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党章、党规的指引下,我党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以案释纪明纪,严守纪律规矩”相关活动,针对高等教育系统,需要认真学习和分析高教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认清高等学校和反腐倡廉的辩证关系,明晰高教系统思想作风建设思路,厘清遵守规矩纪律应注意的事项也非常必要。只有认清教育系统的作用以及自身的独特价值,才能解放思想和更好地理解纪律的意义。总书记提出的“四讲四有” [1] [2] [3] 中的“四有”是有信念,有纪律,有品行,有作为,是对“四有教师”的深刻指导,为高校教师提出了深刻和明确的要求 [4] 。本文主要讨论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和反腐倡廉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以提高和阐述对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理解。
2. 底线教育的内涵
2.1. 底线教育问题的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一部分是“底线教育”,“底线教育”就是要通过警示提高受教人群的“底线意识”,“底线教育”就是“底线意识”牢记于心的教育模式,当受教育人群足够大,仅仅靠激励已经无法完成如此庞大人群的管理的时候,一个持久的“底线规则”就会出台,对于庞大的组织或者人群,如果没有规矩,就容易形成混乱,“底线规则”往往是遏制不良事件和不良倾向的一种约束规则,这些“底线规则”就是约束组织(群体)或个体行为规则的准绳,“底线规则”作为行为规则的准绳可简称“底线”。“底线”和“底线教育”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都存在的古老而又逐渐变化的事物,从奴隶社会就已经存在的法律、政令都属于“底线”的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来说,宪法就是国家组织行为的基本准则,里面含有了很多“底线规则”的成分,其它的普通法律则是针对某类行为的基本规则和“底线”。“底线规则”和法律有重合的部分,并且,不同的人群,组织管理的准绳不同,要求的“底线”高度或思想高度也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势必提出更高的“底线要求”,作为我党的“底线规则”或者“底线准绳”,“底线规则”往往是高于法律要求的组织行为准则。另外,我党以及党外群体组织也需要完成法律本身不能细化到的领域之中的组织、群体、职业的行为“底线准绳”。对于我党来说,党章、党规就是基本的党员行为准则和“底线规则”约束,我党要求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是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查摆突出问题,突出了“底线教育”的内涵,这是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我党执政难度加大的背景下,党中央加强“底线教育”的一种党风净化举措。
2.2. 不同层次学校的“底线期望”不同
“底线准绳”既是组织行为的基本约束,也受组织内部荣辱观和道德良知的影响,因此,组织中每个人的“个体行为准则”也和个体对于荣辱观和道德良知的理解和反应有关,每个人在处理不同事务时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则”,这种“心理准则”也会因人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做人都是有底线的”。一个人的“底线”和他受教育的水平有关系,从概率上讲,至少不能期望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孤儿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幸福家庭成长的青年两者做人、做事的底线一致,这也是教育成果在思想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教育服务于思想政治的重要保证。同是高等教育,不同层次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群体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底线期望”不同,“群体底线期望”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底线水平的概率期望,这就体现了高等教育差别导致的“群体底线期望”不同。教育成果输出的“群体底线期望”是一回事,既影响个体的一生,同时,也会随着后期生活经历而运动变化。在社会个体发生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眼中有什么程度的“底线”,也和其成长的教育环境有关。与“群体底线期望”相对应的是“个体底线期望”,“个体底线期望”是“群体底线期望”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于“底线期望”问题,不同的专业或行业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大概和组织中个体实现自我成就的途径有关。
显然,这种“底线”只是一种概率期望,本身不能证明教育成果中个体的道德水平。教育不是必然和教育成果的个体人生行为“底线”成线性正比关系,但是,概率性地存在“底线”差异是可能的。个体“底线”一部分受群体“底线规则”的约束,一部分受个人的道德水平影响,道德水平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底线”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对“底线”的具体要求以及“底线”所传导的精神内涵的理解也会产生差异,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学术的角度来讲,研究群体及个体的“底线意识”在如何复杂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全新的学术课题。
2.3. 高教系统“底线教育”必要性
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高等教育系统承载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两个重要的职能,部分高校和部分教师群体也承载了服务社会的职能,该系统以高学历、高精神品位的知识分子为主,一般来讲,这个群体容易在寻求自我实现的精神层面上诉求更高,其“群体底线期望”也应该更高,按照一般道理应该是激励式教育为主。不过,有的时候,群体规则更多地以少数“不良分子”来决定,在没有一定的规则的前提下,“不良分子”总是能够力图占有更多的资源,找到更加省力的“捷径”,甚至通过控制资源形成明显的“控制优势”(或者可以叫“资源优势”),这种长期可能存在不公正的“控制优势”会压制“朴实”的教育劳动者和科研劳动者,对本来精神层面更高的劳动者形成一种“资源压制”,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不良的对教育工作者的心理“反向激励”,更多的“朴实”的劳动者逐渐也想成为“资源占有者”。因此,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就是要抑制一些不良的“反向激励”的发生。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也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即使是高等教育系统,教育资金的来源、教育资源的流向等等,也逐渐成为制约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庞大的教科研系统来说,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已经不是能够仅仅依靠科学兴趣来支撑,那么,资源就成为重要的控制因素。在这个历史阶段下,资源配置和可能存在的优胜劣汰就成为一种必然,当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时,纪律和规矩就将成为必需品,因此,高教系统也一样需要讲纪律,讲规矩,纪律和规矩依然是广大教师需要严守的底线。
2.4. 底线教育中“案例教育”的价值
最近中央倡导的“警示教育(月)”也是活生生的“底线教育”案例典型。那么,需要领会中央推行“案例教育”的价值。
1) 让我们看到:腐败离我们不远
对于广大行政职员来讲,“底线教育”中案例教育能够让受教者感受到,腐败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外地,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说不定一不小心就会包括自己。对于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普通的教师,往往会觉得“腐败和自己无关”。然而,腐败往往就在自己的身边,高校教师需要警示的不仅仅是有资格盖上“腐败”帽子的各类行为,也包括广大的“腐败”以外的灰色地带;另外,高校教师应该注意到,所谓“反腐”,广义地讲,也包括“反思想腐化”的范畴,高校教师大概没有参加腐败行为的很高概率,但思想腐化也值得警惕,高校教师较少有涉及金钱的腐败行为,却可以有着腐化的思想,或者仅仅是达不到人民教师必要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不可取的,现在,教师群体里面把教师仅仅当作一个谋生职业,认为教师资格就是一个谋生的工具,这都不足取。也许高校教师的“现在”没有光环,但是,高校教师依然很重要,因为高校教师有意无意之间在影响着国家的未来。
2) 有助于了解“我们助长了什么?”
“底线教育”中“案例教育”能够让受教者感受到,我们虽然远离腐败事件,甚至也没什么不合格的思想,但是,我们无形之间可能纵容和助长了一些不良的东西。比如我们被迫地在一些时候不得不供养一些腐败的行为。再比如所谓的一些“情商”,社会上一些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以美称为“君子成人之美”),这似乎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处世哲学”之一,这些“哲学”也无疑阶段性地使得某些不良现象得到宽容和助长,教育工作者不坚持真理也是可悲的事情,在腐败燃烧之前,我们也可能曾经为其添补了大量的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学生的不良思想、不良思潮,甚至以“兼收并蓄”的概念来包容这种反向的助长。
3) 意识到教育系统腐败的危害性很大
另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教育系统的腐败 [5] [6] 虽然程度不算严重,甚至从出现频度来讲在全社会并不算高发地带,但是,教育腐败危害确非常大 [7] ,一般的腐败影响若干年,而教育腐败影响的却可能超过一代人。比如,现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有老师收礼的情况,并且可能数额不小,笔者曾经注意到网上有小学教师过生日,班级学生家长凑钱送一套轿车的事件,当然,大多数的教师腐败现象从金额上来讲基本无法和“轿车”相提并论,但是,这些行为却带有“全民腐败”的性质,其结果是在全民的思想里面铸就起来了“全民腐败”的概念,铸就了“已经没有干净的地方”的社会倾向性认识,因为教育系统应该最干净。最严重的是,这种腐败造成一种事实:告诉孩子们从小认可腐败、支持腐败,这就容易在小孩子的心里形成“腐败就是现实社会的真理”、“腐败(金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金钱万能”诸如此类的认知逻辑,这种腐败的毒害,也远非仅仅影响一代人。
3.“高线教育”——教育的长期必然性
3.1. 高线教育的基本内涵
与“底线教育”相对应,这里提出“高线教育”的概念,“高线教育”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某种对群体或者个人能够形成吸引的精神力量,依据这些精神力量的教育和传播,形成一种明显的正向激励,以期待受教育个体形成更好的道德情操,形成更好的行为动机,形成更好理想信念的教育模式。黄大年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要有情怀”,“情怀”就是一种对个体的“高线要求”的一个范例。以这种高尚的精神力量作为教育模式和促进组织及个人具备高尚的精神境界的教育行为就可以理解为“高线教育”。“高线教育”和“底线教育”一样,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都有的古老而又变化的事物。如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国古代高亢的民族情操支持的洋溢着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目标,孔子的儒家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高线教育”。韩愈的《师说》中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说,教育工作者就是传授道理、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解除学生的迷惑的,古代的“道”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这个“道”既有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也有道德内涵。因此,从孔子时代的教育开始,我国的教育都不乏这种“高线教育”的身影。中国共产党发迹时期,主要是一些有着新思想的仁人志士,在马列主义思想的“高线教育”的感召下,以人民解放和救亡图存为己任,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是现代史上“高线教育”成就的典型代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画出来的完美的青年革命战士的形象,他曾有引领一代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何等的人情怀和境界?这也是“高线教育”成就的典型代表。再如爱因斯坦的人生观:“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也如周恩来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诸此等等,一个有卓越成就的人,基本都有一个高尚的灵魂感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理论都是“高线教育”的范畴,如“中国梦”、“四讲四有”的倡议,就是属于“高线教育”的内容实例,对广大党员形成召唤和吸引。“高线教育”具有教育的长期必然性,在主要适龄教育阶段应该是教育的主体。
3.2. 不同层次学校的“高线期望”不同
与前文“不同层次学校的‘群体底线期望’不同”相对应的是:不同层次学校的“群体高线期望”不同。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不同学历程度的学校教育对学生“高线”思想的铸造有着不同的作用,“高线”思想的铸造是一个持续不断地“注入”和“强化”的过程,是一个从“概念注入”逐步到“实践强化”的过程,因此,不同学历程度的学校教育需要“接力塑造”,明确各自的义务和本阶段的教育内涵。其二,高教系统内部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教育熏陶会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和高校长期积淀下来的“精神特质”有很大的关系,具有一定的长期稳定性,也具有一定动态变化性。之所以将高等教育单独拿出来讨论,主要在于高等教育阶段是“实践强化”的主要阶段,这种“实践强化”既包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成型”等宏观的内容,也包括形如“择业观”、“兴趣爱好”等的实践演化,这些学生个体的选择或者发展和高等学校或者高校群的整体“学术氛围”、“思想内涵”、“教育理念”、“科学精神”、“人文关怀”、“社会认知”、“审美特质”、“家国情怀”等等元素均有关系,以上元素或者也是高校影响学生的软实力,因此,不同的类型的高校也会有不同的学生整体“精神特质”,也就有不同的“群体高线期望”。同样,与“群体高线期望”相对应的是“个体高线期望”,“个体高线期望”同样是“群体高线期望”的组成部分,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的。
3.3.“高线教育”的历史价值
1)“高线教育”的长期感召是民族教育的历史根本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高等教育的第一位长期任务就应该包括建立起来一套含有丰富知识的“高线教育”理论体系,形成一批“高线教育”催生的精英团体,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线教育”催生的“精英团体”并不是常规讲的掌握社会资源的利益群体,而是以某种精神特质的高线思想作为聚合基础。这里并非想鼓吹“精英治国”,更不是反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说明教育本身是从人民群众之中选拔和培育精英的过程,精英来自于人民大众,又忠于人民大众,是人民大众的时代代言人。精英的培育和“精英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属于教育理念,一个属于政治架构。精英的培育作为教育的目标之一和全民教育并不是相悖的,人民教育既要广谱性地最大程度地开启民智,也竭尽所能地培育有民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有高尚情操的各界精英。高等教育的长期感召和教化,是广谱性地最大程度地开启民智的必要条件,也是“高线”精英群体催生、发展的必要保障,同时也是精英是否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条件。
2) 立党治国的根本
立党治国的根本是凝聚或者塑造什么样的精英集团,并将这种精英集团加入到国家政治构架之中。如果是一群“高线”团体(精神上的高线)成为民族的代表,那么,这种“高线”群体所容纳的“家国情怀”就会形成团体内部的向心力,进而将这种向心力扩散和辐射到更大的范畴,也就是凝聚民心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架中是过多地导致(不太属于高线的)“利益集团”构架为国家管理的一部分,那么,失去的是组织内部的精神感召,留下的仅仅是“共同利益”,那么也必然失去向外的精神扩散力和感召力,甚至形成“精英政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对抗”关系,带来的则更可能是精英(利益)集团和社会的割裂。
3) 高线教育的思想功能
从教育的角度讲,一定时期,社会心理结构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高线”泯灭,到一定程度则导致某一类群体“高线思想”的滑坡,滑坡的典型标志是群体的大范围地抱怨“自己遭到群体的道德绑架”、“工资不高,凭什么要求我们成为‘道德楷模’?”等等。有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思想高度,那么,似乎就需要从小孩子开始感召和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家长(某种情况下代表社会)就可能成为否定对孩子传播“道德高线”之价值的力量,也成为削弱高线教育成果的重要元素。当人民民众成为只善于索取和抱怨,只要孩子工作和高收入的时候,民族的精神驱动力就没有了群众基础。因此,“高线教育”对于民族的淬炼不是几年的功夫就能达到,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对民族“高线”缺乏足够的认识,再加上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民族规模的“高线”下滑也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和发展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治理和引导不容易立竿见影,或者说,滑坡只需要一代人,感召就需要几代人的功夫。
3.4. 教师个体与群体“高线”的社会价值
教师群体失去“思想高线”最为可怕,主要表现在:1) 感召学生的精神驱动力已经不复存在;2) 没有以身作则的奉献精神,再高的“高线”都容易被理解为“居心叵测的说教”。当教师纷纷脱掉“高线”外衣的时候,国之危矣!在“高线”建设的问题上,高等学校往往成为“高线”思想的阵地,同时更是向青年学生感召思想的重要途径,有的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当社会上的“高线”思想变得凤毛麟角时,高校就成为“高线思想”的唯一保留地。高校对于“高线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表现在民族觉醒的发祥地,如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民族觉醒的发祥地绝不可能首先发生在市井之中。如果社会难以被改变,教育目的就需要去改变下一代的孩子,那么,孩子就成为教育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
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是很重要的,民族觉醒的时期,教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民族思想滑坡的阶段,教育作为“高线思想”保留地的价值也依然很重要,因此,对教育系统的污染也就成为危害最大的污染。教师失去“道德高线”或者“高线元素”逐渐滑坡就成为可怕的事件,一个民族“失去”了教师,就等于失去了整个民族的未来。当一个民族感召者认为自己干的就是一个凡常的工作而已,当教师的工作从“传道、授业、解惑”降格为仅仅为学生找到工作铺垫一些技能的时候,“道”之不存,“惑”之无思,这样的民族只能是任由衰退。当教师的价值只用钱来衡量的时候,甚至连基本的物质保障都没有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教师的“高线”就更加难以体现,从教师个体来讲,如果收入成为教师自我认可的唯一元素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民族思想的传播者,并且还一不小心成为坏思想的代言人,教师在岗位上不能代表“高线”就是对民族和教育事业的最大危害。
教育并不都是永远只服务于家长的期待,有的时候,教育是民族的教育,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心存“高线”的教育家成为思想的旗帜,如“李大钊”先生曾起到的作用,以高等教育的形式感召青年学生,青年学生的“思想革命”是民族的需要,参加政治革命和军事革命也是民族的需要,但并不一定是每个学生家长的期待,有的时候还可能存在学生和家长之间思想的割裂,这样的时代,教育导致的“思想张力”是民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民族革命的重要驱动力,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高等教育的教师个体和群体往往是信仰的载体,是思想高地。
4.“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的辩证统一
1) 思想不足是腐败的基本前提
一个人心中无“高线”或者“高线”的高度不够,再或者是高线的立场不够坚定,往往成为腐败的根源,思想不足是腐败的根源,人生情怀和境界不够往往是腐败的重要先决条件,权力及拥有权力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内心膨胀往往是腐败的温床。因此,从长期的历史角度来讲,长期有效的思想建设是我党长期执政的唯一保障。
2)“底线教育”的实施可以起到保护“高线思想”的作用
必要的时期,必要的“底线教育”让受教育者明确“底线”是什么,远离“底线”是对受教育者的一种警示,也是对远离“底线”行动的褒扬和鼓励,另一方面,改造或者剔除一些“不良分子”或“不良思想”,也是对“高线”分子的尊重和鼓励。有的时候,底线教育的推出也是阶段历史条件下,“不良分子”的比例达到一定量的前提下提出的和实施的。在实施“底线教育”时,需要把握良好的度,底线教育目标是惩戒或者警示“不良分子”,达到推进和表扬“高线”分子的目的,如果政策掌握不好,会导致“兔死狐悲”等伤害“高线”分子的效果。因此,底线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符合国情和阶段历史要求的持续性行为,而不是短期阶段性的某种“清除不良分子之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主要的原则。
3) 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并重
总的来说,思想不足是腐败的基本前提,换成另外一句话来说,“底线教育”是“高线教育”的阶段性补充,“高线教育”是“底线教育”成果的长期保障,没有“高线教育”的“底线教育”难以长期持续发展,没有“底线教育”的“高线教育”也不容易让“高线者”长期得到保护和鼓励。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有“高线教育”的范畴,也有“底线教育”的范畴,“依法治校”既是从管理技术上的理解,也是从“底线教育”入手的举措,廉政教育、警示教育,都是属于“底线教育”的范畴,“底线教育”并不是和“高线教育”成为互斥的关系。“高线教育”的内涵以向心力建设为主要目标,“底线教育”以警示教育为主,目的是鞭策那些可能离群较远的少数人。对于国家治理层面上,则有“法治”和“德治”的差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大到治国小到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法治国”强调行为规则和”底线意识”,“以德治国”则强调的是从高尚的意识来号召、来感召。“底线教育”并不和“高线教育”相冲突,而是教育和革命“担架”的两支木棍,都很重要,缺了哪一支都无法支撑。一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可能出现“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侧重程度不同的情况,这是和经济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关的,如果“高线教育”不能大范围地达到明显效果的时候,或者较大范围社会群体达不到发展目标的时候,就经常需要强化“底线教育”,因此,“高线教育”具有长期历史性,“底线教育”具有阶段历史性。
4) 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的实施要有群体差异
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采用的主体教育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可以针对性地有的采用“高线教育”为主,有的采用“底线教育”为主的形式。究竟哪个是侧重点?一方面可以依据效果或者预期效果来决定,既然“底线教育”具有阶段历史性,那么就需要通过特定历史阶段具体实践来佐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群体的心理逻辑方面的差异来区别对待,这就涉及到“社会制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底线教育”、“高线教育”、“高线期望”、“底线期望”等概念,认为个体的“底线”和“高线”与其受到教育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不同学历层次学校和不同类型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底线期望”和“高线期望”不同,高等教育阶段是“实践强化”的主要阶段,高等学校或者高校群的整体“学术氛围”、“思想内涵”、“教育理念”、“科学精神”、“人文关怀”、“社会认知”、“审美特质”、“家国情怀”等等元素也是高校影响学生的软实力,这是高教系统向社会输出的教育成果。高校系统内部的部分“不良分子”通过控制资源形成明显的“资源压制”优势,可能形成不良的对教育工作者的心理“反向激励”,因此,教育腐败也需要严格把控。教师“道德外衣”万万不可脱下,对教师的教化也非常重要。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并重,“高线教育”具有教育的长期必然性,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的实施要有群体差异。一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可能出现“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侧重程度不同的情况,这和经济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关。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心中有高线,眼中有底线”,所谓“心中有高线”就是教育理念要将“高线教育”作为教育的长期目标,以灵魂的感召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而在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新常态的情况下,需要重视“底线教育”,警示教育就是“底线教育”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眼中有底线”,就是不能目中无底线,不能轻视法纪,并把“底线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SD162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团队项目(编号:ZY201801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SD162001)联合资助支持。
NOTES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