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个体生活的原动力，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重要的综合性指标，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Diener & Diener, 1995)，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SWB受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诸如年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和人际关系、社会文化、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社会因素对SWB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在许多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上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例如，关于年龄，早期的研究认为年龄是SWB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20岁前后是个体SWB最高的时期(Diener & Biswas-Diener, 2000)，随着年龄的增长，SWB呈下降趋势(Hotard, McFatter, & McWhirter, 1989)。然而，近年的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近年来，在老年研究中，提出了“年龄的自我接纳”，即“主观年龄”这一概念，认为个体的主观年龄越是比现实年龄小，其SWB就越高。一些大范围的研究显示，在婚者的SWB高于未婚、离婚、分居和独居者。然而，Haring-Hidore等(1985)对556项研究所作的再分析结果表明，婚姻状况与SWB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14，婚姻状况对SWB变异的解释率仅在2%左右，提示两者的关系还受到其它因素(如社会变迁、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等)的影响。一些文献指出，收入与SWB呈正相关，因为较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好的物质享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利，伴随着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Ryff & Singer, 2000)。但也有研究表明，收入仅在非常贫穷时有显著的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收入的影响就很小了(Ruut, 1991)。关于生活事件的作用，严标宾认为，各种生活事件(正性或负性的)对大学生的SWB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严标宾，郑雪，邱林，2001)，王极盛发现，不喜欢上学和与师生关系紧张对初中生的SWB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王极盛，丁新华，2003)，石国兴发现，学习压力对中学生的SWB影响较大(石国兴，杨海荣，2006)，可见，生活事件与SWB的关系很可能受到受教育水平和应对能力的影响。
综上所述，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只能解释SWB很小一部分的变异，心理因素才是SWB最有力、最稳定的预测源(倪蕾，姚勇，曹慧，2011；侯典牧，李红文，吕晶，2011)。其中，人格和心理控制源的作用不容忽视(申正付等，2013；王凤，李曼，2012)。
关于人格特质和SWB之间的关系，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在外倾性和神经质两维度上，大五人格理论和大三人格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正相关；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负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正相关。关于其余三个因素，即经验的开放性、宜人性和严谨性与SWB的关系的研究较少，结论也不尽一致(McCrae & Costa, 1991; DeNeve & Cooper, 1998)。
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自己控制生活环境的能力的知觉。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它对个体的期望、情绪和动机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内控性对SWB、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外控性对SWB、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均有着显著的负相关(王凤，李曼，2012；王鲁慧，崔国生，2008)。
青年时期是SWB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个体走向独立生活的关键时期，幸福感的发展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李雷，2013；谢杏利，邹兵，2013)。这种情况对学业任务繁重、就业压力较大的医学生来说，影响可能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研究以医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和心理控制源对SWB作用，明确医学生SWB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意见。
2. 被试与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500名医学本科生进行测试。在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426份，有效回收率为80.68%，被试的年龄为21.2 ± 1.78岁；其中男生185人，女生241人；来自城市的101人，来自城镇县区的131人，来自农村的190人；大一100人，大二119人，大三117人，大四54人，大五36人；临床医学专业70人，护理专业54人，药学专业48人，公共卫生专业45人，基础医学专业30人，信息工程专业54人，医学检验专业40，文科专业85人。
2.2. 工具
2.2.1. 简版大五人格测验(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
该量表由Casta和McCrae在1985年版的NEO-PI的基础上开发而成，Morrison(1996)将其修订成中文版。为自陈量表。全量表共60题，包括5个人格维度,分别为神经质(N)、外倾性(E)、开放性(O)、宜人性(A)和严谨性(C)。采用Likert 5点计分，1 = 非常同意到，5 = 非常不同意。根据中国大学生的测验结果，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3~0.78；各维度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为0.46~0.62，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0.33，除神经质与外向性、严谨性的相关不显著外，其余各维度之间的相关都达到显著水平(姚若松，梁乐瑶，2010)。
2.2.2. 罗特的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 I-E)
该量表由Rotter J.B. (1966)编制，为自评式量表，由29个项目组成，包括23个计分项目和6个插入题，将心理控制源分为内控性和外空性两个维度。采用迫选题的方式排列题目，每道题目都是由一对关于内控性和外控性的陈述组成，要求被试必须从中选择一个。得分范围在0到23之间。分数越低内控性越强，分数越高外控性越强。该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78，分半信度和1个月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81和0.72(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2.2.3. 主观幸福度量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WBS)
采用Diener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和Diener等编制的“国际大学生心理调查”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分量表。均为自评式量表。SWLS共5个项目，采用Likert 7点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为1至7分，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其中26~30分为“非常满意”、21~25分为“大体满意”、20分为“无所谓满意不满意”、15~19分为“不大满意”、10~14分为“不满意”、5~9分为“特别不满意”。SWLS量表的α系数为0.78，折半信度为0.70。PANAS为自评式量表，含14个项目，分为积极情感(PA)和消极情感(NA)两大分量表。其中PA含6个项目，为正向计分，得分越高则正性情感越强烈。NA含8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低则负性情感越强烈。PANAS采用Likert 9点计分，从“根本没有”到“所有时间”分为1至9级，让被试报告过去一周内积极和消极情感的体验频率。PANAS的一致性信度分别是0.82和0.8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2.2.4. 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编的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学校、性别、年龄、专业、家庭居住地、健康状况、学习成绩、政治面貌、体育锻炼情况、父母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等14项内容。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3. 结果
3.1. 各量表得分的描述统计
由表1可见，医学生的主观幸福度处于中等水平，心理控制源略显外控性。
3.2. 相关分析
3.2.1. 医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口学变量的相关
由表2可见，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专业、经济状况、学习成绩有显著相关；生活满意度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母亲的职业、年龄、年级、专业、经济状况和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相关；正性情感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学习成绩有显著相关；负性情感则与年龄、年级、经济状况、学习成绩有显著相关。
3.2.2. 医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大五人格量表各维度的相关
由表3可见，生活满意度与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维度显著负相关，与外倾性、宜人性、严谨性及心理控制源总分显著正相关；正性情感与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维度显著负相关，与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严谨性等4维度及心理控制源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负性情感与神经质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严谨性等4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主观幸福感总分与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等3维度及心理控制源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
3.3. 回归分析
以主观幸福感总分作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变量、人格各维度和心理控制源总分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水平为0.05时，人口学变量中的专业、经济状况，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神经质和开放性和心理控制源总分进入回归方程(见表4)。
模型1为(常量)外倾性；模型2为(常量)外倾性与经济状况进入模型；模型3为(常量)外倾性、经济状况和神经质进入模型；模型4为(常量)外倾性、经济状况、神经质与专业进入模型；模型5为(常量)、外倾性、经济状况、神经质、专业与心理控制源总分进入模型。模型6为(常量)、外倾性、经济状况、神经质、专业、心理控制源总分与开放性进入模型。
Table 1. Scores in the three scales
表1. 医学生在各量表各维度上的得分
Table 2.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s of SWBS and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2. 医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口学变量的相关
*指在0.05 (双侧)水平上显著相关，**指在0.01 (双侧)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Table 3.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s of SWBS, NEO-FFI and I-E
表3. 医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大五人格量表、心理控制源总分的相关
4. 讨论
1) 医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探讨
医学生心理控制源的平均得分为10.7分，略显外控。不同年级、专业、性别的学生心理控制源得分无显著差异。
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中等偏低(满分为161分)，生活满意度得分偏低(满分为35分)，即对生活不太满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都偏高，与郑雪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严标宾，郑雪，邱林，2003)。
Table 4.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total score in the SWBS
表4. 主观幸福感与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和心理控制源的回归分析模型汇总
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偏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专业、经济状况，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神经质和开放性以及心理控制源量表总分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
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与Ryff的结果一致，与严标宾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严标宾，郑雪，邱林，2003)，可能是取样不同所致：严标宾研究的样本量小，被试的家庭经济水平差异不大，难以全面地体现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大，被试的家庭经济水平差异也相对较大。
专业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与各专业的就业前景以及专业学习的特点有关。总的来说，就业前景较好、学习压力适中、学习形式多样化、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的专业的学生主观幸福度也较高。
外倾性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Schimmack & Furr, 2004)。由于气质的作用，外倾性的个体对正性情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神经质的个体对负性情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Lucas & Fujita, 2000)。相对于内倾性的个体，外倾性的个体更为活泼且喜爱社交，易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倾向于对生活事件作更为积极的解释，因此他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感，也更容易对生活产生满意感。神经质的个体具有抑郁和焦虑的性格倾向，过度敏感，情绪不稳定，更易于体验到负性情感，生活满意度通常也较低，因而降低了主观幸福感。
Costa和McCrae (1982, 1991)提出，经验的开放性与正性和负性情感都有显著的正相关，能同时增强个体对两种情感的体验，对幸福感具有经验性的正向预测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开放型的个体好奇心强、兴趣广泛、知识面广、易于理解和接受新事物，有更多的情感体验(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也能更好地平衡自己的各种情感体验，因而主观幸福感也较高。
既往研究认为宜人性和严谨性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宜人性和严谨性高的个体能创造令人快乐的环境和事件，因而这两种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工具性的作用，能引导人们去积极面对特殊的生活事件，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其中，宜人性高的个体具有关系型性格特征，他们脾气好，心肠软，善于处理各种人际问题(尤其是敌意的情境)，具有广泛的兴趣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提高主观幸福感；严谨性高者则能使生活有条不紊，令人放心、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赞誉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尤瑾，郭永玉，2007；杜志丽，刘连龙，2011)。但本研究未能证实这一点。可能是宜人性和严谨性高者在创造良好环境的时候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和需要，因此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尤瑾，郭永玉，2007)。
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心理控制源对个体的期望、情绪和动机都有调节作用。内控型个体更相信自己应对行为的结果负责，而且自己是有能力改变环境的；外控者则通常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因而逃避现实。与外控者相比，内控者更为积极、主动，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积存的生活问题也就越少，因而主观幸福感的水平也较高。
本研究发现，性别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与既往研究的结论不一致(刘永恒，高占海，2006)，主要是年代差异所致。当前的女大学生接受了更为多元化文化的影响，思想更加活跃而开放；加之同处于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两性在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从事的工作、社会接触面以及生活压力等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他们在思想和情绪体验的差异也随之减少，使得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就趋于不显著。
查李妹发现，师范生的亚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查李妹，2010)，本研究发现两者的相关不显著，可能因为本研究的对象是医学生，他们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比较深入，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的健康问题，使之对自己的情绪不造成显著的影响。
庞庆军发现，进行中、小强度锻炼的大学生或锻炼历史超过一年的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水平更高(庞庆军，李银萍，2009)。本研究发现体育锻炼情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由于学业繁重，多数医学生无法经常参加运动，运动爱好对幸福感的作用无法体现。
既往研究认为年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低年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高年级，因为高年级面临的社学习竞争和就业压力更为激烈(陈小红，2014)。本研究未能证实这一点。对于医学生而言，高年级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个人的应对能力也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提高，使得年级对幸福感的影响趋于不显著。
我们发现，家庭居住地和学习成绩对主观幸福感不具有预测作用，与刘永恒的结果(查李妹，2010)不一致。我们认为，家庭居住地对幸福感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首先是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城市在这一点上要好于农村。其次是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从这一点看，农村可能好于城市。第三是人际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身份认同等。农村的人际关系相对比城市要和谐。综合各种因素，城乡两地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趋于不显著。
学习成绩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因为医学生学业竞争激烈，不管成绩如何，个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只是压力的形式不同而已。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控制源和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神经质、开放性能显著预测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既往大量文献的结果一致，印证了“心理因素是主观幸福感稳定的预测源”这一观点。但上述四个心理特质联合起来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的一小部分变异(总解释量为7.4%)，另外两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也是如此，这说明了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的心理现象。那么，对于医学生而言，主观幸福感的大部分变异决定于哪些因素？换句话说，医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还有哪些？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后续研究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