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连海事大学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是国内少有的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学校。其建校史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在上海创办的高等实业学堂,被誉为“航海家的摇篮”。随着一代海大人的薪火相传,1997年学校入选“211工程”,2006年学校入选“111计划”,2017年更是入选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此背景下,作为交通部直属唯一高校需要优化其校园环境,改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从而推进其世界一流海事大学的建设步伐。基于此背景,我们对大连海事大学校园语言景观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好优化校园语言景观布置,从而更好地促进校园的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景观
社会语言学早期的关注重点是口语,直到上世纪末,研究重心才渐渐的转入书面语言(Reh,2004) [1]。而语言景观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主要关注公共空间中的书面语标牌。上世纪末,著名加拿大学者Landry和Bourhis (1997)首次对“语言景观”这个词下定义指那些出现在公共空间招牌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地区的语言景观。语言景观主要有两个功能,即显性的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隐性的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 [2]。信息功能主要是指某一空间内的言语使用情况,而象征功能之一是指语言景观的设计会反映背后相关的权势和地位(张天伟,2020) [3]。Purschke (2017)认为语言景观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社会动态、符号结构、意识形态框架、文化体验和电子转换这五个方面 [4]。
2.2. 国内外研究
Peter Backhaus (2003)从权势(power)和等同(solidarity)的角度对日本首都东京的语言景观做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官方标识语的设立是为了传递权威信息而非官方标识语的设立是为了营造国际化的氛围 [5]。Graham Lock (2003)使用视觉语法理论对香港地铁的广告语言景观进行了考察,发现香港多元社会的背景影响了当地地铁语言景观的形成 [6]。Neil Bermel (2020)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捷克共和国的赫鲁比洛霍则茨庄园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发现庄园的历史渊源、目标受众和意识形态影响了该地语言景观的形成 [7]。
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直到近十年才有国内学者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徐欣路(2019)使用标记范式方法对北京798艺术区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发现各种标记方式在艺术区文创意义的呈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8]。刘慧(2020)使用景观民族志的方法对广州石牌村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对石牌村当地文化的认同感影响了石牌村的语言景观的形成 [9]。王雪芹(2020)从多模态的角度对郑州一个写字楼的电梯广告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电梯中的广告功能通过声音模态和图像模态相互配合而实现 [10]。黄雅琳(2020)从语言政策角度对白俄罗斯首都机场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虽然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是俄语和白俄罗斯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俄语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11]。张雨丹(2020)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对新疆著名景区喀什古城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喀什市的国家通用文字使用水平不高,错误率略高 [12]。虽然我国学者近些年对各地的语言景观做了不少实证研究,但鲜有研究考察语言景观背后的身份与权势的关系(尚国文、赵守辉,2014) [13]。
我们通过中国知网对“校园语言景观”这几个字进行检索,发现鲜有学者对高校语言景观进行研究。仅发现的几篇文献如:张艳翠(2020)从语码的角度对吉林外国语大学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实证研究 [14]。姜帅(2018)从顺应论的角度对吉林三所高校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 [15]。但这个校园景观的实证研究仅仅考察了语言景观的语言层面的意义,缺乏对语言景观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考察。Shohamy (2008)认为,仅仅从单一的角度研究语言景观会曲解其设计的原本意图 [16]。因此,本文将Grice的“合作原则”与豪根的“生态语言学”相结合,从语言本体和周围生态两个角度对大连海事大学校园语言景观进行分析,探究其背后形成的原因。
2.3. 理论框架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Haugen (1972)在他发表的论文首次阐释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概念,该理论研究的重点是语言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17]。豪根认为,人们日常的语言环境和大自然的生物环境一样,都具有特定的生态环境。而语言景观也有属于自己特定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语言景观其背后的生态各不相同。通过分析大连海事大学语言景观的生态,可以更加深入的揭示语言景观背后的深刻含义。
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他认为,在人们的日常会话中,双方的交流沟通都会遵循一定的原则,以便让会话顺利的进行。合作原则主要分为四个准则,即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将“合作原则”用于语言景观的分析,可以深入的揭示大连海事大学标识语文字内容的深刻含义。
基于以上两个理论,我们使用“合作原则”来对标识语的语言本体进行分析,而选用豪根理论对标识语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两个理论相互配合,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景观分析框架。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地点
该实证研究选取的地点是大连海事大学,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街道。大连海事大学始建于1909年,是交通运输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是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是中国著名的高等航海学府,有“航海家的摇篮”之称,是被国际海事组织认定的世界上少数几所“享有国际盛誉”的海事院校之一。学校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拥有设施和功能齐全的航海类专业教学实验楼群、航海训练与研究中心、水上求生训练馆、教学港池、图书馆、游泳馆、天象馆等。建校110多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十万余名,其中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运事业的骨干力量。
3.2. 数据收集
Gorter (2006)指出,通过拍照来采集语言景观的数据已经成为语言景观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数据采集形式 [18]。基于此,我们首先使用智能手机对大连海事大学校园内的标识语进行了拍摄,接着剔除掉一些重复和模糊的图片后,我们对图片进行整理和分析,共得到131张有效图片。
3.3. 数据分析
根据表1的量化数据,我们有了以下的发现:第一、中文的在标牌的权势最高,出现频率几乎占了三分之二。根据Ben-Rafael (2009)提出的集体认同原则,我们认为大连海事大学语言景观中中文出现频率高反映了该校师生对中文的认同感较高,这也符合该校的半军事化管理模式 [19]。第二、英文在非本土化语言中的出现频率最高,这反映了英语在全球各地的地位非常高,Rosenbaum (1977)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势利吸引(snob appeal) [20] ”。第三、“中文 + 拼音”的出现频率比“中文 + 英文”高,这反映汉语拼音在全国的普及率非常高 [11]。汉语拼写是中国语言学家基于传统的创新之举,有效解决了汉语读音难的问题,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刘晓明,2014) [21]。

Table 1. The language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DMU
表1. 大连海事大学语言景观语种使用情况
3.4. 质性分析
除了上述语言景观的量化数据,我们还选取了代表性的语言景观进行了质性分析,以便更好理解大连海事大学的校园景观。在校园内最常遇见的标识语往往来自宿舍、餐厅、图书馆、教学楼以及道路两侧的路标。因此,接下来的部分将选取以上五个地方的语言景观依次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框架如下(表2):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该图1的标牌分为中文和英文两个部分。左侧的中文“公寓”二字表明了这个区域的功能是该校师生住宿的区域,符合Quantity原则。“公寓”二字与一般的“宿舍”称呼略有不同,公寓的硬件设施往往比宿舍好一些,这体现这栋楼的住宿条件比其他的好。右侧的英文“YIHUA APARTMENT BUILDING”采用了“音译 + 直译”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中国师生也能明白,方便外国人问路;若全部直译,即译为“FRIENDSHIP CHINA APARTMENT BUILDING”,外国留学生问路时会让中国师生感觉一头雾水,这种命名方式符合Quality原则。此外,该标牌位于楼层的顶部,字体较大,师生很容易能够辨识出建筑物的具体信息。“谊华公寓”中的“谊”字是友谊的意思,整体意思是与中国的友谊,从侧面表明了这栋楼的住宿群体是外国留学生,同时符合了Relation和Manner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该标牌周围都是学生的住宿区,如英华4,英华2等,该标牌采用了相同的命名原则,呈现的信息与周围的住宅功能相符,符合Macro和Meso原则。此外,该公寓是外国留学生的住宿区,“谊华”短短二字表明学校希望通过培养留学生来加强中国与兄弟国家的友好关系,能够很快获得中外学生的认同,符合Micro原则。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该图2的标牌左边发出了“光盘行动”的号召,字体鲜明,符合Quantity原则。“光盘行动”即每个人都不浪费粮食,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右边的“昨日剩饭量”则统计了昨天浪费食物的重量,这是一种实际的状态。Gunther Kress (2006)提出了“理想与现实范式”(Ideal-Real paradigm),即一个标识语分为假定的理想状态和现实的实际情况,该标牌符合Gunther Kress提出的设计原则 [22]。标牌上面的字面向的是全体教职工,这些受众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标牌上的语言比较简单,符合Quality原则。此外,李小飞(2020)通过一项实验表明,人们对于大字体、粗字体的整体认知度高于常规字体,该标牌下方连用6个成语发出了美好的号召,每个成语都有一个重点字加粗,重点显而易见 [23];左侧的光盘行动四个字字体较大,颜色采用醒目的红色,给人一种警示,右侧的数字采用黑色马克笔书写,且每日更新,突出整块标牌的重点,而且符合Manner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从Macro和Meso这两个角度来看,该标牌位于中心食堂的餐盘回收处,餐盘回收处恰好处于食堂的进出口,来往人员都可以看到这个标牌,符合其目的:提醒就餐者不要浪费食物,因此该标牌放置的地点符合周围生态的功能。此外,该标牌采用理想(光盘行动)和实际(昨日剩饭量)相对比的方法,将现实情况暴露给来往人员,让他们感受到粮食的浪费现状,大大提升了广大师生对“光盘行动”的这个理念的认可度,符合了Micro原则。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图3的标牌“海缘农超”四个字采用了绿色的发光字体,通过色彩的刻意选择来表明这家超市售卖的产品是绿色健康的,且这四个字在晚上也能发光,非常耀眼,吸引顾客。这四个字都是常见字,且字数不多,符合Quality原则。“海缘”二字,一方面表明学生在众多高校中选择大连海事大学是一种缘分,另一方面表明学生能在校园内众多超市中选择“海缘农超”也是一种缘分,符合本文所构建的Relation和Manner原则。此外“农超”是“农产品超市”的简写,通过缩写,减少了店名的音节数,赵爱英(2006)提出了“黄金格原则”,认为3至5个音节的店名最容易让人记住,也最有利于传播,因此该店命名符合Quantity原则 [24]。而右侧的黄色字体“蔬菜、水果、生鲜、面包”展示了该店的经营范围,这简简单单八个字可以让顾客不用进店,便可知道这家店是否售卖自己需要的产品。在标牌的右下角还配有店铺名称的英文翻译,其英文翻译“Hai Yuan farmers market”采取了音译加直译的翻译策略,但是只有“H”和“Y”两个字母为大写字母,店主本意或许是强调这两个字,但违背了英文名称书写原则,本文建议四个单词首字母全部大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海缘农超”位于大连海事大学的中心食堂,该食堂的占地面积较大且餐饮品种丰富,来往师生较多。这个标牌所处的位置符合该地作为校园餐饮区的功能,与周围环境同属于一个生态,符合Macro和Meso原则。另外,“海缘农超”中的“缘”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含义丰富,比如缘分、姻缘,一般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希望,这个字很容易赢得来往师生的认同感,符合Micro原则。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图4的整个标牌粉底黑字,非常简洁。开头就是一个嘘,很有画面感,观众很快就能领会这个字背后的意思,即让嘈杂的环境安静下来,符合Quantity原则。整个标牌共九个字,每个字都很简单,且这句话学生们从小听到大,不存在理解上的问题,符合Quality原则。这个标牌的功能就是告诉附近的人,读书要小声,不要打扰其他人。看到这个标牌,我们可以猜测,这是在教室附近或者图书馆/自习室附近的标牌,只有在这里,才会有人读书,也是在这里读书,会影响到他人,所以要小声读书,符合Relation原则。该标牌中,“小”这个字比其他字小了一些,反而更加瞩目,也增添了一些趣味性。嘘这个字加了引号,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画面感,嘘后面的省略号则有欲言又止的感觉,想让大家安静下来,符合Manner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个标牌是在教室附近或者图书馆/自习室附近的标牌,只有在这里,才会有人读书,大声读书会影响到他人,所以要小声读书,符合Macro原则。该指示牌位于大连海事大学西山校区的图书馆大厅的一个桌子上,其设计的目的,符合图书馆保持安静的准则,也符合本文所构建的Meso原则。只有来这里的人才会看到这个标牌,来图书馆的人有可能是上自习的,有可能是来读书的,无论哪一种,都在这个标牌中涵盖了,如果是来读书的,就会明白,自己要保持安静;如果是来仔细的,则会感到他人带来的温暖,符合Micro原则。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图5的标牌是一个路标指示牌,只有道路的中英文名称,再无其他,词句虽少,意思表达地十分到位,且蓝底白字,简单大方,符合Quantity原则。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这几个汉字都十分简单,问路时也比较方便,其英文翻译也是采用了音译 + 直译,方便外国人问路,符合Quality原则。该路标指示牌位于学校司南广场附近的三叉路口,树立标牌有利于向过往学生提供道路信息,符合Relation原则。此外该路牌是中英文双语标牌,体现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即不仅为国内学生提供信息,还为国际学生提供信息,也从侧面表明大连海事大学留学生较多,符合世界一流海事大学的办学标准。该指示牌是好几个指示牌叠加在一起摆放,其指向则代表了该标牌上的地方所在方位,便于不分方向的同学寻找目的地;另外,交叉排放路标,带来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同时节省了空间,符合Manner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心海路、司南广场这两个指示牌最后的路、广场明确揭示出这两个是路标;下面的翻译road,square也能让外国读者明白,这是道路指示牌,符合Macro原则。在排放布局上,在中国一般只有道路指示牌才会这样排列,这也揭示出这几个标牌的功能,符合Meso原则。心海路和司南广场等指示牌都是为师生或者外来游客指明方向的,在生活中有重大作用。另外,大连有一个星海广场,大连海事大学也有兴海教授这一称号,因此大连海事大学的同学对“新海”这两个字并不陌生。司南即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古代,司南是航海必备品,也为新航路的开辟做出了巨大贡献,大连海事大学特色为海事,因此师生们对司南也很熟悉,符合Micro原则。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图6的标牌除了路名是中文,其他均使用英文,符合Relation原则。这反映了大连海事大学国际化的办学水平,符合世界一流海事大学的办学标准。其中该标牌通过颜色的差异,来呈现重要的信息,即使用黄色字体来突出公交车的具体型号,站牌所处的位置,以及下一站的信息,方便师生快速了解重要信息,符合Manner原则。此外,该标牌还包含其他一些重要信息,比如不同车次的首班车、末班车时间,方便乘客查看自己是否错过时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符合Quantity和Quality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该站牌处于留学生公寓的附近,纯英文的标识语符合为留学生提供信息的功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符合Macro和Meso原则。英文路牌也容易引起外国留学生的共鸣,获得他们的认同感,符合Micro原则。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图7的标牌运用了四个四字词语,高度浓缩与概括,符合Quantity和Quality原则。四个回归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四个回归,一是因为如果做过多解释,又要多加两块牌子,违背了语言标牌简洁省力原则;二是因为四个回归对于大连海事大学的师生而言并不陌生,四个回归是指教育部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出的“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四个回归要求。四个回归、以本为本传递出大连海事大学的办学理念,同舟共济、矢志一流则传递出大连海事大学力争一流的雄心壮志。篇幅虽短,内涵丰富,高度概括与总结大连海事大学的目标与理念,符合Relation原则。整个牌子运用蓝色为底色,字体为白色,干净整洁,便于识别。该标牌位于大连海事大学内部,面向广大师生,所用词汇皆为常见词。且标牌上方为大连海事大学的校徽,下方为大连海事大学内部一座教学楼的模型,对于大连海事大学的师生而言,简洁明了。同一块标牌上,既有标语,又有大连海事大学的校徽以及建筑物,增添了艺术气息,符合Manner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该标牌位于大连海事大学校内,且标牌上有大连海事大学这几个字就在标牌上面,结合下面的矢志一流,明确传达了大连海事大学创建双一流高校的目标。大连海事大学在2017年被评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蓝色的背景,彰显出大连海事大学浓厚的海洋文化,符合Macro和Meso原则。标牌中运用了大连海事大学的校徽,还有大连海事大学这几个字,给予全校师生一种认同感,激励他们为了创建一流大学而努力,符合Micro原则。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图8的标牌禁止车辆通行的标志用了红色,十分醒目,简单的禁止符号在中国随处可见,要比禁止通行四个字来的简洁,而且图像带来的震撼力要远远大于文字,符合Manner原则。标牌第一行为半军事管理,凸显该地区的性质,不是全军事管理,而是半军事。第二行则凸显该地区的功能,养成军政素质。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含义,符合Quantity原则。禁止车辆通行的标志老少皆懂,不会造成误解。另外标牌中的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对于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而言,认识并且理解这些字毫无困难,符合Quality原则。军事、军政这两个词传递了一个信息:该地区与军事有关。半军事管理区则突出该军事管理区的不同之处,不是全部军事化管理;军政素质则表明来这里是要提高军政素质,不是其他方面的素质,符合Relation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大连海事大学是一所半军事化管理的高校,两个“军”字明确表达出该地方的特质,即不是生活区,不是商业区,而是半军事管理区。军政素质养成更是进一步细化了该地区的功能,即养成军事素质。从Macro与Meso原则来看,这块标牌位于大连海事大学东山校区,这个校区是轮机、航海等王牌专业的教学区,而这些专业又是实习半军事化管理的,与该标牌上展示的内容息息相关。
4. 结论
语言景观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都十分完善。自从尚国文和赵守辉将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理论引进中国以来,国内近十年的语言景观实证研究开展的如火如荼,研究角度也是百花齐放。但鲜有学者对中国高校进行语言景观的研究,尤其是带有一定军事化的高校,本文对大连海事大学语言景观的研究丰富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Grice的“合作原则”和豪根的生态语言学,从语言本体和语言景观与周围生态的关系出发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语言本体方面,大连海事大学的语言景观以中文居多,“中文 + 拼写”模式的出现频率比“中文 + 英语”的模式高,其标牌的设计大部分符合Grice的“合作原则”,但少部分标牌出现了字母大小写的问题和英文单词用词的问题,这些部分有待完善。在语言生态方面,大连海事大学的语言景观设计非常契合周围的生态,达到其设计的最初目的。
基金项目
2020年大连海事大学校级本科教改项目(编号:2020Z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