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阶段是青少年心理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期，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大学生，在这一时期会面临学校适应、人际适应、职业适应和心理适应等多方面的适应问题，大学生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人的身心发展和生活状态，还会对其成年期的社会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功能进行了诸多研究，对家庭功能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未有统一的定论。家庭功能的定义是建立在其理论基础之上的，结果取向的家庭功能理论认为，家庭功能包括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和家庭沟通(Olson, 2000)。而过程取向的家庭功能理论则认为要从确定家庭功能各方面的效能来对家庭进行评估，包括评价家庭生活的六个方面：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工、情感反应、情感卷入和行为控制。
已有研究认为，家庭是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首要因素。家庭功能不仅促进个体的身心发展，还通过家庭成员间的信息沟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促进了子女的社会化学习过程和角色认同(安芹，2010)。以往研究证明，在不同问题情境中，个体的应对方式对其社会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丁凤琴，2007)。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应对方式(吴秀生，2006)还是社会适应(方晓义，2004；李彩娜，2010)都与家庭功能存在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为此，本研究拟从家庭功能的角度出发，探讨其与个体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间的关系。
结果取向(Beavers, 2000; Walsh, 2003; Shek, 2002)和过程取向(Miller, 2000; Skinner, 2000)的家庭功能理论同为该领域的主流理论，而在现有家庭功能的研究中，多数是以家庭功能发挥结果为基础的研究，以家庭功能发挥过程为基础的研究较少。但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发挥过程比家庭功能发挥结果的预测作用更好(徐洁，2008)。因此，本研究从家庭功能发挥过程为出发点，探索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社会适应的关系，分析家庭功能对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苏州大学采取整群抽样，按照文理兼顾的原则抽取大一至大四、不同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问卷263份，剔除废卷后剩余有效问卷252份，有效率达95.8%。其中，男生115人，女生137人；理工科159人，文史类93人；独生子女163人，非独生子女89人；大一67人，大二69人，大三66人，大四5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应对方式的测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1999)，共20个条目，使用“不采用~经常采用”4点评分，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测量结果为各维度平均分。问卷的α系数0.9，重测信度是0.89。
2.2.2.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社会适应的测量采用北京师范大学郑日昌编制的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该量表包括社会学习适应、社会人际适应和社会生活适应3个维度，共20个项目，双号题是反向计分题。问卷的分值范围是20~60分，总分越高表明社会适应能力越强。量表的α系数是0.706。
2.2.3.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家庭功能的测量采用McMaster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刘培毅，1999)。包括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工、情感反应、情感卷入、行为控制和总功能7个分量表，共60题，包含了35个不健康条目，采用“很像我家~完全不像我家”4点评分。每个分量表平均分即为该维度的得分，得分越低，家庭功能越好。如果一个分量表的题目有40%未被回答，则该量表不予计分。
2.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总体情况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描述性统计(表1)显示：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处于中等水平(M = 43.14)，即当其进入新环境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够达到基本适应。家庭各维度的均分基本保持在2.00分，家庭各项指标基本正常，家庭功能发挥良好。由于应对倾向的计分方式是“应对倾向 = 积极应对标准分 – 消极应对标准分”，因此其均值为0。通过应对倾向的频数分析可发现，在困难或挫折情境中，约有49.2%的学生具有积极应对倾向，其余50.8%的学生则具有消极应对倾向。
3.2.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2)表明：家庭总功能与积极应对和社会适应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和行为控制与积极应对和社会适应显著负相关，而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介入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在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上，数据显示积极应对倾向越高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越强，而社会适应能力越弱的学生往往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3.3.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均显著相关，符合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明确变量间的关系。研究分3步进行：
(1) 以家庭功能为预测变量，社会适应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讨论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结果如表3所示：家庭功能可以显著预测社会适应能力(F(7, 251) = 3.392, P < 0.01)，其中问题解决对社会适应能力的解释力最优(P = 0.022 < 0.05)。
(2) 以家庭功能为预测变量，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4显示，家庭功能对积极应对(F(7, 251) = 3.421, P < 0.01)和消极应对(F(7, 251) = 2.099, P < 0.05)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对积极应对的预测力为8.9%，对消极应对的预测力为5.7%。其中，家庭功能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主要是通过问题解决实现的，问题解决能力较高的家庭其成员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
(3) 以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社会适应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5)。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family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N = 252)
表1.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描述统计分析结果(N = 252)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表2.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and social adaption
表3. 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注：*P < 0.05；**P < 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and coping style
表4. 家庭功能对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注：*P < 0.05；**P < 0.01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表5. 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对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注：*P < 0.05；***P < 0.001
表3~5显示，社会适应对家庭功能的回归系数为−0.188，且达到显著水平。积极应对对家庭功能的回归系数为−0.171，同样达到显著水平。当把家庭功能和积极应对依次纳入回归方程，社会适应对积极应对的回归系数为0.268，显著性极强，而家庭功能的回归系数由−0.188增加到−0.142，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83 > 0.05)。按照中介效应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积极应对在家庭功能和社会适应间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
此外，表4、表5表明，消极应对对家庭功能的回归不显著。当把消极应对和家庭功能纳入回归方程后，社会适应对消极应对显著回归，回归系数为−0.149。此时需要进行Sobel检验，检验结果为显著，说明消极应对在家庭功能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作用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讨论了大学生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问题解决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积极应对在家庭功能与社会适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消极应对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消极应对实现的，这种影响同时还通过积极应对得以完全实现。
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是对个体社会适应性造成影响的两类主要因素，其中家庭是环境因素中不可或缺的成分(Hannum, 2004; Edwin, 2002)。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体成长、发展、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其功能的发挥程度必然会对成员的行为方式和适应能力带来深远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家庭功能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还会通过应对方式造成间接影响。
个体所生活的家庭，其功能性越强，成员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好。这与许波、李惠民的研究结果一致(李惠民，2005)。赵燕鹰、张东生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注重构建民主、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强化与子女沟通的内在质量，能够有效增强子女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赵燕鹰，2005)。不仅如此，功能性良好的家庭中，其成员还会表现出更积极的应对倾向，鉴于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间的密切关系，善于积极应对的个体往往也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聂衍刚，2008)。
目前，虽然我国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良好，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适应危机，这些不稳定因素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 家庭人际关系不稳定，家庭成员间沟通匮乏，可能导致大学生难以达到对社会环境的准确判断，不能有效、独立的应对问题情境。(2) 家庭角色划分不明确会导致学生不能形成良好的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无法自主完成多重社会角色的转换。(3) 家庭功能的持续不稳定会让家庭成员产生更多的疏离感和消极情绪，这使得他们缺乏对自我情绪和行为的调节能力，极易产生消极应对倾向，陷入人际困扰，难以融入所处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家庭功能不同维度的欠缺会导致大学生产生相应的应对危机和社会适应问题，而家庭功能不同程度的发挥同样会使得个体具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进而影响该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本研究提示我们，改善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可以从家庭和个人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心理训练和心理辅导培养大学生形成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采用相关的家庭治疗改善家庭的健康水平，通过家庭系统的改变带动家庭成员个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