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语言起源是一项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现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留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据此，本文结合前贤研究探讨了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在语言学、人类学及哲学共同视域下，语言起源的内涵需要考究语言的定义、语言起源的条件、语言起源的具体过程等问题。第二，学界存在丰富的语言起源假说，部分假说之间在本质内容上有所重合；此外，多数语言起源假说的内在性预设倾向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层面界定了语言；尽管语言起源假说普遍缺乏实证材料，但依然存在相应的研究参考价值。第三，一源论与多源论的对立，渐变论与突变论的对立是语言起源研究中形成的两组视角对立。第四，深化语言起源研究亟需在研究意识、研究性质及研究平台等多个层面进行理念升维。首先，语言起源有其成为学术问题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学界需要为其树立高度的问题意识；其次，语言起源问题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性质，相关研究必须注重和加强跨学科合作；最后，在未来的语言起源研究中，理应不断夯实演化语言学这一最新研究平台。
Abstract: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s still a major unresolved issue, although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ut still leaves a certain amount of research spac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human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previou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firstly, in the linguistic, anthrop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the conditions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 and so on. Secondly, there are abundant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n the academic world, and some of them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essential content; moreover, the intrinsic presuppositions of the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mostly define language at the level of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language;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are generally lacking in empirical materials, they still have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value for research. Thirdly, there are two opposite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origin, one i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one-source theory and the multi-source theory, and the other i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Gradualism and the Mutationism. Fourthly, deepening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urgently requires conceptual upgrading at multiple levels, including research awareness, research nature and research platform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rigin of language has its own necessity and scientific nature as an academic issue, for whic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eeds to establish a high degree of problem awarenes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issue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 has a distinctiv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must pay attention to and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lastly,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t is reasonable to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the newest research platform, which is the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1. 研究背景：语言起源研究的历史脉络
人类语言的起源历来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语言起源问题仍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这样看来，整个科学界对于语言起源问题的探索依旧任重而道远。
语言起源问题最初在西方世界提出，由于其内附于“人的本质”这一哲学问题被附带讨论，因此当时只是引起了部分哲学家的关注。在此阶段，人们对语言起源的思考较为单一、零散，因无法对语言起源问题做出明确解释，于是只能将答案指向神权等宗教文化。具体而言，17世纪以前的欧洲，基督教神学以一种不可撼动的地位将语言的发生归为上帝所赐。
18世纪，语言起源正式成为哲学的主要研究课题。此外，少数语言学家也开始积极探索这一重大问题。随着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人们更加重视自身的理性和创造力，试图说明语言源于人的自我创造。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就语言起源问题向学界征集最优答案。这是语言起源作为正式的独立议题首次公开讨论，因而吸引了各个领域大批学者的参与。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语言起源的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各种语言起源的假说和设想理论应运而生；不过，囿于取证困难等客观原因，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些语言起源的理论只能是猜测和臆想。
19世纪60年代，鉴于语言起源研究极难获得实质性成果，部分研究者便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语言起源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受此影响，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明文规定不再接受语言起源及相关讨论的文章，认为语言起源的探究活动不足以成为一项正当的科学研究。作为当时语言学界最为权威的研究机构，巴黎语言学会在1901年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如此一来，巴黎语言学会的规定则直接导致语言起源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科学研究禁区。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的极大发展，研究视野、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有了全新的转变和进步，许多学者再次恢复了对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兴趣，进而推动语言起源研究提上新的议程。1972年，第一届语言起源和发展北美会议在多伦多召开，标志着语言起源研究禁区的打破；1975年，一次在当代语言起源与进化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题研讨会在纽约召开；198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办的“语言起源国际跨学科研讨会”在巴黎召开；1983年，国际语言起源与进化学会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 [1] 。这样一来，语言起源问题在一股研究热潮中逐渐进入新的高峰。
20世纪末期，语言起源的研究推动了演化语言学的形成。1996年，第一届语言演化国际会议在英国爱丁堡发起，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全面系统地展开 [2] 。近年来，演化语言学在国际上发展得如火如荼，俨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探究语言起源及相关问题，新兴的理论与方法业已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学术界对于揭示语言起源科学规律的信心空前高涨。
在语言起源问题的探寻上，从最初的语言神授到近代各种语言起源假说再到现当代基于科学认知基础上衍生出的理论体系，已经跨越了几个世纪，语言起源也从单一的哲学研究对象转变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至此，人们对于语言起源的认识也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本文拟对语言起源及其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与梳理，旨在整合、澄清与补足语言起源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及研究成果，力图显示出语言起源研究的轨迹和全貌，从而明晰语言起源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以期对今后的语言起源研究有所启示与借鉴。
2. 基础讨论：语言起源的内涵及相关假说
2.1. 语言起源的内涵
在对语言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对语言起源的内涵进行基本阐述。一般而言，语言起源主要有两种理解：其一是指某一具体语言的起源，其二是指人类一般语言的起源问题。需要指明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一般语言的起源；由于某种具体语言属于人类一般语言系统的组成要素，因此，文中但凡涉及到某一具体语言渊源的论述均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人类一般语言的起源问题。具体而言，人类一般语言的起源问题主要指人类是在怎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语言，人类怎样开始使用语言这种交际工具。从关涉的学科范围来看，语言起源内涵的呈现基于语言学但不能局限于语言学，至少还应将人类学和哲学纳入思考。倘若从语言学、人类学、哲学角度入手，那么语言起源的内涵大致包括：什么是语言，语言要有所界定；其次是语言的起源需要哪些条件；另外语言从何而来，要对语言成形之前的形态有所说明；还应考虑事物的最初命名与语言起源之间的关系。当然，语言起源的这些内涵之间存有密切的关联，其中语言的界定是基础性的。
2.2. 语言起源假说及其价值评判
在语言起源的探索过程中，诞生了各种各样的语言起源假说。具体来看，语言起源假说包括语言神授说、自然声源说、拟象说、社会契约说、劳动起源说、语言进化说、手势起源说、音乐起源说、人类本源说、姿势起源说、感性起源说，等等。下面选取代表性的语言起源假说进行简要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语言起源假说的价值评判进行扼要阐述。
2.2.1. 语言起源假说
一是语言神授说。语言神授说把语言归之于神明的创造或馈赠。事实上，大多数民族都有关于语言由来的神话传说，日本有创造语言的太阳女神；我国苗族有山神指点“央”造人并给予人说话能力的传说，畲族有祖先高辛教人说话的传说；澳大利亚传言人类是因为吞食恶神布鲁利的骨肉而开口说话；古埃及人认为语言是透特神(Thoth)创造的；印度则有人认为语言是学习女神沙拉斯瓦提(Sarasvati)赋予人类的。不难看出，这些神话传说都将语言的来源归为神灵。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上帝与亚当的交流、亚当给世间万物取名以及通天塔语言变乱的描述都体现了“语言神授”的理念。作为语言神授说的强烈捍卫者，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苏斯米希(Süssmilch)曾在《试证最早的语言并非起源于人，而只能是上帝的发明》中强烈表示，人类语言这种具有异常复杂机理和精巧组织的机制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只有万能的上帝才造得出来。
二是自然声源说。自然声源说把语言的起源归因于人类对自然之声的仿效、外界刺激下人类发出的情感之声以及人类集体劳作过程中发出的本能声音。这一假说可以笼统地称为拟声说或声音论，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伯森把语言起源理论归纳为“咆哮说”“啵啵说”“叮当说”“喘息说”四种学说 [3] 。具体而言，“咆哮说”即汪汪理论(Theory of bow-wow)，也称为摹声说；据此学说，人类最初的语言是对以狗声为代表的动物之声等自然界声音的模仿。最早提出摹声说的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此学派将语言起源归结为人对自然声音的模仿，后来得到了德国哲学家布尼兹和生物学家赫德的大力推崇，另外德国语言学家施泰因塔尔和保罗也都特别强调了摹声在语言产生中的作用。“啵啵说”即呸呸理论(Theory of pooh-pooh)，这一理论假设原始语言是人类始祖在悲伤、愤怒、鄙视、高兴、激动等状态下自然本能发出的情感之声，由此也可称其为“感叹说”。正如卢梭指出的，语言产生于人的情感，特别是激情使得人类开始说话 [4] 。“叮当说”即叮当理论(Theory of ding-dong)，这一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有着特殊的声音，声音与意义之间有某种和谐关系，正如各种铃声击打着人类，而语言正是人们在接受此类声音击打印象时而本能产生的结果，因此也可称作“声象说”。“喘息说”即唷嗨嗬理论(Theory of yo-he-ho)，又称为“劳动号子说”；这一理论学说认为语言起源于人们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为了协调动作而提高效率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哼唷声和吟唱声。可以看出，叶斯伯森的归纳思路正是按照不同声源对自然声源说进行了区别划分。
三是拟象说。顾名思义，拟象说是把语言的起源归为人类通过自身器官对自然物象的模拟。根据模拟对象的不同，拟象说又可分为口腔手势说和口型拟象说。不过，口腔手势说与口型拟象说假定的模拟对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模拟对象为肢体动作，而后者的模拟对象一般指亲眼目击过或想象出来的自然物象。口腔手势说认定远古人类先是凭借头部动作，面部表情、手势等肢体语言进行沟通的，原始语音即是通过唇舌等口腔发音器官模仿各种肢体表意动作产生的。口型拟象说中的所拟一般是人目击或想象到的普遍意义上的物象，相关研究发现语音的口型特征倾向于临摹所代表事物的形象特征 [5] 。
四是社会契约说。社会契约说认为语言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产生，最初人们因没有语言导致各个方面的沟通障碍，于是人们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商议，规定事物的名称，于是语言在这种状况下就产生了 [6] 。卢梭曾先后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社会契约说，指出人们为了社会交际才约定使用语言作为彼此的交流工具。后来，这一假说得到了法国莫白迪的大力推崇。
五是劳动起源说。简而言之，劳动起源说指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来的。恩格斯在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劳动起源说，其认为语言是在人们的劳动中，由于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人类语言从产生起就是有声语言。恩格斯的劳动起源说把劳动看作语言产生的基础，人类除了语言再不能用任何方式来达到沟通目的，所以说人类的语言起源于劳动 [7] 。
六是语言进化说。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来，许多学者开始使用进化论的思想研究语言的起源。语言进化说断言，语言的起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与人类进化相伴而行，语言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接近现代语言的完整系统。后期，语言进化观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分离出许多不同的理论，如Pinker的达尔文主义语言渐变论，Bickerton提出的语言起源两阶段论，Aitchison则是提出了全新的语言篝火论 [8] 。
七是手势起源说。手势起源说把语言起源归因于手势语。Michael Corballis在其著作《递归心理：语言起源、思维与文明》中明确提出语言来自手势，而非声音交际 [9] 。汤炳正也认为人类语言起源于手势语，而口头语是其后期发展而来的 [10] 。美国手语研究之父威廉姆·斯多基在著作《用手表达的语言——为何手语先于口语出现》里详述了语言手势起源说，认为手势符号先于话语出现，手语是先于口语出现的语言表达形式，人类的语言能力是首先通过使用手势得以发展并最终由手语语言演化为有声语言的 [11] 。
八是音乐起源说。卢梭曾在《论语言的起源》里详细阐述过语言与音乐初始的共生关系，其明确提及过人类最初的语言就是诗歌和音乐。类似地，语言学家叶斯伯森在《语言论》中也论述了语言起源于歌唱的观点，其认为在种群和亲缘等选择压力下，语言始于描述个人或孤立事件的半音乐表达，正是追求娱乐或爱情的歌唱等音乐形式促成了语言的产生 [12]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提出“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分析人类最早的语言开始于用喉音发出真正有音乐意味的声音，即歌唱 [13] ；换言之，达尔文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应该就是音乐 [14] 。当然，音乐起源说也为之后“音乐习得机制”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5] 。
九是人类本源说。人类本源说指人的本质就在于语言，人之所以能成为人，就是因为人有语言。赫尔德是人类本源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人类心灵则通过自身的作用不仅创造出语言，而且不断地更新着语言” [16] 。在其看来，即使没有社会，没有舌头，语言也会源出于心智，语言的最初发展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语言则是人类本性的影像。此外，洪堡特有关语言起源的讨论也非常接近人类本源说，其在《论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提出：“语言产生自人类本性的底层” [17] 。显然，洪堡特也倾向将语言视为人类精神本性的一种产物。
2.2.2. 语言起源假说的价值评判
除上述假说之外，还有许多有关语言起源的猜想和假设，如认为早期人类开始用闲话替代彼此理毛以维持人际关系的“理毛说”，认为语言是由报警符号发展而来的“报警说”，认为语言是在欺骗行为导致脑量和智力增加前提下产生的“欺骗说” [18] ，认为语言是在人类社会互动中通过姿势对话逐渐延伸出的“语言姿势起源说” [19] 。不难发现，尽管部分语言起源假说的名称不同，但在其具体内容上存有不少的交叉重合，如手势起源说与姿势起源说，感叹说与音乐起源说等。
总体来看，这些假说普遍缺乏实证材料，说服力不够；质而言之，这些理论假说并不能明确解释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但是，这些假说从不同角度对语言起源问题作了讨论，因此具备相应的参考借鉴价值。语言起源于摹声，起源于感叹等情感之声，起源于劳动号子，起源于口型对物象的模仿，起源于音乐之声，起源于身体姿势，起源于人类精神，这些均属于对语言起源于何者的回答。语言产生于社会契约，产生于交际需求，产生于劳动过程，产生于情感起伏，产生于感觉体验，产生于娱乐需求，产生于求助需要，这些则是对语言产生的条件加以回答。如此看来，在对语言起源假说做出价值判断时，不应该把语言的起源等同于有声语言的起源问题，更应该在交际层面理解语言，这是因为，这些语言起源假说的内在性预设偏向于从语言的交际功能角度定义了语言。
3. 核心问题：语言起源研究的视角对立
语言起源问题本身的可证性难度极大，所以研究者往往不敢妄下定论，而是选取语言起源问题的某个方面尽量去论证，进而得出一个新的解释或理论，以期无限接近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据此，相关语言起源研究必然伴随着不同的基本视角，从这一层面来看，随着学界对语言起源的不断探索，逐步确立起语言起源研究中的两个对立，即一源论与多源论的对立、渐变论与突变论的对立。
3.1. 语言起源的一源论与多源论
在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上，素有一源论与多源论的对立。一源论认为人类语言的起源是单一的，其来源只有一个；而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差异均是同一种语言逐渐演变分化的结果。多源论则认为语言的起源不止一个，世界上的语言并不是同出一源。
一源论的思想在诸多学者的著作中暗含着，均强调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只有一个共同始祖。17、18世纪，受宗教影响，西方世界在较大范围内普遍流行着一源论，这主要体现在关于人类语言始祖的推测，如瑞典军人刚伯在著作《天堂的语言》中明确表示瑞典语才是人类语言的始基；英国人韦伯在《历史地论证中华帝国的语言乃是人类原始语言的可能性》中提出汉语才是人类最早语言的惊世之见；英国人伯尼特在《论语言的起源和进步》中力求通过不同语言的类型特征来推测追溯到同一种始祖语言；英国驻印法官琼斯推断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它们来自某一更早的源头，这也倾向于人类语言一源论 [20] 。此外，斯瓦迪士还曾比较了新旧大陆的各个语系，认为众多语系之间存在遥远的亲缘关系，因而可以将其合并为更大范围的超语系；同样，这些语系之间也可能存在更为遥远的亲缘关系，那么最终世界所有语言之间都可能有亲缘关系，即同出一源 [21] 。
多源论支持者看来，语言是同时在世界几个地方由不同的人群分别发明的。马毅曾断言：“人类的语言都不可能起源于某一特定的猿群，某一特定的时间，某一特定的地区” [22] 。在其看来，人类语言产生于某一个中心地点，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进而推想，在语言形成初期，语言的种类肯定比现在要多得多，不同的语言，乃至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在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后随着部落、社会的分合，语言也随着分化或混合、融合。王士元，柯津云认为语言的复杂性是其不断演化的结果，并且完全可以借助概率模型来证明多源说的发生可能性会比一源说的可能性大；在他们看来，语言的起源是多源的，换而言之，语言是从几个不同的地方分别独立发生的 [23] 。此外，陈保亚在论证非洲假说两个时间层次和语源关系的过程中，指出人类两次走出非洲并不能推出语言都起源于非洲，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语言起源多源论的可能性比较大 [24] 。
从本质上来看，语言起源的一源论与多源论同样属于假设性的理论学说，目前无法被证明，但同样不能将其断然否定。即使立场不同，但学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一源论与多源论的论证思路和方法是一致的，那便是研究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通过比较各种语言来寻找和构拟原始祖语。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正是在寻找论据的过程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通过对语言进行划分来建立语言谱系，一部分语言学家开始认为语言存在着多个源头，现在世界上的众多语言则是由多个原始祖语分化演变的。然而，语言亲缘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研究者对语言的认知程度和自身的认知水平等客观因素，可以说，“被纳入同一语系的是那些已有充分证据确认是出自同一来源因而彼此之间是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而分入不同语系的只能说是尚未找出这样的证据的语言” [25] 。这样看来，人类语言源于一种语言还是多种语言仍然是一个谜。
随着研究的加深，语言一源论与多源论的论证过程变得越发客观，越发科学，研究者试图获取更多的实证材料去支撑自己的观点。在诸多研究的论证过程中，一系列有关语言起源的研究成果拓宽了探究语言起源问题的视野，诸如夏娃假说，超语系假说，人类语言基因，语言神经系统等理论学说的初步构建，均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人们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深层次理解。
3.2. 语言起源的渐变论与突变论
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运用渐变论与突变论来解释语言的起源和演化。渐变论与突变论这两大研究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渐变论认为语言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开始，通过作用于各种认识能力的自然选择而逐步成熟 [26] 。突变论则认为语言作为人的独有特征，语言这种能力是随着脑增大而在较晚时期由于基因突变迅速出现的一种能力；换言之，人类原始语言可能是由人类始祖中的某个个体大脑组织结构中的某种生物基因突变引起的结果，也可能是其他方面产生变化的一种副产品 [27] 。
渐变论者认为语言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形成其最终的形式，它一定是由人类灵长类祖先的早期前语言系统演变而来的。达尔文认为，语言是一些表达情感的自然发声演变而来的，语言是慢慢地、不自觉地、通过许多步骤发展起来的，各种语言的形成和不同物种的演化都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 [28] 。由此可知，达尔文直接将语言起源与物种起源结合了起来，用渐变论解释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德国热衷于进化论思想的施莱歇尔在其著作《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中明确表示：“语言是自然有机体，其产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语言根据确定的规律成长起来，不断发展，逐渐衰老，最终走向死亡” [29] 。不难看出，在施莱歇尔看来，语言的历史发生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必须经历逐步演进、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一般规律。当代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也坚持渐变论，其避免去研究灵长类中明确的语言雏型，而是简单地认为“语言本能”通过一般的方式渐进演化而来，语言是人类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一种适应功能，不断再生和优化，语言同手、眼等器官一样在进化 [30] 。
突变论者接受进化论的基本思想，但不赞成自然选择的作用，认为语言的发生并未经过渐进过程而是突变的结果，即基因突变论。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里提到：“我只想把语言的发生比作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美妙的春夜里，一棵大树的花朵一下子全部盛开了” [31] 。由此可见，鸿氏主张语言起源突变论，认为语言的提高是逐渐的，然而语言的发明却只能是一举而成。诺姆·乔姆斯基一直坚持语言突变论，坚信语言是一下子突然出现的 [32] ；此外，乔氏指出，产生于某个个体的一个随机突变，导致了语言在突然之间便以完美或近乎完美的形式出现 [33] 。实际上，乔姆斯基坚信一次非连续的基因突变导致了语言官能的产生，是将个体选择论、基因选择论和现代生物遗传学突变论的有效结合，这也成为了生物语言学研究语言起源和产生的又一理论基础 [34] 。Bickerton认为语言并不是缓慢平稳进行的，人类只是偶然进入了语言的领地，其找到了支撑突变论最充分的理由，一是现有证据证明人类认知是突变而成的，二是尚未找到原始语言和人类语言之间有同期出现的各种中介语言和某些稳定阶段，所以完全意义上的语言自然是突变的结果 [35] 。
语言渐变论和突变论旨在解释语言起源和语言演化问题。其实，二者的假设前提是有所不同的，渐变论是将语言看成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来考究，突变论则倾向于将语言视为一种静态结果来考证。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二者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如杨烈祥，伍雅清认为语言的产生和演化既有渐变因素，又有突变因素，是渐变中的突变，语言渐变和突变的共同演化符合现代系统论和控制论，超越了语言演化研究中外在主义和内在注意的二元对立 [36] 。
4. 研究前瞻：语言起源研究的理念升维
语言起源的探索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直到现在仍不乏诸多难题亟需深入研究和广泛探讨。面对难度极高的语言起源问题，绝对不能采取逃避式的态度而畏葸不前；需要看到的是，语言起源的研究正从思辨性转向实证性，相关研究越来越注重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论争和检验 [37] 。为了有效促进语言起源研究，理应提高问题意识，善用现代科技，将语言起源问题置于多学科框架下进行联动研究。为此，亟需在研究意识、研究性质及研究平台等多个层面对语言起源研究进行理念升维。
4.1. 语言起源的“问题化”
语言的口语是第一性的，探求人类最初语言的起源，取证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这便使得有人长期怀疑语言起源作为学术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卢梭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明确表达了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悲观态度，认为学界在语言起源问题上不会有多大结果，毕竟今人距离语言的始端实在太过遥远。索绪尔注重实证主义精神，在其看来：“语言起源的问题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重要。它甚至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 [38] 。哪怕是在当下，仍有学者对语言起源作为学术问题的做法持怀疑态度，认为语言的起源是一个比艺术起源更为渺茫的问题，现存的语言文字材料无法追溯到语言的发生时期，语言起源是一个不可能讨论清楚的问题 [39] 。确实，语言起源的论证难度不言而喻，迄今为止，有关语言起源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缺乏充分的实证材料，更没有基本的公论。然而，这并不能否定语言起源成为学术问题的合理性；即便暂时没有公认的答案，也不代表这一问题在未来无法得到解决。需要明确的是，语言起源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局部性的突破都将推动人们对语言起源的认识。比如语言学关于汉藏语系的北方起源假说与西南起源假说为汉藏语系起源与演化研究提供了框架 [40] 。此外，近期在谱系树结构及其理论体系下开辟的研究方向，为语言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例如非加权平均法(UPGMA)、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最大简约法(maximum parsimony)以及贝叶斯方法(Bayesian method)等；尤其是贝叶斯系统发生方法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使诸多相关研究开始着眼于推断世界上各语系或语族的起源时间和地点，如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s)、帕马—恩永甘语系(Pama-Nyungan languages) [41] 。
不难发现，历来有大量学者极其重视语言起源这一科学难题，并且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在语言起源的各个层面不断探索。简言之，人类正在不断努力接近这一问题的答案。要想达到对语言起源问题的真知，学界必须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即把语言的起源问题“问题化”。“问题的‘问题化’，就是将所发现的问题‘学术化’。所谓学术化，就是将所发现的问题置入一定的学科体系，施之以合适的研究方法，得出一定的学术成果” [42] 。语言起源作为解释语言学的一大课题，其重要地位不可忽视，语言起源关联着人类的起源问题，语言又有着明确的社会属性，这些都表明语言起源研究可以向相关学科进行学术辐射，而语言起源问题的解决也必然能够反哺人类学、社会学相关问题的解决 [43] 。毫无疑问，语言起源有其成为学术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4.2. 语言起源的跨学科研究性质
语言起源所属的学科性质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语言起源起初只是一个哲学问题，后来又进入了语言学研究领域，发展至今，语言起源已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科学问题。由此看来，语言起源问题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具体来看，此问题的解决亟需语言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解剖学、社会学、临床医学、心理学、生物学、遗传学、文化学、认知科学、神经生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积极参与 [44] 。
正是语言起源问题具备的跨学科研究性质，跨学科合作必然是其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将延续至语言起源问题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另外，语言起源问题也不再局限于语言缘起何时、何地、何物，而是试图结合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某一方面进行科学实证与解释，如FOXP2语言基因的发现，现代人类基因库的建立等都为揭开语言起源的全貌奠定了基础 [45] 。随着生命科学逐渐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前沿学科，人们对语言生物机制的认识将不断加深，在跨学科合作的前提下，相关领域学者通力协作，凭借已有经验和证据，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验证现有理论假说的过程中深化拓展，语言起源问题定能得到相对全面的科学答案。
4.3. 语言起源研究的新平台
语言起源研究的不断推进，催生了演化语言学的出现；反之，演化语言学为语言起源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研究平台 [46] 。演化语言学主要关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注重跨学科的合作，强调语言学在研究导向中的基础地位 [47] 。由于语言的起源与变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界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 [48] 。近年来，演化语言学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着手，对语言起源和发展的生理、神经、认知基础，语言能力的遗传基础，语言各要素的演化机制，语言种系的产生路径等诸多问题展开深入的探索，建模仿真等科学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因此获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在探索语言起源等根本问题的征途中迈进了步伐 [49] 。事实证明，演化语言学为语言起源研究提供了新平台和新视野。必须紧紧围绕这一学科，投入更多资源加大其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其学科体系。总之，语言起源问题的破解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演化语言学的发展，演化语言学也将成为语言起源研究最为坚实的阵地和平台。
5. 结语
语言起源作为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尚存不足有待探索与补正。基于前贤研究，本文对人类一般语言的起源问题做了深入讨论。结合语言学、人类学，哲学来看，语言起源的内涵包括语言的定义、语言起源的条件、语言起源的具体过程等。目前，学界存在着许多缺乏实证的语言起源假说，部分假说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交叉重合；此外，这些假说侧重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层面界定语言；尽管语言起源假说无法准确解释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但能为语言起源研究提供参考价值。从研究视角来看，一源论与多源论的对立，渐变论与突变论的对立是语言起源研究中的两个对立，其本质都是解释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对语言起源研究进行理念升维，由此发现，语言起源有其成为正规学术问题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在未来的语言起源研究中，学界必须树立高度的问题意识；同时，语言起源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性质，跨学科合作是语言起源研究的发展趋势，语言起源问题有望在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通力协作下得到科学答案；此外，新兴的演化语言学为语言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阵地，有必要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和完善演化语言学学科体系，不断夯实这一最新的研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