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向共同富裕目标奋进。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随着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区域经济中的协调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虽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仍然显著。刘达禹认为数字经济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但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是区域均衡发展的隐患 [1] 。数字经济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均衡发展的强大阻碍。因此，为了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协调问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的收敛性研究。如李晓钟等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2] 。邵秀燕等证明中国城市经济表现出增长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 [3] 。杨文溥等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影响 [4] 。二是数字经济促进区域经济的传导机制分析。何爱平等证明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劳动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生产性部门向欠发达地区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5] 。李清华等证明了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和降低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6] 。胡艳等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7] 。张少华等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独立中介渠道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链式中介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8] 。陈丛波等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了城市经济韧性，并通过空间溢出和提高城市创新能力间接强化了城市经济韧性 [9] 。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是否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种差距随时间是否会不断减小以及数字经济通过何种路径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对于数字经济是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言，各省的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缩小差异固然重要，但如何根据各省实际情况，使得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能够协调发展同样不可忽视。对于数字经济促进区域经济的机制研究而言，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都是两个复杂系统，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难以找出单一的传导路径，而且区域经济也会对数字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
学者们对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但仍然存在部分问题：第一，大多数学者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但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会影响数字经济。而现有文献对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耦合关系的研究较少；第二，研究往往集中在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路径，忽略了空间效应的存在；第三，大多数文献集中于研究区域经济的收敛性，忽略了地区差异性等因素。因此，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三点：第一，测算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并且提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机制，为制定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决策提供部分依据；第二，采用莫兰指数研究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有利于各省联动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发挥强省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三，Dagum基尼系数可以从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三个部分分析差异现象，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导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的原因，为实现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2.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机制
2.1.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
产业数字化的本质是应用数字技术重构企业组织模式和产业创新发展范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加速创新与能力跃迁的动态过程 [10] 。产业数字化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中，提升传统产业的产出和质量。数字经济的出现，数据变为关键生产要素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重复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来促进传统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11] 。产业数字化使得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新型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数字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能让传统企业更加准确掌握消费者需求，企业生产者能更好的对资源进行配置，转变为“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数字产业化的具体业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电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行业等 [12] 。数字技术的应用除了与实体产业融合外，还形成了新的产业。一方面，数字型产业所产生的产品与服务能被消费者消费，之间促进的区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的转化应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3]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更利于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2. 区域经济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机理
区域经济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但经济的增长也能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增长后能为新型数字技术的研发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政府也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政策来吸引数字型人才，打造示范产业区，发展新型产业聚集群。同时推动数字基础设备建设，促进数据共享，自由流动，加强各个省份之间的交流合作，建立相关的法律与监管制度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
3.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方法
3.1. 指标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主要是指为电子商务或由电子商务引起的贸易行为制造、供应电子产品和服务的经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活动都是通过互联网和万维网技术发生联系的 [14] 。
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衡量虽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绝大多数都认为数字经济的衡量需要考虑互联网发展这一维度 [15] [16] ，而赵涛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补充了数字金融发展这个维度，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方面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如表1所示，本文借鉴赵涛等 [17] 的研究成果，从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五个方面来衡量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Table 1. Digital economy indicator system
表1.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学术界常用人均GDP来衡量 [18] [19] ，而人均GDP往往只能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水平，未能反应出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与多维性。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有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只用人均GDP的增长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已经不够全面。而高质量发展的提出，许多学者都基于新发展理念来衡量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 [21] ，能从各个纬度准确反应出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因此，如表2所示，本文以张占斌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基础 [22] ，借鉴孙豪等 [23] 的指标体系，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来衡量我国30个省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Table 2. Regional economic indicator system
表2. 区域经济指标体系
3.2.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中，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他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区域经济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3.3. 研究方法
3.3.1.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评价方法，温薇等认为熵权法能够通过熵值判断其离散程度，离散性越强表示该指标的影响程度越大，更具有客观性 [24] 。因此，本文选用熵权法来计算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指标权重以及综合评价指数。
3.3.2.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张旺等认为耦合协调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耦合作用和协调程度决定了耦合系统演化发展状况 [25] 。将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引入耦合度模型中，具体公式如下：
(1)
其中，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记为U1，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数记为U2，C是耦合度，来反映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C的值越大，表明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相互作用程度越强。而耦合度只能研究两个系统之间的相关强度，但不能说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是否协调，不能说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两个系统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约。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耦合协调度D值，具体公式如下：
(2)
(3)
其中，T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综合协调指数，D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α和β为待定权重系数，由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同等重要，因此α = β = 0.5。学术界对于耦合协调度的分类很多，尚未达成统一标准，本文借鉴陈景帅等 [26] 研究成果，如表3所示，将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分成相应等级。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c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types in digital economy regions
表3. 数字经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3.3.3. 空间相关性
数字经济会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反过来也会提高该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当前资源跨区流动以及交易跨省频繁的时代，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是否会存在空间上的依赖性？为回答此问题，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来测度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3.3.4.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根据Dagum [27] 年提出的基尼系数以及分解方法，来分析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以及差异来源。基尼系数分解为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三个部分，基尼系数越小，表明协调性越好。
4.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时空耦合分析
根据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12~2021年30个省份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来进行2012~2021年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时空耦合分析。
如表4所示，整体上看，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C范围在[0.941，0.975]之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属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D范围在[0.458，0.516]之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从2012年的0.486上升到2021年的0.504，增幅达到3.70%，10年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从2012年的中度协调阶段上升到2021年的高度协调阶段。其可能原因是，在2012年至2021年间，政府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间的协调发展高度重视，出台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等相应政策。由于国家大力支持使得在十年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得分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得分从2012年的0.232上升到2021年的0.245，区域经济的得分从2012年的0.292上升到2021年的0.306，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也从中度协调阶段上升到高度协调阶段。
Tabl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from 2012 to 2021
表4. 2012~2021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
U1/U2表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得分的比值，用来度量数字经济相对于区域经济领先或者滞后的程度，其范围集中在[0.645，0.837]，虽然U1/U2的值从2012年的0.743上升到2021年的0.759，上升幅度达到2.15%。但U1/U2均小于1，表明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领先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这是由于相对于区域经济，数字经济的起步较晚，美国学者泰普斯科特于1996年在《数字经济时代》中才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时间更晚，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分区域看，2012年至2021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东部地区均值为0.601，中部地区均值为0.425，西部地区均值为0.421，东部始终保持在高度协调阶段，而中部与西部保持在中度协调阶段。这是由于相对于中西部而言，东部省份的经济水平、基础建设、城市间的联系整体要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28] 。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丰富都使得东部的数字经济水平和区域经济水平相对领先。而这些丰富的资源同时也是决定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水平高低的基础条件，因而东部地区的耦合水平相对较高。
5.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本文测算莫兰指数来衡量，通过建立反距离权重矩阵，测算2012~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全局莫兰指数来检验是否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2012~2021年的莫兰指数均为正，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证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确实存在空间效应，本省的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会影响周边省份的耦合协调关系。这种空间效应存在可能原因是，数字经济打破了空间的限制，生产要素在省份之间能够快速流动。同时，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的支持下，区域间信息、资源能够互通互用，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技术水平差别大的省份存在更多的合作空间 [29] ，省份之间的联动使得本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会影响邻近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Table 5. Global Moran index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表5.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全局莫兰指数
6.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
前文以及初步了解到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省份之间差异显著，为了探究具体的区域差异以及差异的来源，本文采用基尼系数以及分解方法，来分析具体差异来源。如表6所示。
Table 6.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表6.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分析
从整体来看，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从2012年的0.144下降到2021年的0.126，下降幅度达到12.50%，表明观察期内的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差异在减小。其可能原因为在政府支持下，各省在考虑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同样重视协调发展，使得十年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减小，整体差异缩小。
地区内基尼系数，从平均值来看，东部均值为0.119，西部均值为0.065，中部均值为0.176，表明东部地区内差异程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地区内差异程度最小。从变化趋势来看，2012~2021年间，东部地区差异不变；西部地区的地区内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075下降到2021年的0.032，差异缩小，下降幅度为57.33%；中部地区的地区内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073上升到2021年的0.079，差异增大，上升幅度为8.22%。其可能原因为，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已经达到了高度协调阶段，进一步缩小地区内差异较为困难；而西部地区，由于国家近年加大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增大了资金投入力度与项目倾斜力度，使得西部地区的差异程度大幅度下降；而中部地区的各省联动还不足，地区内的差异仍然进一步增大。
地区间基尼系数，从均值来看，东部与中部之间地区间差异最大，均值为0.185；东部与西部之间地区间差异次之，均值为0.176；中部与西部之间地区间差异最小，均值为0.069。从变动趋势来看，东部与西部的地区间差异变小，地区间的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189下降到2021年的0.164，下降幅度为13.23%；东部与中部地区间的差异变小，地区间的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197下降到2021年的0.172，下降幅度为12.69%；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差异变小，地区间的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078下降到2021年的0.065，下降幅度为16.67%。各区域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都有缩小趋势，表明十年内各个区域间的协调性都得到提高。
从贡献率来看，地区间的贡献率最大，均值为65.75%；其次是地区内，均值为25.37%；超变密度贡献率最低，均值为8.90%。从变动幅度来看，地区内贡献率由2012年的24.732上升到2021年的26.220，上升幅度为6.02%；地区间贡献率由2012年的66.973下降到2021年的62.720，下降幅度6.35%；超变密度贡献率由2012年的8.295上升到2021年的11.061，上升幅度33.35%。结果表明，地区间的差异是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区域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可能原因为，目前各地区间仍存在“数字鸿沟”问题 [30] ，地区间数字鸿沟往往比地区内部各个省份间数字鸿沟要大，因而地区间的差异是导致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
7. 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都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关注领域，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使用30个省份的2012年至2021年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耦合协调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在时序和空间上的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用莫兰指数分析全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最后，使用基尼系数来分析耦合协调度在时序空间的差异以及差异来源。
7.1. 结论
第一，整体来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属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协调阶段上升到高度耦合阶段；分区域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东部保持在高度协调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均处在中部协调水平。
第二，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效应，本省的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会影响周边省份的耦合协调关系。
第三，从地区差异以及贡献率来看，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地区内来看，东部地区内差异程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地区内差异程度最小；地区间来看，东部与中部之间地区间差异最大，东部与西部之间地区间差异次之，中部与西部之间地区间差异最小；从贡献率来看，地区间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地区内，超变密度贡献率最低。
7.2. 启示
第一，减小数字鸿沟，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置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省份之间的数字鸿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数字经济的省份差异。在数字产业化的时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5G等新技术，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加快宽带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治理模式，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鼓励东部省份数字化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扩展业务或者设立分部，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缩小省份之间的数字鸿沟。
第二，各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策略。各省的经济水平本来就有差异，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对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更要深化数字项目的研发，引导新技术的推广；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要树立数字化生产的意识，将5G等新技术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发展实体产业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三，优化空间格局，促进各省之间联动发展。要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加强与邻接省份之间的互动，建立联动机制。低低聚集区有向西部推进趋势，要加大资金、政策支持促进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0XMZ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