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以及企业主体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分不开。在此背景之下，政府与企业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通过何种方式产生联系，以及这样的联系会对政府和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值得探究，这都涉及到政治关联。企业的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通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Fisman, 2001) [1]。政治关联与政治干预存在很大差异，政治干预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或私人目的对企业实施的政治干预，而政治关联是企业为谋求获取政治分配的企业核心资源，采用各种方式与政府、司法等政治机构建立关联(Faccio, 2006) [2]。
政治关联的形式常常聚焦于企业主获得的政治身份，以往对中国新兴企业家的研究大多数将企业家中的精英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关注这些经济精英与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互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将与政府有关联的私营企业家称为“红色”企业家(“红色”企业家，在我国是指部分涉足政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高层及银行金融系统高管等组成的群体。) (Dickson, 2003) [3]，认为他们是中国改革体制下产生的社会新兴商业精英(Pearson, 2009) [4]。对于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采用中国沿海的五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多段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发展的过程中塑造了企业家和中产阶级这样的新社会阶层，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体现为支持国家政权，企业家不仅仅需要依靠国家，还会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享受制度红利(Chen et al., 2012) [5]。也就是说企业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与当地政府和地方官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促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开始承担起企业家对这个社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政治关联的构建既是执政党吸纳社会精英巩固统治的选择，也是企业家为获取替代性保护机制而争取政治身份，主动与政府产生政治关联的途径，但除了企业主个人层面寻求的政治关联外，还应当关注组织层面的政治关联(何轩等，2016) [6]。私营企业主动寻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党支部，进一步促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渗透和延伸，并且在组织建设过程中以党组织的制度和文化要求组织，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信息传达交流，实现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组织吸纳(周怡等，2014) [7]。据国泰安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建立党组织的比例已接近50%，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进一步参与社会事务与政治事务的转化趋势，这不仅仅是企业主个人获取一定阶层的政治身份可以完成的，这一过程还需要通过集体行动(工商联和行业协会)以及组织层面(企业内部党组织)作为载体来实现。还有研究指出除了企业主以外的民营企业个体或是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主无法将进一步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这需要组织渠道以及在执政党的统合下才能实现(纪莺莺等，2017) [8]。所以不论是企业家自下而上获取政治身份，还是执政党自下而上组织嵌入建立党组织，都使得企业和企业家本人获取政治资本。
企业作为社会主体，除了进行生产经营获取利润之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研究中指出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可以树立企业运转良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让投资方和银行了解企业的实力，改善资方、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此获取各界投资方的信服，以及银行的信任，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更便利的融资条件(Cui, et al., 2018) [9]。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认可和好感，因为这为政府减轻了一定的负担，因而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高管等就较为容易当选为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从而让这些企业家能亲身参与到政治中去(冯业栋等，2019) [10]。在具体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的作用方面，有学者认为慈善捐赠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缴纳，以此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戴亦一等，2014) [11]。国内外研究指出拥有政治关联类的企业一般会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企业做出更多有利社会的行为，如创造就业、慈善捐赠、税收创造、公益合作等(Brammer et al., 2010；冯延超，2012) [12] [13]。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私营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对企业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98.9%和69.8%，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较为滞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第三方信用评级发展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使我国基本呈现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金融体制，非国有企业在借贷上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民营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高于国有企业。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决策产生影响，国外学者通过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发现政治关联企业之所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可能不是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信贷政策的结果，而是由于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因为他们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在陷入危机时获得政府的财政补助(Faccio, 2006) [2]。利用巴基斯坦的研究中对于同一家公司从两家不同的银行借款，其流动性下降1%的银行贷款额外下降0.6%。虽然银行将流动性冲击转嫁给公司，但大公司特别是那些有强大商业或政治关系的公司通过信贷市场的额外借款来弥补这种损失。小企业无法这样做，并且整体借贷面临大幅下降，财务困境加剧(Khwaja, 2008) [14]。在国内研究中，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来说，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外部融资时所受的约束更小(罗党论等，2008) [15]。以浙江省百强企业为例研究证实，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适度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的壁垒，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胡旭阳，2006) [16]。以2009-2011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背景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影响，结论证实政治关联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府控制贷款效应的调节作用(Allen et al., 2005) [17]。除此之外，银行还看重企业的信用，而中国现阶段尚未建立起一个权威的信用体系，因此银行需要借用一些其他手段去检测企业的信用程度，而企业也需要通过一些活动标榜自己的责任感和信用状况，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就会成为这重要的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良好的资金运转，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这会释放出企业诚实守信的信号，对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也有一定的帮助。
本文可能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拓宽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层次结构。将企业家层面拥有的政治身份与企业层面的组织嵌入这两种建立政治关联的方式分开进行讨论，与此同时，纳入企业应承担的内外不同社会责任考察其对于企业除了生产经营成效外获得银行贷款的又一个影响因素。
丰富了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逻辑的研究。现有研究结论主要是企业家因已有政治关系或是进行慈善捐赠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影响越强，本文则通过构建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以及内外社会责任的角度为出发点，探寻除了企业自身规模和生产经营成效等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重要因素之外其他影响因素。因为不论是企业主的政治身份还是企业建立党组织，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企业接受政党统合，接受政府政策影响的意愿和行动。而政治嵌入后除了对于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外，还因其背后的政治理念和公共责任，要引导企业在逐利的自利动机外，承担慈善捐赠等外部社会责任和维护劳工权益等内部责任。内外社会责任行为对于树立企业良好外部形象和提升企业信用水平产生促进作用，进而改善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状况，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了“企业主拥有政治身份或企业党建–引导企业承担内外社会责任–塑造企业负责守信形象–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水平–获得一定融资便利”这一可能的作用逻辑，试图更加完整而清晰地阐述企业在不同层次构建积累的政治资本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融资产生作用的机理，说明政治关联与组织嵌入以及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经济发展优势。
2. 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2.1. 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融资环境发展尚不够健全，目前的商业银行大部分都为政府直接或间接控股，对于贷款风险的把控使得企业获得融资具有一定难度。国外学者Allen等研究为何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经济还能如此迅速发展，发现原因在于企业找到一种能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缺陷的替代机制，即建立在声誉、关系上的机制(Allen et al., 2005) [17]。国内学者余明桂，潘红波以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统计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余明桂等，2008) [18]。姚德权，章剑辉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考量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贷款融资及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果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融资，政治关联层级越高，获得的贷款越多(姚德权等，2014) [19]。所以我们认为，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对银行而言，由于声誉机制较好，银行认为其贷款风险较小，银行信贷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发挥了传递企业质量和信用信号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对于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对企业融资产生的影响多有文献论证，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正向显著影响
党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在组织层面抑或是在个人层面都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除了在企业主个人层面广泛吸纳企业主进入党组织成为党员以外，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企业……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推进私营企业党建成为新时期党建的重要任务。谢建的研究中阐述了在民营企业党建找准与生产经营的结合点可以帮助企业协调好企业主、经营管理者及普通员工的关系，协调好企业长远发展和短期利益关系，协调好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关系，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谢健，2010) [20]。何轩、马骏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何轩，2018) [21]。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何轩等，2016) [6]。关于党建的机制和效果方面，何轩和马骏进一步探究了基层党建对民营企业带来的影响，通过民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库，研究发现民企党组织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这一过程的作用机理在于，党组织引导民营企业投入了更多的生产性活动，进而促进企业获得良好经营绩效。陈东等人研究发现党组织能够显著推动民营企业增加投资，在投资结构上党组织对研发性投资的推动作用强于对规模性投资的推动作用。党组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对税收绩效的作用要强于对销售绩效的作用(陈东等，2017) [22]。郭玥的研究指出金融党建以金融所代表的货币资本、金融信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政治信用有机结合，和政府的执政资源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流动和整合，推动企业获得金融贷款(郭玥，2017) [23]。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给私营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带来的良性的影响，在推进私营企业自身内部组织科学化，调节劳资关系，企业的经营管理都有着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可以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赢得声誉，获得银行贷款。现阶段关于党建对企业的作用研究中，大多集中于对企业管理、社会责任承担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有文献提及党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结合本文研究需要，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正向显著影响
2.2. 社会责任行为与银行贷款
关于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管理前沿》一书中举例阐述了在企业家身上体现出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企业家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看作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机遇，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对社会需求进行必要的投资。在我国古代的士绅阶层，在当地也会通过施舍穷人、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兴办私塾等方式造福一方，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了变化，就具体内容而言，非公企业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通常包括发展责任、就业责任、员工保障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环保责任等，非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主体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在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中，银行为防控风险，在贷款发放时会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贷后还会进行跟踪。一方面，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是银行放贷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银行还看重企业的信用，而中国现阶段尚未建立起一个权威的信用体系，因此银行需要借用一些其他手段去检测企业的信用程度，而企业也需要通过一些活动标榜自己的责任感和信用状况，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就会成为这重要的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良好的资金运转，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这会释放出企业诚实守信的信号，对于企业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帮助。李姝和谢晓焉研究了沪深两市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责任水平越高的企业更易获得银行贷款，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取得更多的贷款规模(李姝等，2014) [24]。彭洁流和黄荷暑的研究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进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传递企业经营业绩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劲的优质信号，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借款企业获得优惠的银行债务契约，保障借款企业的还款意愿(彭洁流等，2017) [25]。较多文献指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其贷款的影响，但缺少对具体社会责任行为的分类研究。据此，在不考虑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第三条假设：
假设3：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正向显著影响
2.3. 政治关联、社会责任行为与银行贷款
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对其银行贷款产生何种作用和影响，政治关联是否会成为紧密联系政企之间的纽带，而社会责任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否进一步巩固了二者的关系呢？王艺明，刘一鸣的研究中指出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更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慈善捐赠行为大大加强了这一政企纽带效应(王艺明等，2018) [26]。李维安，王鹏程，徐业坤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这样的社会责任行为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便利，缓解企业的债务融资压力。地方性政治关联与长期贷款的正向显著性比中央性政治关联更强。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李维安等，2015) [27]。黄珺、朱辉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中到调节作用(黄珺等，2014) [28]。党齐民认为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有利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加强社会治理，也能帮助企业赢得声誉和组织认同(党齐民等，2017) [29]。在社会责任行为方面，现阶段的实证研究中较多以慈善捐赠为切入点，且较少关注到其他社会责任行为和对员工的内部社会责任。在政治关联层面，也较少考察企业建立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进而获得银行贷款的研究。据此，关于企业拥有不同层面政治关联，并承担社会责任对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是否产生影响，我们提出了第四条假设：
假设4：拥有政治关联且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易获得银行贷款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与研究样本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该数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所组建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完成，样本基本涵盖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各种行业、规模、类型的民营企业。相比CSMAR、Wind等数据库，“调查数据”不仅覆盖面广、可信度高、代表性强，而且统计了银行融资、缴纳税收、资产负债率等经济指标，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关心的不仅仅是企业，更关心的是人—企业家，这个特点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原国家工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工作或研究对象密切相关(陈光金等，2018) [30]。企业慈善捐赠、环保投入、社会保险、公益合作等社会责任行为的数据，以及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和等级与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完整数据，这为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本研究采用了最近一次的2012调查的数据，原有数据量为5074份，经过数据清洗和无效数据剔除，最终留下2335份数据。
3.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如表1，对于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本文采用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的对数值进行衡量，不包含民间金融机构、民间贷款。
2) 自变量
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的衡量，本文采用虚拟变量。如表1，如果企业有慈善捐赠行为，则赋值为1，若无则赋值为0。如果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投资或交费，则赋值为1，若无则赋值为0。如果企业为员工缴纳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则赋值为1，若无则赋值为0。如果企业与政府公益组织合作或社会公益组织合作，则赋值为1，若无则赋值为0。
3) 调节变量
对于政治身份的衡量，本文采用虚拟变量。对于企业主政治身份的衡量，如果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赋值为1，若无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党组织嵌入的衡量，如果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则赋值为1，若无则赋值为0。
4. 实证结果与解释
4.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首先，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可以看出，在调查中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在总样本中占比42.12%，其中人大代表政治身份的在总体样本中占到16.44%，政协委员占样本比例25.81%，在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占比34.37%。从社会责任方面的指标看，外部社会责任行为占比较重，其中慈善捐赠占比62.32%，公益合作占比41.26%，环保投入占比40.01%，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占比较低，为员工社保缴纳占比33.65%。
从控制变量看，在企业主方面，企业主平均年龄为45岁，差异较大，标准差为8.97。在企业主性别方面，以男性企业家为主。企业主的文化程度均值为2.2269，为中等教育水平，大部分企业家的学历在高中、中专和大专之上，接受过大学或研究生以上的高等教育的占比较低。在政治面貌上，企业主中党员占比34.01%，占比较低。在企业方面，仅有5.8%的企业为改制企业，企业的年限均值为9.07，但浮动较大，标准差为5.31。企业间的经营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企业利润上，均值为3.9796，标准差为2.3509，最小值为−3.9120，最大值为12.3113，企业资产负债率、所有者权益等差异也较大。在地区层面，因为本次收集了除了西藏外全国其他30个省份企业的数据，涉及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样本，因此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GDP这两项指标各省份间差异较大。
其次，对本文的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表3展示了本文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的贷款正相关，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和党组织建设也与企业贷款正相关。
4.2. 回归分析
1) 政治身份、党组织建设与银行贷款回归分析
为检验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我们从未添加自变量的模型1，添加了政治身份自变量的模型2和添加了党组织建设自变量的模型3入手，以银行贷款(对数值)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政治身份在0.1%的水平下和企业银行贷款正相关，党组织建设在0.01%的水平下和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正相关，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说明不论是从企业家层面获取的政治身份还是在企业层面嵌入党组织，这两个层面建立起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都有影响。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验证了以往研究中得出的政治身份类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显著影响或是正向作用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又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关于党组织建设与银行贷款的假设，也就是在企业层面建立党组织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一定影响，这一结论是以往研究中被常常忽视的，因为一般的研究在考虑政治关联时往往从企业主是否有从政经历，有没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类的政治身份入手，较少考虑在企业组织层面来考虑，对党组织建设起到联系政党和企业的纽带作用认识不足。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2. 变量描述统计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s
表3. 主要变量相关分析
Table 4. Political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and the return of bank loans
表4. 政治身份、组织嵌入与银行贷款回归
注：***p < 0.01, **p < 0.05, *p < 0.1。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利润、资产负债率、企业所有者权益、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限都对银行贷款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合理的资产结构和良好的经营状况，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显著作用，这是企业获得贷款的基础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余的控制变量，企业类型、是否改制企业、企业规模企业主个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影响不显著。
2) 外部社会责任行为、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回归分析
第一部分的回归结果显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对于其获得贷款有一定影响。而企业的外部社会责任行为，以及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外部社会责任是否会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还需进一步探究。本文的外部社会责任行为是慈善捐赠、公益合作和环保投入，这些行为主要是企业面向社会展开的行动，这既是为政府分担负担社会责任，也有利于企业树立外部形象，因为外部社会责任行动需要企业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也能体现出企业对社会负责的意识。因此，接下来通过考察政治关联、企业外部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三者之间的关系，了解三者之间产生联系的作用机理。
从表5可以看出，慈善捐赠行为在0.01%的水平下与银行贷款呈显著正相关。与此同时，在政治身份和党组织建设两种政治关联的调节下，依旧显著。说明慈善捐赠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塑造企业形象，帮助企业获得贷款。并且，如果企业还拥有政治关联的话，做出慈善捐赠行为，可以起到双稳固的作用，可以进一步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1。
Table 5.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return of bank loans
表5. 慈善捐赠与银行贷款回归
从表6可以看出，公益合作这一社会责任行为在0.01%的水平下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起到显著作用。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通过与企业的公益合作，借助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或是解决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而有了政治关联的企业会因为与政府交往较多成为承担这一类角色的优先选项，因此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就更容易承担这一类角色，承担起公益责任，所以政治身份和党组织建设和公益合作的交乘项与银行贷款的回归影响也显著。
Table 6. Cha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return of bank loans
表6. 公益合作与银行贷款回归
表7呈现了环保投入这一社会责任行为与银行贷款的回归结果，在0.01%的水平下，环保投入会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起到显著作用。环保投入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责任行为，人们愈加关注企业生产经营不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化”的绿色发展模式以来，各级政府对于企业环保的监控和企业污染的治理也越来越严，因此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主动投资环保充分体现了企业对社会和政治风向的准确把控，以及自身承担起环保责任的意识，所以两类政治关联与环保投入的交乘项也均正向显著。
Table 7. Retur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and bank loans
表7. 环保投入与银行贷款回归
总体来看，企业积极承担外部社会责任会对企业树立财力雄厚和负责守信的社会形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因为这一层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这一作用产生。当分别用政治身份和党组织建设分别对这三种社会责任行为进行调节时，发现政治身份的调节作用不及党组织建设的作用那么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组织层面建立政治关联，有利于宣导相关政策，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帮助企业树立生产运营良好且诚信守责的良好形象，进而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民营企业的经营过程始终以价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接受党组织的引导承担外部社会责任，既可以看作是其借助党组织的文化和制度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帮助组织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做的一项投资决策，通过这样的行为支付一定的成本，以巩固与政府、政党的联系，塑造一个良好企业外部形象，进而帮助企业获得融资，得到对企业最为有利的结果。
3) 内部社会责任行为、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回归分析
第二部分的回归结果显示了企业的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融资有一定正向作用，有政治关联企业通过外部社会责任相关行为产生正外部效应，并据此获得银行贷款。内部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针对企业员工所承担的责任，为员工提供的福利、酬劳、工作条件等。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这一内部社会责任行为、政治关联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关系。
Table 8.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and bank loan return
表8. 社保缴纳与银行贷款回归
表8呈现了社保缴纳与银行贷款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并不显著。通过政治身份进行调节结果也不显著，而通过党组织建设进行调节时，显示在0.01%的水平下，建立了党组织的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正向显著作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结论支持了假设4。这说明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因为其内部隐蔽性，缺乏外部广告效应，且在时间和费用上负担都较重，通常不会成为影响企业树立形象的手段，因此其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来说作用也较小。但社保费用缴纳等内部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对员工提供的基本福利，也是企业对员工应负的法定义务。在企业主层面，因为其自利动机，对此重视不足。企业建立党组织后，企业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也通常是由企业的管理者担任，党组织成员任职董事会、管理层的制度安排实现了党组织与企业经营管理层的交叉重合，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党组织的规章制度在组织层面起到对企业经营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进一步积极引导企业遵从国家法规，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为员工提供基础保障。这一行为对企业融资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建立党组织的大多是制度体系较为完备的成熟企业，可以通过党组织引导其合法经营，并且企业有能力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另一方面，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这体现了企业对员工价值的重视，有利于激励员工投入生产和工作，有利于企业获得长足发展，进而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企业主政治身份和企业党建这两种政治关联为切入点，结合企业承担的内外社会责任，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政治关联与内外社会责任行为不同情形与组合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检验。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 企业的经营绩效、生产规模、经营年限等因素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影响显著，这是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2) 在企业主政治身份与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比较上，政治身份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较弱于企业层面党组织对于获得融资便利的影响；3) 在内外社会责任的对比中，外部社会责任行为(慈善捐赠、环保投入、公益合作)相较于内部社会责任行为(社保缴纳)而言对于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影响更为显著；4) 在不同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的交互中，政治身份与党组织建设的交互作用均显著，但党组织建设的交互作用更为显著，在社保缴纳与两种政治关联的交互中，仅有党组织建设与社保缴纳结果显著。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下几个研究启示：
第一，从企业自身经营绩效来看，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是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关键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获取利润是保证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银行评判企业能否偿债的重要依据，因此只要求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对盈利避而不谈，或是把承担社会责任和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宝，都会脱离企业生产经营获得自身安身立命本钱的实际。而在此基础上，对于银企之间如何进一步消除信息不对等，企业如何树立良好形象的相关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仍有探究的必要，对于政府如何引导企业除生产盈利之外的社会责任行为，构建“亲和清”的政商关系，以及应对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在政治身份与组织嵌入这两种政治身份对企业获得贷款的回归检验中，政治身份的影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两种政治身份的筛选较为严格，象征着一定的政治位阶，拥有的政治身份不仅仅代表对其社会精英的身份以及其做出成绩的肯定，还预示着其应当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以匹配其拥有的政治身份，因此在现有研究中大量证实了政治身份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显著影响。但是政治身份的影响显著性较弱于组织嵌入，这是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不同于企业主个人获取政治身份，建立党组织的企业通常是较为成熟且发展较好的企业，且企业负责人常常在党组织中承担重要角色，因此私营企业嵌入党组织一方面可以将各类政治信息资源传达到企业层面，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党组织更为深入地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个人身份和关系易受人事变动或亲属关系产生的变动，党组织的稳定性更强，这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长期介入、引导企业承担内外社会责任进而影响到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一定影响。这说明借助于基层党组织这一渠道，广大民营企业与执政党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关系纽带，这种纽带使得企业主和企业与执政党保持着长期互惠和政治互信的演化关系，这为十八大、十九大以后鼓励广大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提供了一定的合理化证据。
第三，本文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分为外部社会责任和内部社会责任，其中外部社会责任是企业彰显其社会责任担当，提高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有效手段，也有研究指出这是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系的一种经济手段，甚至于称此为“政治献金”。但是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即为员工缴纳社保，则因为其内部隐蔽性对于企业的获得银行贷款作用不显著，在不同程度上被企业忽视。从现有研究中发现，企业的外部社会责任行为要么是为了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要么是因为政治关联和行政命令而产生的连带行为，大多数企业将其视为一种商业策略和广告投资，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一内层责任因其广告效应不足而被忽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而在不同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行为的交互检验中，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一内部社会责任行为与政治身份的交互结果不显著，而以企业党建进行交互结果显著。这说明了企业主个人向上获取政治资源的作用有限，且难以在企业全局和制度上产生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党组织担负着对企业行为导向引领的功能，并拥有正式组织的完善制度和组织优势，对于引导企业积极承担内部社会责任，积极保障员工福利的作用更显著。这对于执政党运用统合策略来说，不仅仅应该关注通络优秀企业家，还应该在企业整体层面上通过嵌入党组织的方式，促进政策宣导，并对企业行为进行合法化引导。
最后，本文还引发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应对“政商关系”纽带下映射出来的相关问题的思考，尤其是民营企业党建作用如何发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高成本以及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在如何发挥民营企业党建的作用上，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进一步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合理合法在民营建立党组织，对于新时代夯实我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挖掘广大民营企业的力量，引导民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具有深远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利润最大化或价值最大化仍是民营企业的最终目标的实际，政党统合应当尊重企业客观发展实际，党组织应当建立在企业已经逐步成熟的基础上，有成熟的组织架构和厚植的企业文化，这样才能够使得党组织在企业中得以嵌入并发挥作用。在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上，尤其是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对于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是各级政府一直以来的目标之一。但私营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必须配备党组织的要求，大多数企业游离在党组织之外，且要承担社保费用支出是一个极高成本的事，许多企业以不缴或少缴社保的方式规避如此高额的成本。而如果企业嵌入党组织势必会对企业缴纳社保形成监督作用，而这些都将会增加企业成本、抑制经营和投资，而对于企业来说，进一步扩大经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生产，以此创造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这才是企业得以存续，市场经济得以焕发活力的基础要素。所以应当重视企业承担内部社会责任的高成本问题。在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上，诸多研究和本文的结论也揭示了政治关联和外部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借贷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化程度不高，但是一定程度上借助政治关联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就很有可能扰乱市场秩序，让真正需要贷款而又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得不到融资，也会让某些拥有政治关联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获得贷款，最终形成不良贷款。所以一方面加快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促进借贷双方的了解，打破现阶段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中小企业和贷款难问题；另一方面，政商关系需要建立，但需要以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目的，保持在合法合规合理的框架之内。
NOTES
1在控制变量方面，后续回归表格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4差异不大，为节省篇幅，未在文中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通讯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