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Mona Baker利用语料库研究译者风格后 [1] ，国内外学者都采用这一方式进行译者风格调查和研究。Saldanha [2] 将译者风格研究诠释方式分为两种，即为目标文本型(target-text type, T-型)译者风格研究和源文本型(source-text, S-型)译者风格研究。前者是Baker所研究的译者风格，而后者关注的是译者如何在译文中表现源文本的某些特征，不同于以往的是，关注对象是译者规律性的处理方式 [3] 。
目标文本型与源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均关注语言层面(如词汇、句法、语篇等)的研究，而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以非语言层面(如选篇、翻译策略)为侧重点 [3] 。相比较而言，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青睐前者，如侯羽、刘泽权、刘鼎甲 [4] 考察了莫言五部小说英译本中各种语言形式参数(包括标准类符/形符比、句子数和平均句长、高频实词、汉英句子翻译对应类型)和强调斜体词的使用来揭示葛浩文翻译风格；蒋郁 [5] 从高频词、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句长等语言层面探究《荷塘月色》两译本的译者风格在译文中如何体现。笔者认为译者风格研究应当属于对译者综合性的研究，译者风格是译者有意识与无意识翻译行为的综合表现。因此，本篇文章将结合语言层面与非语言层面整体把握译者风格。
2. 语料库的建立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该游记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达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现实生活不满。笔者搜集罗经国、A. R. Davis、林语堂、方重的《桃花源记》英译本，自建小型语料库(总计2153词)，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首先将四个英译本转换成TXT格式，用Text Editor文本清洁软件对译本清洁去噪，以便Ant Conc软件识别。最后利用Para Conc检索软件对四个英译本分别进行单词索引，计算出类符/形符以及平均句长。
3. 结果与讨论
3.1. 语言层面
译者风格语言层面的研究关注的是语言的形式，如词汇、句法、语篇等。本文将从高频词、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三个方面考察译者风格在语言层面上的特征。
3.1.1. 高频词
高频词汇是指使用Ant Conc对清洁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词进行提取，用所提取的高频词汇分析译者的措辞风格和特点。笔者将《桃花源记》的四个译本导入Ant Conc进行高频词提取，为突出显著性特征，本文仅截取排名前十的高频词汇，按出现的频率从高到低排列，详见表1。
从表1中可直观地观察到，Davis译本与林译本使用“and”频率较高，均占高频词的第二位，数据表明Davis译本与林译本常使用长句和并列句，倾向将几个意群进行并列处理。相较而言，另两位译者更倾向于短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罗译本中频率占第8位的是“fisherman”，而这个词却未在高频词表中的其他译文中出现，该现象说明罗在翻译时，突出主人公的身份特征，而其他三位译者更偏好使用代词表现主人公。其次，Davis译本的高频词列表中，介词“in”、“out”的使用较突出，笔者通过查看语料库发现，Davis大量使用带有介词的动词短语表达意义。从这点看来，Davis在动词搭配的运用上更显灵活。需要说明的是，方译本中“in”的使用频率也很高，但通过语料不难发现，方译本中该介词主要当作地点介词使用，偏好使用“介词+地点”这一结构。
3.1.2. 类符/形符比
类符指文本中排除重复并忽略大小写后不同的词，形符指文本中所有出现的词 [6] 。Baker [7] 指出，类符/形符比值(即Type/Token Ratio)的高低与作者/译者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成正比。比值越大，表明文本所使用的词汇越丰富，反之亦然。比值的差距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译者的用词习惯与翻译风格。通过使用Ant Conc的词表统计功能，分别统计4个译本的类符形符数及类符/形符比值，详见表2。
经对比分析四个译本的类符/形符比值可以看出，罗译本与方译本的比值偏高，而Davis译本与林译本相近。由表2可以看出，方译本较其他译文而言，使用词汇更丰富多样，体现了方重在翻译时，不喜重复使用相同词汇的翻译风格。
与类符/形符比一样，原文与译文文字比量也是译者风格的一般标记，因为两种语言对译总有一个文字量对应比例 [4] 。如果我们将该比例设为参考值，那么原文与译文文字量比例越接近参考值，越说明译作基本保持了适量翻译的风格，否则为过量翻译或欠量翻译。据王克非 [8] 考察，汉译英文学翻译中，常见英汉词、字数比例范围为：1:1.25~1.5，即1000个英文单词对应1250~1500个汉字。另外，由于原文体裁的特殊性，若将《桃花源记》文言文版字数作为标准则不科学，势必导致不可靠的研究结果。因此笔者从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教辅资料中选取该文言文的白话文译文作为对比语料，统计其文字量为806字。按照王克非的比例标准推出译文应当在537~645词之间。表2数据显示四位译者均保持了适量翻译的风格。
3.1.3. 平均句长
平均句长是指文本中的句子的平均长度。虽然句子的长度与句子的复杂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如简单句也可写得很长)，但就整个语料库而言，句子的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句子的复杂程度 [9] 。Butler [10] 按长度把句子分为三类：短句(1~9个词)、中等长度句(10~25个词)和长句(25个词以上)。表3为四个译本的平均句长统计数据。
句子长度通常可以作为表现译者文体风格的典型标志之一。表3显示，在句子总数与平均句长方面，罗译本与方译本相似，而Davis译本与林译本相近。根据长短句分类，四个译本的句长均属于中等长度句。相较而言，罗译本与方译本更容易理解。而Davis译本与林译本平均句长更长，复杂程度更高，这一结果与高频词统计结果相照应，这两位译者倾向使用“and”连接句子使得句子总数更少。
3.2. 非语言层面
译者风格的非语言层面一方面体现在选篇上，如译者是更倾向于小说、诗歌或是古文等；另一方面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是归化或是异化，译文风格和原文风格保持一致或是另具特色。本文研究的四位译者有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有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也有旅居国外的华人，比较他们的译文对文言文的翻译和教学均有所启发。
要研究非语言层面的译者风格，需先考察这些译者的翻译思想及翻译目的，因为这些因素往往制约着译者的选篇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罗译本出自《古文观止精译》，在其序言中，刘益清评价其译文在“‘信’的前提下，兼顾“达”和“雅” [10]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著名的《论翻译》一文。该文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条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条是美的标准”。三条标准分别对应着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以及对艺术的责任 [11] 。专门研究陶渊明作品的美国翻译学者A. R. Davis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热爱之情，他把陶渊明透过诗词表现出的情感看作是中国人情感流露的代表，并以此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普遍情感和价值观 [12] 。而方重先生长期研究陶渊明作品，
他之所以要研究陶渊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英期间，为了使英国人士对我国文化有深入了解，曾对照我国古代诗歌的许多英译本，发现不少译文不甚确切，深感这类汉译英工作之重要不亚于英译汉。因此，我在研究乔叟之余，倾力翻译陶的诗文，为中英文化交流做些努力”。通过对四位译者的翻译思想及翻译目的分析，能够清晰了解译者的选文和翻译标准。
关于四位译者在非语言层面的译者风格，笔者将从题目、地名、指代词的翻译及对原文的解读方面把握。
3.2.1. 标题翻译
标题的翻译体现译者对整篇文章的理解、看法，是不同译者风格的首要体现，因此对题目的分析必不可少。以下是四个译文的题目：
罗译：A Tale of the Fountain of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Davis：Peach-Blossom Source
方译：Peach-Blossom Springs
林译：The Peach Colony
四个译文标题显示，罗译本意义和形式更接近原文，表明其翻译风格更忠实原文。其他三位译者译文简洁凝练，不过都没有突出“记”这一文章体裁。说明这三位译者将翻译的侧重点放在“桃花源”上，但三位译者的理解有所不同。Davis将“源”理解为“源头”，方译以“springs”这一抽象意境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而林译的“colony”一词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反映其翻译风格受所处时代影响。
3.2.2. 地名翻译
在翻译实践中，如何翻译地名是个常见的问题。对于众所周知的地名翻译，大部分译者会采取直译的策略，而在处理一些不常见的地名时，一些译者采用补充信息加以说明。鉴于本文所研究的故事发生在古代，对地名翻译的考察就更能突出译者风格差异。下面笔者研究四位译者对文章首句地名的翻译情况。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罗译：In the year of Taiyuan [1] of the Jin Dynasty, there lived a man in Wuling [2] Prefecture who earned his living by fishing.
Davis：During the Taiyuan period of Jin a man of Wuling, who made his living as a fisherman.
方译：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ao-Wu of Eastern Tsin there was once a native of Wuling, who lived on fishing.
林译：During the reign of Taiyuan of Chin, there was a fisherman of Wuling.
以上译文显示Davis译本与林译本比较简洁，地名翻译采取直译的策略，且并没有对地名进行脚注说明。罗译本使用脚注对地名进行补充说明，方译本在正文中增译，说明故事发生在孝武帝统治的晋朝地区。这些区别能明显地体现译者风格及其成因：Davis与林语堂先生以忠实、简洁为侧重点。由于罗经国先生的翻译思想是在“信”的前提下，兼顾“达”与“雅”，因此在正文中采取直译的策略以求“信”，在副文本部分加入脚注说明，实现“达”的目标。方重先生为了能够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选择采取增译的方法让读者明白故事所处的社会背景，这一方法深受其翻译目的影响。
3.2.3. 指代词翻译
用意向来指代某人某物是文言文中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如“高堂”指代父母，“鸳鸯”指代情侣等。在考察译者风格时，古文中的指代词翻译也极具代表性。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罗译：They all, old and young, appeared happy.
Davis：The white-haired and the children with their hair in tufts happily enjoyed themselves.
方译：The yellow-tressed old folk and the youngsters with flowing hair were all living in self-contentment.
林译：The old men and children appeared very happy and contented.
“黄发垂髫”是个中国文化特有的词语，“黄发”和“垂髫”是两个意向，“黄发”指老人，“垂髫”指代小孩。罗译文突出强调桃花源中男女老少安居乐业，从整体把握文章意义，翻译时采取意译策略。Davis译本与方译本不仅将指代对象译出，并翻译了人物的具体特征。林译本表明“黄发垂髫”的指代对象，并无其他描述，采取一贯的简洁译风。
3.2.4. 解读差异
译者在翻译时，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解读原文。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及翻译目的都可能影响译者的解读。这种差异性势必造成译者选择不同的遣词造句，以表明不同的译者风格。
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罗译：The village people entreated him not to let others know of their existence.
Davis：The people of this place said to him: “You should not speak of this to those outside”.
方译：They said, such matters would not be worth impart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林译：The villagers begged him not to tell the people outside about their colony.
这句话的翻译能够体现四位译者对原文理解的明显差异。罗与林的理解相似，都将“道”理解成桃花源中的人“祈求”渔人莫告知外人，而Davis与方将其翻译成中性词“said”，没有明显的态度倾向。其中在方译本里将“不足”的意味表达出来，其他三位译者在这点上并未体现。表明方重先生为了能够让外国读者充分理解文章内涵，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在翻译时做到准确具体。
4. 译者风格的成因分析
上述译者风格分析结果表明，四位译者在语言层面与非语言层面都流露出原作风格之外的痕迹，该痕迹即是译者风格烙印 [13] 。首先，高频词统计数据表明Davis偏好带有介词的动词短语表达，而其他译者没用这一特征。这与译者的身份背景有关，Davis以英语为母语，因此他在词的选用上更地道、灵活多样。其次，在林语堂先生的译文中出现“colony”这一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词，其他译者并未使用该词，这与林语堂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他生于1895年，正是战乱、内忧外患的社会，这一背景不可避免地在其译文中有所体现。再者，方重先生在处理译本时，倾向将信息具体化，减轻读者负担，这与其翻译目的有关，他期望为中英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罗经国的译文忠实原文，简单易懂，该风格与其翻译策略有关，他的译文在“信”的前提下，兼顾“达”和“雅”。
5. 结论
通过语料库进行研究，对一些难以捉摸的、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和阐释，能够客观地说明译者的烙印确实存在 [13] 。本文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译文进行检索分析，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从语言层面与非语言层面分析四位译者的不同翻译风格。该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全面，避免了传统翻译中主观性强的缺陷，同时避免了单从语言层面分析译者风格的局限性。
经分析发现，由于各译者的母语、所处的社会背景、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不尽相同，在不同的研究层面，各译本呈现出不同的译者风格。从语言层面看，Davis译本与林译本常使用长句和并列句，倾向将几个意群进行并列处理，复杂程度更高，且Davis在动词搭配的运用上更显灵活。方重在翻译时，不喜重复使用相同词汇的翻译风格。罗译本少用代词，将信息具体化，更容易理解。从非语言层面看，Davis译文以忠实、简洁为侧重点。林语堂先生的译文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罗译本意义和形式更接近原文，表明其翻译风格更忠实原文。方重先生在处理译本时，倾向将信息具体化，减轻读者负担，期望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
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体裁，对于文言文翻译的研究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让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同时，该研究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做了一定有益探索，对翻译实践与教学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