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系统地阐释了其友爱思想，其所蕴含的德性内蕴和向人本身复归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对其友爱观的构建。与亚氏不同的是，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友爱关系在社会中的普遍实现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空谈和道德约束，还应当找到在现实中落地的可行路径。本文分别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的友爱思想，并将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着重论述了马克思对亚氏友爱观的吸收和超越。
2. 亚里士多德：基于“理性”的德性友爱
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观点，友爱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实用友爱与德性友爱。实用友爱是人们因能从对方身上获取有利于自身的好处而产生的互爱。所谓好处可以是快乐的体验，也可以是钱财、荣誉等利益。倘若一方无法再给另一方提供快乐或利益，这种友爱便会随之破裂。因此，实用友爱并不具有持久的性质，仅具有偶发性。而德性友爱是人们因对方自身之故而产生的互爱，产生原因是对方本身的内在善，如高尚的品质等。只要对方仍是具有德性的好人，友爱便会一直保持。也正因如此，德性友爱只存在于有德性的好人之间。可见，这种友爱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被亚氏归结为一种道德德性。
亚氏认为，实用友爱较之于德性友爱是低级的，甚至不认为实用友爱是一种友爱，只有德性友爱才是“真正的友爱”。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德性友爱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而且还因其对应于人类灵魂中的逻各斯1部分，是真正的属人的行为。亚氏指出：“一个人合逻各斯的行为才真正是他自己的行为，才是真正出于意愿的行为”( [1] p. 276)。那么，个体的理性是如何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呢？根据亚氏所言，“友爱都产生于人对其自身的关系”( [1] p. 266)，人怎么对待自己就怎么对待朋友。而德性友爱的特征，都在有德性之人身上所体现，也是有德之人与自身的相处模式。在亚氏看来，理性是人性中最本己的东西，有德之人是遵循努斯(理性)来生活的，其目的是为了最求善以促进“真实自身”，即灵魂中的逻各斯部分，使自身德性高贵起来。因此，有德之人追求德性是理性指引的本能行动，自然也会追求德性友爱。具体而言，好人朋友在两种意义上值得欲求：第一，好人朋友自身的德性善，本身就是高尚和值得追求的；第二，和好人朋友相处会促进一个人德性的提升，因为好人会与他的朋友会通过共同生活和语言与思想的交流，来获得“共同感觉”、实现“共同道德”。可见，德性友爱具有一种互促性：在德性友爱中，每一方都因德性之故在理性的驱动下希望对方好，努力促进对方的善，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促进了自我德性的提升。但是，这种“互促性”不等同于“互惠性”，因为互惠包含了“义务回报”之意。而在亚氏的阐述中，多次强调了追求善是友爱行为的动机和主动性，而并非行为的结果。这种促进自身善的所谓利己结果，也只是德性友爱的本性与自爱的本性相一致形成的，而并非向好人朋友索取或让好人朋友义务回报的。
总而言之，亚氏的友爱观强调的是精神世界中抽象的“理性”，是基于人类理性所构建的，所倡导的也是德性友爱而非实用友爱。
3. 马克思：基于“交换需求”的现实友爱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对其友爱观进行独立成篇的论述，但是在其诸多著作中都充满了对人与人之间友爱关系以及和谐社会的终极思考。马克思对友爱的阐述，是基于交换理论及其对交往的论述所展开的。马克思一向注重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而非只是将特殊个人视作精神世界中某种抽象概念的实体。因此，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的现世持存作为友爱交往的出发点。人是一种有限的生命存在，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也正是因为人的这种本性，人必定会产生需求，进而产生交换需求，从而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发生交往。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人因其自然属性而需要满足自身的肉体生理欲求，便会从事生产劳动，又因自然差别而使得每个人的劳动产品有所不同。第二，为了更加充分地实现自身的存在，人必须依靠他人及其与自己不同的劳动产品，通过交换获得足够多的、维持生存的必需品。这种基于交换需求的交往，有利于人们从维持肉体生存的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转而去从事实现自身“类本质”2的活动，进一步建构和发展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多维度、立体式的存在方式。譬如马克思所言，“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是你依赖于我的产品。”( [2] p. 181)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交往视作“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是人的“类活动”。所以，每个人的交换需求把他们联系起来，形式上可以是交换、两性关系、劳动分工等，并且这种联系具有必然性，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一个人要实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之为人”的德性，不能仅停留于上述肉体的持存和物质的富足，还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充分占有人的“类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一种基于交换需求的交往，如果具备了这种德性的善的特征，就能进一步发展为友爱关系。而这一转变的重点，就在于人们对“类本质”的共识：人在对象性活动中，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共同的类本质，意识到对方是自己本质的补充，从而主动地肯定和促进对方的类本质，形成对他人的感性之爱。如马克思所说：“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2] p. 18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具备德性特征的友爱关系是建立于生产实践活动之上的。具体而言，作为生产者的一方，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展现和实现了自身的潜能和类本质，并使之对象化为产品；作为接受产品的另一方，在消费体现对方类本质的产品的过程中，补充了自身的本质需要，也肯定了对方的人格与本质。这种关系的主体角色是互相转化的，即双方都是对方的产品生产者和产品接受者，都在生产实践中既肯定并促进了自己的类本质，又肯定并促进了对方的类本质。可见，这种友爱所基于的交换需求，不只表现为纯粹的自然性的互相补充，更是体现为促进人之类本质的发展及其相互补充。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关系的总和。”( [3] p. 139)可见，这种友爱交往是人的一种本真状态，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友爱观呈现出互惠正义的特征，不但具有实用友爱的价值维度，也蕴藏了德性友爱的精神内核，是二者的结合与统一。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这种“互惠性”具有情感维度，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工具意义的“互利性”。区别在于，“互惠”侧重于其情感和德性的维度，而“互利”则侧重于实际好处和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只是单纯的交换者，人们之间是漠不关心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子式个人而言，其他人不过只是服务自己的工具罢了，甚至可能会因为争夺稀缺资源而成为相互对立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降低为纯粹工具性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自然谈不上什么友爱关系，或者说友爱关系被异化为了只具有功能性的经济关系。
4.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的吸收和超越
在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了潜心研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根本性地影响了马克思对历史现实及同时代哲学的思考。毋庸置疑，马克思将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作为构建自身友爱观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对其吸收和内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建立了一种充满人类关怀且更具现实意义的友爱观。
(一) 向目的之善的人本身复归
在马克思以前较长的时间内，思想家总是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看待，认为二者是割裂的，甚至是冲突的。这种观念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产生源自人的某种实践状态，也只有回归到这种实践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形态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代替人本身成为交换中介，在把个体同他人来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将一切人的性质颠倒。在以货币作为中介的交换制度中，货币所交换的是整个对象世界，并非人的本质力量和特定品质。表面上人与人之间是自由地交换和交往，事实上彼此之间毫不关心，社会关系被降低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样一来，“货币成为了现实的共同体” [4] ，而“人的、社会的行动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 [2] p. 164)，货币就这样由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系中的双方仅作为“丧失了自身的抽象个人”进行交往，将他人视作工具或敌人，最终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异化、对立，友爱关系也难以找到生长的土壤。
然而，亚里士多德很早便对非自然的致富术及交往进行了伦理批判，指出其将钱财和肉体看作是最高善，目的是为了满足灵魂中的无逻各斯部分，背离了具有目的善的人本身，应公正地受到谴责。不难看出，亚氏的友爱观具有一种高贵的意愿，即它的目的所指向的是人本身，是为了让人“是其所是”，而非将人视作手段或工具。亚氏将人的内在理性视作人本身，认为德性友爱遵循的是人类灵魂中的合逻各斯部分，在目的上聚焦人的理性回归和自我实现，在过程中促进关系双方的德性提升和完善，在结果上指向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善。
与亚氏一样，马克思同样也发现了货币这一异己的中介力量及其发展高级阶段(信贷业)对社会关系的严重异化，以人本身为中介的友爱交往状态被彻底改变，人际交往丧失了本应有的善意和温情。因此，马克思充分汲取了亚氏友爱思想中关于回归人本身的洞见，并进行了合理的转换，具体而言：第一，马克思指出，在对象性活动及产品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将对方所客体化在产品中的内容当作补充自身本质的需要，明确他人是自身存在的前提，并主动促进对方本质的实现。此时，人与人之间是互为目的的关系，而不是互为手段的对立关系，人际交往也回归到人的“本真状态”，即“作为人格互相发生的关系”。第二，马克思主张建立一种友爱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友爱共同体作为个体充分实现其潜能的重要场域，个体在其中按照人本真的方式生产、交往，并在友爱关系中“相互补充”，不仅有助于摆脱必要劳动的束缚，而且有助于发挥彼此的创造性，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5] p. 366)。可见，马克思的友爱观摆脱了禁欲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彰显了自我实现和社会完善的伦理诉求，呈现出向目的善的人本身复归。
(二) 突出友爱观的现实性和社会实践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衡量视野中，实用友爱和德性友爱存在价值排序上的先后性。亚氏对实用友爱的价值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抽象“理性”指导下的德性友爱才是“真正的友爱”，将其归结为一种道德德性。在德性友爱的建立方式上，亚氏提出“道德德性在人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 [1] p. 36)，主张人人通过习惯和实践来具备和完善接受德性的能力，成为有德之人。那么，人们便可以与他人建立和发展德性友爱，在相互促进中保持和提升德性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城邦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定。这不仅促进了个体维度的“真实自我”的实现，还有助于实现社会维度的至高善。但是，这种友爱观对于现实中人的道德素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具有“反躬内求”的特征，忽视了现实中人的合理需求。虽有理论高度但缺乏了现实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道德说教的意味。
对于亚氏的友爱思想，马克思十分重视其关于友爱关系里所蕴涵的、指向自我实现的德性，但也发现了亚氏因为过度关注抽象的“理性”而忽略了现实的中人的合理需求的缺陷。马克思敏锐地提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6] p. 286)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实用友爱的价值，而是在吸收亚氏友爱思想的基础上，将实用友爱与德性友爱相统一，突出了友爱观的现实性和社会实践性，由此建立了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友爱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于友爱的内蕴，马克思有其独到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友爱的发生离不开现实的人的肉体持存和交换需求。正是这种基于实用目的的交往，促使人们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始从事实现自身类本质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活动，产生超越物质的、更高层次的交往。由此，人们得以在现实和精神的双重维度上认识到“他人是自身本质的补充”，从而主动地肯定和促进对方的类本质。这种友爱关系，不仅表现为实用意义上现实中物质的相互补充，而且表现为德性意义上精神中的相互尊重、友爱。可见，在马克思的友爱观中，友爱的意蕴是兼具实用和德性两个层次。并且马克思还将亚氏友爱思想中“互促性”这一友爱特征深化为“互惠性”，使其飞出了抽象世界的“理”，落入了现实世界的土壤。
对于友爱的实现路径，马克思则诉诸于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同时还要掌握精神的武器来挣脱束缚友爱的枷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阐述了社会关系的建构逻辑，即“直接生活-物质生产-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的链条。因此，这种具有德性特征和情感维度的友爱关系，若要从私人领域延申到公共领域、从偶然性发展为普遍性，必定是以某种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且与生产方式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共产主义，主张废除私有制、货币和分工，让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一起控制生产资料和生活。在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下，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友爱共同体的建立夯实物质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生产和分配关系，促使社会资源均匀分配，助力友爱共同体的建立。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在为之努力的长期过程中，还应当掌握和发挥好精神的武器。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这就要求从意识形态领导权入手，加强对公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全社会形成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识。基于共同的价值归属和信仰认同，社会明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加速向友爱共同体迈进。可见，在马克思的友爱观中，友爱里蕴藏着理想，而理想指明了友爱在现实社会中普遍实现的路径。
5. 结语
如今正出于世界转型的历史交汇时期，我国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化，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复杂的国际关系对社会道德造成了一定冲击，促使人们重新对社会关系、友爱、德性等问题展开深入思考。人们愈加发现，友爱关系在社会中的普遍实现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空谈和道德约束，还应当找到在现实中落地的可行路径。马克思在充分吸收亚氏友爱思想的基础上，突出友爱在内蕴和实现路径两个方面的现实性和社会实践性，建立了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友爱观。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友爱共同体的图景中，友爱和情感关系被嵌进了经济之中，并指向需求的满足和人类本质的实现。譬如马克思所说：“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起来的时候……交往以及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 [2] p. 129)
NOTES
1逻各斯(logos)，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概念，常用以表示事物的定义或公式﹐具有事物本质的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人性中最本己的东西，是使人在本质上区别于植物和动物的东西。逻各斯在此处代表人类理性的规范性和确定性。
2“类本质”“类活动”等概念是指关于“人”的至极的本质属性，从理论渊源来看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借用来的概念，并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规定，将其定义为具有至极意义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指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