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援助能够缩小受援国的收入差距吗？

C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istance Narrow the Income Gap of Recipient Countries?

摘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我国致力于同沿线国家携手追求合作共赢的乘数效应，建设命运共同体。但各国收入差距问题是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蓝图难以回避的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经济欠发达阶段，国际经济援助在其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以1998~2018年沿线各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国际经济援助与受援国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国际经济援助与受援国收入差距呈“倒U型”的关系，此外国际经济援助效用的发挥高度受制于受援国的政策环境，并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据此，文章建议援助国投资经济援助时需要着眼于长期效用，而受援国应重视本国相应制度环境的搭建。

Abstract: In the one hand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track to pursue the win-win effect of multiplier and build a common destiny. However, the income gap among countries is an unavoidable problem in realizing the grand blueprin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cause most countries along one belt, one road, a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sta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id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i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countries along the 1998~2018 years as sample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the income gap of recipient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the income gap of recipient countries is “inverted U”. In addi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istance is highly restricted by the policy environmen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shows strong heterogene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donor countries should focus on long-term effectiveness when investing in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1. 引言

当下，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加速重构，传统发达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优化的意愿弱化，引导全球治理有效前行成为世界的巨大挑战和难题。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为我国乃至世界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指明了方向。而各国收入差距问题是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蓝图难以回避的问题。根据《2020全球财富报告》可知，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全球超高净值人士仍然逆势增长6.4%，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已变得愈发不平等。截止到2017年，全球仍有9.2%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自1980年以来，全球最富0.1%人口(约700万人)增加的财富相当于最贫穷50%人口(约38亿人)增加的财富总和。各国收入差距超过一定限度会通过投资以外的其他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内、外经济失衡，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 [1]；缩小收入差距对于维护一国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2]。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仅有18个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22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国家，23个国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2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国际经济援助在这些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际经济援助亦称“国际发展援助”，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中，一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或国际组织向另一国家或地区提供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赠与、中长期无息或低息贷款，以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根据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目前官方发展援助每年达1440亿美元左右，世界多国的经济发展都受益于国际经济援助，但国际经济援助能否缩小受援国的收入差距仍是未知。

因此，本文拟采用“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1998~2018年的面板数据，对国际经济援助与受援国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从出资国、受援国以及站在我国立场上多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国际经济援助是国际援助的主要形式之一，是通过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物资、技术、设备等支持，帮助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活动 [3]。OECD从国际金融机构的角度，给出了官方发展援助的第二种定义，主要是指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不具有优惠性质的贷款以及其他以发展为目的且带有少量优惠条件的贷款，这些均被看作援助。国际经济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各富有余力的国家、兼有援助职能的官方投资开发公司或机构、多边援助机构等，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援助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受援方往往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国际经济援助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马歇尔计划，战后欧洲的复兴与这一计划带来的大量经济援助不无关系。自援助的先河被打开后，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对欠发达国家给予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的腾飞与高质量发展。

根据哈德罗—多马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的资本存量是一个外在的补充 [4]，它能够同比例提高受援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水平 [5]，弥补受援国的储蓄——投资缺口，进而依托于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可以进一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最终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缩小收入差距。但国际经济援助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伴随大量资金而来的是施予方的国际发展意愿。因而，国际经济援助最终是否能够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经济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对于缩小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更是存在大量争论——而这恰恰是一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象征之一 [6]。目前国际、国内对国际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探讨较多，但直接针对一个经济援助与收入差距关系的探讨较少，且未形成统一观点，概括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因果关系论，即国际经济援助可以有效缩小一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外来援助可以促进投资和固定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增长率 [7]。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援助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的信息传递 [8]，可以以研发、营销的形式促进知识传播，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二是因果关系不独立，受其他因素影响论。部分学者认为援助的有效性并非独立的，它受制于多种因素，如受援国的政策、自然条件及外部环境影响。Burnisde和Dollar利用1970~1993年56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政策不好的国家，政策质量好的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要高0.18个百分点,援助非但不能帮助受援国施行好的政策，反而极易导致“寻租”行为的增加，助长腐败滋生、蔓延 [9]。但Easterly却认为援助与政策的交互项是非显著的 [10]。郑宇认为援助对于受援国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11]。

三是无因果关系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援助徒有其名，并不能真正促进受援国的发展，经济援助既不能刺激投资和消费 [12]，也无力于缩小收入差距 [13]，反而会增加政府负担。周宝根认为经济援助往往只能“救急”，难以“救穷” [14]。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国际经济援助的效用分析上多集中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外贸、投资等方面，而对于受援国收入差距的分析寥寥无几，具体到“一带一路”的背景上的分析更可谓寥若晨星；且在经济援助本身的有效性上就分歧重重。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样本得到了不同甚至迥异的结论，表明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因而结合“一带一路”这个大背景对国际经济援助能否缩小受援国的收入差距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成为必要；对于我国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们一衣带水，联系紧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对于我国拓展海外市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3.1. 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国际援助对受援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受援国的政策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的实证模型设计如下：

${\text{Income}}_{it}={\alpha }_0+{\alpha }_1{\text{ODAP}}_{it}+{\alpha }_2{\text{ODAP}}_{it}^2+{\alpha }_3{X}_{it}+{\alpha }_4{\text{ODAP}}_{it}\ast X_{it}+{\alpha }_5{\text{ODAP}}_{it}^2\ast X_{it}+{\alpha }_6{Y}_{it}+{\alpha }_7{Z}_{it}+u_{it}$ (1)

其中，Income表示受援国的收入差距；ODAP表示受援国在某一年份收到的国际援助金额占该国当年GDP的比重，根据援助的拉弗曲线模型，国际援助的效用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加入ODAP的平方项；变量集X代表受援国的政策环境，加入其与国际经济援助的交互项来考察政策与经济援助之间的交互效应，来考察一国的政策环境是否会对经济援助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变量集Y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变量集Z表示地区虚拟变量。

3.2. 变量选取和研究设计

本文构建的模型主要变量有：受援国收入差距(Income)、国际经济援助(ODAP)、受援国政策环境(X)、其他控制变量(Y)以及地区虚拟变量(Z)，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变量描述见表1。

受援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在反映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很好的表现，其为经济领域评价收入公平性的方法能够较好的体现公平性，因此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尼系数来反映其收入差距。

国际经济援助：该指标采用世界银行官网公布的各国家按年度接受的国际援助金额与该国的GDP之比来衡量，数据均取现值，以表示国际经济援助在受援国的效力。

受援国政策环境：该指标包括财政政策(Finance)、货币政策(Monetary)和贸易政策(Trade)。其中财政政策采用受援国某年政府支出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采用这一指标，不仅能克服政府过高支出或者过低支出导致的政策假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且可以充分克服传统上将财政盈余作为一国财政政策代理变量时带来的误导信息。货币政策采用受援国通货膨胀率来衡量 [15]。通货膨胀率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实际效果的体现，并且可以较为直观、科学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政策的倾向性。IMF发布要求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因此本文将受援国的通货膨胀率与5%的偏离程度作为一国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贸易政策采用一国当年进口与出口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标能够直接表现一国的贸易的开放程度。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expected impact

表1. 变量描述及预期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实际人均GDP (per GDP)、城镇化率(Urbanization)、二次产业占比(Industry)、出生时的预期寿命(Life)、当年外债偿还净额占GDP的比重(Debt)、就业率(Employment)。其中实际人均GDP用以反映受援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存在俱乐部效应，一般来说，受援国经济基础越好，越接近稳定状态；初始条件越差，发展潜力就越大。城镇化率和二次产业占比分别反映受援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用以衡量受援国的经济进程。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反映受援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等。当年外债偿还净额占GDP的比重反映一国的债务负担，一方面，债务负担越重，可用于一国发展的资金就越少；另一方面，负担过重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业率反映受援国的就业水平，就业率对人民收入、和收入差距有着直接影响 [16]。

地区虚拟变量包括是否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和其发展程度高度相关 [17]，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并非局限于经济方面，因而本文采用联合国发布的标准，以是否为发达国家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income gap: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国际经济援助与收入差距：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国际经济援助和受援国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因果关系。模型(1)为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得到的结果，且未加入国际经济援助的平方项。从结果上来看，国际经济援助和受援国之间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这与Rajan，Subramania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14]，但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国际经济援助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很可能为非线性的关系，因此本文在后三个模型中加入了收入差距(Income)的平方项进行回归。

模型(2)为加入了受援国收入差距的最小二乘回归，可以看到受援国收入差距与收到的国际经济援助之间的显著性增强，且表现出“倒U型”的关系；各项控制变量的效应基本符合预期，但显著性较差，仅有财政政策(Finance)、人均GDP (per GDP)和工业化程度(Industry)在统计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显著性。

为进一步考察受援国政策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模型(3)加入了财政政策(Finance)、货币政策(Monetary)和贸易政策(Trade)同国际经济援助以及二次项的交互项，用以考察政策环境的改善是否会促进(或妨碍)国际经济援助对受援国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影响效力呈“U型”，即初始时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改善在国际经济援助的效力发挥上会产生很大的边际效用。但随着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其边际效用呈递减的态势(但仍为正向作用)；在到达一定临界值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减少收入差距的作用转为边际递增。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同，财政政策同国际经济援助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即财政投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则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财政政策环境。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以及互为因果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OLS估计存在易受极端值影响的问题，同时为进行一定的稳健性检验。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采用广义据估计(GMM)的方法对国际经济援助和受援国收入差距进行回归，并去除了常数项，以期减少共线性等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广义据估计下回归结果与OLS回归下基本一致，且具有更强的显著性。

4.2. 异质性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总长度超过9000公里，涉及国家众多，且经济发展、风土人貌差异巨大；并且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国际经济援助对于受援国的效力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涉及国家按GDP分为三档，进而对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国际经济援助对受援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按是否为亚洲国家进行以及是否同中国接壤进行划分，考察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analysis

表3. 异质性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回归可以看到，国际经济援助对于GDP处于5000亿美元~10000亿美元这一区间的国家影响最大，对于GDP处于5000亿美元以下的国家影响次之；而国际经济援助对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作用不大，且影响路径与中低发展程度国家不同，呈现“U型”，这表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若想缩小自身收入差距水平，不能完全依赖于国际援助，应多转向寻求内部动力。此外，回归结果显示出国际经济援助对受援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地域上也有较大的差异：国际经济援助对于同中国接壤的国家在收入差距的缩小上在长期更为有效，非接壤的国家则相反，即在短期更为有效。

4.3. 政策环境的进一步讨论

根据前文所述，在加入政策环境和国际经济援助的交互项后，国际经济援助对受援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增大，且显著性明显提高，这证实了Easterly等人的假说，即国际经济援助若想更好地发挥效用，必须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未验证政策环境对在受援国的国际经济援助额和收入差距变化间的关系，本文对政策环境的构建做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各个政策之间很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援助与某一政策指标的交互项也可能存在着相关关系。本文借鉴Burnside和Dollar为各个政策指标赋予了一定的权重 [9]，从而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三大政策指标合成一个表征受援国总体政策环境的指标：

$\text{Policy}=\alpha +{\beta }_1\text{Fiance}+{\beta }_2\text{Montary}+{\beta }_3\text{Trade}$ (2)

其中，常数项α表示在给定政策环境下，除政策环境外其他变量影响系数取平均值时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各个权重(β₁、β₂和β₃)指在不考虑国际经济援助的情况下，财政政策(Finance)、货币政策(Monetary)和贸易政策(Trade)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参照Burnside and Dollar的做法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现构建如下模型：

$\begin{array}{l}{\text{GPD}}_{it}=\alpha +{\beta }_1{\text{Finace}}_{it}+{\beta }_2{\text{Monetary}}_{it}+{\beta }_3{\text{Trade}}_{it}+{\beta }_4{\text{Urbanization}}_{it}\\ +{\beta }_5{\text{Industry}}_{it}+{\beta }_6{\text{Life}}_{it}+{\beta }_7{\text{Debt}}_{it}+{\beta }_8{\text{Employment}}_{it}+u_{it}\end{array}$ (3)

模型中GDP_it表示受援国i在t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其他变量同前文所述。通过回归可得β₁ = 0.0021，β₂ = −0.0007，β₃ = 0.1462，此外α = 0.0489。因此根据模型(2)可得受援国总体政策环境指标：

$\text{Policy}=0.0489+0.0021\text{Fiance}-0.0007\text{Monetary}+0.1462\text{Trade}$ (4)

根据模型(4)可以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总体的政策环境指标，以此为基础对模型(1)中政策环境进行替换，得到模型(5)：

$\begin{array}{l}{\text{Income}}_{it}={\alpha }_0+{\alpha }_1{\text{ODAP}}_{it}+{\alpha }_2{\text{ODAP}}_{it}^2+{\alpha }_3{\text{Policy}}_{it}+{\alpha }_4{\text{ODAP}}_{it}\ast {\text{Policy}}_{it}\\ +{\alpha }_5{\text{ODAP}}_{it}^2\ast {\text{Policy}}_{it}+{\alpha }_6{Y}_{it}+{\alpha }_7{Z}_{it}+u_{it}\end{array}$ (5)

模型(5)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考虑政策的相关性之后，各变量的对受援国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同模型(1)基本一致，但政策的影响系数增大，而国际经济援助(ODAP)的效果减少。这进一步证明了政策环境在受援国的重要程度，同时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需要统筹考虑，在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效果，才能为国际经济援助效果的发挥提供良好、稳定的政策环境。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under the overall policy environment

表4. 总体政策环境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5. 结论与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秉承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核心理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够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本文聚焦于受援国收入差距，以取1998~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经济援助对受援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经济援助与受援国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随着国际经济援助的增加，受援国收入差距会发生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国际经济援助在受援国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与当地政策环境高度相关，其中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影响效力呈“U型”，即初始时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改善在国际经济援助的效力发挥上会产生很大的边际效用。但随着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其边际效用呈递减的态势(但仍为正向作用)；在到达一定临界值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减少收入差距的作用转为边际递增。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同，财政政策同国际经济援助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即财政投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则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财政政策环境。此外，受援国的各类政策并非相互独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需要统筹考虑，三者只有形成良性的互动效果才能为国际经济援助营造良好、稳定的政策环境。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1. 援助建议

第一，合理安排援助用途。曾经中国大部分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在分配各国资金使用时，要根据受援国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投向最需要的领域，并有针对性地对与人民收入相关的领域加大投入。

第二，在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注重经济合作，既可以贯彻“互惠互利”的方针政策，又可以方便实施对资金使用的监管与指导。援助不仅限于资金支持，更应着眼于配套设施尤其是制度搭建、先进经验传授，从而在多个方面形成帮扶，实现量质齐升。

第三，谨慎选择援助对象。为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在环境条件相同时，应当对那些推行“好政策”的国家提供相对更多的援助。由实证结果可知，良好的政策环境能为资金有效利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缺乏制度环境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实际成效的不足。因此，援助不仅要着眼于各国的“需”，还应理清各国的“实”。

5.2. 受援国的资金使用建议

第一，建立完善的行政监管机制，有效预防援助资金中饱私囊，滋生腐败。经济援助可以造就一个更为强大的政府，使得它们能够去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同时易延缓经济的发展(Bauer, 1991)，因而有效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管对资金使用形成有效制约，能够以制度的“硬约束”实现受援国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提升。

第二，建立健全健康、完善的政策环境。由于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效用为“U型”，因而这两项政策在制定时要立足当下，用于攻关眼下需要较快解决的问题；财政政策同国际经济援助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因而财政政策在制定时要以长期利益为导向，注重长期效用。此外，各政策并非独立存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需要统筹考虑，在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效果。政策合力的形成有助于实现为资金合力使用形成长效机制，并真正落实到为缩小收入差距提质增效上。

第三，由于国际经济援助的效果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因而不同的受援国需要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寻求最为合理的方式去运用资金。对于GDP处于5000亿美元以下的国家，不能盲目地将资金大量投入到缩小收入差距的领域，应侧重于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民生水平的提升；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则应注重于利用国际经济援助缩减国内的收入差距。差异化使用意味着各国需立足本国实际，找准战略定位，把握客观规律，用好援助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