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希望与安全感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under COVID-19: Analysis of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Hope and Sense of Security
DOI: 10.12677/AP.2022.121025, PDF, HTML, XML,  被引量 下载: 334  浏览: 636 
作者: 周 霞: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关键词: 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心理健康Subjective Support Hope Sense of Security Mental Healthy
摘要: 本文研究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希望、安全感的多重中介作用。此次研究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安全感量表、心理资本量表、PTSD量表平民版、SCL-90心理症状自评量表对549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 在焦虑、抑郁水平方面,女性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2) 主观支持与焦虑、抑郁、PTSD呈显著负相关,与希望、安全感呈显著正相关;3) 希望和安全感在主观支持与焦虑、抑郁、PTSD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and the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of hope and sense of security under COVID-19. 549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ecurity Scale, Mental Capital Scal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 and Self-Assessment Scale for Psychological Symptom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experiment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scores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femal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males; 2) Subjective suppor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and PTSD,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ope and sense of security; 3) Hope and sense of securit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ubjective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文章引用:周霞 (2022). 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希望与安全感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学进展, 12(1), 228-23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025

1. 引言

1.1.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的研究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者将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外界获得的一般性或特定性社会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帮助个体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后来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领域的不同,社会支持的定义也有很大区分。其中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肖水源(1987)提出的概念,他将社会支持划分为三大板块的研究内容: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其中主观支持是指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被理解、被尊重、被关爱的程度,包含对已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评价和对未获得的社会支持的预期。研究者认为,和客观支持相比,主观支持对人的身心健康更重要。从认知论的角度来看,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才是指导其行为发展变化的决定要素(刘孟超,黄希庭,2013)。因为感知影响着个体对社会支持的解释和反应,相较于客观支持,它更能表现出对个体心理的增益作用(魏军锋,2015)。新冠肺炎疫情下,大部分居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觉隔离在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相较于客观支持,个体感受到的主观支持更能发挥作用。因此,基于前人研究结果及理论基础,同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状况,本研究在社会支持理论模型下,重点探讨主观支持的作用机制。

1.2. 希望

20世纪末以来,希望一直是积极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Marcel (2003)指出希望是帮助个体应对危机事件的情感应对方式。Gottschalk (1974)认为希望是个体对外界事物的乐观认知,在高希望水平的个体看来,积极的结果不仅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还会出现在对未来的想象事件中。以上两种说法分别代表情绪观和认知观的观点。在当代心理学家看来,希望既包含情绪成分,也包含认知成分。例如Snyder等人(2000)就提出,希望是一种积极的动机状态,这种状态以成功路径(指向目标的计划)和动力(指向目标的活力)为基础,可分为目标、路径思维、动力思维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3. 安全感

有关安全感的研究最早起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Aiello等(2002)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对行为的持续控制和对行为结果负责的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进一步发展了Blaze的理论,他指出:心理安全感是一种自信、不受恐惧和焦虑困扰的感觉,是一种满足当前需求和未来需求的感觉。《心理学词典》综合了学者对安全感的各种定义,指出安全感是个体摆脱危险情况并受到保护时所经历的情感。它表明个体希望安全并渴望受到保护,可以帮助个人避免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

2. 研究假设

2.1. 主观支持与心理健康

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有三种假说:主效应模型、缓冲效应模型和动态效应模型。根据主效应模型,无论应激事件有多严重,社会支持都具有普遍的增益效应。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根据缓冲效应模型,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应激事件对个体身心状态的负面影响。个体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解决应激事件的资源,越有可能低估应激事件的危害,从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动态效应模型指出,应激事件和社会支持水平相互影响,作用于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这三种机制共同强调了社会支持对应激的调节在心理健康中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社会支持的类别之一,主观支持与社会支持具有一致的研究效果。目前国内对主观支持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主观支持和焦虑抑郁关系的探讨方面,分析并找出相关的高危因素,从而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研究证实,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其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程度越低(范方,耿富磊,张岚,朱清,2011),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对个体的消极负面情绪起缓冲作用。

综合上述模型和机制,一方面应激事件对个体的主观支持水平有一定损害,另一方面,主观支持可以调节应激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观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2.2. 希望与心理健康

希望对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是通过增益积极心理,缓解消极心理实现的。多项研究发现希望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许玮,曾桂莲,2016)。Lee等人(2010)以396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究反刍行为、希望和抑郁三者间的关系,发现希望对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高反刍低希望个体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仅仅是高反刍的个体。Marques等(2011)以367名儿童和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进行追踪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正向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而希望可以增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证实希望与自杀、敌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Snyder et al., 2000);高希望水平正向预测积极情绪(Ciarrochi et al., 2007)、主观幸福感(江红艳等,2011)维度得分。

2.3. 安全感与心理健康

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被视为心理健康的同义词。近年来,社会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作为影响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安全感吸引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安莉娟和丛中(2003)通过研究认为,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只有具有安全感,个体才能拥有自信,与他人建立信任,挖掘自身的潜力并实现自我价值。雷丹等(2009)以汶川地震受害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安全感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显著相关,安全感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2.4. 主观支持与希望、安全感

研究证实,主观支持与希望、安全感呈显著正相关,个体感受到的主观支持水平越高,其希望、安全感水平也越高。贡朋飞、夏百荣等(2016)通过对宫颈癌患者的希望水平、生活质量和主观支持水平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发现主观支持正向预测患者的希望水平,主观支持可以通过希望水平间接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主观支持可以通过希望水平间接地影响主观幸福感(周蜀溪,2013)、生命意义感(韩小琼,吴静珊,郑雪,2012)、生活满意度水平(杨青松,石梦希,孙焕良,胡义秋,朱翠英,2015)。在主观支持水平和安全感两者间关系的研究方面,大量研究证实了主观支持对心理安全感的预测作用。孙阳阳(2017)以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探究主观支持与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主观支持对安全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儿童的安全感,还可用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安全感水平(李娜,2016)。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观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希望水平越高。

假设3:新冠肺炎疫情下,主观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安全感水平越高。

2.5. 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与心理健康

研究指出,主观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通常具有较高的希望水平(Archer, Jiang, Thurston, & Floyd, 2019),而高希望水平可以帮助个人应对困难(Roesch et al., 2010),改善心理健康水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希望在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良好的主观支持有利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主观支持一方面可以缓冲应激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维持一般良好的情绪体验。徐立平(2012)以留守医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主观支持、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发现主观支持通过安全感间接地影响个体的整体幸福感。在主观支持、安全感和心理健康方面,倪亚琨,郭腾飞等(2015)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主观支持、安全感、同伴关系和自尊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主观支持和自尊之间发挥着多重中介的作用。主观支持通过心理安全感作用于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 研究意义

国内外研究显示,主观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间关系密切,但有关其内在机制的研究较少,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已有研究成果,同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此外,探究新冠肺炎疫情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心理干预措施,提高国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4. 研究方法

4.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回收549份问卷。其中,242名男性,307名女性;研究生及以上49名,大学生361名,大学生139名;未婚者366名,已婚者165名,其他18名;群众333名,共产党员100名,其他党派人士9名,入党积极分子78名,预备党员100名。

4.2. 研究工具

4.2.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研究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肖水源,1987)的主观支持分量表。在本研究中,其信度系数为0.767。

4.2.2. 安全感问卷

该问卷由丛中、安莉娟于2004年编制,共16个项目。在本研究中,其信度系数为0.627。

4.2.3. 心理资本问卷

研究选取心理资本问卷的希望分量表进行研究。在本研究中,其信度系数为0.863。

4.2.4. PTSD问卷平民版(PCL-C)

在本研究中,PTSD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914。

4.2.5. SCL-90心理症状自评问卷

研究选取SCL-90心理症状自评问卷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焦虑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96。抑郁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22。

5. 结果与分析

5.1. 不同变量得分的总体状况

通过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measurement questionnaire

表1. 各测量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5.2. 不同变量的性别差异状况

以主观支持、安全感、希望、PTSD、焦虑、抑郁为因变量,性别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

Table 2. Statistic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variables

表2.不同变量的性别差异统计表

表2,抑郁(t = −2.18, P < 0.05)、焦虑(t = −2.37, P < 0.05)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分析,女性的抑郁(M = 19.22, SD = 7.99)、焦虑(M = 14.40, SD = 5.57)水平显著高于男性。

5.3. 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和心理健康各维度的相关

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

Table 3. The average number of research variables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ariables (N = 549)

表3.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N = 549)

表3,主观支持与安全感、希望显著正相关,与PTSD、抑郁、焦虑显著负相关;安全感与希望显著正相关,与PTSD、抑郁、焦虑显著负相关;希望与PTSD、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5.4. 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PTSD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回归分析,以主观支持为自变量,PTSD为因变量,希望、安全感为中介变量进行并行中介分析,结果见表4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of subjective support, hope, sense of security, and PTSD

表4. 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PTSD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表4,主观支持显著负向预测PTSD (β = −0.52, t = −8.75, P < 0.01);主观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希望(β = 0.30, t = 8.42, P < 0.01)、安全感(β = 0.07, t = 3.22, P < 0.01);希望(β = −0.3, t = −4.37, P < 0.01)、安全感(β = −0.90, t = −8.49, P < 0.01)显著负向预测PTSD;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与PTSD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5,主观支持通过安全感、希望对PTSD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分别占总效应的12%和17%。由希望产生的间接效应和由安全感产生的间接效应差异不显著。

Table 5. Tests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ope and sense of security in subjective support to PTSD

表5. 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PTSD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5.5. 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回归分析,以主观支持为自变量,抑郁为因变量,希望、安全感为中介变量进行并行中介分析,结果见表6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of social support, hope, sense of security, and depression

表6. 社会支持、希望、安全感、抑郁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表6,主观支持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43, t = −7.32, P < 0.1);主观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希望(β = 0.30, t = 8.42, P < 0.01)、安全感(β = 0.07, t = 3.22, P < 0.01);希望(β = −0.42, t = −6.17, P < 0.01)、安全感(β = −0.65, t = −6.08, P < 0.01)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7.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ope and sense of security between subjective support and depression

表7. 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7,主观支持通过安全感、希望对抑郁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分别占总效应的8%和21%。由希望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高于由安全感产生的间接效应。

5.6. 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焦虑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回归分析,以主观支持为自变量,焦虑为因变量,希望、安全感为中介变量进行并行中介分析,结果见表8

Table 8. Regression analysis among the variables of subjective support, hope, sense of security and anxiety

表8. 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焦虑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表8,主观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焦虑(β = −0.22, t = −5.07, P < 0.01);主观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希望(β = 0.30, t = 8.42, P < 0.01)、安全感(β = 0.07, t = 3.22, P < 0.01);希望(β = −0.25, t = −4.95, P < 0.01)、安全感(β = −0.46, t = −5.77, P < 0.01)显著负向预测焦虑;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与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9.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ope and sense of security between subjective support and anxiety

表9. 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焦虑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9可以看出,主观支持通过安全感和希望对焦虑产生的间接影响是显著的,分别占总间接影响的10%和23%。希望产生的间接效应与安全感产生的间接效应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6. 讨论

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PTSD、焦虑、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支持对PTSD、焦虑、抑郁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希望、安全感的间接作用影响个体的PTSD、焦虑、抑郁水平,并比较了希望、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差异。

6.1. 疫情下个体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个体的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水平较低,PTSD、焦虑、抑郁水平较高。进一步分析各个变量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在焦虑(t = −2.37, P = 0.02)、抑郁(t = −2.18, P = 0.03)维度上,男女的性别差异显著。女性在焦虑、抑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和男性相比,女性在情绪识别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王皖曦,2016)。女性更容易识别出新冠肺炎带来的紧张消极负面情绪,更容易感觉到焦虑抑郁。而男性在处理信息时,更容易保持冷静客观(袁加锦,汪宇,鞠恩霞,李红,2010),因而其焦虑抑郁水平也较低。

6.2. 主观支持与心理健康相关关系探讨

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主观支持与PTSD、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主观支持水平越高,其PTSD、抑郁、焦虑水平就越低。这与闻吾森等人(2000)的研究结果一致,个体的主观支持水平越高,心理症状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主观支持通过心理援助的形式,减缓了新冠肺炎疫情给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了其心理健康水平。

6.3. 希望、安全感在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综合考虑了影响心理健康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重点分析了希望与安全感的中介效应。良好的主观支持不仅能为逆境中的个体提供保护,还能通过希望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研究者认为,个体获得的主观支持越多,就越有利于提高其希望水平。而不同希望水平的个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压力源,高希望水平的个体往往认为压力源是有挑战性的,通常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面对压力源,并伴随着更积极的情绪。而希望水平低的个体倾向于采取消极回避和发泄的方式来应对压力源,这类个体的心理症状较多,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另外,由本研究结果,安全感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与倪亚琨等(2015)、贺扬(2014)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主观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孙阳阳,2017)。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越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和普通群众相比,这部分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更高(安莉娟,丛中,2003)。

6.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只初步探讨了主观支持、希望、安全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对其机制并未做深入说明,解释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7.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得出如下结论:

1) 焦虑、抑郁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 主观支持与焦虑、抑郁、PTSD呈显著负相关,与希望、安全感呈显著正相关;

3) 希望和安全感在主观支持与焦虑、抑郁、PTSD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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