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道德事件频发，引起全社会对道德问题的广泛热议。“道德模范”、“爱心大使”张海文因猥亵幼女被捕入狱；以人道主义救援为使命的红十字会，因郭美美炫富而陷入大众信任危机；许多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也不时爆出商业丑闻。相反，有些“坏人”却能做出善意的行为。为什么道德行为在同一个体或组织缺乏一致性？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近年来针对此问题的大量研究发现，既往的道德行为容易让人觉得可以表达或做出可能会损害自己道德名誉的态度或行为；而以消极特质或不道德行为的启动，会激发人们随后做出道德行为或身体清洁行为来洗刷不道德感，前者被称之为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而后者被称之为道德洁净(moral cleansing) (Sachdeva, Iliev, & Medin, 2009)。本文诣在介绍道德决策跨时间的动态平衡模式——道德补偿模型(compensotory ethics)，并通过该模型统合影响道德决策的外部因素及内部机制。道德决策不同于道德判断，因涉及利益问题而更加复杂。外部环境因素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均通过个体发生作用，因此了解道德决策中个体内在心理过程及决策模式尤为重要，并且了解个体跨时间的行为模式比起单一因果关系更加重要。
2. 道德补偿模型涵义
Zhong，Ku，Lount和Murnighan等(2010)通过让被试做出一系列道德决策来探讨道德决策和思考时间之间的关系，通过事后分析发现最初做道德决策的个体，在随后的情境中更可能做不道德决策；反之，首次做不道德决策的个体，随后更可能做道德决策。据此，他们提出了“道德补偿”模型，即道德决策过程包含着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平衡，也就是说，道德决策可能按一个上上下下的模式进行，后续的道德选择会逆转先前选择的道德情况(如图1)。
Gino和Margolis(2011)研究发现，在实验中导致了较高的欺骗水平的被试后期会做出一些道德行为；相对较低欺骗水平的被试，后期易于做出一些不道德行为。同样，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Brañas-Garza，Bucheli，Paz Espinosa和García-Muñoz(2011)研究发现，前一个任务的捐赠量(分配给接受者的现金)是本次捐赠量的解释变量，而前次捐赠量的回归系数是负值。而这与Zhong等的实验结果不谋而合。Pablo等认为利他行为和自私行为都是不稳定的，只有平衡本身才是稳定的。正如经济学领域的价格围绕价值
Figure 1. The compensatory ethics model for sequential ethical decisions
图1. 连续道德选择的道德补偿模型
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一般，都有一个回归趋向。这是由于人们的道德记忆很短暂，比起有段时间的决策，极其临近的决策会更多影响当前决策。
以往许多研究都关注到了同一道德个体的不一致行为，并分别用道德许可和道德洁净来分别解释这种道德决策的不一致。
2.1. 道德许可
个体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会损害自己的道德自我价值，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的道德性，还取决于个人行为历史。只要人们能够想起自己先前的道德行为或亲社会行为，就会允许自己做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不道德的行为，这种反应即道德许可(Sachdeva et al., 2009；石伟，2011)。例如，购买了绿色商品的人更可能在随后的任务中表现出欺骗行为或不道德行为(Mazar & Zhong, 2010)；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那些有机会表达对奥巴马(黑人)支持的参与者在随后任务中更多的表示出种族歧视，而表达对前总统克里(白人)支持的参与者则没有表示出许可效应(Mazar & Zhong, 2010)。不仅如此，只是提醒人们的人道主义特质也会减少他们的施舍捐赠行为(Mazar & Zhong, 2010)；回忆自己的道德行为会造成随后更多的不道德行为(Jordan, Mullen, & Murnighan, 2009)，预知到将来的偏见行为会使人们预先建立自己是无偏见的形象(Bradley-Geist, King, Skorinko, Hebl, & Mckenna, 2010)。Klotz和Bolino (2013)认为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虽负向相关，然而员工两种行为都会进行的原因就是道德许可效应。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会被所处其中的社会群体内化而成为自身的行为规范，这使得人们倾向于保持一个积极良好的道德自我形象(Aquino & Reed, 2002)。由于道德情境包含着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冲突，因此道德自我形象的保持经常要以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代价，这就使得个体觉得在建立了良好的道德自我形象后允许自己去从事一些不道德行为而获得自我利益。
2.2. 道德洁净
道德行为会膨胀道德自我价值，相应的不道德行为则会损害它。人们为了重获或修复失去的自我价值而致力于道德行为，这些补偿行为都属于一个广义的范畴——道德洁净，即当道德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时，人们所采取的补偿行动(Sachdeva et al., 2009)。例如，在打算付费给穷人以获取他们的身体器官之后，参与者会增加捐献器官或者做一名志愿者的心理需求(Tetlock, Kristel, Elson, Green, & Lerner, 2000)。先前任务中写自己负面特质的个体，相比写自己积极特质或他人特质的个体，随后进行了更多的捐赠行为(Sachdeva et al., 2009)。回忆自己不道德行为的个体，后期比控制组进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Jordan, Mullen, & Murnighan, 2009)。不仅如此，道德还和身体清洗之间有紧密关联(阎书昌，2011)。很多宗教中都有受洗仪式，将水洒在受洗者额头上或受洗人身体浸入水中，以洗去“原罪”，而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也表明个人道德受到威胁将会增加清洁自身的需要。近来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身体清洗能减轻道德上的罪恶感，例如回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或者手写一个不道德故事将增加被试用清洁剂清洁自身的需要(Zhong & Liljenquist, 2006)。
由于大多道德洁净行为对补偿受害者没有帮助，所以它可能只是为了修复自我形象，而不是想给受害者提供补偿。因此道德补偿可能不是对外在受害者的补偿，而是通过各种形式提供给自身道德感的一种内在补偿。
其实道德补偿模型上上下下的平衡模式，我们可将其看做是道德许可和道德洁净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即，道德决策过程从长期动态来看，是道德行为围绕个体道德感上下波动的一个过程(如图2)。
3. 道德补偿的相关解释
Sachdeva等(2009)认为道德洁净和道德许可行为是道德自我价值(self-worth)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时的补偿行为，是自我概念的积极监督的结果。也就是说，当道德自我价值受威胁时，道德洁净行为修复道德自我概念，当道德自我价值太高时，道德许可限制一些道德行为从而返回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水平。Miller和Effron(2010)认为最初的道德选择给了个体道德信誉(moral credits)，允许他做出后续的自利选择。当他们的道德信誉耗竭时又将会重建。这个模型也预测了相反方面：最初的不道德选择降低了道德信誉，鼓励个体做出后续道德选择——直到他们建立了足够的道德信誉，他们会再开始消耗。Jordan等(2011)从自我完善理论(self-completion theory)的视角出发，认为不道德行为导致的不完善感激发了道德努力，伴随道德行为的身份确认使个体放松他们的道德努力。因此，不道德行为剥夺了个体道德自我的象征，促使他们增加道德行为(或减少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完善了个体的道德自我，允许他们从事较少的道德行为(或更多的不道德行为)——这两个过程都是努力保持道德自我形象。以上三种解释从不同视角阐释了道德补偿的原因，也都暗含着道德行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持道德自我形象，而对于自利行为的动机却没有清楚阐释。
Zhong等(2010)认为该系统的变动过程反映了个体内在的两个古老因素(自我利益、保持道德自我形象的需要)冲突的相互影响。当面临一系列道德困境决策时，个体会分配决策的一部分来保持积极地道德自我形象，而余下的则为保全个人利益。
4. 影响道德补偿发生的因素
Kish-Gephart，Harrison和Trevino(2010)通过元分析系统的检验了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这些因素大体可以归结为个体、道德问题、环境因素三个层面。作为道德决策的一个行为模型，在此对于道德补偿的分析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4.1. 个人因素
由连续道德选择道德补偿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首次道德或不道德选择的个体都会回归于一个道德平均水平，但首次道德选择个体的道德平均水平显著高于首次非道德选择个体，这显示出了道德水平的个人差异。这个差异主要来自于道德成熟度，依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水平理论，道德发展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做出道德行为。其次也受年龄影响，一般情况下，年龄的发展和道德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情况。
研究认为，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和亲社会行为正相关(Reed & Aquino, 2003)，高道德认同者往往保持着较高的道德平衡。但是人都会说谎，若回忆起先前的不道德行为，高道德认同者会做更多努力保
Figure 2.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as moral licensing and moral cleaning
图2. 道德许可和道德洁净的联动机制
持一个积极的道德自我形象，从而做出补偿行为，而低道德认同者则补偿意愿较低(Mulder & Aquino, 2013)。
4.2. 道德情境
由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学模型可知，人们有意的慎重的做出不道德行为，是因为能通过所期待的最终收益来补偿不诚实行为的成本(Mazar & Ariely, 2008)。从这个观点出发，人们进行道德抉择时将考虑两个方面：能得到的利益，不道德行为的成本。如果不道德行为的收益不足以支付不道德行为的成本，人们显然不会从事不道德行为。只有当两者相当时，才会造成道德困境。Merritt和Effron等(2010)认为道德行为前后并非都不一致，有的情况下过去道德行为的启动会引起后期道德决策，而有些情况下会出现许可效应。具体引起何种决策，受到两个调节变量的影响，即先前创造许可效应的行为是否足够作为道德的证据，随后的许可行为是明目张胆的偏离还是仅有偏离的嫌疑。
4.3. 环境因素
道德文化、组织规范等都会都成员的道德行为有较大影响。例如Gino，Gu和Zhong(2009)发现组织外存在观察者会触发“害群之马”对组织内成员的补偿，而内疚在不道德行为和补偿行为间起中介作用。Kouchaki(2011)研究发现当团队成员过去的行为建立了非偏见证书时，被试更倾向于表达偏见观念，即团队成员行为历史也会对道德自我形象造成影响。
5. 评论及展望
近年来围绕道德决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道德补偿模型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发现道德决策是围绕个体道德感的上下波动的一种平衡行为，往往在同一个体上难以前后一致。这是源于个体希望同时维护个人利益和自我道德形象。这一方面完善和拓展了道德调节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为其他行为决策的跨时间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道德决策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道德补偿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后果。尽管存在目前的大量研究成果，但未来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首先，有证据表明高道德认同(视道德为核心自我概念)的个体内化了道德准则，对自身道德行为的控制更严格，因而也更不容易受道德补偿模型的影响(Aquino, Reed, Thau, Freeman, 2007; Skarlicki, van Jaarsveld, Walker, 2008; Zhong, Liljenquist, Cain, 2009)。然而从自我肯定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来看，许可效应和洁净效应又更可能在高道德身份者身上发生，当这些个体的非道德自我完整性受到威胁或提高时，需要通过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来保持其自我完整性(self-integrity)，而Gu(2011)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该分歧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厘清。其次，Beruchashvili，Gentry，Price (2006)在消费选择中也发现了道德平衡：当面对一些有关道德的消费选择时，消费者会进行一个道德选择的计算，判断他们能否偏离这种道德而仍能保持一个整体良好的自我概念，其他行为决策中是否也存在的一些平衡效应？此外，影响道德自我形象的因素有个人行为历史和个人预期行为，自我预期行为和他人期望是否会对道德决策是否有影响？除此之外，如何利用补偿效应的积极作用而避免其负面效果，例如由道德补偿模型可知，若想让人们做出道德行为，要求其慎重思考和表扬其道德性都是行不通的，团队成员的道德表率也于事无补。那么是否只能通过强调个体的道德消极特质或不良行为来增加道德决策的可能性？这种积极特质或消极特质的多次启动是否会给被试造成一种心理暗示而改变其道德自我形象？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文化因素对补偿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因为任俊和高肖肖(2013)研究发现，在东方社会这种高度重视面子的文化下，启动被试不道德情绪之后，会使被试出现掩饰行为。总之，道德补偿在组织行为和社会心理学领域有广泛意义，未来应借鉴其连续决策的研究方法，继续探讨影响行为决策各方面的因素，以期对其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并服务于社会实践。
致 谢
本文受苏州大学文正学院2012年高等教育改革研究课题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