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李唐王朝建立政权后，承袭隋规，经过贞观之治的积淀后迎来开元盛世。唐王朝是当时全世界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周边属国学习、效法对象。唐初，唐廷为牵制吐蕃东扩，扶植亲慕自己的南诏吞并五诏统一洱海地区，结盟对抗吐蕃。在唐廷扶植下起家的南诏，初期与唐朝联盟共御吐蕃，关系甚密；随着南诏势力的日益扩大，与唐廷的冲突加剧，直至爆发天宝战争，彻底破裂；战后，南诏北臣吐蕃，直至点苍山会盟南诏与唐廷重修于好。在政治、军事上南诏对唐廷多有叛附，但南诏对汉文化的吸收从未停止，从文化到宗教，从典籍到工技，从统治上层到普通百姓，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南诏国得以广泛传播。
2. 唐以前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
汉文化何时传播至云南地区难溯起源，部分学者认为始于“庄蹻入滇”。庄蹻入滇时，将代表汉文化的楚湘文化带入云南地区，支持该学说的学者有马曜、徐中舒、方国瑜、李埏等；也有部分学者对庄蹻其人存在的真实性、入滇历史的真实性存疑，代表有黄懿陆、蒙文通、张增祺、阿木德布等 [1] 。近年来，随着考古的进展，支持庄蹻入滇的证据越来越确凿 [2] 。笔者认为，庄蹻入滇不一定是汉文化传入云南的最早时间，但一定是汉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时期。秦开“五尺道”，汉朝时期，为经营西南夷地区修建了“西夷道”和“南夷道”，并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牂牁、益州、永昌等郡 [3] ，同时对云南地区实施移民殖边政策，大量汉族移民从内地迁入。如《蜀世谱》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 [4]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晋宁、本益州也……汉乃徙死罪及奸豪实之” [5] 。秦汉时期，云南地区有许多贤士到中原地区学习汉文化，学成后返回故地教化乡里。如《云南通志》中记载，“元狩间，闻相如至若水造梁，距叶榆二百余里。叔负笈往，从之受经，归以教乡人。” [6] 东汉时期云南始兴学校，教授儒学，汉文化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宋代洪适《隶释》中记载了一块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所立的《益州太守碑》，碑文记载：“碑之左有功曹掾故吏题名四十八人，皆属邑建伶、牧靡、弄栋、滇池、谷昌、俞元之人也。仅有王、李数姓可辨，名字皆不具矣。碑阴有牧靡故吏三人题名，在趺之右” [7] 。《益州太守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即在益州地区也曾实行过察举制度，益州百姓可通过学习汉文化而取得被举荐仕进的资格，在此过程中通晓汉文化的队伍不断壮大并逐渐形成南中大姓，而南中大姓的形成反过来也代表了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
秦汉之际，中央王朝开尺道、徙汉民，经营西南地区，汉文化也随之在云南地区传播。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军远征南中，将洱海地区从永昌郡分离出来设云南郡，重用亲蜀派，如重用汉化的叟夷李恢为建宁郡太守。西晋时期，南中最高长官亲自掌握大姓子弟的仕进，“举秀才贤良”；至南北朝，儒学在云南尤其是滇中大姓中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如《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等碑文中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涉及《春秋》《论语》《易》《诗》等。儒学“从多方面对云南产生了影响，龙颜、宝子都极力推崇儒学、用儒学来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 [8] 。
602年，隋朝大将刘哙之和杨武通率大军讨伐爨氏，爨宏达被俘，被当作人质扣留在隋的都城达十六年之久。爨宏达返回西南后，对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极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汉文化在唐以前的云南地区便有了广泛传播。
3. 盛唐文化在南诏地区的传播
唐建立后，国力强盛，在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方面都臻于完善，在处理与周边关系上推行开放政策，坚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9] 理念以开放包容之姿与周边政权相互往来，为其他少数民族吸收盛唐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代汉文化辉煌灿烂，领先于世。在科学方面，唐朝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在全世界最早对子午线进行实测、设置了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编著了宏伟的医学著作；文学方面，骈文、传奇小说、佛典文学等方面也有诸多发展，仅《全唐诗》就收录了2200多名诗人的48,900多首诗歌；艺术方面，石雕、泥塑、绘画、书法、舞蹈等独具特色；宗教方面，佛教、道教、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百教争鸣，新儒学、无神论、唯物论纷纷破陈出新；经学和史学方面，考订经文、解释经义、设立史馆、监修史书多管齐下。繁荣灿烂的盛唐文化对周边、对全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吸附力。
3.1. 儒学在南诏的传播
汉文化传入南诏，对南诏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白古通记浅述》记载：细奴罗“劝民间读汉儒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 [10] 。《洱海从谈》：“晨(盛)罗皮立，建孔子庙于国中。” [10] 唐高宗时，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多次遣使朝贡，与唐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自细奴罗始，便劝民读儒书，行儒家孝弟之事，细奴罗死后继位者盛罗皮建立了孔庙 [11] ，可见南诏政权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的重视。阁罗凤崇尚汉文化，亲读儒家著述，并且还专门设立“崇文馆”，组织南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 [12] 。南诏历代君王，读儒书、行儒道、建孔庙、设文馆、崇汉化，儒家思想在南诏的影响日益加深。南诏是天宝战争的战胜国，但在《南诏德化碑》中却诉明南诏不得已而叛唐，言明“后世可能又归唐，当指碑给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异牟寻在《贻韦皋书》中提到“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异牟寻之孙丰祐言：“慕中华，不肯连父名” [13] 。足见南诏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的仰慕和吸收。
除了南诏历代王亲自推动学习儒家文化外，南诏政权还大举重用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尤其是来自唐王朝的人才。《旧唐书·南蛮》载，“有郑回者，本相州人……阁罗凤以回有儒学……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 [14] 郑回作为南诏俘虏，因有才学，深得器重，成为几代统治者的老师。异牟寻继任后，委任郑回为清平官，在郑回劝说下南诏重新归附唐朝。孙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中记载：“又择群蛮子弟从于锦城，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 [15] 重新归附唐朝以后，韦皋应异牟寻要求，允许南诏各族子弟到成都学习盛唐文化，汉文化在上层中间广泛传播。南诏统治阶层爱惜重用儒学人才，长期输送各族子弟至唐学习汉文化的做法，对南诏“本唐风化”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3.2. 参仿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
南诏各种制度，大多效仿于唐王朝，《南诏野史》中有“皆中国降人为之经划者”一说。《蛮书》记载：“其六曹长即为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一如内州六司所长之事。” [16] 南诏六曹与唐朝的六部极为相似，唐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虽名称设置不同，但六曹制度当效之于唐朝机构设置。《云南志校释》中载：“清平官六人，每日南诏参议境内大事。” [17] 南诏所设清平官，相当于唐朝宰相一职。军事上，“每家有壮丁，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各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 [17] 南诏采用府兵制与唐时的府兵制建置类似。无论是南诏政治体制、官员设置还是军事制度，都看到唐朝机构建置的身影，足见唐文化对南诏的深刻影响。
3.3. 农业、手工艺技艺传播
环洱海地区，地势平坦，水利条件便捷，适合发展农业生产，但生产技术落后，唐朝生产种植技术相对更先进，南诏与唐交往过程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在洱海地区逐步得到传播，南诏长期向内地学习。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长江流域的稻麦复种制栽培技术得以广泛推广，南诏学会了该项技术后对土地进行充分利用，大大提高了作物产量。手工业上，《资治通鉴》记载：“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继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 [18] 韦皋为牵制吐蕃，招抚南诏，在南诏没有精良甲弩的情况下，韦皋派工匠教授南诏制造甲弩，南诏在武器制造工艺方面得到提升。《蛮书》卷七盐条记载：“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春，南诏收昆明城，今盐池属南诏，蛮官煮之如汉法。” [12] 南诏烹煮食盐之法也是采用汉法，可见至少在此之前，此类手工技艺已在南诏广泛传播。在建筑上，南诏也极力模仿大唐风格，如大理崇圣寺三塔构造，与唐代长安的小雁塔形似。即使在南诏与唐朝关系紧张时期，南诏仍旧表现出对大唐工艺的痴迷。如《旧唐书·杜元颖传》中记载：“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 [19] 《旧唐书·李德裕传》载：“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 [20] 《新唐书·南诏传》记：“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在入侵西川撤退时，掳走了许多工匠，其中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这应当是南诏在佛教传入后，需大量修建佛寺建筑，但因南唐之间爆发战争阻断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而南诏在这方面的人才又相对匮乏所致。南诏进行劫掠时，有意识地俘虏能工巧匠，这一方面凸显出南诏在手工技艺上发展程度的相对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南诏对汉唐文化的渴慕。
语言文字相通是南诏与唐朝交流的前提，在南诏之前，中原地区已有大量的汉人迁入，汉语在云南地区已有一定范围的传播。《蛮书》载：“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 [21] 说明语言早已不是南诏与唐王朝交往的障碍。南诏统一其他部落后，汉字被定为南诏的官方文字，汉字、汉语得到大力推广。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各方面文化在南诏的传播之外，唐朝的饮食、服饰、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对南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4. 汉文化在南诏传播的影响
唐文化在南诏的大规模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洱海地区一度成为云南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汉文化在南诏传播所产生的影响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说明。
道德观念上，南诏统治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君王期望成为儒家圣贤，将“为君正己”作为道德修养要求。阁罗凤的“道隆三善”即表明其深谙“亲亲”、“尊尊”、“长长”的儒家伦理之道，立身行事以儒家道德修养为准则。而其自上而下的推行儒家思想则为汉唐文化在南诏地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南诏作为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将儒家文化加以贯彻实施，为南诏上层政治的运作与基层社会的治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道德准则，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对汉文化的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塑造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对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经济上，南诏受唐朝先进制度、先进技术的影响，比如向唐朝学习种植、丝织、冶金、制盐、建筑等先进技术，进而加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南诏对各级官员的服饰有严格规定，刺激了纺织品的生产，使之品种繁多、色彩丰富 [22] ，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纺织、缝制技术的发达。
在文化上，《南诏德化碑》对南诏仰慕唐朝文化最具说服力。在三次天宝战争获胜，归附吐蕃的情况下，南诏仍然刻《南诏德化碑》以诉叛唐的不得已。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对拥有先进的文化的唐朝有深刻认识，对唐朝、对自身的处境和地位有明确判断。虽三次获胜，虽归附吐蕃，但并非长久之计，在文化上、在实力上无论是吐蕃还是南诏都无从与唐朝比拟。
5. 结语
文化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南诏政权建立后，其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学习、吸收、借鉴方能发展和提高自己。南诏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唐文化，主观上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增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为后来元朝的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民族认同基础。这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边疆区、欠发达地区在社会发展中，首先必须对自己有个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和缺陷，对地区的现状作出精准研判；其次要具有学习意识，向先进地区学习，向全世界学习，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一切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再次不同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能够促进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