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乡村文化扶贫主要是指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给乡村地区群众提供帮助，从而提高乡村地区群众的文化素养，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新时代，对于乡村地区需要强化精神文化层面的支持，只有扶知识、扶技能、扶思路，才能给乡村地区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长期以来，我国的乡村建设存在重经济扶贫而轻文化扶贫、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不同步、乡村文化治理服从市场逻辑和行政力量过度支配的现象。基于此，本文在厘清乡村文化扶贫生成逻辑的前提下，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扶贫面临的四个困境，即生存困境、传播困境、主体困境和认同困境，并针对困境提出了营造空间、融合互鉴、协同脱贫、精准扶智四条可行路径。
Abstract:
Rural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inly refers to providing help to the masses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evel, so as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literacy of the masses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rural areas need to strengthe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upport, and only by supporting knowledge, skills, and ideas can rural areas be injected with the impetu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For a long time,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economic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ess attention to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te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not synchronized,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s subject to market logic and administrative forces are excessively controlled. Based on this,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logic of rural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dilemmas faced by rural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namely, the survival dilemma, the communication dilemma, the main body dilemma and the identity dilemma, and puts forward four feasible paths to create space, integra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coordina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ccurately foster wisdom.
1. 引言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引领是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一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出台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我国将继续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把乡村建设成为文明和谐、物心俱丰、美丽宜居的空间，这也证明了我国在持续驱动乡村文明发展和谋划乡村全面振兴的决心 [1] 。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而村庄则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提升耕读文明的能力，找准乡村文化脱贫和文化振兴的衔接点，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乡村传统文化活力的同时，输送健康有益的文化到乡村，使文化既能“输血”，也能“造血”，实现乡村文化脱贫接力乡村物质脱贫，做到文化“补短板”和文化“促发展”相衔接。
文化扶贫最初是一个政策话语，但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顺利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探索和推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概念。目前学术界主要以帮扶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扶贫的概念，胡守勇认为，文化扶贫是国家为了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和提升贫困地区社会文明程度，从而对特定贫困地区和群体进行的支持政策与帮扶活动的总称 [2] ；岑家峰等学者将文化扶贫定义为根据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原则，对贫困地区进行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服务提供和文化产品提供的活动 [3] 。这些都旨在通过改善贫困乡村地区的文化资源和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随后学术界还延伸出了信息扶贫、精神扶贫、知识扶贫、技能扶贫、语言扶贫等多种概念。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文化扶贫，关于文化扶贫扶什么、谁来扶、怎么扶等一系列问题都是落实乡村文化扶贫需要具体考虑的问题，这也恰恰证明了乡村文化扶贫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2. 新时代乡村文化扶贫的生成逻辑
要推动乡村文化扶贫，首先要符合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多重逻辑，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乡村文化扶贫的合理性和方向性，以及实现乡村文化脱贫具有什么价值等问题。以下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来解释我国必须促进乡村文化扶贫的逻辑原因。
2.1. 理论逻辑
新时代乡村文化扶贫的理论逻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4] 。我国在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工作的过程中，对于贫困乡村地区的物质扶贫源源不断，这给精神文化的脱贫创造了基础条件，但乡村文化发展仍然存在滞后性和非均衡性。因此，通过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可以帮助解决乡村地区相对贫困的问题。其次，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乡村地区进行文化脱贫的最终愿望。一直以来，我国不断强调要增强贫困乡村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努力避免返贫现象的发生，但贫困乡村地区仍然容易陷入“扶贫–脱贫–返贫”这一恶性循环，其根源在于文化贫困。因此，以内源性扶贫为原则进行乡村文化扶贫，是后脱贫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之一 [5] 。最后，进行乡村文化扶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政治思想是文化建设的指导，而进行乡村文化扶贫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通过开展乡村文化扶贫活动，可以帮助乡村贫困人口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逐步促进乡村地区的全面发展。
2.2. 历史逻辑
在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扶贫，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乡村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变革的推动、国家战略的支持是进行乡村文化扶贫的重要原因。首先，随着我国的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导致乡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相对落后。乡村文化扶贫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其次，新时代是充满变革的时代，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扶贫变得至关重要。我国也推行了多项乡村振兴策略，如农村产业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证明了乡村文化扶贫获得国家战略的支持，并展现了广阔前景。此外，乡村地区长期存在两种现象，即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现象。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的独特生活方式，体现为贫困环境下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其主要特征是一些贫困乡村地区群众比较安于现状。文化贫困是指贫困乡村地区大部分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数字化时代从外界接收的信息比较繁杂，若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引领，贫困乡村地区群众容易出现精神上的消极和贫困现象。久而久之，许多贫困乡村地区落入了文化贫困陷阱 [6] 。这一系列问题与乡村的历史发展进程息息相关。而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升，解决了“从无到有”的基本物质和文化需求后，必须解决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从有到优”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和良好文化环境的诉求，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长期谋划和实施。
2.3. 现实逻辑
从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贫困乡村地区的群众脱贫意识薄弱、受教育程度较低、思想观念滞后，存在依赖思想和缺乏自我脱贫信心等问题，导致多维度贫困和易返贫现象。对于此，文化扶贫应该被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性举措。同时，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扶贫的现实逻辑还包括社会需求的增加、乡村振兴的需要、科技进步的支撑、社会资本的参与、政策扶持的加强等多方面。例如，新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提升，而贫困乡村地区的文化资源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推进文化扶贫成为满足乡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路径。值得欣喜的是，当前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关注乡村文化事业，愿意为乡村文化扶贫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政府对于乡村文化扶贫的政策扶持力度也逐渐加强，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组织领导等，这为乡村文化扶贫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综上，进行乡村文化扶贫是新时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
3. 新时代乡村文化扶贫面临的困境
3.1. 生存困境：乡村文化载体衰减蜕变
乡村文化载体的衰减蜕变加重了传统乡村文化的流失和转化。首先，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乡村文化的蜕变。比如，传统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山水景观、建筑风格、公共空间和民间手工艺品等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甚至消失，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载体和非物质载体逐渐衰落。其次，乡村文化载体和乡土文化的衰落、流失，使乡村的空间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传统的村落公共空间也逐渐减小，乡村文化生态发生改变，甚至连乡村文化的主要核心思想、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变得模糊。最后，由于一些贫困乡村地区的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思想守旧落后，吸收和识别外来优秀科学文化的能力不足，保护和发展乡村的意识较弱，加速了乡村文化载体的衰减和蜕变。总体表现为一些优秀的外来文化和传统乡村文化在乡村地区难以生存。
3.2. 传播困境：乡村文化传播体系断裂
传播困境是乡村优秀文化难以继承和外来优秀文化难以融入乡村的重要原因。断裂是一种人际、群体互动的受阻状态 [7] 。乡村文化传播体系的断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目前的乡村传播网络相比传统的传播网络较为稀疏，许多乡村地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虽然农村的公共文化资源和传播渠道在增加，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减少，许多农村人口向外流动，关系也随之弱化。另外，文化的传播是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乡村文化比较不容易被其他群体所吸收，而文化下乡活动输送的电影、戏剧或文艺演出又难以满足乡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双方存在内容与需求脱轨的问题。最后，乡村文化的传播语境逐渐消失，其原因有三：一是乡村人口向外流动，乡村逐渐空心化；二是乡村传统建筑变成现代化建筑，公共空间不断被挤压和缩减；三是集体性的传统文化生活减少，乡村的共同记忆逐渐消失。总之，乡村文化传播载体、传播者、传播过程的断裂共同导致了整个传播体系的断裂。
3.3. 主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
主体困境是阻碍乡村文化脱贫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广大乡村地区通过协同劳作形成了家庭、家族和邻里之间亲密接触且和谐的生活状态。现如今，机械耕作流行、乡村的青年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学历较高的青年大多不愿回乡建设，造成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建设主体缺位。另外，乡村文化建设中会出现政府缺位或失灵的情况，政府作为乡村建设的决策者和引导者，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视度高于精神文化的建设，或者是对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错误，而村民对于乡村建设的参与权、话语权和表达权较弱，使乡村文化脱贫的步伐变慢。同时，村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大多思想观念陈旧，对乡村共同体概念和科学文化意识的理解较弱，无法承担起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任。
3.4. 认同困境：乡村文化认同感下降
文化认同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某种文化的接受和认可，并达成共识，可以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活动 [8] 。受现代化影响，许多乡村群众似乎更崇尚现代化的价值观念。首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使城市成为文化的集散地，乡村的文化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城市现代文化不断渗透进乡村，而乡村地区的优秀文化却日渐式微，乡村群众的文化自信感也随之减弱。其次，城市和乡村群众的生活压力日渐加大，许多人更倾向于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也更乐于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对于乡村传统文化处于不自信或消极的态度，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同样存在不自信的状态。最后，乡村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复杂，但缺乏能够被广泛认同的基本内涵、价值体系和基本特征，再加上有些乡村文化缺乏弘扬，导致了乡村文化陷入“找不到”、“讲不出”和“研究不透”的局面，很难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 [9] 。
4. 新时代推动乡村文化扶贫的路径选择
乡村文化包含三个层次，即文化活动载体(如乡村文娱设施、设备、场所)、文化价值规范(如村规民约、乡村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和文化精神意义(如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精神气象和最终追求) [10] 。显而易见，乡村文化扶贫的涉及面较广，除了治理落后守旧的乡村文化外，还需要向内输入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可以说，乡村文化扶贫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治理”两个层面，前者是将“乡村落后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后者是将文化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工具。总的来讲，乡村文化扶贫可以从以下四个路径进行。
4.1. 营造空间：共创乡村文化场所
文化空间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 [11] 。它既可以是记录、承载和展示乡村共同体记忆的物理场域和符号系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乡村地区人民的身份认同，展示乡村文化的价值，是最适合进行乡村文化扶贫的空间场域 [12] 。在传统的乡村地区，文化具有非强制性的治理特征，只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原生性公共文化空间逐渐衰减消失，乡村文化面临着被动边缘化的困境和挑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共享性的特征，作为乡村集体参与、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和创造共同记忆的载体，可以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和意识文化空间。传统历史建筑、传统文化街区、文化广场等乡村公共活动空间都属于具象化的物质文化空间；传统的风水理念、人们在乡村环境中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属于乡村抽象化的心理文化空间；而像民风民俗、民族情感、宗教信仰等属于抽象化的意识文化空间 [13] 。促进乡村文化扶贫需要营造这三类空间作为载体，从物质形态到思想观念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首先，需要合理规划乡村地区的物质文化空间，将其作为传统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娱乐的场所。在保护和修复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景观的同时，引入现代设施和技术，以及鼓励当地居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让设计方案符合当地需求。其次，将体现乡村生活内容和乡土气息的抽象空间作为心理文化活动空间，创造此类空间需要通过一些传统节日和宗教信仰活动等传递村庄的历史记忆、社会发展和民族情感，以此来加强邻里交流，培养村民的归属感。同时，也要保护和传承乡村的传统文化、习俗和技艺，让年轻一代了解和热爱自己的文化根源，增强村庄和民族的凝聚力。最后，可以通过教育培养乡村群众的创新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以及利用新媒体手段，宣传弘扬乡村优秀文化来提升乡村的形象和影响力，营造乡村共同体意识。
4.2. 融合互鉴：传承吸收多元文化
城乡文明融合互鉴是促进乡村优秀文化“走出去”和城市文明“引进来”的基本路径。在城乡发展非常迅速的时代，城乡之间应该做到“万物并肩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共鉴共进，并行不悖。城市文化是从乡村文化走出来的，这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14] 。乡村文化扶贫应该积极借鉴城市文化治理的经验，但并不是说乡村文化建设要照搬照抄去机械模仿城市文明，而是根据自身的特征和属性去借鉴。同样，作为从乡村文化发展起来的城市文明，应该积极带动乡村文化的发展，做到先富帮后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比如，通过公共文化产品提供、人才支援和技术支持等手段帮助乡村文化脱贫。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促进双方优秀文化的传播是必要的。另外，乡村地区要进行文化脱贫，一方面要传承发展乡村优秀文化作为根基；另一方面要借助新时代多媒体技术，包容和学习多元优秀文化。
4.3. 协同脱贫：寻求多元主体共治
文化是没有边界的，在新时代，许多文化正在激烈地碰撞与融合中，这不仅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对于乡村文化扶贫这一问题，调动人的积极性才是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只有社会中的多元主体认识到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根基，自觉保护和传承发展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文化脱贫和阻止乡村返贫才有希望。“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包括起源、特点和未来趋势。它既不是回归传统，也并非完全接受新文化，而是提升文化转型的自主权，使文化适应新时代环境 [15] 。因此，乡村文化扶贫需要形成“四位一体”的模式，即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村民为主体、乡村和市场为载体、文化组织为纽带的新时代乡村文化扶贫模式，只有这四个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协同助力乡村文化扶贫，乡村地区的发展才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其中，政府通过政策、资金、人才支持和文化宣传引导乡村文化建设，培养乡村文化传承人和乡村文化建设骨干。群众是乡村文化扶贫的主体，可以根据每个乡村的情况，开发乡村贤人和乡村地区妇女的文化传承和建设能力，建设一批懂乡村文化，以及爱农村和爱农民的本土文化人才队伍。乡村场域是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载体，乡村和城市市场是乡村文化走出去和城市文化引进来的载体，引入市场可以为文化的碰撞、融合、开发、传承和传播创造机会。文化组织是连接政府、农民和市场的纽带，是规范、管理、生产和传播文化的专业团队，是促进乡村文化扶贫的主要推动者。当然，各个主体除了各司其职，最主要的是强调协同合作，为乡村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共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4.4. 精准扶智：提升群众文化基础
精准扶智是解决乡村群众文化基础薄弱、物质脱贫与文化脱贫不同步等问题的重要手段。精准扶智涉及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和管理主体，不仅需要供需联动，还需管理主体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 [16] 。在乡村，这种管理主体以乡镇政府为主导，村委会、村长、妇女队长等主体加以辅之，共同负责为需求主体联系供给主体以及监督管理供给质量。从整体性出发，对乡村地区进行精准扶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必须精准识别文化贫困群众和他们的需求，即扶智需具有针对性。对于青少年群体，更多的是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全面扶智；对于大龄青年需进行知识和技术的扶持；对于中年妇女要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进行教育，比如传承传播手工刺绣、民族服饰等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文化；对于留守老人，加强乡村适老化的文娱项目建设，以及加强红色历史文化和养生知识的宣传。其次，精准扶智必须做到“输血”和“造血”并举，单纯的文化输出和输入都不能够阻止乡村陷入“贫困陷阱”，要用文化提升乡村的“造血”能力，促进物质和文化双脱贫。最后，因地制宜地提高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覆盖程度。比如，在历史文化浓厚的乡村可以建设乡村博物馆，或是在手工艺制作流行的乡村建设手工作坊。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地区的建筑、饮食、语言、服饰等都是潜在的文化资本，如果乡村群众能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知识和技能相结合，将有助于推动贫困乡村地区从外源性发展转变为内源性发展，推动乡村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5. 结语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物质脱贫为文化脱贫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仅靠物质脱贫还不足以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我们还需要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调动乡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摆脱乡村群众思想意识和技能上的贫困。文化对于村民个体和群体，甚至对于整个乡村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整合、调适、认识和教化功能。无论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现代优秀文化，都是乡村全面建设离不开的重要元素。对乡村地区进行文化扶贫，一方面有利于乡村与现代社会接轨，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乡村地区陷入“贫困陷阱”。本文揭示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扶贫的困境，并从营造空间、融合互鉴、协同脱贫、精准扶智四方面提供了解决路径。但鉴于乡村文化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深入地探讨如何打造公共文化空间、促进多主体融合以及精准扶智等议题，使对策更加具体且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