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巨人，马克思学说至今仍如“幽灵”盘旋在时代上空，在马克思文本中，“幽灵”作为话语依托，其创立新世界观及运用是核心范畴和逻辑展现。从文本出发对“幽灵”话语进行研究，从当代社会发展对“幽灵”赋予时代化色彩，用“幽灵”的视角去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性，在当今马克思“复活”的状态中，发现“幽灵”的游荡，回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等理论问题，从而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夺取马克思的核心话语权。
2. 出场与脉络：“幽灵”的历史映现
(一) 在批判中创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幽灵”一词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首先“幽灵”在文中用以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于“孤立的个人”在观念中的理解。马克思首先指出，德国近年来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1] , p. 513)。”在马克思看来，德国这些所谓的哲学家的变革活动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他们的变革活动的从来都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体系，这种依赖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哲学活动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 [1] , p. 514)。”马克思认为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他们批判活动脱离了社会现实发展的真实情况，造成理论和现实相割裂，德国哲学对于德国现实的割裂状态，造成了德国哲学家们所作的批判性理论活动均是漂浮在空中没有根据的“幽灵”。再指出以往哲学家活动的局限性之后，马克思提出了他们新世界观的前提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1] , p. 519)。”据此，马克思指明了人的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对于物质来说只不过是物质的派生物，纯粹脱离物质的精神和意识是不存在的；此外，语言作为人们意识和精神的表达载体，也只不过是物质反应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识都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关的，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而产生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意识得以产生的最深层的原因。在黑格尔体系中活跃着高明的“哲人们”阐述的“幽灵”，“概念”等的“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 [1] , p. 535)。”
批判以往对于意识的错误的理解后，“幽灵”的第二次出现在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家“精神历史”，阐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客观事实。黑格尔曾经提出“世界历史”的思想，但是按照他的理解，整个世界是观念、精神、哲学思想所主宰的，“世界历史”也只不过是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发展。马克思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的出的抽象( [1] , p. 540)。”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种客观的、经验的发展过程，是地域和民族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和脊柱。
在论述“世界历史”理论之后，“幽灵”在文本中再一次出现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的新历史观。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分析，说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无产阶级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面临着一种破坏力量的阻挠，这种灾难的境遇使生产力的发展遭遇困境的现实问题。在这种困境下，无产阶级处于社会最底层，它被迫排斥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 [1] , p. 542)的状况。面对这样现实状况，无产阶级形成的共产主义意识必定会推动其采取革命的手段使“人民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 [1] , p. 543)。”对当下现实情况分析之后，马克思总结了新历史观的特点在于从物质生产出发，从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这种历史观是立足于每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分析人类社会，它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劳动群众实践的历史，“怪影”、“幽灵”、“怪想”等一切意识的产生、观念的辉影都可以在实践中找到终极答案，对于社会的改造、错误的批判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推翻。
(二) 在现实中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面对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提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2] , p. 30)。”这个“幽灵”就是指当时欧洲大陆上正在火热进行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幽灵”在欧洲大陆上的出现不是横空出世，对于“幽灵”出现的历史原因，应当从当时的经济形势、阶级条件、思想背景进行分析阐述。
从现实经济形势看，欧洲大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充分暴露从而为“幽灵”的出现提供了客观现实条件。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代替工厂手工业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双方面的，社会生产力的极速发展、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矛盾就是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后果。生产社会化所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化、生产过程社会化和产品社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满足，这种歪曲的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占有着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这与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相矛盾。因此，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尖锐。这一矛盾出现在经济活动中，单个企业的生产和全社会生产不会同步，时常发生矛盾状态，价值规律的彻底自由状态的结果破坏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从现实阶级条件来看，无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是“幽灵”活动的现实主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2] , p. 38)。”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它的对立阶级——无产阶级也随之壮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权的确立将从前的一切经济和阶级的关系得到革新，使得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的表现。这种斗争于资产阶级的诞生而出现，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最初，工人的斗争运动缺少科学的组织领导，直接表现为捣毁机器、焚烧厂房、殴打厂主等原始的方式；在不断的实践中，工人的组织方式有了新的发展，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通过公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公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培养工人的斗争精神。十九世纪中期，西欧的三大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前期工人运动相比，斗争的内容变化了，工人已经提出了独立的政治要求，甚至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斗争的方式进步了，从更深的层次下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规模扩大了，工人运动已经至整个城市、整个地区乃至全国性的活动；工人的组织性增强了，工人不仅有建立了公会，还建立了类似政党的组织。这一切都表明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只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幽灵”已经在欧洲大地四处出没了。
从思想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幽灵”的活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批判吸收旧哲学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回答了谁是历史的创造的主体问题；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发源地的观点回答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人类和动物相区别的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回答了历史的动力问题；剩余价值学说的阐述，则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吹嘘的永恒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则回答了工人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为“幽灵”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路径导向。
(三) 在运动中发展：历史表层下浮动的“幽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幽灵”是马克思阐释新世界观的批判对象，在《共产党宣言》中“幽灵”是现实的共产主义活动的境况，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采用采取个人——社会局势——阶级逻辑进路，深入至波拿巴政变事件背后的局势于阶级关系，“幽灵”被赋予了历史的色彩，在对政变描述中展现马克思对于这一事件的评论判断。
马克思在第一章中比较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性质，强调资产阶级革命和物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幽灵”第一次出现是指古罗马对当时资产阶级的积极影响，对于财富的追求蒙蔽了资产阶级的双眼，这种盲目使得它们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 [2] , p. 472)。”在旧的法国革命时期，不论是革命英雄还是普罗大众，各种罗马式色彩出没于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行动中，在古罗马“幽灵”的庇护之下致力于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幽灵”第二、三次出现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历史主体在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时，需要在继承已有的条件，为此马克思通过罗列1848年革命时期的“庸人”和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英雄”阐明历史总是和过去纠缠在一起，对于这些革命的发生，马克思认为“在这些革命中……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2] , p. 472)。”真正的社会革命绝对不是少数人有意发动的政权取代活动，而应该是多数人无意识参加的经济社会结构变革，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代表绝对不是“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到那批论的死人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 [2] , p. 472)。”而是那些把握社会历史前进方向，并且促进或实现绝大多数利益的社会变革者。“幽灵”最后出现是指旧的封建残余。马克思认为二月革命的后果只能是资产阶级君主制过渡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政治变革形式”，还以美国为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旧的幽灵世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政体。
第六章中详细描述了法国各个党派乃至集团围绕修改宪法问题而进行的霸权斗争。“幽灵”第一次出现指波拿巴政变完成，波拿巴采取政变不是临时起意，他从上台时就有政变的打算，并且他打算将政变的想法众所周知，所以“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 [2] , p. 554)。” “幽灵”的第二次出现是因为波拿巴过于软弱，长期不敢行动，人民认为他政变的想法只不过是像“幽灵”一样虚无缥缈，不会肉身化，在现实中不会发生。所以当波拿巴政变成功时“巴黎人民还不愿意相信它。”
第七章中马克思精辟分析了波拿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性质和意义，“幽灵”第一次出现在于阐明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从“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 [2] , p. 560)，之后一直以一种不在场的状态影响着之后的“民主共和国”和“议会制共和国”。“幽灵”第二次出现是指当时“保守的农民”，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是“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 [2] , p. 568)，这些“保守的农民”和“革命的农民”不同，他们密信拿破仑观念，希望波拿巴王朝的“幽灵”再次出现拯救自己、赐予自己特权地位。“幽灵”的最后一次出现是用以说明“拿破仑观念”对其依赖的经济基础的作用，这种观念产自于“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对于当下来说只是一种幻觉，变成了“幽灵的魂魄”成为了一种可笑荒谬、虚无缥缈的存在。
3. 内核与实质：“幽灵”的深层蕴藉
(一) 马克思文本中“幽灵”的呈现分析
马克思文本中的“幽灵”是一种比喻性的幽灵，通过对于“幽灵”的脉络梳理可以发现这种“幽灵”代指范围的扩大，既可以指人也可以代指物，在文本的呈现增加了老旧过时、可笑的含义。从作者本人的写作手段和价值判断对马克思文本中呈现的“幽灵”进行分析，“幽灵”在文本中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用以批判“幽灵”的手段，采用否定之否定的方法论述自己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幽灵”指称的是对费尔巴哈、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哲学的批判，马克思首先通过对整个人的社会意识产生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的“幽灵”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 [1] , p. 535)。”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确立人的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 , p. 525)。”其次，马克思批判为唯心主义哲学家将意识的一切产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来将其消灭的做法，批判将人们的思想动机和精神力量认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唯心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最后，马克思批判施蒂纳“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幽灵”的历史。指出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宗教的观点”；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考察，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群众实践的历史而群众的行动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凸显了马克思新世界观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题。
其二，借用“幽灵”的在场特点，分析当时现实状况表达自己对事件评价的价值立场。“幽灵”实体虽然看不到、触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于生活之中，处于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和“不可见的可见性”方式。马克思在文本中对于“幽灵”在场方式的描述，在无意中有意地进行了价值判断，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在欧洲大地上四处游荡，反动势力惶恐不安，编造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多数人不理解共产主义，“共产党”“共产主义”一时成了政敌互相攻击的罪名，马克思对反动势力编造“幽灵”的神话做法采取驳斥态度，认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2] , p. 30)。”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幽灵”更多地具有贬义色彩，表示马克思对于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仑雾月政变而完成“侄子代替伯父”的荒诞滑稽过程的态度。“老巴伊的服装”、“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具”等具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词语，讽刺了路易·波拿巴虚假的“革命政变”，戳穿了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可笑的政治历史剧真面目，展示了“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2] , p. 466)的丑角形象。
(二) 马克思文本中“幽灵”的精神底色
通过对马克思文本“幽灵”的解读，可以发现马克思“幽灵”的精神底色在于批判精神和解放精神。
作为一种批判精神，“幽灵”不会实际地在场，只会在每一个具体的形式中“幽灵式”地留下自己的轨迹，这种轨迹总是一种否定自身的形式，作为一种悖论结构所出现。“幽灵”要求改变目前存在的状况，揭露真相，戳产假象。这种批判精神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之中，“幽灵”则是这种批判精神的器质性体现。这种批判精神以过去一切“旧哲学”为基础，从“现实的人”出发，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批判特征在于不是彻底地、消极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形成了理论批判–现实批判–实践批判的逻辑进路。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和对哲学外部世界的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式批判，马克思认为，正是在同现实世界不断进行斗争中，哲学不断克服自身的缺陷，一次获得前进的动力的，“正是在斗争中它自身陷于它所反对和斗争的那种错误”，这样“它才扬弃了这些错误( [3] , p. 258)”。从对资本主义现实来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也在不断用“批判精神”洗礼自己的著作，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2] , p. 5)。”恩格斯在此后的序言中又多次提出自我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使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认识来看，早期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但是后期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进行了调整，修正了自己当初的看法，认为暴力手段和和平方式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手段。
“幽灵”除了是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器质性维度代表外，还体现了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批判观念和怀疑精神是不容放弃的，这种批判精神的背后带着解放精神的光辉使一种弥赛亚式的声明。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使我们对解放保持希望，而且还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施蒂纳等人的精神幽灵说的批判，从思想上进行了驳斥，更重要地在于从现实维度中，在现实的世界结构中弄清楚施蒂纳“幽灵”般肉体的真相。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最终的目的诉求上就在于建立一个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联合体，而这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 , p. 53)。”这种对人类解放的承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是我们作为一个“他者”面对西方社会面前维护正义事业的基本选择，也是当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价值保障，在当代世界，我们应该看到“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4] , p. 14)。”
(三) 马克思“幽灵”的动态指向
“幽灵”在马克思文本中经过批判对象、现实状况的主体角色后，在当代社会则表现为对“幽灵”精神底色，即对马克思精神遗产的继承，以及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实现的追求。这种对马克思精神遗产的继承产生的结果就是一种复数的马克思的“幽灵”。
马克思复数的“幽灵”产生原因首先在于对于马克思精神遗产的理解人们所持观点不同，常常处于一种争辩的状态。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精神遗产总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时代的漩涡中任何人都能宣布自己是马克思精神遗产合法的继承人，都自认为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髓，“幽灵”在各个继承人的思想中是多元化，处于一种争辩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继承人的理解下换上了不同的装扮，这种争辩越是激烈，俞是说明马克思的“幽灵”在当代社会还在发挥着作用，在现实中仍旧持续引起关注。在《共产当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2] , p. 5)。”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只是一般的原理，这些一般的原理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会面对不同的问题，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要以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为依据，在经过分析考虑之后，在主观上采用恰当的形式运用这些原理，这也造就了对于马克思精神遗产的理解时时刻刻处于一种争辩的状态，而这种争辩表现在形式上，就产生了多个复数的马克思的“幽灵”。
马克思复数状态“幽灵”的出现，还在于马克思的精神具有异质性的特点。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当马克思主义形成时，真正的马克思就已经离去了，就退场了，就被“幽灵”化了。“幽灵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正在形成的肉体，是精神的某种现象和肉身的形式( [4] , p. 11)。”精神是一种不可见的形式，可见性于不可见性正是二者相区分的标志，对于精神来说，“幽灵”是其肉体化的存在形式，是被赋予现实的肉身之后的在场。“幽灵”携带着一种精神性，它的出没是游荡的方式，是形体也不是形体的存在，具有可见性和不可见性的统一，是一种抽象的形体“幽灵”是精神肉体化的产物。但是，“精神”是不可见的，“幽灵”是可见的形式，是处在矛盾状态中的特殊的形体。和“精神”的复杂关系，使得“精神”在寄托在不同的肉身上，肉身化的“幽灵”也具有形态各异的特点，这种“幽灵”的在于“它们被剥夺了镜像，被剥夺了真实的、正确的镜像( [4] , p. 12)。”这种镜像性和不对称性就在于我们始终于“幽灵”无法见面，然而“幽灵”却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们。“幽灵”镜像性和不对称性伴伴随着时间的持续和空间的扩展，在时间上，“幽灵”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人们对“幽灵”的认知不同，继承的方式不同；在空间上，“幽灵”遗产的继承在各个国家地区面对的时代问题和革命状况不同，“幽灵”继承的作用效果也不同。
4. 超越与推进：“幽灵”的当代意义
(一) 在场实体化的现实超越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一定会成为现实，一定会在一个国家或国际范围内显身，对于“幽灵”，即马克思精神的现代继承应当从实践，也只能从实践中去考察“幽灵”显形的不同状态。因此，德里达将马克思称为“幽灵”，在于“借此命名一个过去在场的持久性，一个死者的返回，这个返回是全世界的哀悼行为所不能摆脱的，但它环视力图躲避，它想驱逐(排斥、放逐，同时也是追逐)它的返回( [4] , p. 144)。”这种“幽灵”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前苏联的建立，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深化，使“幽灵”有了现实的主体依靠，实现了从非在场到在场的实体化超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明确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5] , p. 52)。”同时他也指出理解马克思主义，不研读恩格斯的著作是行不通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严整的科学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所构成。列宁是马克思精神遗产重要继承者，这种精神遗产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他指出唯物史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6] , p. 50)。”这种理论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要求，反映者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唯物史观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指引，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则给予了劳动人们在生产中真正的地位。由此马克思主义有了明确的研究内涵和本质理解，“幽灵”超越了时间上隐现状态，获得了主体力量的支撑，从幕后的“幽灵”转向现实中人们群众。
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历史终结论”等社会观点风靡一时，充斥着主流话语。“幽灵”站在生死存亡的路口，面对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力的回击了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错误观点，为“幽灵”的在场实体化，多元性呈现发展提供了先例借鉴。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历史任务，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艾思奇认为在一定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在实践中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的发展条件向结合，就具有一定“化”的意思，此后的党的领导人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回答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幽灵”的精神遗产的继承赋予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马克思“幽灵”在场实体化进一步得到明确，超越了最初非生非死，在场又不在场的特殊矛盾状态。
(二) 内核认知深入化的推进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用“幽灵”的目光观察欧洲大陆上的社会动态，这种“幽灵”的目光能看到人世间的一切动态而不被历史主体所感知，“我不知道谁在盯着我看，不知道此刻谁在想着或念叨我，但这些看不见的目光，听不见的谩骂或赞扬，像鬼魂一样纠缠我不放，让我心神不定，我焦虑一切不在场的东西，我不在场时发生的倾向，对我来说，它是中断的时间和中断的场所 [7] 。”因此德里达认为这种“幽灵”般的境界才是马克思精神的合理内核，这种精神内核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融合在各个国家之中，融合在党和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之中。这种融合在现时代、在21世纪中国就表现为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现代化“何以可能”的中国式回答，也是在空间上作为在场的“幽灵”，在内核认知深入化的方式上，继承马克思精神遗产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批判。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确立是作为一种在场的“幽灵”出没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空，时刻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批判。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理解现代化发生、发起最根本的理论基石，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高度现代的解说( [8] , p. 28)。”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属性，即现代生产工具变革、现代工业文明的确立发展和人从依赖关系逐步走向自由，同时具有现代化的特殊性，即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道路，也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一般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加速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增殖为主导的，在这种条件下“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2] , p. 32)。”这两大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不存在彻底消除的条件；资本主义现代化加速了社会两级分化，少数人获得财富的同时更多的是多数人的贫困；资本主义现代化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条件，在注重人化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相对立，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割裂。中国式现代化从人民出发，在实践中破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困境和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回答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主体；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发展方式破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难题；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即充分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又规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负面效应。
(三) 精神认同普遍化的目标状态
马克思的“幽灵”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幽灵”的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席、非真非假的特点决定了马克思的精神认同不局限于地区、政体。1989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期，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末世论和福音书登场了，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声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在全球取得对共产主义的决定性胜利，一劳永逸地终结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斗争的历史，因此，也一劳永逸地驱逐了马克思的幽灵 [9] 。”当时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德里达站出来反对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捍卫马克思的思想，维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丧失了存在的现实生存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呼吁我们“回到马克思”，抗议时代对马克思的遗忘。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和创立，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缜密分析中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本人就是时刻缠绕在资本主义身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反复出没的“幽灵”，这个“幽灵”是永不可能被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驱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永不失效。
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马克思的“幽灵”始终伴随的场域，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则是马克思“幽灵”最终的价值实现存在实体。社会主义国家是马克思最终理想社会的最初阶段，最能代表着马克思精神认同的普遍化的客观存在。而各国共产党应当是马克思“幽灵”合法的继承人，它们代表着马克思所关注的群体——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确保“幽灵”精神认同普遍化的掌舵者和领航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坚持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马克思思想内核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精神始终作为一种目标状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获得普遍认同，同时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使马克思的精神获得历史主体的确认，“幽灵”不再在历史中浮动，在空中游荡，在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中获得更为普遍化的在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