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东北老工业基地曾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历史性的突出贡献，然而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后，东北经济频陷增长困局，尤其2014年经济增速的“断崖式下跌”更是引发政府及学者对“新东北现象”的忧虑与高度关注。究其原因，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性失衡问题在“新常态”时期进一步凸显，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症结之一，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能否成功转型是破解“新东北现象”的重中之重。
“十二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粮食生产稳步前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发展步伐加快。但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目前除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冶炼三大支柱产业外，其余产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均远低于平均水平，同时三大支柱产业也存在开采过度、资源枯竭、成本较高、创新不足、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市场竞争乏力，产业结构转型已迫在眉睫。本文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东北三省产业结构进行测算，明确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分析产业结构存在问题，提出相应转型对策，对于有效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性失衡问题、探寻经济增长新动能、培植产业发展新优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老工业基地通常是重工业生产比较发达和相对集中的城市或地区。然而，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类地区却由于缺乏高新科技、创新体系、多元化产业而面临衰退困境(Trippl, 2009) [1] ，因此分析产业结构特点、推动产业转型是老工业基地面临的重点问题(Laloyaux, 2016) [2] 。
学者们多从定性角度分析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特点，例如林凌、荣剑英等(2000)提出，我国老工业基地多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包括兵器制造业、原材料工业等。同时，从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企业占比过高 [3] 。李清均(2004)围绕“老”字分析了老工业基地特征，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老化、融资结构老化、产业组织老化、技术创新老化和自我供给老化等 [4] 。杨立宾(2004)则从“重”字角度分析老工业基地的特点，并将其总结为国有经济和重工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占比较小的产业特点 [5] 。姜四清(2013)和高潮(2016)分析了国外老牌工业基地的特征，认为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在转型前大多以制造业和传统产业为主，而这些老牌工业国家转型前期同样表现出资源枯竭、生产成本高、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及市场竞争力衰退的特征 [6] [7] 。因此，老工业基地现有的产业结构困境决定了其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在产业结构的量化研究方面，部分学者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偏离–份额分析、区位熵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集中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老工业基地或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存在问题。在这些研究方法中，偏离–份额分析法是目前学术界研究产业结构最常用的方法 [8] 。例如于良、张悠(2013)针对山东省枣庄市面临的城市煤炭资源枯竭的实际问题，通过区位熵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分别分析了枣庄市的产业优势和产业结构特点，发现枣庄市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结构失衡、现有主导产业经济产值逐年萎缩、续接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和效益、经济发展后劲乏力等问题 [9] 。樊新生、魏凌等(2015)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河南省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工业增长较快的县域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分量相对较高 [10] 。郭庆、邓凯文(2016)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了山东省资源未枯竭城市—东营、泰安、莱芜、济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动态关系，并得出这四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省增长份额和产业结构份额拉动，而区域竞争力份额影响较少 [11] 。
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了产业结构特点，尤其是定量研究中的偏离–份额分析法更是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较为精确的理论依据。然而，目前还较少有学者将该方法应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转型是长期、渐进、动态的演变过程，但部分学者仅以5~10年的研究期为主，较少涉及大跨期的区域整体性研究，导致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分析存在片面性。基于此，本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通过构建测算模型，以1953~2015年为研究期，并将其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经济体制转轨初期(1979~1991)及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期(1992~2015)三阶段，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进行产业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及产业增长总量的测算，以探究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特征，剖析产业结构性失衡问题，为有效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转型提供理论借鉴。
3. 模型构建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Method, SSM)由美国学者D. Creamer于1943年提出 [12] ，并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分析中。该方法在选定时间范围和研究区域内将区域经济发展看作动态变化过程，且以研究区域的上级区域作为参考区域，并将区域经济总量分解为产业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从而间接揭示区域产业结构竞争力状况及区域经济落后或增长的原因，以确定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原则及区域经济发展方向。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基本原理构建偏离–份额模型如下：
(1)
式中，
表示j区域i产业的增长总量，
表示t时期研究区域中j子区域
的第i产业的产值
，
表示
时期研究区域中j子区域
的第i产业的产值
，n、m分别表示研究区域产业数量和子区域个数，
、t分别表示研究基期和末期。
(2)
式中，
、
、
分别表示j区域i产业的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这三个分量相加即为
，
为总偏离分量，若大于零表明j地区i产业增长速度快于参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反之慢于参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3)
式中，
、
分别是指t、
时期参考区域内所有产业总产值，而
、
分别表示t、
时期参考区域i产业产值。
(4)
式中，
表示j地区i产业按参考区域总产值增长速度应达到的增长额，
表示参考区域总产值增长率，若
表明i产业是j地区的增长性产业且具有领先优势，反之则为衰退产业。
(5)
式中，
表示j地区i产业产值增长偏离参考区域i产业平均增长的部分，
表示参考区域i产业产值增长率与参考区域总产值增长率的差值，若
表明j地区i产业是快速增长型产业，具有结构性增长优势且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大，反之阻碍区域经济发展。
(6)
式中，
可反映区域产业竞争力，
表示j区域i产业增长率与参考区域i产业增长率的差值，若
表明j地区i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反之竞争力较低。
4. 测算过程及结果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选取1953~2015年为研究期，并将其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经济体制转轨初期(1979~1991)以及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期(1992~2015)三个阶段。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可知，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时大多将研究期划分在5~10年内，因此本文依据经济发展状况及数据的可得性，将三阶段进一步细分为八个时期：1953~1962、1962~1970、1970~1978、1979~1985、1986~1991、1992~1999、2000~2007、2008~2015。文中相关数据均来源于《黑龙江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和《辽宁统计年鉴》。
4.2.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
本文以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为例，通过测算可得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1)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三次产业增长趋势
由表1中产业增长总量
和产业份额分量
可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均呈增长态势，其中第一、二产业区域总量增长近四倍，而第三产业增长仅一倍左右，表明在此期间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第一、二产业发展较快且增幅显著，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迟缓，其中黑龙江省第一产业增长最快，辽宁省第二、三产业发展较好，而吉林省三次产业增长均较为缓慢。
Table 1. Results of three industrial shift-share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period
表1.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偏离–份额测算结果
2)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结构及竞争力
东北三省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值，表明第二产业具有结构性增长优势，且对该地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其中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第二产业结构性增长优势较大，其次为吉林省；而第一、三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大多数值均小于零，表明该产业不具备结构优势，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阻碍，其中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第一、三产业结构最差，吉林省次之。通过直观分析总偏离分量同样可得相同结论，但从竞争力偏离分量角度发现产业发展情况则较为复杂，由于受到内外部因素制约，该地区产业竞争力较弱。
4.3. 经济体制转轨初期(1979~1991)
基于所构建模型，并结合原始数据，可测算出经济体制转初期(1979~1991)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1) 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三次产业增长趋势
由表2中产业增长总量
和产业份额分量
可知，该阶段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均为增长性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近四倍，第一、二产业增长二倍多，辽宁省第二、三产业份额分量增长最快，其次为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而吉林省第一产业份额分量增长最快，其次为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综上分析可知，东北地区进入经济体制转轨初期后三次产业虽有较快发展，但三省间产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2) 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产业结构及竞争力
Table 2. Results of three industrial shift-share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表2. 经济体制转轨初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偏离–份额测算结果
由表2可知，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大于零，而第一、二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小于零，因此经济体制进入转轨初期后，第二产业结构性增长优势减弱，第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并一跃成为结构性增长优势产业，其中辽宁省第三产业结构优势最为显著，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次之。从总偏离分量角度看，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快于东北地区平均发展水平，而第一、二产业则与之相反。从竞争力偏离分量角度分析，辽宁省和吉林省第一产业竞争力较强，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第二产业竞争优势较显著，而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第三产业竞争力较强，表明吉林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且竞争能力最弱，同时区域间差异也十分明显，因此该阶段产业发展总量虽有较大提升，但仍需加快改善产业质量，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合理性和竞争力。
4.4. 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期(1992~2015)
依据公式(2)~(6)中可得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 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期的三次产业增长趋势
由表3可知，该阶段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发展显著，从区域增长总量分析，东北地区第三产业增长七倍多，而第一、二产业增长近四倍，表明该地区产业发展趋势较好且第三产业增速明显快于第一、二产业。其中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第一、三产业发展较快，其次为吉林省，而东北三省第二产业发展速度恰好与之相反，即吉林省第二产业增长最快，辽宁省和黑龙江省次之。这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使得三次产业区域总量得到极大提高，但产业间及省份间的总量发展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尤为必要。
Table 3. Results of three industrial shift-share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deepending period of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表3. 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期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偏离–份额测算结果
2) 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期的产业结构及竞争力
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总偏离分量角度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三产业存在结构性增长优势，同时拉动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平均发展水平，因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其中辽宁省结构优势最大，其次为黑龙江省，吉林省第一、二产业增长缓慢同时阻碍区域经济发展，其中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结构性增长最为缓慢，其次为吉林省。从竞争力偏离分量角度分析，由于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影响，东北地区产业间竞争十分激烈，从分析可知，黑龙江省第一、三产业竞争力较强，吉林省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辽宁省则第二、三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因此从三次产业占优比例分析，黑龙江省和辽宁省产业竞争力较强，而吉林省产业竞争优势不太显著。
4.5. 三阶段综合对比分析
从增长总量和份额分量角度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均为增长型产业且增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第一产业增幅较为平稳，第三产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增幅明显且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则受政策导向影响，产业增幅波动较大，并在转轨初期呈下降趋势，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行则使得三次产业均得到较快提升且发展势头逐渐向好。
从竞争力偏离分量角度分析，各时期三次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差异较大，但每一阶段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之和均为零，表明产业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激烈竞争，而三个省份间同样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整体而言，辽宁省转型发展较快，且第二、三产业竞争力明显强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黑龙江省次之且第二产业竞争优势逐渐衰弱，吉林省产业发展则最为缓慢，尤其第三产业竞争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角度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明显缺乏第一产业结构性增长优势，因此提高第一产业结构优势对区域经济发展十分关键。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发展恰好相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第二产业结构优势较强，进入转轨期后第三产业发展势头逐渐向好，表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逐步有所调整，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性问题突出、产业间竞争恶劣、产业内部竞争能力较差，也正是由于这种竞争现象存在，才更有必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1953~2015年相关数据，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结论：1)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在不同时期至少存在一种产业为负值，这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存在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并导致该产业发展速度下降，同时阻碍区域经济发展，因此亟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一、三产业普遍不具有结构性增长优势，且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结构优势相对较为显著。经济体制转轨后，第一、二产业普遍缺乏结构性增长优势，第三产业则结构优势显著。因此第一产业结构性问题并未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有所改善，第二产业结构优势也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渐削弱，但第三产业结构优势逐渐显现且呈稳步发展态势。3) 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之和均为零，而区域增长总量和份额分量均为正值，表明三次产业竞争力虽薄弱但仍属于增长型产业，三次产业增长趋势显著且呈现“三、二、一”的增长态势。4) 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一产业总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表明第一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于整体产业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较快，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快于整体产业发展水平，而第二产业发展略有落后，进而表明区域产业发展与该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及政府宏观调控存在密切联系。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东北老工业基地目前已从高速发展趋于稳定，但产业结构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政府、产业和企业应全面发力并形成合力，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转型离不开政府的财力支持与统筹安排，但由于长期执行国家计划管理，东北地区政市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现象严重，不仅降低了市场活力，而且造成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13] 。因此，应推动机制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及社会的关系，真正释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具体而言，大力推进放管服结合及服务型政府建设，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实现政企分离，提高市场化水平。同时，对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及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建立扶持机制，同时淘汰重化工行业落后产能，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培植发展新兴产业。
第二，实现产业链优化延伸。产业链优化延伸是突破产业结构转型困境的关键性举措，也是实现结构转型目标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加强东北地区产业间协同，通过产业优势互补及产业链扩展延伸，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应借助东北地区资源优势，对第一产业进行深加工与精加工，将现代技术及管理模式融入其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业竞争力。其次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主导产业的纵向延伸和横向集聚，跨城市建设一批功能完善、定位明细、主业突出的产业园区，加快形成分工有序、相互协作、前后配套、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最后，发挥第三产业催化剂作用，以互联网为基础、以物流业为保障，给予第一、二产业后续发展支持，形成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元经济发展结构，从而促进产业内部转型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迈进。
第三，推动企业价值链增值。企业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的主力军，推动企业价值链增值，对加速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整合企业价值链，在保留企业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力争将边缘业务通过外包或结盟等方式进行处理，加快研发竞争性核心产品及衍生产品，提升企业竞争力。其次，推动价值链转移，实现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向研发、营销、设计等高附加值领域转移，从而提高东北地区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产值利润率，保证企业长远发展竞争优势。再次，实现价值链重构，通过利润再投入实现企业内部资源增值，采用优化供应链实现外部资源增值，通过企业整体优化配置，减少资源浪费等现象，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结构转型动因、阻滞与突破路径研究”(17BGL20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于‘资源诅咒’的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模式研究”(16JYB04)。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