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文化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出现了许多有趣的文化印象，有宋一代，男子簪花的习俗盛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发现，宋人簪花现象的盛行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小小的一朵花背后，绝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附庸风雅。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宋代男子簪花现象，李晨晶《浅析宋代男子簪花现象》一文较为简略，简单分析了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具体表现和原因，谭艳玲《宋诗中的男子簪花现象研究》一文将宋代男子簪花现象、具体表现、原因和影响分析得十分全面具体。杨君《宋代男子簪花盛行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一文则分析了不同阶层男子簪花的心理因素，为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前人之述可谓备矣，但深入分析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原因，笔者发现政治原因其实是导致男子簪花在宋代达到顶峰的最重要原因，前人研究虽有涉及，但并未将政治原因视作影响宋代男子簪花的最重要成因，也并未注意到古代政治文化对其他层面的文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本文即在此思考上展开，力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宋代男子簪花现象为例，浅析古代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
2.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一) 宋前的簪花习俗
簪花，是指人们将花作为装饰，簪戴在头发或冠帽上的行为。早在《诗经》和《楚辞》中就有记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花草被人们视作美好的象征，并被赋予不同的寓意。屈原在《离骚》中多次提及佩戴兰草等植物以彰显自己的高洁人格，可以看出彼时的人已经有了佩戴花草植物的习惯。这一习俗发展到汉代，随着传统节日的兴起，更多的植物被赋予美好的寓意。如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汉代便已出现。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 [1] 考古推断，最晚在汉代，已经出现女子将花簪戴在头上的习俗。南北朝时期，这样的习俗应当已经普遍流行起来：茱萸生狭斜，结子复御花。遇逢纤手摘，滥得映铅华。杂与鬟簪插，偶逐鬓细斜。(萧纲《茱萸女》)当女子成为和花一样的审美物象时，人们就觉得这两种物象放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也因此女子簪花易被接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习俗。
与女子簪花相比，男子簪花的现象则出现得晚了许多。最早记载男子簪花的文献是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由记载可知，此时男子簪花并无政治寓意，其簪花的目的也只是为装饰用。在唐代，男子簪花也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此时簪花已经成为了读书人之间夸耀功名和表彰荣誉的象征。这是由于唐代的一大制度——唐代皇帝对喜欢的官员或新科进士赐花簪戴，以示恩宠。南卓《羯鼓录》记载了一则唐玄宗给汝南王李琎赐花的记载：琎尝戴砑纱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极滑，久之方安。随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唐代士人对男子簪花的态度，因簪花这一行为所寓含的政治荣耀，往往都极为推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孟郊《登科后》)极写进士及第后的欣喜愉悦，而崔道融《春题二首》却写出了人生不得志的愁闷：青春未得意，见花却如仇。路逢白面郎，醉插花满头 [3] 。
簪花这一习俗不仅包含着政治荣誉的寓意，也寄予着人们节日里的美好祝愿。唐人尤其喜欢在重阳节这一天簪戴茱萸和菊花，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二首皆写重阳簪戴茱萸的习俗，而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则提到簪戴菊花的习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可见，唐时人们簪戴的花的种类多以鲜花为主，与节令相关。而簪戴花的男子身份多为士大夫、读书人阶层，簪花这一习俗还没有下行到民间。
(二)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及特点
与宋以前的男子簪花现象相比，宋代男子簪花呈现出几大鲜明的特点。首先是簪花主体的全民化。与唐代相比，宋代男子簪花的主体不仅覆盖统治阶级、士人阶层，还逐渐覆盖了民间大众。宋代皇帝及文人阶层同样喜簪花，宋徽宗出游回宫“御裹小帽，簪花，乘马”，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笔下亦多见男子簪花的描写：“城西亦有红千叶，人老簪花却自羞。”(苏轼《答陈述古二首》)“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黄庭坚《鹧鸪天》)“飞升未抵簪花乐，游宦何如听雨眠？”(陆游《醉书山亭壁》)但与前代不同的是，簪花习俗在宋代下行到民间，全民皆可簪花。欧阳修《牡丹记》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4] 可见簪花已经从官方下行到民间，成为全民接受的习俗。
宋代男子簪花的另一特点是簪花场合的增多。谭艳玲《宋诗中的男子簪花现象研究》把宋代男子簪花的场合分为三类，分别是节日簪花、宴饮簪花以及处死或释放犯人时簪花。前两种簪花场合与宋代前男子簪花的场合并无太多出入，尤其是节日簪花的习俗，几乎沿袭前代，照例在九月九日重阳节簪戴菊花、茱萸。与前代有明显不同的是第三种簪花场合的出现，《梦梁录》记载：“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理寺帅漕两司等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 [5] 《东京梦华录》中也有类似记载：“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衣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 [6] 据此两条记载，犯人及狱卒皆可簪花，但发生的场景都是释放犯人，可见簪花被视为天子恩赐，是重获新生的恩赏，因此犯人也可以簪花。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簪花这一习俗本身就寓含着人们的美好祝愿。
宋代男子簪花的另一特点是簪花种类的增加。从宋以前的材料记载来看，宋以前男子簪戴的花种类基本是应时的鲜花，即所谓“生花”，这是最为常见也最易得的。到了宋代，人们佩戴花的种类变多，出现许多种类的“象生花”，包括用布帛制成的绢花，用玻璃制成的琉璃花，可见宋代制造“象生花”的技艺之高超。而这些各种种类的象生花的出现自然也与人们对花的需求拉不开关系，正是宋人对簪花的追求促进了各种生花替代品的出现。
(三)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原因
从以上特点来看，宋代男子簪花被大众逐渐接受，并成为一种时尚潮流，而推动这一潮流形成的原因也较为复杂。
对宋代男子簪花成为潮流的原因分析，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出于这几个原因：一、趋吉辟邪心理。人们认为鲜花可以为人们抵挡灾祸，带来好运，因此有节日里佩戴鲜花的习俗，如佩戴菊花祈求长寿，佩戴茱萸以辟邪。二是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兴起，宋代施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地位得到极大提高，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提倡“以俗为美”的审美。“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在文学的体例发展上表现为宋词逐渐为人接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之一即是簪花习俗的普及。
然而推动簪花习俗在宋代而非其他时代形成潮流的最重要的原因，笔者以为政治原因——即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政治制度的制定，是推动宋代男子簪花成为历史上一道独特风景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宋代以后，各朝男子簪花现象仍有存在，但相较于宋代全民簪花的盛况，后代已减弱甚多。以明代为例，男子簪花主要在以下几个场合：春日簪花、科举簪花、皇子诞生簪花、婚礼簪花、归来和出征簪花，基本延续宋代以来的簪花传统。而其簪花现象的衰弱，与明代朱元璋改革服饰礼仪制度相关。朱元璋对前代冕制进行精简，而簪花不属于与统治礼仪关系密切的服饰内容，因此被统治者忽视，即便是发展到永乐年间，男子簪花也仍然未能恢复宋代的盛况 [7] 。由此可见，男子簪花现象的盛行，与统治者的态度和政治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
3.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
前文已经提到唐代已经有皇帝为新科进士赐花的传统，以彰显皇帝的恩宠，宋代沿袭这一传统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宋代皇帝不仅为新科进士赐花，也在朝会、宴饮中为官员赐花，而赐花这一行为本身就含有极强的政治高压意味。《宋诗中的男子簪花现象研究》一文指出，宋初文人对于簪花一事是比较抵触的，许多文人对御赐的花并不簪戴在头上，而是让侍从捧着 [8] 。而推动文人阶层接受簪花这一行为的，正是由朝廷颁布的法令所推动的。《宋史》记载：“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并须戴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1这一规定虽然由御史进言提出，但最终得到施行，必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可见皇帝也是同意将簪花作为考察官员的一项标准的，官员将御赐之花簪戴，即表明认同皇帝的统治，是对皇帝的认同及感谢，否则即是“大不敬”。宋高宗时期，针对许多官员一出殿门即不再簪花的行为，宋高宗就下令：“今后筵宴等臣僚戴花过数，令御史台、閤门弹奏”2。一朵用以装饰的花，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极强的政治意味，是皇权至高无上和官员接受圣恩的一个载体。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就记载自己曾拒戴御赐之花的事情，他认为簪花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因此拒绝戴花，但有人劝他“君赐不可违”，他也因此“乃簪一花”。可见，即便是对簪花颇有微词，官员们也不得不接受簪花这一举动。到南宋时期，御赐簪花成为士人追崇的荣耀。《钱塘遗事》记载：“赴省登科“五荣”须知：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 [9] 可见御赐簪花已逐渐成为读书人共同追求的荣耀，簪花之所以为人推崇，也绝不仅仅是因为那鬓边的一抹风流余韵。
可以体现簪花具有政治意味的另一表现是簪花在宋代宴饮制度中的广泛运用。宋代宴饮制度中，赐花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赐花不是一项娱乐性的活动，而是比较严肃的一项流程。官方所赐的花，因官员品级不同而有所区别。李小霞在《宋代官方宴饮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生花适合宴饮规模一般、预宴人员较少的宴饮活动，故在曲宴中常为皇帝所选。” [10] 生花具有季节性，较象生花来说更为难得，因此皇帝赐给较为亲近的大臣选用的是生花。而象生花为人工制作，随时可得，因此象生花往往作为赏赐送给文武百官，甚至禁卫和随宴的侍从人员。官方赐花不仅因赏赐对象的品级而赏赐不同品种的花，还严格规定不同等级的宴会用花规定。宋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对宴饮中的用花规定做了讲述：官方宴会分为三类，圣节大宴用绢帛花，以彰显朝廷俭约、淳朴的风尚；春秋大宴使用色泽艳丽的罗帛花，凸显宴会华美轻松的氛围；规模最小的曲宴小宴则使用珍贵香草制作的滴粉镂金花。可见，簪花这一风尚，在宋代一开始就是由官方倡导并逐步在官方规范下发展起来的。
簪花的政治性还体现在伴随着簪花的一系列礼仪制度上，簪花的发展，是具有礼仪性的。《宋史》中记载：大宴将更衣，群臣下殿，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谢赐花，再拜升殿。3可见对于何时赐花，如何谢恩的一系列程序，也都是明文规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之前，群臣谢恩的礼仪比较简略，往往只在各自的座席上拜谢，而宋真宗之时，群臣谢恩的礼仪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欲望自今每更衣，所司揖群臣下殿，候皇帝降座，则群臣班于殿庭。皇帝升座乃上殿，如赐花，则拜于庭。4这条规定由大臣祖士衡提出，并得到宋真宗的允许，最终得以推行。在宴饮结束之后，臣子往往还会将自己对皇帝赐花的感恩寄于文字，其中便以楼钥《代新进士谢赐花表》为代表。《代新进士谢赐花表》一文通篇多用骈偶，辞藻华丽，但足以看出被皇帝赐花之后的欣喜与感激。
虽然官方对官员簪花有着诸多详细而严苛的规定，但对簪花的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簪花的要求，往往随着统治者意愿而改变。如前文所说，簪花背后有一条条严苛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在统治者的首肯之下施行的，实质上代表了统治者的意愿。统治者乐于看到臣子对自己的赏赐感激涕零，也希望自己的赏赐之物得到重视，实际上是希望自己的皇权威严得到臣子的尊重和仰望。但在特殊情况下，统治者的想法一旦改变，对簪花的要求也就随之改变。新旧皇帝更替之际，新皇为了悼念旧帝，往往会选择不赐花给臣子，以表达自己对旧帝的哀思之情。另一种赐花不簪的情况出现在接待外使的宴会上，宋宁宗在位期间，金国使臣来朝，使臣云：“……今日到馆，国信来事得朝省处分，缘皇帝见居心丧，馆中应御筵宴并告免听乐，止赐花，免插戴。”5这是因金朝皇帝金章宗去世不久，新皇居心丧，朝臣宴会都禁乐，为了不违背本国礼制，又不得罪大宋皇帝，金国使臣提出了赐花而不戴的办法，也得到了准许。从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看出，除特殊情况，皇帝赐花必须簪戴仍是必须执行的规定，即便有特殊情况不能佩戴，也要得到皇帝的允许。无论规定怎样变化，最重要的依据是皇帝的心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皇权政治。到宋宁宗登基之后，他下旨规定：“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 [5] 宋宁宗这一举动改变了北宋以来君臣皆簪戴花的习俗，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彰显皇帝的至尊地位。结合宋宁宗被迫登基的登基历史，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正是由于其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宋真宗才更需要通过礼仪仪式的强调来获得群臣的认同。通过宋真宗的这一举动，我们也可以看出，簪花制度背后所体现的，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风尚推崇，而是君臣之间博弈的结果。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里，臣子必须对皇帝唯命是从，甚至通过各种外在表现来表露自己的忠诚，这背后，当然还是受到皇权至上的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4. 宋代“皇权至上”为代表的政治文化
通过前文对宋代男子簪花的原因和表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官方意志，尤其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对于民众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还是由于中国古代延续上千年的“皇权至上”思想的影响。
古代政治文化中，“皇权至上”始终是最鲜明的一个特点。“皇权至上”的政治观念发源于“天命论”和“正名论”，经由历朝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发展，深入人心。宋代统治者尤其重视维护皇权威严，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北宋开国便“以火德上承正统”，使宋受周禅有了合法依据，并编造许多神话传说以证明宋朝君主具有“天命”色彩。政治军事上，权力收归中央，“政出于一”、“权归于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目的是为了防止武官拥兵自立，军权旁落。宋代统治者特别注意限制大臣的权力，连百官之首——宰相的地位也明显下降：“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国除，范鲁公质、王官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王文正笔录》)“坐论之礼”是君臣身份地位在仪式上的体现，而“坐论之礼”在宋代被废除，被史学家认为是专制君权加强的里程碑式标志 [11] 。宋代统治者由于其王朝由臣入君的来历，对于大臣的限制和“皇权至上”的维护尤为敏感，政治上“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又影响到礼仪制度、风俗文化等其他文化。
“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不独出现在宋代，明清时期的天坛建筑从空间布局到功用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观念。“建筑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承载者，其设计营造理念也必须符合身份地位、空间秩序、规模档次等礼制规则。……天坛作为祭祀建筑，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物，更是人们社会意识的体现。当这种社会意识为皇权服务时，建筑物本身也就是皇权的一种象征了” [12] 。再看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发展，无论是生花还是象生花，无不是寄予了上位者的政治意图。宋代皇帝热衷于给大臣赐花，也是韩非子“七术”之一的具体体现，通过观察大臣对待御赐之物的态度，皇帝可以据此判断大臣的忠心，而不断强调簪花礼仪，也是在通过外物代表的礼仪形式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性。
中国古代以“皇权至上”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很少被人们和绚丽的诗词文化、趣味盎然的茶文化和其他物质性、精神性文化相提并论，大约人们觉得政治文化总是枯燥、冷酷，独立于其他更为生动的文化之外。其实不然，无论古今，我们每个个体总是无时无处不受到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甚至能够影响到其他层面的文化的发展。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出现，即是政治文化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审美的例证。提及宋代男子簪花，不可不谈政治文化。那鬓边的一抹风流，又何尝是真风流？
5. 结论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风靡一时，其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但男子簪花何以在宋代蔚为风尚？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宋代“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宋朝统治者重视对大臣的控制，通过各种制度的改革来限制大臣权力，以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而簪花便成为了一项被明文规定的礼仪制度。男子簪花由官方统一规定簪花种类、数目及相关仪礼，并成为言官弹劾的依据。官员之间流行的簪花仪礼因具有荣誉性，被民间百姓追捧，因此形成了全民化的簪花现象。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特例，讨论中国古代文化现象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古代特殊的政治制度影响下，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以及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
NOTES
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第2686页。
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45之12-13，第1725页。
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13，《礼志六十》，第2684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三月乙丑，第2184页。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1之44，第4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