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老年人口占比增长的社会现象，这是人口自然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联合国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即意味着步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贵州省在2003年就以“未富先老”的态势迈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随着社会的发展，贵州省老龄化程度同全国一样进一步加深，可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老龄化将会是其基本省情，这意味着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面临着较大的养老负担，相当考验双方养老能力。而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城镇化导致青壮年人口批量外流，老年人口数量占比相对增大，其中还有不少空巢和独居老人，对比城镇地区其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这给地方养老服务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贵州省农村地区老龄化现状，迫切需要探寻出一条适宜解决其养老困境的道路，这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聚焦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当下养老面临的困境问题，基于2010年与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省内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总数和占比入手，分析其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和进程，探讨其在养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
2.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贵州省农村地区总人口为1806.62万人，占贵州省人口总数的46.85%，人口数量相当庞大。整体来看，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中低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抚养系数增高，总抚养压力增大；老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老龄化城镇与农村倒置严重，农村养老形势严峻等现状。
(一)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中低龄人口比重下降
根据2020年“七普”数据计算整理得出，贵州省农村地区总人口数为1806.62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为348.16万人，占总人口19.27%；0~14岁的幼龄人口总数为457.27万人，占总人口25.31%；15~59岁的中龄人口总数为1001.19万人，占总人口19.27% (见表1)。对比201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不同年龄段人口数及比重，2020年的人口数据有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即6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15~59岁与0~14岁的中、低龄人口比重则呈下降趋势，整体而言符合贵州省“少子老龄化” [1] 的趋势。按照国际规定的国家年龄结构类型标准，将不同的人口年龄系数区间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2] ，可见202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年龄已处于老年型，老少比高达76.14% (见表2)。
Table 1. Population size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10~2020)
表1. 贵州省农村地区不同年龄段人口数及比重(2010~2020年)
数据来源：《贵州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贵州省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
Table 2. Indicators of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in 2020
表2. 202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
数据来源：同表1。
(二) 老年抚养系数增高，总抚养压力增大
201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少儿抚养系数为47.57，老年抚养系数为24，前者抚养比为后者近两倍；2020年少儿抚养系数同比2010年下降了近2%，但老年抚养系数则增长了近10%，增长幅度较大，导致总抚养系数也增长了将近9% (见表3)，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就要承担起34个老年人(60岁及以上)和45个青少年(0~14岁)的抚养责任，总抚养压力相当大。另外，快速攀升的老年抚养系数也意味着贵州省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快速发展，可预见未来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贵州省将持续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各方压力。
Table 3. Population dependency coefficient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3.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抚养系数(2000~2020年)
数据来源：同表1。
(三) 老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老年人口比重大
201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男性为157.62万人，女性为164.26万人，各占老年人口总数的48.97%和51.03%，性别比为95.96%；202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男性为167.86万人，女性为180.30万人，各占老年人口总数的48.21%和51.79%，性别比为93.10% (见表4)。结合上述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贵州省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的女性老年人口数量持续高于同时期的男性老年人口数量，尽管双方人口数量在这十年内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女性老年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从而导致老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现象更加突出。有学者指出，从平均寿命和寿命延长幅度来看，女性群体整体都是高于男性的，且随着时间推移二者间的差距会不断扩大 [3]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女性老年人口正在逐渐成为人口老龄化的主角。
Table 4. Number and sex ratio of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4. 贵州省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分性别老年人口数及性别比(2000~2020年)
数据来源：同表1。
(四) 老龄化现象城乡倒置严重，农村养老形势严峻
2010年贵州省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321.8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3.98%，其中老年人口总数是城市与乡镇老年人口总数的5倍左右，但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的差距不算太大，仅相差3%左右；2020年城市与乡镇的老年人口总数同比增长了2倍左右，占总人口比重各自增长了近1%和2%，而农村老年人口同比增长的幅度却不算大，仅增长了20多万人，但占总人口比重却增长了将近6%，与城镇的差距达到了7%左右，其养老形势对比城镇是显而易见的严峻(见表5)，部分村寨甚至出现了“空心村”“银发村”等现象，城乡老龄化差异十分显著。
Table 5.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10~2020)
表5. 贵州省城镇及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及比重(2010~2020年)
数据来源：同表1。
(五)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老龄化社会健康问题凸显
目前我国处于后疫情时代，但新冠疫情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影响是全面且深刻的，所有老龄化社会下的问题都被放大和凸显。首先，老年人群体普遍免疫力低，属于新冠肺炎易感人群，对比其他年龄群体有着更高的失能风险和死亡风险。此外，我国人口预期寿命虽然在增长，但生命质量并未提升，老年人多患有心脑血管类和营养代谢类慢性疾病，感染病毒后容易银发慢性疾病并发症，这成为我国老年群体感染新冠肺炎后的主要死因。在这一背景下，充分暴露了我国老年医学和老年健康产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现有的公共医疗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供给很难供应当下的庞大需求，一旦面临新冠肺炎这种具有超强传染性的病毒，近乎一半以上的医疗资料都要用于老年人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衍生的社会问题
(一) 劳动供求矛盾不断加深，阻滞农村经济产业升级
贵州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之一，亦是青壮年劳务输出大省。随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急促的现代化步伐促使贵州省农村地区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群体向城市不断流动，有的长期在外从事第二、三产业，有的则直接定居或落户于所工作的城市，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青壮年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和老年人口占比的不断攀升，不仅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使得“未富先老”现象突出，更是从数量和结构上加剧了农村劳动力供求矛盾 [4] 。高龄人口比例日益加大、中、低龄人口比例却逐渐减，“993861 (老年、妇女、儿童)部队”现象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村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也将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第二、三产业劳动力输送乏力，“未富先老”引发的社会问题迫在眉睫 [5] 。
(二) 传统养老模式被弱化，社会养老需求不断加大
贵州省农村地区的老年抚养系数在十年间增长了10%左右，其背后是连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和人口占比，以及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抚养压力。放眼全国的农村家庭，其人口数量规模整体都在往小型化转变，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承担养老负担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被不断弱化，这是目前学界的共识 [6] 。大幅度提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以及日益被削弱的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一“增”一“减”对贵州省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提出了挑战，迫切需要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应对这一压力，并促使其向更多元、更优质的方向转变。这种可预见的多元社会养老需求，意味着政府在相关方面的支出或投资会不断增加，例如养老保险、社会救济、退休金、医疗卫生、养老基础设施、养老机构等方面，从而影响社会整体资源分配，亦对政府的养老保障能力提出挑战 [7] 。
(三) “未富先老”现象突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亦是贵州省等欠发达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特征之一 [8] 。近几年，贵州省经济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与占比中并不高，仍较为落后，不足以支撑其快速增长起来的老年人口群体带来的一系列财政支出。与此同时，贵州省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严重，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几乎全省60%的老年人口都在农村，其中有着大量经济困难的空巢、留守、失能、残疾老人。此外，贵州省农村老年人口的收入不高，来源单一，并且显而易见的是，农村的养老保障水平远不足以为大量的老年群体服务，涉及老年人的医疗预防、养老保健、休闲娱乐等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相当滞后，在一些贫困的“空心村”“银发村”甚至存在不少空白，几乎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要，这导致他们的晚年生活整体质量并不高 [9] 。
4.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养老对策建议
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及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贵州省应主动乘势而上，通过针对性精准施策，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协同发展，提升农村地区养老保障水平 [10]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大力发展经济，奠定养老服务物质基础
贵州省是在经济落后的境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解决其衍生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11] 。目前，贵州省经济正在快速发展，面对农村地区不断攀升的老年人口数量，应抓住当下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济上集中发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强大的经济背景下，政府才能分配出足够多的社会资源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成熟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才能被构建出来。此外，还应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投资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升级和转型，引导市场提供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的养老产业与养老机构，如此才能应对老年群体的需求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趋势，从而增进其福祉。据行业分析，银发经济覆盖面广且业态多元，孕育着新的生机，贵州在结合省情与在地化资源的基础上加大银发经济的开发力度，这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亦是满足当下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基本要求 [12] 。
(二)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是解决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之一，也是后续施加各项养老服务举措的基础 [13] 。其一，政府要倾斜资源为老年人解决在交通、用水、用电、信息网络等方面存在的紧迫需求，努力改善其生产生活质量，尽力剔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逐步完善农村各项公共服务设施，令其尽快适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步调。其次，贵州省农村地区大部分老年人仍以农业养老为主，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输向城市，导致其在农业上缺乏活力与劳动生产率，客观上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力度，针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与各个村寨农业的具体情况，通过技术指导和加大机械化投入，可以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性，从而提高农村农业生产效率。此外，政府还需配备一支专业化队伍，对农村各项公共基础化设施进行常态化维护，并定期为老年人做用电、用火安全教育培训，时刻关注老年人动态，力争其在生产生活上的便捷化和安全化。
(三) 聚焦实际养老需求，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现代化
由于贵州省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与城市不同，因此解决其养老服务问题除去宏观上的协调发展外，还应聚焦农村地区真正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需求，如此才能精准发力，提供有效的服务供给，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现代化。首先，贵州省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体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比较低，需要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引导，在养老服务供给、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施策，整合推进，协调发展，并在财政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其次，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独居比例较高，其中还包括丧偶的鳏寡老人，家庭经济能力有限，除去小部分已经失能、失智的群体，大部分老人在生活自理上都存在一定失能、失智风险，这种情况下除去子女要付出一定照料成本外，还需要政府倾注更多精力进行社会化养老，利用在地化资源培养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着重为失能老年群体提供社会化的生活照护，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14] 。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城市医疗资源向农村养老服务的倾斜，与乡镇卫生院协同合作，定期为农村老人提供相关的医疗保健服务，让其足不出户就能“老有所医”。最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与否，除去基本的物质需求和健康需求外，还有精神健康需求值得重视。贵州省农村地区存在占比不小的空巢独居老人，在缺乏子女陪伴的情况下，在精神上不可避免空虚孤独，为此村里应定期开展来年文娱活动，让老年人参与其中，从而产生认同感和获得感，实现精神上的“老有所依”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