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爱玲小说因其传奇的故事性、强烈的画面感、电影表现手法的运用，具有改编成电影的先天优势。另一方面，其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对人物个性心理的描述、浓厚的苍凉意味等特质，亦成为其电影化的一大屏障。本文通过对小说《怨女》和电影《怨女》的比较分析，揭示电影《怨女》对小说《怨女》苍凉意味的消解，进而探究文字与电影两种不可被互换的成分。倡导改编应力求避免对原著的误读。对于不可避免的情况，也要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Abstract:
Zhang Ailing’s novels have inherent advantages in being adapted into movies due to their legendary storytelling, strong visual appeal, and the use of film expression techniqu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que narrative style and language style of his novel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trong sense of desolation have also become a major barrier to his cinematization. This article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novel “The Bitterness” and the movie “The Bitterness”, revealing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desolate meaning of the novel “The Bitterness” by the movie “The Bitternes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two non-interchangeable elements of text and film. Advocating for adaptation should strive to avoid misreading the original work. For inevitable situations, an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 should also be given.
1. 小说《怨女》和电影《怨女》介绍
小说《怨女》源自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被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文坛最美的收获”——《金锁记》。1966年，张爱玲在美国把它改为长篇《怨女》，小说通过对银娣扼杀自己情欲和儿子幸福婚姻的变态心理刻画，揭示了其可悲可叹的一生，体现出作者对女性苍凉命运的关照。1988年，导演但汉章根据小说《怨女》导演了电影《怨女》，引起很大反响，《怨女》曾应邀参加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展映，后参加了英国、美国、法国和新加坡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法国和德国还购买了该片的播映版权。但电影《怨女》的改编成功与否，大家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电影《怨女》里，主人翁的人物形象得到重新解读，银娣有一个变态者变成了性格内敛的温和者，体现了导演对人性温情的关照，值得肯定。也有人认为，电影《怨女》消解了原著张爱玲特有的“苍凉”和“格调”，曲解了小说《怨女》的主题，没有表现出“作者想要说出的话”，是改编的一大失误。下面我将从文本、作者、导演出发，进行分析探究，以期得到更加公允客观的评价。
2. 小说《怨女》苍凉主题的体现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讲道：“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1]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张爱玲对“苍凉”的钟爱。苍凉是张爱玲很多作品的主旨，这与她苍凉的人生有关，亦是她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追求，她说：“苍凉是飞扬与热闹之后的安稳与真实，飞扬是浮沫，热闹是虚伪；飞扬与热闹是短暂，苍凉是永恒。” [2] 。小说《怨女》自然也不例外成为她表达“苍凉”的一个阵地。1992年她在《张爱玲自选集<序>》中说：“我就喜欢那被经济与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我觉着在那里面，我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 [2]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怨女》里有她最想说，最想要表达的重要主题——“苍凉”。
《怨女》的这种苍凉，从内容上来说，是通过主人翁银娣的悲剧命运体现的。银娣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地和哥嫂生活在一起，婚前的她年轻貌美被称为“麻油西施”，对生活亦有追求向往，本可以嫁给心上人“药店小刘”，却因为哥嫂的贪婪，门不当，户不对，嫁给了软骨、失明还有哮喘的“姚二爷”，她被经济和情欲反复折磨，以至于人性被扭曲，人不人，鬼不鬼。从形式上来说，苍凉的主题还通过张爱玲的叙述，即文本传达出来，张爱玲的文字极具有特征，她擅长进行心理描写，总是能把人物内心的苍凉用新奇的比喻等手法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那下面我们观照一下电影《怨女》对张爱玲的这种“苍凉”是作何处理的？
3. 电影《怨女》苍凉意味消解
通过对作者、导演及两个文本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小说《怨女》的“苍凉”意味在电影里得到消解，阐述如下：
(一) “苍凉”意味在内容情节层面的消解
“苍凉”意味在内容情节层面的消解主要表现在电影对内容情节的删减和改动上，小说描写的是银娣这个人物悲剧的一生，从少女时代一直到垂垂老矣，跨越时间久，其悲剧形成的根源在小说里交代的非常详细，她的心理变化历程描述的非常到位，但很多的内容情节在电影里找不到其存在。所以，如果观众没有读过小说，会觉得银娣最后扭曲性格形成地很突兀，悲剧的遭遇显得很单薄。这是因为小说没有篇幅的限制，洋洋洒洒，可以随意其长短，小说《怨女》共15节，内容详实，情节紧凑。电影《怨女》90分钟，要完全叙述完这样一个故事，不可能面面俱到，某方面的情节内容阐述的多、表现得好，那么另一方面的情节和内容也肯定会删繁就简。这就是电影里很多次要人物和枝蔓情节被删减，只保留能反应主人翁的中心内容和情节的原因。就连我们的导演在看了《金锁记》之后，也后悔买了《怨女》的版权，他认为《金锁记》篇幅短小，更适合改编。
如在小说《怨女》中，少女时代的银娣是一个对生活有向往、有追求，个性稍显要强的小家碧玉形象，她敢于反抗哥嫂无理的安排，如她曾拼死反抗嫁给别人做小，而倾心于对面药店的小刘，作者花了三个章节写银娣的婚前情况等，特别是和小刘的对手戏，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去铺陈。但在电影中，只用几个镜头一带而过，让银娣前后行为对比不明显，让观众对于其悲剧性格形成原因缺少相应的了解，情节的删减削弱了原本的悲剧性。
电影“苍凉”意味的消解还体现在个别情节的改动上，如小说中银娣的兄嫂自私自利，而不问妹妹的死活，威逼利诱银娣给有钱人家做二房。电影《怨女》中，银娣的兄嫂虽然也攀权富贵，但他们表示与其让银娣做二房，不如找个明媒正娶的婆家。银娣嫂子还为她分析了嫁给姚家和嫁给药店小刘的利弊，并表示尊重银娣的选择。银娣回门的时候，嫂子看到姑爷的样子，面露后悔和遗憾，并想法安慰银娣。银娣生孩子过月子的时候，其嫂子一直在照顾她，为了满月礼而不被姚家人看不起，哥哥去到处借钱。可以说，影片所做的改动，体现了一种对人性的关怀，让悲剧的人生看到一丝丝温情。
银娣和三爷的不伦感情，本来是遭人唾弃的，但是在电影中，姚三爷虽然也是花花公子形象，但演员关爱的眼神仿佛让我们误以为他们俩才是真爱，银娣给他唱歌，他们打情骂俏，互相喜欢又互相折磨，寺庙偷情之前，银娣抱着儿子百无聊赖，当她看到姚三爷从长廊的尽头微笑着向走过来的时候，她暗淡的眼神立即神采奕奕，就像是思念的丈夫终于归来一样，导演让观众置于这种家庭的温情之中。此外，银娣和姚二爷、银娣和儿子的关系都让我们体会到了家庭的温馨，小说中人情的凉薄与势利在电影中弱化了很多。
(二) “苍凉”意味在形式层面的消解
“苍凉”意味在形式层面的消解体现在作者特有的文字叙述方式、心理描写的运用和服饰选择方面。在文字叙述方面，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张爱玲乐于用类似“三十年前的上海……”这样句式来引出故事，流露出一种对人生沧桑的咀嚼与感悟 [3] 。小说《怨女》的开头就是“上海那时候睡得早”，读起来给人一种沧桑感。电影却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自然少了阅读文字的那种咀嚼。另外，读小说的时候，是文字跟着读者走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和感情走向来决定阅读速度，可以和小说里的人物交流互动，更准确的把握文本苍凉的情感基调。可观众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思路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要跟着镜头走，被动的接受速度，不能停顿，缺少相应过程消化，电影90分钟可以观看完，但小说在几十分钟内无论如何是阅读不了的。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属性和特点，让观众对缺少了对文字的咀嚼和对张爱玲叙述方式的感受，文字流露出来的“苍凉”感在电影中被削弱了。
小说里的主人翁银娣的性格是复合型的，张爱玲对这种人性的诠释往往通过简单准确的几句话就描述的很到位，人物的一个小小动作也往往内涵深刻。如小说《怨女》中银娣去药店抓药时，那药店的抽屉在她的注视下蒙上了一层奇幻的色彩：“一排排的乌木小抽屉，嵌着一色平的云头式白铜栓，看他高高下下一只只找着认着，像在一个奇妙的房子里住家。” [4] 这种比喻透露出银娣对小刘的那种好感，少女时代的那种美好与婚后的压抑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电影中如此的画面却表现不了，自然前后对比体现的苍凉也就弱化。
在小说《怨女》中，为了表现银娣中年后心理上的变化，作者用了下面一段描述：“姚家分家后，银娣独自坐在分来的小公寓里，看见自己的脸映在对过房子的玻璃窗里。就光是一张脸，一个有蓝影子的月亮，浮在黑暗的玻璃上。远看着她仍旧是年轻的，神秘而美丽。她忍不住试着向对过笑笑，招招手。那张脸也向她笑着招手，使她非常害怕，而且她马上往那边去了，至少是她头顶上出来的一个什么小东西，轻得痒咝咝的，在空中驰过，消失了。那张脸仍旧在几尺外向她微笑。她像个鬼。也许十六年前她吊死了自己不知道。” [4] 从上述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银娣内心的孤独寂寞已经到了自言自语的程度，她经济上的坚守，情欲的煎熬，渐被扭曲的人格在比喻里得到体现，既让人痛恨，又让人同情，那种人物内心及对人生无可奈何的苍凉，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但是想把类似的描述转换为镜头，并不失真的搬到电影里，就很难把握，如果演员拿捏不准确，有可能会拍出不一样的感觉而适得其反。在电影《怨女》里对这段的处理是：银娣身着黑色旗袍伫立在窗户边观景，融合着周围的暗色调，与玻璃外白茫茫的雪天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在银娣孤单的背影和面带沧桑感的面容中，观众能意识到她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孤独寂寞”背后的那种“苍凉”，影片却表达不出来。著名编剧王蕙玲、张爱玲传记的作者曾说：“张爱玲每完成一个作品就像建立了一个废墟，你只能去凭吊，不可能再造以取而代之的。她一造好文字堡垒，人就走了，但是残影如废墟却一直在读者眼前徘徊不去，任谁都不可能复制” [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文字不可复制的特质。
小说中，中年以后的银娣穿的衣服是：“穿孝，灰布鞋，白线袜，鞋尖塞着棉花装半大脚”和“身着瓦灰布棉袄袴，穿孝滚着白辫子” [4] 。一副守旧、刻薄之相貌。“白”“灰”的色调能更好的表现人物的内心和扭曲的人格，但是在电影中，为了观影效果，主人翁的服饰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小说，少女时代飘逸的白大褂，婚后做少奶奶时考究的宽袍，寡居时紧身的旗袍，服饰色彩多变且富有美感，少了文本里服饰的苍凉表现力。
综上，小说《怨女》所体现的苍凉悲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画面、一幅幅特效镜头就能表现出来的。因为她的“苍凉”不仅是外在环境的萧条，更是痛彻心扉的内心的“苍凉”。尽管影片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来试图营造张爱玲特有的“苍凉感”，但想要达到文本的效果还是略显吃力。如电影的色调力求做得很暗，周边环境、姚家大院装饰布置都给人一种萧条和压抑的感觉，但我们只能感受到外在的那种“苍凉”，最多能延伸到她的孤独寂寞。主人翁银娣内心的“苍凉感”观众通过画面很难捕捉到。
4. 总结
事实上，每个改编张爱玲小说的导演，都想尊重原著，复原张氏小说苍凉而深沉的韵味，再现小说原汁原味的风貌。但汉章改编《怨女》，意图也是在银幕上还原张爱玲。但通过以上小说《怨女》与电影文本的对比，我们发现，张爱玲《怨女》文本“苍凉”的主题在电影那里得到消解，这种消解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电影与文学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不同表现手法所导致的消解。表现在内容情节上的删减改动及张爱玲特有叙述方式和心理描写上的消解。其次不同导演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视角的选择也影响着苍凉意味的消解。通过小说《怨女》与电影《怨女》的两相比较，我们发现相对于张爱玲的残忍，但汉章明显多了几分温情。著名编剧林奕华认为，由于张爱玲已经用了拍电影的手法来写作。所以，每个导演实质上都是在进行“第二次重拍”，他们必须胜过第一版(作者描述)和第二版(读者的想象)才有机会不致白费心机 [6] 。而要同时做到这两者的导演是不太可能的，王安忆曾带着极大的热情与信心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成话剧，可最后她却带着很大的遗憾说：“当我们在试图诠释张爱玲的时候，张爱玲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也不难发现，导致改编误读的原因很多，而且有些原因是无法通过努力而改变的。对张爱玲作品的改编仍在继续，惟愿这些尝试能更加的忠于原著，忠于作者！而对于改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读，我们也应该抱有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去批判否定。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3AH040188)《晚明文人“以癖为美”审美风尚的内涵研究》，安徽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技工程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22xjrs001)《晚明文人“好游成癖”旅游风尚的内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