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带一路”的提出,开辟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的新道路。多年间各国的经贸合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贸易的规模逐渐扩大,投资领域不断地拓宽,大批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扎实推进。中外合作的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在许多沿线国家生根落地。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诸多区域合作平台,我国也一直致力于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如今,“一带一路”沿线有超60个国家,我国一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持有开放与包容的态度。2020年,中国同更多国家拓宽了合作领域,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一带一路”无疑为贸易格局的演变带来的新的发展和机遇。
自“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以来,许多国内外的学者通过社会网络的方法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格局进行了研究。邹嘉龄等(2016)分析发现2013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以及与其所在的子贸易网络中占据了核心位置 [1]。种照辉等(2017)发现“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联系程度有所提升,国家间的空间邻近关系、文化差异、贸易协定关系、贸易结构及制度差异对于贸易网络具有显著影响 [2]。杨丽梅等(2019)发现“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存在着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在“一带一路”政策实施之后贸易网络格局变得更加平衡 [3]。周晶等(2020)的研究指出丝绸之路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带拉动最明显,且亚洲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经济网络最密集的区域 [4]。
因此,我们基于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从“一带一路”中的国家入手,研究中国和其贸易格局的演变。首先,本文可以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一方面,对于我国“一带一路”实行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政策而造成的逆全球化对“一带一路”的进行造成了阻碍,起到了间接和直接的遏制,而我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解决困难提供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一带一路”带来更广阔的前景,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其次,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一带一路”政策对沿线国家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的影响,从而判断“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效益,并为之后长久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本文将详细探讨具体思路。
2. 研究对象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的66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划分为以下六个板块:东盟(12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本文采用2009~2018年共十年的研究对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的部分国家存在着数据缺失的情况,但这些国家主要是贸易流量很小的国家,不影响本文中对贸易网络的分析。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沿线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分布出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网络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作为节点,以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关系作为边,构建一个66 × 66的无权矩阵At,其中t = 2009,2010,……2018。之后再用国家间的贸易额来作为权重
构建加权矩阵Wt,加权矩阵中的元素
,其中
为t时期i国对j国的出口值,
表示t
时期i国从j国的进口值 [5]。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特征分析
3.1. 密度分析
密度(density)分析法是用来测量在社会网络之中各节点之间的联络的密切程度。本文采用软件Ucinet6对2009~2018年共十年的无权网络矩阵进行了密度计算,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共6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network density table 2009~2018
表1. 2009~2018年“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密度表
由表1可知,从2009~2018年,世界贸易关系网络的密度变化是曲折不稳定的。到2013年“一带一路”的构想提出并实施后,网络密度逐年显著提升,沿线国家贸易网络趋于稳定,贸易格局不断形成。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与深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政策,促进中方与“一带一路”各国实现贸易互通、友好往来。政策和资金的补助都取代了从前部分的双边贸易,因此2016~2017年贸易密度有所下降。2017~2018年度,全球的经济都正处于强劲的复苏阶段,全球的制造业景气旺盛,进出口增速显著加快,因此网络密度明显提升。
3.2. 中心度分析
中心点强度又称节点权重,世界贸易网络中每个国家的点强度反映了该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强度,
点强度在考虑了节点近邻的同时,还考虑了该节点及近邻节点间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
对2009~2018年中心点强度计算结果如图所示。表2显示,2009~2018年贸易点强度中,中国始终位列第一,可以看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处于显著的贸易优势地位,与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强度最大。而其他的重要节点国家,如新加坡、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则始终位列前五。对于新加坡,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反全球化的抬头,让新加坡的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就业市场也不容乐观,而“一带一路”的实施正为新加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对于印度,“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FDI的快速流入,使得印度成为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之一。不难看出,自“一带一路”实施后,印度与新加坡的贸易强度稳步提升,自2015年后稳居前三。
此外,从表中可以看出,在2018年越南达到沿线国家贸易强度第七位,由此可见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崭露头角,有显著地缘优势的越南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之中的典范,贸易强度不断上升。

Table 2. Top 10 countries with the sum of output and input of center point intensity from 2009 to 2018
表2. 2009~2018年中心点强度出度与入度之和排名前十的国家
3.3. 核心–边缘分析
核心边缘分析是分析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一种重要理论,在该理论中,经济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核心部分、半核心部分、边缘部分。本文用加权矩阵W的数据,构建核心—边缘模型,并运用ucinet软件对沿线国家进行连续核心边缘分析,定量测算核心度数据。在此基础上,此次分析将核心度大于0.1的国家归入核心地区,将核心度在0.01~0.1的国家归入半核心地区,将核心度小于0.01的国家归入边缘地区 [6]。
本文计算了2009年、2013年、2018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核心度,并统计出各年份核心度排名前五的国家(表3)。计算结果显示,2009年的核心国家有12个,半核心国家有25个,边缘国家有29个;2013年的核心国家有10个,半核心国家有30个,边缘国家有26个;2018年的核心国家有11个,半核心国家有27个,边缘国家有28个。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统计的年份里,中国始终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并且中国的核心度从2009年的0.644到2013年的0.66再到2018年的0.766,其核心度不断提高,与其他国家差距较大,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除此之外,自从2013年“一带一路”政策推行以来,越南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度有所提高,在贸易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Table 3. The top five countries in the core of trade network nodes in 2009, 2013 and 2018
表3. 2009、2013和2018年贸易网络节点核心度前五的国家
3.4. 块模型分析
块模型分析是用一定的标准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几个块部分,本文通过使用ucinet软件中CONCOR程序,采用最大分割深度为2、收敛标准为0.2将2013年与2018年的“一带一路”里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划分成各个子群,来分析贸易网络中的组团现象。

Figure 1. Distribution tree of trade network subgroups in 2013
图1. 2013年贸易网络子群分布树形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tree of trade network subgroups in 2018
图2. 2018年贸易网络子群分布树形图
如图1所示,2013年的贸易网络分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以中国等东盟国家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为主,第二板块以俄罗斯、黑山等欧洲国家为主,第三板块以伊朗、亚美尼亚等西亚国家为主,第四板块则由一些东欧国家组成。从图2可以看出,2018年的贸易网络也分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以阿富汗、也门、土耳其等西亚国家为主,第二板块以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等东盟国家为主,第三板块以罗马尼亚、马其顿、黑山等中东欧国家为主,第四板块则以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为主。由此可见,西亚、东盟、独联体、中东欧在一带一路中的贸易网络是几个比较大的板块。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国家的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凝聚子群,在贸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013年与2018年的凝聚子群的分类基本上与地缘关系相符合,但是分类上却发生了一些变化。2018年相比于2013年,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一些中东欧的国家联系更加紧密,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政策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除此之外,从这两张图的比较,可以发现俄罗斯的位置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3年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在同一凝聚子群,而2018年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处在同一凝聚子群,这说明“一带一路”的贸易政策促进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联系。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9~2018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具体得出如下结论:(1) 从贸易网络的整体密度来看,2009年到2013年的贸易网络密度略有下降的趋势,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政策以后,贸易网络的密度总体上是趋于上升,在2018年达到了顶峰。(2) 中心度分析表明,从2009到2018的各个年份里,中国的中心度一直是最高的,且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在“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我国的中心度指标更是有所提高。除此之外,在2015年后,印度的贸易地位也显著提升,在2017与2018年时仅次于中国。(3) 通过核心–边缘分析,发现2009、2013、2018年的贸易网络都存在着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在统计的年份中,中国的核心度始终趋于上升的趋势,更加稳固了中国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度也有所提高,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4) 块模型分析显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组团现象,这些凝聚子群的分类大多与地缘关系密切相关。在“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组团现象更加的明显,贸易联系更加强烈。
根据近几年我国的发展情况,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也有了一些政策性的启示:一、加快推动市场开放。中国要想做到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则必须要有更加开放的市场,接下来中国可以通过降低关税、提高贸易便利化、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等措施来加快市场的开放。二、推动体制开放,进一步将中国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相接轨。中国可以从法制、贸易规则等方面实现进出口贸易现代化的发展,从而让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逐渐扎根。三、推动创新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本文的凝聚子群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等中东欧国家联系更加紧密,与东亚国家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需求供给等东移的新趋势,因此中国更应当深根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并逐步实现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发展态势。
基金项目
江苏大学2020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029980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