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世纪末的上海在开埠后即设立租界,成为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典范”,持续将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引入,公共空间也随之出现。这时期的上海由于受限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出现明确的“设计”概念。于是,这些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文明成果就集中在公共空间中,作为一种洋场时尚而出现。因此人们对待洋场时尚的态度正孕育了早期现代设计的态度。而其间,张园则是最为著名的公共空间,其实际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作为公共的都市空间见证了洋场时尚对原有文化关系的改变。
2. 张园出现的背景
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社会变革的剧烈程度,众多前所未见的新奇事物层出不穷。因此,作为一个公共私园,张园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上海知名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园以开放的姿态向公众展示了当时西方先进文化及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张园的诞生背后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当时市民阶层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近代西方文化在上海城市中传播和渗透的状况。
张园位于静安寺路的南侧和同孚路的西侧,这片土地原本是农田。在1872至1878年期间,英国的商业格农向几名农户租赁了20.25亩土地,将其改造成了花园式的住宅。此园由张叔平先生主持修建。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叔和花费巨资购买了这片土地,并以“莼鲈之思”为灵感,为这片园区命名为“味莼园”,也被称为“张氏味纯园”或简称张园,并在1885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从此张园就成了一个名闻沪上的着名园林。从那时起,张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清末民初时期上海最大的公众活动场所,并在1895年到1909年期间达到了其巅峰。在1911年之后,张园的经营状况逐渐恶化,到了1918年,园主决定停止运营,并将其出售给王克敏,使其转型为住宅。直到今天,该园仍是上海滩上唯一一家保留至今的西式园林 [1] 。
张园在最初的开放阶段就能在众多的私立园区中独树一帜,因此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是它与其他私园易接近。首先要提的是,张园与静安寺相邻,其地理位置十分有利。静安是一个繁华而又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城市,它既拥有近代建筑艺术之精华,更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跑马厅位于租界的东侧,而静安寺则位于其西侧。这条街道不仅是当时中外人士往来的重要通道,而且还是近代中国最早建成的公共公园之一。1862年,上海跑马总会投资修建了一条名为跑马道的道路。自从这条路完工后,静安寺与租界之间就建立了道路连接,这条路也被命名为静安寺路。许多大型的花园式洋房住宅,例如斜桥总会、“道台花园”和盛宣怀公馆等,都选择在静安寺路上建设,这导致了人流的不断增加和人气的持续上升。在静安寺街两侧还有许多商业店铺和商铺,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张园巷。在1900年之后,这片土地被直接纳入了公共租界,而清政府对其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张园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那些与清政府持反对态度的集会和演讲,实际上都得到了租界的庇护。另外,由于租界内还存在着许多与华工有关的机构和团体,如工部局、商会及一些其他社团等等。这种方式不仅方便华人团体组织各种活动,还使得不同的人能够方便地进出。这就使张园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公共空间,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和作用,是研究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之一。
其次,与其他尽是传统江南风格的园林相比,园内汇集了苏州庭院、西式别墅、石库门等中西样式建筑。正如晚清《申报》所述,“张园以旷朗胜,徐园以精雅胜” [2] 。这其中,兴建于1892年的安垲第楼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楼高两层,中间是大厅,楼上楼下可容纳千余人,来往游客都会登高一望上海的繁华胜景。正是由于安垲第的建设,前往张园的游客数量瞬间大大超过了愚、徐等园的游客。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安瓿庵与张老庄祠之间的距离。当时的人们评论道:“顾独因其宽敞的空间而被誉为东都的浪子和北里的名姬,他的眼神流露出深深的情意,他的鞋子错落有致,这就是所谓的仰望和俯视,每个人都能如自己所愿,这并不是愚园所能期望的。” [3] 此外,这里的各种建筑风格也给国人带来了新的视野。作为中国近代着名的园林式建筑群——上海租界内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之一,张园更是成为中西合璧的杰作。张园里的西洋文化与当时外滩地区密集的洋楼大厦形成了一种独特而霸气的对比,这在一片精致的中式园林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它所表现出的那种典雅、精致、雅致以及那份高贵和神秘的气质,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最终,张园的兴盛主要得益于其主人张叔和所持有的“商业智慧”中所蕴含的现代观念。张叔和园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具有商业功能。以上海的开埠作为界限,园林的主人身份从一名官员转变为商人,但张叔和作为当时上海的著名商人,更加敏锐地认识到了建立园林“经济”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他不仅在设计中加入了商业因素,而且将其运用于建筑设计之中,使原本只是供文人雅士休闲娱乐的场所,成为一个可以进行商业活动的空间。自1885年张园建立之日起,它就对公众免费开放,不收取任何入园或登楼的费用。尽管当时的外滩公园已经声名远播,但华人是被禁止进入的。在1909年徐园正式对外开放之前,它只对部分文人开放,而南市四园的建立则是在1908年之后。这些都表明,张园已不再是单纯供达官贵人休闲娱乐之所,而是兼具商业经营功能的公共空间。张园成功地打破了私家园林私密化和精英化的传统模式,通过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确立了自己作为“海上第一名园”的真正地位。
3. 摄影技术中的未来想象
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家路易·达盖尔在一块涂有感光乳剂的光滑金属板上,通过相机进行感光处理,并利用药液的化学反应,成功地捕获并固定了物体,从而获得了一张生动逼真的图像。他用自己发明的设备和方法拍摄出的照片,不仅可以永久保存,而且还能反复使用,这就是着名的南格禄摄影作品《我的祖国》。达盖尔将这种制作方法命名为摄影。此后不久,法国摄影师南格禄也来到上海,开始了他对中国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探索。经过五年的时间,南格禄成为了首位将摄影设备和技术引入上海并广泛传播的个体。当时南格禄还没有进入上海这个城市,他在一家印刷厂做工人。南格禄竭尽全力将摄影设备引进上海,这主要是为了支持土山湾的宗教印刷行业。因此,他拍摄照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与当地的居民建立联系和互动。他拍摄了很多照片,其中包括了《我的母亲》等一系列反映上海城市变迁和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照片也成为了上海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摄影艺术是一种标准的外国娱乐形式,70年代之前的摄影馆主要是由外国人经营和运营的。那时,外国摄影师大多到中国来拍摄人像和风光作品,而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去拍此类题材的摄影。然而,这些外国照相馆不仅专注于人像摄影和满足海外侨民的需求,更是热衷于拍摄向本国展示中国基层生活的社会类照片,并将其中的一些照片制作成明信片,然后带回国内销售。当时,由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对中国的风俗民情也不甚熟悉,因而在制作相片时往往会采用“假洋鬼子”式的拍摄手法。因此,那些有机会接触到洋照相师镜头的中国人,很多都是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被摆成各种不同的姿势,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这项技术的使用者。这与西方的商业摄影有着很大差异。
在摄影技术被引入中国之前,人们想要维持自己的形象,只能依赖绘画。随着照相技术的普及,出现了一些职业画家,其中不乏专业摄影师和商业摄影师,他们利用照相机进行创作。在民间,许多专业画师创建了“影像铺”,他们主要为市民绘制肖像,以满足他们的艺术需求。当时,西方国家流行的照相方式是照相师手持照相机拍照,然后将照片上传到报纸和杂志中去。随着照相技术的引入,众多的画师意识到了摄影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转向摄影技术的学习。随着摄影和照相的普及,大批画家开始转向照相业,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第一代华人照相师。因此,第一代的华人摄影师中,很多人是从画师职位转变而来的。他们在上海、香港等地都设有工作室,为市民服务。
摄影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肖像画,因为它能够真实地再现角色的外貌和服饰风格,使人物在细微之处得到完美展现,具有很高的写实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层次。特别是在我国民众的现代娱乐观念逐渐确立后,他们对自身形象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于是,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眼中,照相术便不再只是记录个人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工具,而是可以用来寄托自己内心的理想与愿望。在这个时刻,摄影技术迅速地展现了其娱乐和纪念的双重功能,变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流行趋势。照相在当时已是一项十分流行的文化现象。张氏味莼园,作为晚清时期上海最大的公众活动场所,融合了多种西方的艺术技巧,因此摄影作为一种创新的娱乐活动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休闲需求,更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为近代摄影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
4. 商品展销中的艺术交易市场
4.1. 商品展示空间的形成
张园在上海是一个展示西洋文物的主要展窗。它以独特的陈列方式和丰富多样的展品内容,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世界。张园首先出现了许多还未被广泛推广的外国物品。
以摄影技术为例,自1839年摄影技术在欧洲被发明以来,1843年它开始在来华的西方人中得到应用。1850年代,上海开始了摄影业务。到了1870年代初,上海已经有了苏三兴、公泰、宜昌和恒兴等几家摄影馆,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摄影仍然是一种时尚的活动。当时上海的一些着名人士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蔡元培等都喜欢照相。当张园对外开放后,张叔与光华楼的主人决定在园内特设一个摄影馆。他的儿子张宗汉经营着一个小小的照相馆,取名“华光照像店”。“每逢春天和秋天的美好日子,青楼里的人们都喜欢去张园拍照,因为张园的风景非常美丽,足以送给恋人,就像是一份普通的礼物”。张叔和家的照相店也因此成为当时沪上最着名的一家照相馆了。
例如,在1886年10月6日,张园开始尝试使用电灯作为一个例子。在这之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商店使用电灯,但张园试燃后却很快被人接受和推广开来,成为上海最早使用电灯者之一。在那个时期,上海对电灯的引进时间相对较短,消费者数量有限,但丰泰洋行推出了一种创新的电灯技术,适用于室内环境。张园在经营上也颇有特色。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我们选择了游客最多的张园作为试燃的场地。试燃后,灯影婆娑,蔚为壮观,一时盛况空前。在晚园里,有数十盏电灯,它们散布在树木之间和轩下室里,高低错落,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园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欣赏。此日,丰泰洋商与沪上人士共饮此酒,共乐,共歌,共话,共议,共为振兴中华之大计而努力。
从历史记录来看,展览和销售的内容之丰富和规模之庞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随着商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张园始开设“雅乐”专栏。此刻,张园已经开始肩负起推广和宣传新型文明生活方式的责任。商品的展示区域正在逐渐建立起来。这是张园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它为当时社会上其他建筑所不具备的特点,也使其成为近代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开放场所之一。
4.2. 南洋劝业会上海张园工业博览会
1851年,英国成功举办了水晶宫博览会,这也是全球首个展现国际参与精神的博览会。此后,历届水晶宫博览会都吸引着无数的目光,成为国际知名的展览平台。在全球现代设计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次的博览会无疑是一道醒目的风景线,它的成功举办直接催生了工艺美术运动,并激发了现代设计观念的出现。中国人最早参加到这一盛会中来的,就是上海商人徐容村家。在这次博览会中,一个名为徐容村的上海商贾带着他所经营的“容记丝绸”前往伦敦,并最后荣获了金银两大奖项。这一事件标志着近代上海成为国际知名的贸易港口和商业重镇。接着,清朝政府为了“振兴实业、开通民智”的目标,决定在1910年6月在南京举办第一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博览会,即南洋劝业会,并希望得到各省的协助。由于各国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以及各国之间政治斗争不断升级,使得此次博览会被称为“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次国际博览会” [4]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无疑成为了中外商品的交易中心。由于这里实际上受到南洋的管理,因此决定在1909年的十月初九举办“出品协会”,作为南洋劝业会的预演活动。在这次博览会中,张园园、徐容村同是参展人之一,他们的作品被选作展品展出。张园在当时的上海被视为最对外开放的公众场所,因此自然地被选为这次博览会的首选地点。由于张园在世博会开幕前就已被确定了参展项目,因此这次博览会也可以看作是一次由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展览会。
为了确保这场工业博览会的顺利进行,1909年11月19日至21日,《申报》杂志连续三天发布了关于该博览会的启动广告。在这次广告中,《申报》不仅报道了展会盛况和展品情况,而且还对此次博览会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攻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展览会”这一标题。广告明确指出,会议的场地位于静安寺的张家花园内;并详细说明了展出地点为上海法租界内新建成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展厅。展览场地展示了包括天然物品、生产物品、教育用品和美术作品在内的四大类别,总计超过四万件;在会场的外围,有各种娱乐活动来增添气氛;会场内以书画为主并配以摄影图片,布置得十分典雅美观,使人感到既是一个会议中心又是一个休闲场所。每个人都可以获得4角的入场券,观众人数达五千多人 [5] 。营业时段是从每天的早上九点延续到晚上十二点。在会场内,观众可以参加各种活动或观看节目,也可向有关人员索取门票。
张园的这次博览会已经具备了欧美世博会的基本要素。首先,张园内安垲第楼高两层、面积大、容纳性强;又因为张园本身就是游乐场所,也就天然具备了博览会的休息区与服务区,“老洋房内为万家春番菜馆、大庆楼酒馆、小花园茶馆,南洋弹子房前为会场医院,又有大清邮政局专递会场内外信件”:再加上1909年中国品物陈列所已经从四马路迁入张园,这就方便了展览会的展品与会场管理,会场设有干事、仆役、巡捕、包探、巡丁、消防队员、工匠等服务人员。
同西方博览会相似,此次张园工业博览会也特别注重对那些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进行陈列和推广。参展方虽多为中国传统产品如丝绸,棉纺,面粉之类实业却因本届博览会亦具国际性的参与属性,故在展会上亦有不少西洋生活器物亮相,以及二十余家洋商家,比如“上海自来火公司已经安装了超过二百盏的新型灯具”,“瑞生洋行增添了见风不灭的车灯”,“在全国范围内,其璀璨的光芒足以与三万四千八百支洋烛的光辉相媲美”;电气房里还设有电灶,电扇,电铃,电叫子等。
这次工业博览会让张园在商品展销上获得了全新的地位,各类西式工业品,传统手工业品林林总总,一些最潮的舶来品即使只在张园销售也没有二店。尽管这次的工业博览会并没有像1851年的水晶宫博览会那样激起艺术家对产品的外观、品质、行业趋势乃至社会文化的深入思考。但作为逐渐接受了工业文明的东方文化,博览会在展品种类,展陈设计和展览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状态和公众的反映已能表明上海人具备了回应这些商业现代性引起的变化的能力 [6] 。
5. 结论
在晚清时期,娱乐空间为中国早期设计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舞台。而在近代上海,张园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其显著特点是休闲、社交和政治活动空间的融合,这使得它展现出的设计风格更为丰富和全面。从整体上看,张园集休闲文化和娱乐活动于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精神诉求。张园内的设计活动是一种“非个体”的设计成长方式,它是由群体性的力量共同演绎而成的。这种成长是设计主体逐步显现、设计意识逐步独立、设计行为逐步成熟的过程。其中的群体性、日常性和内发性正好代表了中国近现代设计的发展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园式的现代休闲文化和生活模式在当时就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总之,张园的诞生、出现是和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紧密相连的,同时其宽容和开放的特征也为众多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舞台;其承载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亦远超一般私家园林的作用和功能,而是和社会变迁和政权鼎革密切相关。通过考察张园这一清末民初的公共活动空间,可为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
NOTES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