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三国演义》英译本进行了研究。江晓明 [1] 从顺应论视角对比研究了《三国演义》三个英文全译本中称谓语的英译，发现意译是三位译者的首选，同时翻译策略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交际环境、语言结构、翻译目的及读者反映。赵雪晴 [2] 基于框架语义学理论对《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及虞苏美译本中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认为汉语文化负载词及其英译之间存在重合、包含和分离这三类框架配置结果。王斯甜 [3] 通过对《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中四字格的翻译策略研究，认为译者应重视各种翻译理论的实用价值，选用实用的翻译策略。李林波和刘逸凡 [4] 通过对《三国演义》邓罗及罗慕士译本中女性形象的英译对比研究，认为罗译本有意识地消除性别差异，弱化原文对女性形象的贬低和歧视，而邓罗译本带有明显的男权主义色彩。张爽 [5] 基于语料库分析了《三国演义》邓罗译本和罗慕士译本中曹操形象的描述，发现邓罗对曹操的描写基本达到100%的忠实度，而罗慕士通过删减，减少对曹操某一方面形象的过分强调。本文尝试对比分析《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和虞苏美译本前二十回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探讨既能够保留源语特色，又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源语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
2. 《三国演义》英文全译本及其译者
迄今，《三国演义》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英国人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的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美国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的Three Kingdoms，华东师大英文教授虞苏美的The Three Kingdoms。
邓罗翻译的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于1925年出版，读者主要面向当时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他的出发点是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属于典型的“交际翻译”，即“让读者获得的效果与源语读者获得的小姑婆尽可能的接近”(Peter Newmark)。因此，邓罗的译本很大程度上对原文内容作了简化处理，全文未加注释，尤其在处理蕴含深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典故、占星术、知名兵器等方面 [6] 。
罗慕士是纽约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1992年外文出版社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罗慕士的三国演义全译本Three Kingdoms (以下称“罗译本”)，较之邓罗译本，罗慕士译本更加专业，受到学术界的赞誉，被誉为三国演义最优秀的英文全译本，该译本主要是为了满足专业人士的教学和研究需要，读者群体为美国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虞苏美是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是唯一全译《三国演义》的中国人。其译作The Three Kingdoms (以下称“虞译本”) 2014年由塔坨出版社出版，201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本，该译本以中国人的视角为读者了解三国演义提供了一个途径。艾弗森作为虞译本的编辑和出资者，他认为“《三国演义》是一本凝聚中国文化知识的书籍，西方商人和政治家若能理解书中军事、政治谋略，洞察其中的哲学理念，更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因此，虞译本主要是为了向西方传达中国哲学、政治、军事知识 [7] 。
3. 文化专有项及其翻译策略
3.1. 文化专有项的定义及分类
文化专有项这一概念最早由西班牙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哈维·佛朗哥·艾克西拉于1996年在《翻译中的文化专有项》一文中提出。他认为，“在文中出现的某些项目，由于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者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定位，因此其在源语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一文时发生翻译困难” [8] 。在他看来，“凡是译语文化中的一般读者或者任何当权者觉得在文化背景或者文化上不可理解或接受的，就是文化专有项” [9] 尤金·奈达 [3] 提出了“文化词”(cultural word)概念，将其定义为“特定文化范围类的词，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和间接的翻译” [10] 。廖七一 [11] 提出了“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的概念，即语言词汇系统中直接反映该语言“国家的独特文化的一类词汇，它是文化空缺现象在词汇层面的集中反映，这些词能够反映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反映民族独特的活动方式” [11] 。
对于文化专有项的分类，艾克西拉 [8] 将其分为专有名词和常见表达两类，尤金奈达 [12] 将其分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五类，彼得·纽马克 [13] 进一步将其分为生态类、物质文化类、社会文化类、组织类以及手势与习惯五类。
3.2.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
艾克西拉 [1] 就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提出了11种策略：重复、转化拼音法、语言(非文化)翻译、文外解释、文内解释、使用同义词、有限泛化、绝对泛化、同化、删除和自创。王东风 [14] 归纳出5种策略：文外作注、文内明示、归化、删除和硬译。总的来说，他列出的“文外作注”相当于艾克西拉的“文外解释”，“文内明示”等于“文内解释”，“同化”等于“归化”。
4. 《三国演义》虞译本与罗译本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对比分析
Table 1. Classified statistics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llected in chapters 1~20 of San Guo Yan Yi
表1. 《三国演义》1~20回中文化专有项分类统计
参照奈达的文化专有项分类，笔者将《三国演义》小说前20回中收集到的150个文化专有项进行分类统计(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前20回文化专有项中最多的是社会文化专有项，为45例，占30%，其次是语言文化专有项，为31例，占20.1%，然后是生态文化专有项和物质文化专有项，均为27例，各占18%，最后是宗教文化专有项，为20例，占13.3%。
4.1. 罗慕士和虞苏美对生态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在《三国演义》前二十回提取、收集到的27个生态文化专有项中，地点类为14例，动物类为5例，时间类为4例，其他类为4例。两位译者有关生态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如表2所示：
Table 2.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ecological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llected in chapters 1~20 in Moss Roberts’s version and Yu Sumei’s version of San Guo Yan Yi
表2. 《三国演义》1~20回罗译本和虞译本生态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的定量统计
从以上数据看，罗慕士和虞苏美在翻译生态文化负载词时，所用翻译方法大有不同。罗慕士善用直译，其次为意译，而虞苏美则好用意译。这类词汇反映自然生态和特定生存环境，反映中国文化地域特点，如“不到长城心不死”、“洛阳纸贵”、“鸳鸯”等，读者在理解这类带有地区特点的文化专有项时可能会有困难。比如“秦晋之好”，罗译为“bind the two houses in marriage as the states of Qin and Jin did in ancient times”，虞译为“ensure a permanent alliance between the two families through marriage”，罗译在解释该文化专有项含义的同时还用“as”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来将“秦、晋”二国展现出来。虞译将“秦、晋”省去，直接解释出来。再如“虎添爪牙”，罗译为“sharpening the tiger’s claws”，未省去“虎”这一形象，虞译为“made even stronger”，省去该形象，解释其意思。这两种翻译方法各有各的优点，罗译本使读者更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也能让读者理解其中的涵义，而虞译本可以让读者理解该语境想要传达的意思，获得和源语读者同样的感受。
4.2. 罗慕士和虞苏美对物质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笔者在《三国演义》1~20回中，共提取27个物质文化专有项。在提取的27个物质文化专有项中，罗慕士和虞苏美在对这些词进行翻译时大部分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罗慕士主要采用直译和意译，而虞苏美则主要采用意译，其次为直译，偶尔采用直译加释义以及省译。两位译者有关物质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统计如表3。
关于物质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罗慕士使用最多的方法直译，而虞苏美使用最多的方法为意译。物质文化专有项大多涉及人们衣食住行，极具地域特色。如“斛”，它是中国古代容量单位，也是一种器皿，十斗为一斛，现在已经不再使用该容量单位。罗慕士直接将其翻译为“bushel”，它是国外的一种计量单位，又称“蒲氏耳”，斛与之为对等，读者阅读时可以充分理解该意思。虞译将“斛”作弱化处理，直接译为了表述数量的短语“a quantity of”，这样处理不会影响读者阅读。再如“缟素”一词，在汉语里都是白色的生绢，又引申为丧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白色大多用于丧礼中。而在西方文化中，白色往往代表纯洁，通常婚礼是回传白色礼服。翻译时，罗慕士特在“white”前加上了“mourning”，这样便不会造成歧义，读者也能理解在中国，白色有哀悼的含义。但虞苏美直接将其译为“white”，未加任何区分，笔者认为这不利于读者理解。
Table 3.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material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llected in chapters 1~20 in Moss Roberts’s version and Yu Sumei’s version of San Guo Yan Yi
表3. 《三国演义》1~20回罗译本和虞译本物质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的定量统计
4.3. 罗慕士和虞苏美对宗教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笔者在《三国演义》前二十回中共提取20个宗教文化专有项。在翻译这20个宗教文化专有项时，罗慕士主要采取直译，其次为意译，偶尔采用音译、音译加增译以及直译加解释。虞苏美则多采用意译，其次为省译，偶尔采用直译和音译加注释。请看表4：
Table 4.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religious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llected in chapters 1~20 in Moss Roberts’s version and Yu Sumei’s version of San Guo Yan Yi
表4. 《三国演义》罗译本和虞译本宗教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的定量统计
对于宗教文化专有项，罗译采用直译翻译方法的比例为40%，30%采用意译，虞译45%采用意译，25%采用省译，20%采用直译。“龙”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象征着向上进取、生生不息。在中国古代时期用来比喻君王，如：龙体、龙袍、真龙天子等。但与之不同的是，“龙”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邪恶。在翻译“龙体”时，罗慕士和虞苏美选用了不同翻译方法：罗慕士采用直译将其译为“dragon-self”，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但可能造成阅读时的误解。虞苏美则舍弃了“龙”字的翻译，直接将其意译为“your health”，不会影响读者理解，但是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4.4. 罗慕士和虞苏美对语言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在《三国演义》前二十回中共提取了31个语言文化专有项，其中数字类相关的语言文化专有项为9项，四字熟语相关的为22项。罗慕士和虞苏美在处理这些文化专有项时大多采用了不同翻译方法，翻译结果大多不同。罗慕士主要采用直译，其次为意译，偶尔采用直译加意译，而虞苏美主要采用意译，其次为直译，偶尔采用直译加意译。请看表5：
Table 5.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linguistic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llected in chapters 1~20 in Moss Roberts’s version and Yu Sumei’s version of San Guo Yan Yi
表5. 《三国演义》罗译本和虞译本语言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的定量统计
数字词和四字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极具特色的词，蕴含丰富的知识信息。如“将计就计”，意思为利用对方所用的对策，反过来向对方使用计策。罗慕士采用英语对等语“give him a taste of his own medicine”来进行翻译，读者可更好理解文本内容。而虞苏美采取直译将其译为“turn his trick to my own use”，也可以传达文本内容，同时还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4.5. 罗慕士和虞苏美对社会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笔者在《三国演义》1~20回中共提取到45个社会文化专有项，主要为四类：官职(17个)、组织行为(4个)、传统风俗文化(16个)、人物专有名称及称呼(8个)。请看表6：
Table 6.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social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llected in chapters 1~20 in Moss Roberts’s version and Yu Sumei’s version of San Guo Yan Yi
表6. 《三国演义》罗译本和虞译本社会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的定量统计
从表6可以看出，在翻译社会文化专有项时，罗慕士主要采用直译和意译，虞苏美则大量采用意译法，其次为直译法。《三国演义》小说中有大量官职和人物专有名称及称呼等社会文化专有项，官职类词语的英译尤为困难，可译为目的语中的对等词，若没有需译出该官职的职能。虞苏美在翻译官职时进行了省略处理，或是大多译为“official、title、rank、office”。如“太仆”，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开始设置的官职，为九卿之一，掌皇帝的與马和马政，罗译本为“court steward”，主要采取解释性翻译，将该官职的职能体现出来，或是在目的语中寻找对等功能的词语，如将“侯”译为“lord”。而虞译本将“太仆”译为“important official”。这两种翻译，作者更倾向于前一种，因为前者更有利于向读者传播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5. 小结
通过以上对罗译本及虞译本中各类文化专有项逐一分析，笔者对罗慕士和虞苏美《三国演义》前二十回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进行总结，见表7：
Table 7. Statistic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culture-specific items collected in chapters 1~20 in Moss Roberts’s version and Yu Sumei’s version of San Guo Yan Yi
表7. 罗慕士和虞苏美《三国演义》前二十回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统计
通过表7，我们可以看出罗慕士和虞苏美在翻译方法选择上的差异。前者主要采取直译法(46.67%)，其次为意译(37.33%)，除此之外，还采用了音译、直译加意译、直译加解释等。而后者主要采取意译(60.67%)，其次为直译(23.33%)，除此之外，还采用省译、音译、直译加意译等方法。
6. 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三国演义》前二十回中的文化专有项时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罗慕士注重翻译源语的概念意义，注重向读者传递中国文化，倾向于再现原文含义。而虞苏美则注重读者的接受度，增加阅读流畅性，力求让读者体验小说精彩纷呈的故事情节。作者认为若是想要达到既能够传播中国文化，又让读者理解译本内容的目的，最好的方法是多种翻译方法相结合，不拘泥于单一翻译方法。如：直译加意译、直译加解释、直译加注释、音译加注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