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的交流和合作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学习泰戈尔与中印文学，由此引发了印度的“泰戈尔热”。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也更为重视。译本作为沟通原作与读者的桥梁，具有传播不同文化、提高审美水平的重要作用。其中，诗歌翻译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具有一定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形式独特且内涵丰富，最能够反映作者的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意义非凡。因此，对于诗歌翻译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飞鸟集》作为泰戈尔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泰戈尔最早的诗歌翻译集，自出版以来就广受好评，共有两百多个译本，自1922年由郑振铎翻译到中国以来，它就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主要有北京外文出版社的郑振铎译本和南京译林出版社的陆晋德译本，以及冯唐、徐翰林、吴岩、白开元、卓如珍等人的译本。最著名的是郑振铎的版本。一直以来，学者们大多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入手，分析各个译本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却很少考虑译本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已经不仅局限于提高“信”的准确与高精度，还需要在翻译中达到一定的“达”和“雅”，在权衡利弊之间，不同的译者运用其翻译策略与方法形成了不同的翻译风格，又因时代局限、历史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各译本的接受度与影响力也不尽相同。本文从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文本因素，与作者自身影响力、历史文化因素等非文本因素，对郑振铎、陆晋德与冯唐的译本进行研究，探究影响其接受度的程度进行重点研究，以便为今后的译者、出版方及编辑部等在考虑译本接受度时提供参考。
2. 作品简介
《飞鸟集》是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自1913年以来，第一版于1916年完成，其中收录了326首优美的诗歌，揭示了自然、人及其关系。泰戈尔的《飞鸟集》在当时是一种诗歌形式的创新。该作品不再注重韵脚，而是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多描绘生活中常见的物体。泰戈尔的《飞鸟集》是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一次创新，对印度诗文界产生了影响。
目前主要有北京外文出版社的郑振铎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冯唐译本和南京译林出版社的陆晋德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是郑振铎的版本。通过分析不同版本的译文可以发现，郑振铎的译本在词汇选择上更简单，陆晋德的《飞鸟集》更富有诗意，冯唐的译本更豪放。在句子层面上，郑振铎的版本更符合原文的语态和语序，陆晋德的翻译方法更灵活，冯唐的翻译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表达。在修辞层面上，各大译本差异不大，都保留了原文的修辞。然而，这些译本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和影响却大不相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郑振铎的翻译，主要是因为他的翻译最早在中国出现和流传，他的翻译尽量忠实于原文，语言生动简洁，因此郑振铎的译本在中国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3. 《飞鸟集》的不同汉译研究
对于《飞鸟集》的三个不同版本，笔者将比较这三个版本中一些典型的翻译例子，找出其中的差异。通过对他们的写作风格、忠实度、翻译策略和技巧的比较，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接受和影响及其因素。
3.1. 郑振铎译本分析
郑振铎《飞鸟集》的翻译策略是直译。郑振铎与泰戈尔在诗歌翻译观念上有着相同的见解。他保留了原文的散文形式，采用忠实的翻译原则，不追求诗歌的韵律，倾向于选择与一定英语词汇相对应的固定表达。就如《飞鸟集》开篇第一首诗。
例1：
原文：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Tagore, 1916, p. 2)
郑振铎译文：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郑振铎, 1922, p. 2 [1] )
陆晋德译文：
夏日漂泊的鸟
飞到我窗前唱歌
又飞走了
秋天的黄叶
它无歌可唱
抖动地坠落
触底一声叹息 (陆晋德, 2008, p. 2 [2] )
“Stray”的意思是“离家出走”或“迷路”，郑振铎把“Stray”翻译成“飞”并不完全准确，但它却被大众广泛接受，因此可以被保留。陆晋德将此处翻译为“漂泊”，意思是“流浪”，在这里是并不合适的，因为“流浪”指的是人而不是鸟这类的动物，“漂泊”更添苍凉之意，无论是从词义还是意境，都并不符合翻译的忠实原则。第二句，“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郑振铎译为“只剩一声叹息，飞落在那里”，陆晋德译为“抖动地坠落，触底一声叹息”。陆晋德将原文中的“flutter”译为“抖动地坠落”，“flutter”在牛津字典中意思为“to move lightly and quickly”，本身有“轻微而快速”之意，译为“抖动”，并将“fall there”译为“触底”，虽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意，但不失意境与美感。而郑振铎的“飞落在那里”译法则更为准确且忠实，陆晋德的译文的忠诚度不如郑振铎的译文，但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诗的意境。
例2：
原文：
Some unseen fingers, like an idle breeze, are playing upon my heart the music of the ripples. (Tagore, 1916, p. 9)
郑振铎译文：
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飔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着潺湲的乐声。 (郑振铎, 1922, p. 8 [1] )
陆晋德译文：
慵懒的微风
像看不见的手指
撩拨着我的心弦
奏出一波一波的乐音 (陆晋德, 2008, p. 9 [2] )
两个版本在对原诗比喻修辞的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结合原诗，诗的本意应该是心被一些思绪搅动，就像平静的湖面在微风中泛起的涟漪。可以看出，郑振铎译本更接近原文的意思。“playing upon my heart”这首诗，陆晋德译为“撩拨着我的心弦”，非常生动，不仅恰当地修饰了前一段的“手指”一词，也呼应了后一段的“音乐”。相比之下，郑振铎采用的是直译法，略显呆板。在不同的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振铎的翻译更加忠实。在革命的社会背景下，郑振铎指出，外国文学的引进不仅要具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功能，而且要具有使中国人了解当前生活问题和现代思想的功能 [3] 。
3.2. 陆晋德译本分析
陆晋德在2008年出版了他的《飞鸟集》译本。他在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时，采用了直译和异化的翻译策略。陆晋德的翻译是对郑振铎版本的再次诠释。与郑振铎不同的是，在翻译《飞鸟集》的过程中，陆晋德并没有像郑振铎那样遵循忠实原则，而是对一些句型和词汇的选择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例如：
例3：
原文：
The trees come up to my window like the yearning voice of the dumb earth. (Tagore, 1916, p. 16)
陆晋德译文：
树木伸到我的窗前
好似聋哑的大地
对我的呼唤 (陆晋德, 2008, p. 17 [2] )
郑振铎译文：
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仿佛是喑哑的大地发出的渴望的声音 (郑振铎, 1922, p. 16 [1] )
原诗中这两个词的翻译存在争议。在陆晋德的翻译中将“dumb”译为“聋哑”，而“dumb”原意为“哑”，“聋哑”是“又聋又哑”的意思，显然超出了“哑”的意思范围。郑振铎在这里将其译为的“喑哑”更合适。郑振铎将诗中的“the yearning voice”译为“渴望的声音”，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符合原文含义，而陆晋德译为“对我的呼唤”，显然违背了“dumb”之意，结合上下文来看，陆晋德的译文在这里是不可取的。
例4：
原文：
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Tagore, 1916, p. 23)
陆晋德译文：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陆晋德, 2008, p. 23 [2] )
郑振铎译文：
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留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郑振铎, 1922, p. 23 [1] )
“miss”的意思是“错过，未击中”，陆晋德将“miss”译为“失去”，郑振铎将“miss”译为“错过”。陆晋德曲解了原文中“miss”的意思。他本人曾在译文序言中提到，他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加入了一些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忠实原则仍然是翻译的第一原则。陆晋德的翻译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主要原因是他遵循了翻译界普遍认可的忠实原则，在忠实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合理的修改，弥补了郑振铎翻译中的一些不足。
3.3. 冯唐译本分析
冯唐认为诗歌的生命在于韵律。他的翻译采用了意译和归化翻译的翻译策略。在他的写作中，冯唐更注重译者的主体性，适当放宽忠实原则，并伴有一些误译和遗漏。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自由度，译者的主体性应该由译者自己把握。
例5：
原文：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s.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Tagore, 1916, p. 37)
译文：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冯唐, 2012, p. 37 [4] )
原文：
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Tagore, 1916, p. 39 [4] )
译文：
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冯唐, 2012, p. 39 [4] )
冯唐把“mask”翻译成汉语中的“裆部”，意思都为“遮挡关键部位的掩饰”，把“hospitable”翻译成汉语中的“骚”，意思为“风骚，有风情”，但在汉语中，随着字词义的演进，“骚”这个字更多倾向于贬义。诗人泰戈尔用“hospitable”来表现覆盖大地的绿草的生机和活力，传达一种积极的美，表现诗人对大地和绿草的热爱和赞美。虽然冯唐敢于超越原著，敢于想象大地被作者拟人化，但却违背了泰戈尔诗歌的原意，并且因为用词的含有贬义色彩，大众对其褒贬不一。
3.4. 三个译本的异同
总的来说，郑振铎的译本出版最早，且高度遵循忠实原则，因此大众的接受度最高。陆晋德的译本是郑振铎的复译，他的翻译在忠实于原文的同时，增加了自己的理解，但有些理解偏或离原意，或错译漏译，并不被大众所接受。冯唐的译本出版得最晚，并且争议也最大。冯唐的译本在原文的基础上，体现了更强的译者主体性，注重意境的传递。与前两个版本相比，在词语和句子层面上，郑振铎的版本对原文的结构和形式变化不大，句式也比较固定。陆晋德和冯唐的译本对原文作了许多改动，句式变化较为丰富。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郑振铎更倾向于直译，陆晋德在忠实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的理解，冯唐的译本则更注重归化和意译。文章风格上，郑振铎的译文更忠诚，冯唐的版本译者主体性更强，具有个人情感色彩，也存在一些误译和遗漏。
4. 《飞鸟集》译本在中国的接受度
由于《飞鸟集》的接受度研究没有确切的衡量尺度，本文决定从出版量、销量、相关研究和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和考虑。亚马逊是美国最大的在线电子商务公司。它是互联网上最早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也是最早的在线图书销售业务。当当网是一家知名的综合性网上购物商城。这两大图书电子商务公司对图书销量的评估非常有说服力。因此，在判断不同译本的可接受性时，本文选择当当网和亚马逊官网作为评估销量的主要标准。截至目前，郑振铎版本的《飞鸟集》在亚马逊网站上收到了约800条评论，在当当上收到了超过10万条评论。冯唐的翻译在亚马逊上获得了3.9分，104条相关评论，在当当上获得了672条相关评论。而陆晋德的翻译在亚马逊官网上没有相关记录，当当网的销量几乎也屈指可数。郑振铎的译本是亚马逊官网和当当网评分最高、销量最高的译本。从亚马逊和当当的官网可以看出，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无论在出版量还是销量上都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版本。中国知网关于《飞鸟集》研究的论文期刊共计380篇，其中郑振铎的论文223篇，冯唐的论文65篇，陆晋德的论文只有3篇。因此，就销量和出版而言，郑振铎的译本是最畅销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
从网络平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翻译策略、翻译忠诚度等文本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文的可接受性外，非文本因素也不容忽视。包括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开放程度和译者自身的文化素质。
5. 影响译本接受度
5.1. 翻译策略
郑振铎在翻译《飞鸟集》时，采用了忠实的原则，注重直译和异化。他认为翻译是一个语际交流的过程。郑振铎虽然承认翻译的技巧和艺术，但他更注重语言的忠实，强调要打破文言文的束缚，提倡语言的“欧化”。郑振铎的翻译作品大多忠实于原文，但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他在保持原文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改编，充分体现了他的翻译思想。在他的翻译实践中，郑振铎始终坚持忠实原则，把真实表达原文的思想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在翻译中未经允许修改、删除或增加部分内容是极不可取的，这等于背叛了原作的思想 [5] 。陆晋德和冯唐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翻译，认为翻译是一种统一的、连贯的自我表达形式，使我们洞察事物的本质。翻译不仅是对原著的补充和延伸，而且可以使原著获得新的生命，萌发新的生命力。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译文与原文这两种文学自给自足的关系和译文与翻译文化的关系上，而不是传统的对等或忠实 [6] 。陆晋德认为，翻译应该在忠实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照搬。陆晋德在遵循忠实原则的基础上，对句式和用词进行了修改，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冯唐认为，翻译不仅是跨文学的共时性意义传递，而且是翻译标准的历时性嬗变。翻译的目的不是追求对等或同一性，而是更注重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以及译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他认为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 [7] 。冯唐在他的翻译中采用意译和归化翻译，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强调文化意象的传递，拓宽了原文的意义。然而，他没有遵守忠实的翻译原则，存在一些错误和遗漏。冯唐的翻译是对原文的另一种解读，赋予了译文新的形象和观念。
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对译文的可接受性有一定的影响。译文的忠实度越高，译文的接受度就越高。译者的作用越大，翻译的争议就越大，翻译的接受度也就越低。
5.2. 作者影响力
1919年，郑振铎成为五四运动学生代表，此后一直积极从事革命工作。1922年，郑振铎开始翻译《飞鸟集》。在此之前，他翻译了许多泰戈尔的诗歌，写了许多关于泰戈尔的文章，所以他对泰戈尔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的翻译作品和翻译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翻译事业中起到了示范和指导作用。他不仅亲自从事翻译工作，还大力倡导翻译活动，积极开展翻译理论，推动了中国翻译和新文学的发展。他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阐述了翻译的目的和作用。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绪论》中指出“文学无国界”，实现世界文学的交流 [3] 。
陆晋德1942年出生于中国重庆。他六岁时随父母移居台湾。他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农业经济专业，自1973年以来一直担任联合化工董事长。目前对于陆晋德作品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陆晋德热爱文学艺术。出版了《高手的智慧》《飞鸟集》《老子终于懂了》等三部译著。陆晋德不是文学出身，也不是翻译出身。他在翻译中遵循了一定的忠实原则，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与郑振铎的版本相比，他的版本有一定的个人色彩，所以受众并不广。他的版本一般被认为是郑振铎版本的翻版，在读者眼中很难超越郑振铎的版本。
冯唐1971年出生于北京。现任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他翻译的动机，正如他在翻译的最后所提到的，是高额的薪水，是他对翻译泰戈尔作品的短篇小说的好奇心，也是他当时正得空闲 [7] 。作为当代作家，他发表了许多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然而，他的写作风格和文学修养，注定了他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冯唐在原文中加入了很多与原文相矛盾的主观认知，并没有将译者的主体性建立在忠实于原文内容和风格的基础上。
因此，译者本人也会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产生影响。译者本人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和翻译材料越多，那么他对翻译的接受度就越高。相反，译者本人的文学修养较低，作品较少，个人风格较强，读者对其翻译的接受程度较低。
5.3. 历史文化因素
《飞鸟集》最早的版本是1922年由郑振铎翻译的，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反对文言文，倡导白话文，还是建立新诗，翻译文学都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重要的先锋和引领作用。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认为，当民族文学“处于年轻阶段，或处于建构过程”，“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势”，“处于危机或转型期”时，翻译文学通常在文学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否则就会处于次要地位 [8] 。郑振铎翻译《飞鸟集》时，正值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期，政治变革、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学者们提倡人性的解放，情感的自由，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他们挑战传统文化，并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灵感。
陆晋德翻译《飞鸟集》时，世界正进入21世纪，“新奇”是21世纪文学前进的动力。体现在文学实践上，在文学创作上更加个性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陆晋德翻译《飞鸟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原文的基础上改变了句子结构，增加了自己的解释。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学作品变得丰富多样，译者对其主动性有不同的解读，译者在原文中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
6. 总结
综上所述，关于《飞鸟集》在中国不同版本的翻译和引进，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三个广为人知的版本中，郑振铎的版本是最权威的，社会认可和接受程度最高。其次，由于冯唐风格的影响，他的翻译虽然保守、有争议，其作品已经下架，但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目前，陆晋德的版本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接受，近年来有衰落的迹象。而能够影响译本的接受度的因素也众多，不仅有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和翻译原则等文本因素，也有作者自身影响力、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等非文本因素。通过对文本和非文本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郑振铎的版本具有最高的忠实度，并且语言精确简洁。陆晋德的版本是郑振铎版本的再译。冯唐的译本话题化程度最高，争议性最强，语言更具个人特色，译者主体性最强。对于《飞鸟集》的翻译研究，大多集中在翻译策略和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上，尤其是对郑振铎的翻译研究。
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了以冰心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功不可没。郑振铎的译本经受住了过去60多年的考验，尽管有人批评它过于平淡，有些地方似乎有误解，但郑振铎的版本仍然难以被取代，这可能主要是由于郑振铎自身较高的文学修养，以及比其他翻译家更多地践行了忠实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