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关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Basic Logic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Based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DOI: 10.12677/ae.2024.143459, PDF, HTML, XML, 下载: 19  浏览: 39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阎玥西, 曹博秋雨, 乔卓凡: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关键词: 职业教育历史制度主义政策演进Vocational Educati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cy Evolution
摘要: 职业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作用的发挥。本文通过对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政策的梳理,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归纳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以期为之后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和参考,助力我国高质量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快我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foundation of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socie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rough the comb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since the new century, in order to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future,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in China,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文章引用:阎玥西, 曹博秋雨, 乔卓凡. 新世纪关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J]. 教育进展, 2024, 14(3): 886-89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59

1. 引言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必经之路。深深嵌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职业教育对平衡当下人才结构,打造高质量人才,实现人才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二十大在报告中表达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的中心思想,强调高质量、高技术人才应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报告还出现了如“职普融通”和“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等创新性提法,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并肩,有利于肃清矮化“职业教育”观念,助推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再上一阶,这也是对顺应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结构转型的有力呼应。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发端,它的实质蕴含着延续性,对其的改革和完善是实现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不竭动力。因此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紧扣“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主体”的逻辑框架,遵循历史发展主线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发端变迁和内涵演变,以期为日后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方向和制度创新提供借鉴,也是职业教育走好现实道路的首要前提。

2. 文献综述

职业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意味着其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充分的引导性、规范性和指向性,同时公共政策的内涵也同样适用于职业教育政策。基于公共政策的含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公共政策包括了整个政策过程,串联起了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几个零散、孤立的环节,具有统一性 [1] 。狭义的公共政策则可以理解为政策制定或政策规划。本文主要关注狭义的公共政策。

通过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可知,当前学界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的探讨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包括结合特定历史背景 [2] 、深挖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 [3] 、比较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政策 [4] 、不同制定主体下的职业教育政策对比 [5] 以及特殊主体下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定 [6] 等等。然而,现有的研究主题大多着眼于职业教育政策的某个部分或者将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横向梳理,而较少对职业教育政策展开纵向梳理,缺少用全局的眼光归纳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进程并对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予以辨析,从而难以对职业教育政策运行中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最终降低了职业教育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全过程的精确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因此,理顺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进程是我国职业教育实现高速高质高效发展的开关阀门和不竭动力。

3. 研究设计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技能型社会的有力回应,也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之举和重要任务,其最终落脚点在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7] 。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起点,提质增效、积极适应、努力迎合、主动变革的演进方向是职业教育政策对技能型社会的有力呼应。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政策是促进我国现代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政策有助于平衡我国人才结构、推动构建完备人才体系;从经济建设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政策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分支。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政策作为我国教育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高度的实践导向,该政策还属于处在宏观社会发展规划与微观职业教育行为之间的中观制度,呈现出承上启下、多主体参与、协调多方利益、兼具宏观指向性和微观实操性等特点。对此,在分析职业教育政策时应当从俯视的角度对其展开全景深描,从纵览全局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把握其变迁规律,在充分翔实的政策文本和经验数据中勾勒出完整的历史脉络 [8] (见图1)。

Figure 1.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framework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图1. 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3.1. 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将冗长的制度内容放眼于历史的长河中予以考察和思量是该理论最大的特点 [9] 。历史制度主义创造性地聚焦于中观制度研究,从中观层面出发上下外扩研究范围;其中,向上延申至宏观层面下的社会结构分析,关注引起制度变迁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等社会历史背景,据此归纳出贯穿整个制度变化脉络的基本因素;向下则触及微观动力机制,强调制度演变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来自多方利益主体的牵制和干扰,进而影响制度变迁 [10] 。而依托从宏观层面提取的基本因素,该理论提出的路径依赖和关键转折点则基于此成为构成中观层面的重要元素并以此解释制度的延续和变迁,认为制度或政策遵循渐进性、层次性和稳定性的三重变化逻辑,外化为路径依赖,而关键转折点则主要用于解释宏观环境或利益关系的突变使得现有制度与原有制度的“失联”。基于此,将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框架用于分析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在“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分析框架下,总结该政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对诱导职业教育政策演变的宏观制度因素系统化分析,进而刻画深层结构,另一方面探究多方利益主体推动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历史的眼光回溯过去的制度,预测未来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方向并为政策的现实构建提供启示。

3.2. 政策文本来源

政策文本是对政策内容的书面描述,具有权威性、客观性和公共性。要归纳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过程就应对职业教育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和分析。根据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向社会公开政府发行物的政府部门,是输出公共政策的源泉,同时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隶属于教育部门的管辖范围。通过在国务院办公厅官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上公布的官方政策文件展开搜寻可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最早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但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导致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延续性较弱,前后政策的衔接较差,同时鉴于我国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原有政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适配度较低,固本文未将其纳入分析范围中。而二十一世纪作为新旧交替的时间节点,我国经济位于腾飞的风口蓄势待发,广大的市场对劳动力和人才的需求日益攀升,职业教育政策作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愈发受到关注。因此,本文对1998~2023年间公布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梳理,经过通读筛选后得到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18个。

3.3. 技术路线搭建

本文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的职业教育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按照时间顺序对1998~2023年间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展开阅读,对政策地位予以判断,对政策背景和政策目标进行归纳,以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为研究视角,严格遵循“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研究逻辑,将职业教育政策文本置于中观,在宏观角度对有相同的政策背景和政策目标、同等的政策定位的政策文本合并同类项,同时将延续性较差的政策文本和在时间序列上出现拐点或分支的政策文本标记为关键节点并展开重点分析,以政策变迁为缩影,透视我国当前时代特征和职业教育政策的重心转移;在此基础上,对在社会背景下孕育而生的职业教育政策与多方利益主体间的互动进行分析,关注微观主体对职业教育政策演进产生的实际影响,综合研判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4. 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职业教育政策隶属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必然体现国家意志和公共意志,故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时也必然要体现国家和公民的双重意志。而在国家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属性下自然要求职业教育政策顺应时代发展、对接人民需求。通过对既有职业教育政策的研读并深入分析各职业教育政策的内容后,在“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主体”的分析框架下,总结出“科教兴国–提质培优–职教扶贫”的职业教育政策路径依赖,同时将影响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关键节点作为划分政策发展阶段的有效依据,提出“要素构建–拓宽视野–信息化建设”的政策导向变更,进而将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归纳为包括发源阶段(1998~2006.6)、发展阶段(2006.11~2016)、成熟阶段(2017~2023)在内的三大阶段。

4.1. 1998~2006.6:职业教育的发源阶段

1998年2月16日,我国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印发《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的通知,指明了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文件指出,职业教育应充分满足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为积极落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要求职业教育加快改革步伐,因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宏观环境下,本阶段职业教育的最大亮点在于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作为面向新世纪的首部职业教育政策,该文件从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和职业教育发展结构两方面描摹了未来职业教育改革的轮廓,并指出要从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教学管理、教师素质等方面优化新世纪职业教育工作。而在1998~2006年间后续出台的政策都以此为基准进一步细化。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政策定位为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内容为职业教育的基本管理规范,为之后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搭建了全要素的基本框架。

1) 紧跟“科教兴国”的战略导向

世纪之交,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呈现出重大转型 [11] 。而人才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源泉。职业教育作为培育人才的重要手段,在新世纪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兼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以及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都决定了职业教育在推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中的必要性。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关键的历史时期,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不仅调动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也提高了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2000年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提到“世纪之交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关键时期”。实际上都指明了科教兴国战略对职业教育政策改革所起的引领作用。在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指示下,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中指出要培育应用型人才并直接面向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在200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再次提到职业教育应培养面向生产前端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都表明了职业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下着重打造服务型和应用型的人才特性。

2) 明确基础定位的教育层次

在“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结合当时国内职业教育由于客观环境变化具有刚起步、层次低、发展慢、规模小等特点,因此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明确了本阶段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定位。教育部颁发的《2002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中提到从招生规模、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材设计等方面继续推进中等职业学校的布局结构调整。在《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曾多次提到包括加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不断深化中等职业教育培训等等面向中等职业教育建设的需求。在2006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详细部署了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建设工作的开展,意味着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在公办教学单位下建立健全办学体系,还应当拓展办学途径,扩大办学规模,以公办中等职业教育为参照不断完善民办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双管齐下统筹中等职业教育的全方位发展。

3) 搭建全要素的基本框架

本阶段在确定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定位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结构与要素,推动实现职业教育系统化、规范化,以便于职业教育的进一步落实与执行。在2000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的意见》中公布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细则。在2000年《关于中等专业学校管理体制调整工作中防止中等职业教育资源流失问题的意见》中明确了职业教育管理部门的权责划分。2002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提出行业和企业应是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社会载体,表明我国职业教育主体未来多元化发展格局的趋势。而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的意见》的文件中除了要求加强城乡统筹、东西合作,扩大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以外,还提出要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任务实行目标管理,建立职业教育招生工作责任制。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应加强助学金制度、奖学金制度、生产实习为核心的助学制度等全方位资助体系的建设,破除贫困家庭学生的求学阻碍,助力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新世纪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初期,以办学理念为宏观抓手,紧紧围绕办学主体、办学资源、办学师资等构成要素,以期勾勒出本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模型。

4.2. 2006.11~2016: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搭建了全要素基本框架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日趋稳定。为适应我国经济强国的建设目标,对人力资源的质量要求不断攀升,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逐渐从中等职业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倾斜。在2011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求打造终身学习、服务社会、职普协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上阶段着力打造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格局相比,本阶段并非只关注高等职业教育,而是主张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的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增强培养高技能服务人才的能力。除了发展格局的调整,本阶段进一步扩大了职业教育的涉及范围,紧扣终身教育理念,以政策形式鼓励职业教育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与国际接轨,为劳动者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1) 恪守“经济强国”的建设目标

在教育部2011年公布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表明我国正处于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跨越与蜕变过程中。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为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不仅要努力开拓创新,还应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创新”是实现我国未来教育改革及人才培养的关键途径,而培养出一批能引领我国社会进步,推动我国科技发展,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自然也就成了现阶段我国人才工作及教育工作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要加速培育人才竞争的相对优势,使之逐渐从“人才大国”转向“人才强国”。“体量大”已远不足以囊括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强国”目标的提出对我国人才的层次结构体系提出了更高标准,也对我国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崭新动力。

2) “冲量”到“提质”的发展趋势

在建设经济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导向下,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不仅求量,还更求质,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主轴不断扩大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半径。首先对2006.11~2016年间出台的30部政策进行回顾可知,其中有20部都主要论及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其次就政策制定内容而言,相较于前期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泛泛而谈,以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为例,该文件详细规定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所有要素,包括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师资培养基地、明确中等职业院校管理体制、教材公布、奖学金设置、鼓励第三方加入到职业教育培养中来、多部门合作共建等等;最后本阶段强调职业教育政策之间的延续性,在2011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把握方向、协调发展、实施衔接、加强保障四个方面给出了实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详细举措,关注职业教育不同层次之间的协调与统一。

3) 拓宽职业教育政策视野

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政策除了与前期政策高度联系,在原有政策基础上不断完善以外,还放大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目光,拓展了职业教育政策的视野。在2014年6月,我国教育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通知从“走出校门、走向世界、伴随终生”三个角度进一步丰富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内涵。首先强调职业教育对个体发展而言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将职业教育细化为职业辅导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两个部分,其中前者主张为在校生提供职业教育服务,后者则为劳动者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其次该通知提到以战略化眼光和现代化理念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视野,进一步将现代职业教育纳入国家竞争力的考量中,不断巩固我国人才和技术竞争优势;最后职业教育不应仅存在于校内,还应走向社会,陪伴人才全阶段成长,这也是对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的有效回应。

4.3. 2017~2023:职业教育的成熟阶段

在前期职业教育政策的反复调试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高度契合人民群众期待、努力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化接轨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时,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政策除了通过“职普平行”“本科层次开设职业教育”等方式打通职业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平台的渠道,以及在202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形式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之外,随着我国脱贫攻坚重大战略的全方位实施部署,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为抓手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扶贫工作机制,更好发挥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成为本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在“职教扶贫”理念的深入贯彻下,我国提出“教育 + 产业 + 就业”、“学校 + 合作社 + 农户”、“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等扶贫关系模式,实现职业教育的造血式扶贫。而在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职教扶贫工作的有序推进时,结合当代“互联网+”的重大战略引领,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也被纳入政策议程,这为适应职业教育改革和信息技术创新趋势,如期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加权赋码。

1) 缔造“产教融合”的扶贫思路

将职业教育纳入脱贫攻坚的一环,丰富精准扶贫的内涵成为了本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一大亮点。在2022年这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深化之年,职业教育作为实现教育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受到广泛关注 [12] 。在《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中指出,我国职业教育工作应坚持职业教育与扶贫工作、终身学习教育等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在2019年由教育部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办好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职教脱贫工作的开展要对标就业需求,重点关注建档立卡户中有职业教育需求的部分。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提出依托职业院校等机构作为脱贫致富的主战场和加油站。由此可见,教育扶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演进道路。

2) 构建高质量、规范化的政策标准

现阶段的职业教育政策已成功迈进高质量、规范化的发展时期。在2021年出台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提到,不仅要实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还应延长职业教育的“服务年限”,紧紧依附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体系。同年发布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详细规定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条件和要求,这是将职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平台的重要举措,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的齐头并进。在《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强调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不断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横纵贯通,积极构建职业教育的多元办学格局。而在2022年,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将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下,除了将内容从5章40条完善至8章69条,由原法的3400余字修改为10,000余字,内容更加充实之外,同时还将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同样重要的教育类型,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文规定,进而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予以公共权力支持,在此基础上深入对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3] ,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规范化发展再上一阶。

3) 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在信息技术以飞升之势发展的今天,为了适应现今教育改革与信息技术创新运用的潮流,通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并积极输送技能人才以如期完成职业教育现代化,自然成为了当今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战略措施。2017年9月由教育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职业教育信息化工作应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该文件还进一步指出要采取“政府引导、标准引领、项目示范、分步实施”的方式,推进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对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中的“谁来管、怎么管”问题予以明确指示。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支持运用信息技术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方式……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可见,将信息技术运用至职业教育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优化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式乃大势所趋 [14] 。而到了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到2025年,建成300所左右全国性信息化标杆学校,带动建设1000所左右区域性信息化标杆学校,推动信息技术与职业院校办学深度融合”的量化指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核表现为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15] ,这也是日后职业教育转型为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5. 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对新世纪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进行梳理发现,在上述职业教育政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与当下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展现出较强的行政指向性。特别是在第三阶段,与“产教融合”相结合的教育扶贫理念是对我国为实现全面脱贫,奋力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发展战略的有利回应和灵活应变。同时,基于职业教育政策的实践导向和应用导向,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了职业教育政策路径依赖的稳定内核,外显为职业教育以手段、模式等形式参与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中。因此,联系时下热点,瞄准时代风口,关注人民需求,成为了职业教育政策不断提高自身发展水平的主旋律。

5.1. 将职业教育纳入乡村振兴建设

2020年我国顺利打响脱贫攻坚战,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巩固全面脱贫成果的重要抓手,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关键一环,直接关系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水平。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巩固全面脱贫攻坚成果的接续之作,是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时代成果。而在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可知,职业教育自发展以来就将培养人才的重点对象对标农村贫困人口,同时这一类人群不仅是前期扶贫工作的帮扶对象,更是后续乡村振兴战略的受益主体,因此,在未来,要走好乡村振兴的长征之路,职业教育政策必然要实现政策资源的倾斜,积极打造新时代乡村职业教育高素质人才队伍,还要主动与“互联网+”等时代战略相结合,将大数据智能端应用到职业教育建设中,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高技术高质量人才。

5.2. 实现职业教育与民族工作结合

思政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环节,积极向上的思政课堂为人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为其描绘了正确的奋斗方向。因此,未来应当扩大思政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的影响力。而随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不仅是对思政教育重要性的有力佐证,更是点明了高校思政教育的时代建设方向。除了提高思政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占比,在日后的职业教育政策中还应通过在民族地区开展职业技能大赛、以东西协作计划为引不断延伸出更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合作计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财政资源倾斜等实践的运用,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中均发扬职业教育对我国民族工作的推动力。

5.3. 探索职业教育省域市域行业联动格局

在《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在于加强职业教育的部门协同、产业协作,提高行业产教融合的水平,由此我国未来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应建立省域–市域–行业层级体系。其中省域是指以本省的职业教育现状为基础,从关键能力建设、创新制度、职普并行等具体举措中寻求改革突破,进一步彰显本省职业教育特色,打造符合本省发展规律的职业教育生态圈。市域建设则是在省域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对包括政府、学校、企业、学生个人等在内的职业教育的建设机构和主体作出规定,层层递进,疏通职业教育发展脉络,及时攻克现实瓶颈。行业建设则强调紧密结合高端智能技术,不断汇集行业的优质资源于应用技术提升,依据产业链对人才分类培养。在省域、市域和行业的多层次建设导向下,形成职业院校主导、多方主体共建、高端技术运用、打造行业特色、政策资源倾斜的新时期职业教育政策,为我国未来的职业教育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

6. 结语

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质量人才、平衡经济结构、实现社会长效稳定发展的重要根基,是我国未来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基础板块。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纵观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其变迁逻辑可以梳理为发源阶段(1998~2006.6)、发展阶段(2006.11~2016)、成熟阶段(2017~2023)在内的三大阶段,同时这三个阶段都蕴含了各自的发展特点。通过对上述阶段发展特点进行概括总结可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将职业教育纳入乡村振兴建设、实现职业教育与民族工作结合以及探索职业教育省域市域联动格局三大方向,以期助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更上一阶,不断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应有之义。

基金项目

本文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3SYJSCX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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