变化是否代表未来青年流动人口的发展方向还有待实践检验；二是因考察题项并未体现在2010~2018年所有年份中，所以我们只能使用数据包含的题项进行分析。尽管本数据不是追踪调查数据，但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最权威、最全面、最完整的数据还是能反映出中国青年流动人口的变迁趋势，为更好地满足青年流动人口的需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如何使社会政策有效落地，让流动青年顺利从流动人口过渡为市民人口，是今后我们重点关注的课题和研究方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2BRK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