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报刊史上“清末民初中国报刊有多少”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近现代中国报业的发展脉络错综复杂，发源于汉唐的邸报至清代初期改称《京报》，继续承担封建王朝上情下达的喉舌；在华外国人创办各种中外文报刊，在华传教士创办宗教性报刊与世俗化报刊，外国出版商与政府代理机构创办中外文商业报刊；中国报人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期间兴办本土新型报刊。几条脉络有时交叉在一起。各类报刊的办报理念与定位、发行周期与范围、语种、读者群体与发行量等属性千差万别，相关报刊的隶属与传承关系千丝万缕，这些因素让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很难系统而精准地统计各类报刊数据。
从1890年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 1830~1917)发表第一份中国报刊目录《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Essay on 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尔·克老公司(Carl Crow, Inc.)出版系列《中国报刊目录》(A List of Chinese Newspaper)，中国报刊目录经历由罗列报刊信息到按照统计学基本计量原理及辞书编纂和报刊史实进行数据统计的渐进过程。期间，代表性中国报刊目录关于中外文报刊的计量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正如美国汉学家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在《中国报纸(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中所言，“中国报业不存在既准确又完整的报刊统计数字”( [1], p. 127)。
清末民初中国报坛的复杂情势决定了中国报刊目录存在某种程度的数据偏差，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在梳理清末民初中国报坛代表性报刊目录的历史沿革及其分类标准与统计数据基础上，分析其计量方法和数据偏差之原因，厘清中国报刊目录及其数据反映的报业发展规律，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分类计量的历史沿革
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外国出版商或政府代理机构、中国报人在办报过程中按照各自的统计方法对各类报刊及其出版信息进行计量分析，所出版的中国报刊目录大体分属两种情况：独立出版或著述附录刊载的报刊目录；报学史或新闻学著述罗列的中国报刊数据信息。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的统计方法经由简单罗列报刊信息到自觉运用统计学数据分析的渐进过程。
3. 独立出版或附录刊载的中国报刊目录
1)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在1890年5月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上海大会上提交《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这份最早的中国报刊目录收录1815年到1890年3月间76种外报和国人创办的报刊(含《京报》)，包括罗马方言或官话报刊，11种在国外出版，其他在中国境内出版，宗教报刊有40多种。
1891年6月27日，英国遣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在《直报》第44号发表《中国各报馆始末》。李提摩太沿用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有关中国报刊的记录信息，认定中国报刊总数量“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新加坡一带报有六种，香港报亦六种，台湾、厦门、汕头共报五种，福州报三种，宁波报两种，上海报三十二种，汉口报五种，九江报一种，天津报一种，北京报一种，外有英画报一种，日本画报二种，美国报两种”( [2], p. 10)。《万国公报》转载《直报》发表的《中国各报馆始末》，“故前有耶酥教会派人查考中国各报始末，去年已经布列，除京报外，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 [2], p. 10)。
2) 在1898年10月11日，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包克私(Ernest Box)在《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发表文章“本土报纸”(Native Newspapers) [3]，论述19世纪末中国本土报刊的概况(Ernest Box, 1898-10-11)。此文列举包括在华外报在内的60种(含《京报》)中国报刊，其中在上海出版《申报》《沪报》《新闻报》等15家报纸，其他地区出版36家报纸和9家期刊。
3) 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发表《报界一斑·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指出“今采吾国自有报纸以来，列为一表，亦报界之历史所不可阙者”( [4], p. 6392)。《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将报刊分为日报与丛报两大类，“约分两类，一曰日报，星期报附之；二曰丛报，旬报月报附之”( [4], pp. 6392~6393)。
根据梁启超的统计，全国的日报(含星期报)有12家，北京的日报有5家，其中《宫门抄》《京话报》《燕京时报》《新闻汇报》存，《官书局报》佚；天津的日报有5家，《直报》《天津日日新闻》存，《国闻报》佚，《津报》《天津时报》未详；上海的日报有《申报》和《新闻报》2家，现存。国内(包括香港和澳门)出版的丛报(含旬报月报)有83家，海外24家。
4) 在1913年，俄国汉学家柏烈伟(Sergey A. Polevoy)出版《中文报刊目录》(Periodicheskaya Pechat v Kitaye)，记录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间国内外出版的487家中文报刊。柏烈伟以报刊的政治导向为分类计量标准，根据报纸的政治倾向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或派别，将报刊分为政府报纸、半官方报纸、保守派报纸、自由派报纸，并结合报刊的发行地，对辛亥革命期间国内外发行的所有中文报刊进行统计。
柏烈伟详细论述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七大报业中心的报刊，对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远离报业中心的华南和西南省份的报刊关注不够，没有记录发行量小的报刊与宗教报刊；柏烈伟收录的报刊多为政治性报刊，用以论述“革命党人的活动和国人对于革命的态度”( [5], pp. 28~109)。
5) 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记者伍海德(H. G. W. Woodhead)编纂1921年、1923年、1925年《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其中包括有关中国报刊目录的章节。伍海德在1921年《中国年鉴》第八章“中国报刊”(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China)中统计的中国报刊数量为“840种”( [6], pp. 93~130)。
6) 卡尔·克老公司(Carl Crow, Inc.)于1921年出版《中国报刊目录》(A List of Chinese Newspaper)按照世界广告代理商的参考标准统计报刊数据和信息，以厦门(Amoy)、安庆(Anking)、安东(Antung)、广州(Canton)等中国城镇英文名称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记录该城镇的地理特征、人口及每种报刊的创刊时间、出版商、报刊规格、发行量等。
1922年，美国新闻学者柏德逊(Don Denham Patterson, 1897~1951)在《密苏里学报》(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第23卷第34期发表《中国新闻简史》(The Journalism of China)，其附录转引卡尔·克老公司1921年版《中国报刊目录》。
7) 德国汉学家罗文达(Rudolph Löwenthal, 1904~1996)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陈鸿舜、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古廷昌和梁允彝共同撰写的《中国宗教期刊》(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可谓详细描述各种宗教报刊发展轨迹及其数据的中国宗教报刊调查报告，记录在华天主教报刊、满洲里天主教报刊活动、在华基督教新教报刊活动信息，论述中国佛教报刊、道教报刊和儒教报刊的情况，还包括在华伊斯兰教报刊、在华犹太教报刊和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及其他教派报刊的内容。这份独立的调查报告在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的北平期刊《真理与生命》上“连载8期”( [7], pp. 73~74)。
4. 报学史或新闻学著述罗列的中国报刊数据
清末民初，报学史或新闻学著作和教科书经常引用中国报刊数据来论述中国报业发展或者某类报刊的发展轨迹，并形成类属报刊目录的数据列表。
1) 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编著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1867)，列举338位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书籍、报刊、小册子和系列文章，中文出版物783种，标题不确定的中文出版物29种，收录《中外新报》、《中外新闻七日录》、《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特选摄要》、《上海新报》、《中外杂志》、《六合丛谈》、《天下新闻》10种中文报刊，英语出版物228种，德语8种，荷兰语6种，蒙古语1种，马来语9种，日语2种，暹罗语1种。
2) 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传教士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编著的《在华传教士报刊》(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1895)，记录1847~1894年间美华书馆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书(报)馆以及传教社团的报刊出版和传教活动、在华传教报刊的种类和年度总发行量。
3) 戈公振《新闻学撮要》(商务印书馆1925版)按照出版地和出版日期编排《国内外华字日报一览表》，记录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外各地创刊的中文日报。
4)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按照在华外报语种罗列澳门、广州、香港、上海、汉口等地的中文、葡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报刊，其中在华英文报刊(含附刊或增刊)的统计数据如下：“广州7家，香港15家，上海26家，汉口3家，福州4家，厦门1家，天津8家，烟台1家，北京4家，共计69家”( [8]，第三章十九页至二十五页)。
戈公振依次在《中国报学史》第三章“民报勃兴时期”( [8]，第四章一页至六页)、第四章“民国成立以后” [8] (戈公振，1927：第五章一页至四页)、第五章“报界之现状”按照上海、北京、广州等报刊出版地参数统计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及其后国内外报刊发展数据，并在相关章节按照论述主题再次计量同类报刊的数据信息。
5)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第七章新闻事业附录“全国报馆调查录”中按照省级区域详细统计全国中文报刊和西文报刊，其统计数据包括每家报刊的刊名、出版地、主编姓名和出版周期。其中，“上海区西文报刊54种(英文44种)，北平区西文报刊10种(英文7种)，吉黑区西文报刊6种”( [9], pp. 170~258)。
6) 赵敏恒在《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1932年版)第二章至第七章中分别论述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在华新闻事业，罗列各国在华报刊的出版情况。
7) 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1936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再版)第八章“现代报纸的开端(1815~1895)”、第九章“辛亥革命前的报纸改革(1895~1911)”、第十章“民主共和时期的新闻事业(1912年之后)”分别罗列1815~1895年的重要报刊、1895~1911年的重要报纸、1912~1925年的重要报刊( [10], pp. 128~130)。
从1890年范约翰发表第一份中国报刊目录《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尔·克老公司发行系列《中国报刊目录》，中国报刊目录从简单罗列主要报刊的出版信息发展到按照既定的定类标准进行报刊统计，其报刊目录编纂经历了渐进的过程。卡尔·克劳广告公司于1931年、1932年在上海出版发行《中国报刊目录》(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1935年在上海发行第三版《中国报刊目录》，标志中国报刊目录进入自觉运用现代统计学基本原理和概念进行报刊计量的阶段。
卡尔·克老公司1935年版《中国报刊目录》按照世界广告代理商的参考标准与统计学、辞书编纂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来统计报刊数据和信息，以厦门(Amoy)、安庆(Anking)、安东(Antung)、广州(Canton)等中国城镇英文名称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记录报刊所在城镇的地理特征、人口及每种报刊的创刊时间、出版商、报刊规格、发行量等数据；收录467种中文日报，4种中文小报，21种中文半周刊，50种中文周刊，13种中文半月刊，77种中文月刊，4种中文季刊，1种中文年鉴；收录18种英文日报，27种英文周刊，3种英文月刊，4种英文季刊(包括1种中英文双语)，3种英文年鉴；收录6种日文日报，1种法文日报，3种俄文日报，2种德文日报。1935年版《中国报刊目录》被誉为“具有巨大价值的年度出版物” [11] (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 1935: preface)：所统计报刊种类齐全而分布广泛，包括中国报刊史上地位低下的民间小报；抵制报刊发行量虚夸；1935年版《中国报刊目录》收录当年新创刊报刊和1931年版所遗漏的出版物数据。
清末民初的中国报刊目录采取定类计量统计与定性论述并行的方法，分析特定时期中国报刊或中文报刊的数据信息，突出同类报刊的特质，多数中文报刊目录还对中国本土报刊发展规律进行探讨，为近现代中国报刊史和报刊目录编纂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
5. 清末民初代表性报刊目录的计量偏差与成因
清末民初，无论是独立出版或附录刊载的中国报刊目录，还是新闻学著述或教科书中统计和引用的报刊数据，其计量数据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白瑞华在《中国报纸(1800~1912)》中引用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包克私《本土报纸》的统计数据、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与1921年、1923年和1925年《中国年鉴》公布的中国报刊数据，来说明中国报刊的增长情况，“这些报刊目录的统计数据都是真实的，并没有夸张。前两个数据省略15种到20种传教士报刊，后几种报刊目录的数据包含教会报刊，但宗教报刊只占很小的比例”( [1], p. 127)。白瑞华对中国报刊统计数据的认识，恰好佐证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计量数据所存在的偏差。
5.1. 清末民初代表性报刊目录的计量偏差
清末民初代表性报刊目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计量方法与数据偏差：
1) 在1992年，宁树藩教授和周振鹤教授曾经围绕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是否为最早被人发现和利用过的中文报刊目录展开讨论。根据宁树藩的研究，在1815~189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合计126种(《京报》除外)，而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只“收录75种，漏收51种”( [12], pp. 64~70)。
宁树藩指出范氏目录遗漏《千里镜》(The Telescope)、《日昇报》(Rising Sun)、《飞龙报篇》等15种中文报刊，论述范氏目录的“主编”栏目、报刊创刊和停刊日期、报刊出版地、报刊性质、发行量和售价栏目的缺失信息，甚至说明“《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等报刊的英译名错误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外新闻》等报刊的记录错误”( [12], pp. 64~70)。
李提摩太在《中国各报馆始末》文中引用源自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的报刊数据，自有不实之嫌。
2) 包克私在“本土报纸”文中的报刊统计数据为60种，与十年前范约翰《论报刊及中文报刊目录》的计量76种相差16种之多。包克私此文关注19世纪末中国报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只是列举上海与其他各地出版的主要报刊，忽略办刊时间不长的普通报刊，文中象征性提及在上海出现的“短命报刊”。
3)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出版地为参数统计全国的日报和海内外丛报的数据，其报刊目录的优势在于表明各家报刊的存佚或改版情况，但它统计的报刊有遗漏，“右表所列，仅得八九。阙漏谬误，自知不免”( [4], p. 6400)，而且未厘清在华中文外报与中国本土新型中文报刊的分野。
4) 白瑞华指出，1921年《中国年鉴》所统计的840种报刊中省略了掮客发行或沿街兜售而未登记或交纳特殊邮政费用的报纸，与《申报》当年统计的期刊数据1134种有出入，而1917年吴板桥估算日报总计为“2000种”( [1], p. 127)。
5) 柏德逊认为，“卡尔·克老公司1921年版《中国报刊目录》所列数据包括报刊所属国家、创刊时间和发行量。发行量数据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因为中国还没有审查发行量的机构存在”( [13], p. 86)。
6) 罗文达《中国宗教期刊》收录在华宗教报刊和中国本土宗教报刊的详实数据，但它局限于在华宗教报刊和中国本土宗教报刊，缺失在华商业报刊和世俗化宗教报刊的记录。
与独立出版或附录刊载的中国报刊目录一样，清末民初新闻学著述或教科书中引用的报刊统计数据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金多士《在华传教士报刊》未收录清末宗教报刊之外在华传教士创办的其他外报；戈公振《新闻学撮要》未涉及日报之外的其他报刊。在《新闻学撮要》的“欧美著名日报一览表”中，戈公振同样只统计著名外文日报，甚至忽略在华日本人创办的报纸。
5.2. 清末民初报刊目录的计量偏差成因
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编纂者对于中国报业发展脉络和在华外报的历史沿革认识不清，统计对象有局限性；报刊目录编纂者所采用的分类计量标准不统一，统计方法不太合理，导致中国报刊目录的统计数据出现偏差。
1) 统计对象片面
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问题首先表现为统计对象的片面。近现代中国报坛出现各种中外文报刊——在华宗教报刊和中国本土宗教报刊、世俗化宗教报刊与商业报刊、外国政府或代理机构创办的中外文报刊、逐渐式微并退出报坛的《京报》、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等，“洋人出钱，秀才办报”、官商合办、双语或者多语种报刊等办刊方式多样，发展脉络错综复杂，需要报刊目录编纂者进行细致而合理的分类和计量。
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多出自在华传教士和外国人之手，“中西文化融合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追本溯源，为双方灌输之先导者，谁欤？则外人所发行之书报是已”( [8]，第三章四十六页)，在华外报构成中国近代报刊的重要组成，而报刊目录编纂者对于近代中国报坛发展脉络和在华外报构成中国近代报业重要组成的史实认识不清，往往将在华外文报刊排除在中国近代报刊之外，导致多数中国报刊目录并未收录在华外文报刊及其数据；忽略在华传教士报刊或在华外国人创办的商业报刊。个别中国近代报刊目录只是按照国家或语种分类对外文报刊进行分类整理，没有精确的统计。
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均未收录马礼逊于1833年在澳门创办的中文报刊《千里镜》，个别著述关于《千里镜》的论述存在很大分歧，甚至与马礼逊及其次子马翰儒(John Robert Morrison)创办的英文周刊《澳门杂文编》(Serial Miscellany)混淆。《中国丛报》第12卷1843年2月第1期“澳门和马尼拉的报刊”章节介绍了《千里镜》，“我们最近收到中文月刊《千里镜》(the Thousand-mile-glass, or The Telescope)第一期。《千里镜》出版初衷是作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益智会)监管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停刊)的续刊”( [10], p. 111)。《千里镜》只出版一期，而它是马礼逊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中文报刊，作为中国益智会监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姊妹”出版物，旨在启迪国人“睁眼看世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绝大多数中国近现代新闻学著述很少提及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的商业性中文周报《密妥士贸易报》(Meadows’ Commercial Reporter)。1847年3月《中国丛报》刊登《密妥士贸易报》的基本信息、计划书和前四期的内容摘要，该报其实是在华英国外交官兼译员蜜妥士(John A. T. Meadows, 1817~1875)于1847年2月6日创办的现代化商业性中文周刊，逢周六出版，地址在广州明街新巷3号。
谷长岭教授和叶凤美教授在“发现最早的现代中文周报——《蜜妥士贸易报》”文中，根据《中国丛报》有关《密妥士贸易报》的三则报道，论述其基本出版信息。白瑞华在《中国报纸(1800~1912)》中写到，Meadows等英美驻华学者担任《中国丛报》撰稿人，为《中国丛报》这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的出版做出贡献(Britton, 1966: 28~29)。这里的Meadows指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兼译员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及其弟密妥士(John A. T. Meadows)。
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千里镜》与密迪乐密妥士兄弟创办的现代化商业性中文周报《密妥士贸易报》的出版信息、办报理念和内容之所以被“遗忘”，实际上是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编纂者对早期在华外报认知不清和统计对象片面造成的。
2) 分类计量标准有待细化
近现代中国报业结构组成复杂，各类报刊隶属或传承关系交叉重叠，且多数报刊具有政治导向性，面临保守派–维新派–革命派的争斗和论战，往往具有多重性质，直接进行定类统计十分困难。而按照事物的品质加以分类统计，是对事物进行精确统计和计量的基础。这种对事物进行分类统计必须遵循统计分组的“品质标志与数量标志、不变标志与可变标志的要求以及穷尽原则和互斥原则的统计分组原则”( [14], pp. 32~34)。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偏差关键是报刊分类标准与计量方法所致。
首先，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的定类计量标准不统一，呈现多样化特征，既不符合统计学中属性分布数列的概念，即“按品质分组形成的品质分布数列”( [15], p. 37)，又容易漏掉或者重复统计某些报刊，违背统计学在使用定类尺度对事物进行分类时所要求的“穷尽和互斥准则”( [16], pp. 8~9)。卡尔·克老公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系列《中国报刊目录》之前主要的中国报刊目录以各自的定类标准对报刊进行分类计量，多样化的分类计量导致定类标准混乱，重复记录报刊的情况时有发生。
其次，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呈现计量数据与定性论述并行的特征，编纂者往往既明确列出一定时期的报刊清单，又添加编者的论述。目录数据和定性论述融合的特征要求报刊目录科学的细分化分类计量。除了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与卡尔·克老公司1935年版《中国报刊目录》之外，清末民初主要报刊目录的报刊存佚情况、改版、复刊、隶属或传承关系等数据信息尚未明晰，需要在定类计量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化数据统计和分析，即在初次定类计量的基础上再结合其他参数进行二次划分。如此，才能对“报刊目录的属性数据进行频数分布和图像的描述”( [17], pp. 24~33)，甚至实施定量数据的描述分析，进而探索报刊发展规律。
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根据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呈现的整体特性以及保守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激烈交锋的特点，首先按照报刊的政治导向性将报刊分为政府报纸、半官方报纸、保守派报纸、自由派报纸，区分报刊的政治属性。然后，根据发行地和语种再分组，按照俄语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得到最终的统计数据。这样的细分化定类计量方法在数据信息的处理上更为科学，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计算、错误计算的问题，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3) 缺失对报刊的计量数据分析
近现代代表性中国报刊目录旨在梳理中国报业发展脉络，并非简单统计一定时期内报刊的增长数据，其中所利用的指标与刊载的报刊发行信息等内容，重在论述某些报刊的重要新闻消息，用以揭示报刊的属性。这种报刊目录统计方法获得的数据需要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才能获得有关报刊属性的较为清晰的认识。
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第十一章“当代新闻事业”中分析《申报》(上海)《晨报》(北京)《益世报》(天津)《中西报》(汉口)《七十二行商报》(广州)五家报纸的新闻与非新闻内容比例、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的比例。林语堂根据国民党宣传委员会新闻审查部和内政部资料、《1935年中国年鉴》的信息对南京、北平、江苏等28个省市的910家报纸加以统计，罗列其中“313家具有多张版面的报纸”( [10], pp. 143~144)；他同时引用《申报》电讯社出版的《报学季刊》的海外报刊统计数据与《1933年中国年鉴》的统计数据分析各大报纸的发行量。林语堂在第十二章“当代期刊”中援引1934年《中国年鉴》、1935年《中国年鉴》、《生活周刊》、《1935年上海年鉴》等期刊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期刊细分化发展的繁荣景象，并与美国期刊对比分析，探讨中国报刊发展的局限性。
林语堂援引柏烈伟《中文报刊目录》、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罗文达《中国宗教期刊》与《中国年鉴》等报刊的统计数据，分析当时中国报刊发行量与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的增长情况。他认为，“中国报刊的发行量通常由出版商自己公布，除此之外没有更精确的统计数据可供查询，而一份报纸在中国读者中间传阅的人次远远超过西方读者群体”( [10], p. 148)，这样的报刊发行量数据自然打个折扣。
清末民初多数中国报刊目录旨在厘清中国报业某个时期或者某类报刊的数据信息与整体发展趋势，缺乏基于统计学时间序列编制概念的报刊计量数据，根本不可能考虑时间序列编制方法必须遵循的“时期长短相等原则、总体范围一致原则、计量方式一致原则和指标内容一致原则”( [18], pp. 249~250)。在多数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的时间序列编制中，时间序列缺少可比较性，没有遵循时间长短相等的原则，不可能按照时间序列编制方法来计量某个历史时期报刊的增长情况。
6. 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计量偏差的补正措施
清末民初代表性中国报刊目录根据各自的定类标准和计量方法某个历史时期或者某类报刊的发展概况进行数据统计，为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其中出现的计量数据偏差及其成因是复杂的。针对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出现的数据偏差及其成因，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补正措施，为现当代中国报刊目录或索引的编纂及其数据库建设提供值得信赖的完整而精确的数据信息，成为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题中要义。
6.1. 建立系统而科学的中国报刊目录计量标准
在林语堂看来，就报纸数量和发行量而言，从1895年至20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民国初二十年间，中国报业取得稳步发展。不过，民国初年报刊及其发行量数据是基于政府内政部公布的数据而来；各种报刊办办停停，情况总在变化；邮局提供的数据不包括没有经过邮政服务的本地派送的报刊，因此“精准的报刊数字是难以统计的”( [10], pp. 146~147)。《1933年申报年鉴》公布《申报》与《新晚报》两家报纸的发行量超过15万份。林语堂认为，这两家竞争对手的发行量一摸一样，或许是因为《中国年鉴》的编辑不想开罪任何一方而有意这样编写的数据，并非实际的统计结果。
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以报纸数量和发行量作为基本的定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而如林语堂所言，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的统计数字并不精准，报刊发行量多为编造的，这样的数据就失去计量统计的意义。因此，为改进和完善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须在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报刊目录定类方法和计量数据及其偏差的基础上，结合中外有关中国报学史的著述与报刊目录或索引，借鉴现代统计学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系统而科学的中国报刊目录计量标准。
6.2. 建立完整的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与分类索引
清末民初多数报刊目录只是对报刊加以定类划分和罗列，甚至标明其出版信息等，没有将报刊置于社会发展的动态背景下进行系统的统计与分析。弥补清末民初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偏差与不足，需要建立完整的中国报刊篇名目录与分类索引。
罗文达《关于中国报学之西文文字索引》、高向杲《中国新闻学文字索引》和汤健文《新闻学文字书目索引得》三部索引是中国报刊史上中西论文的完整检查目录，这些珍贵报刊史料长期被学界忽略，亟待挖掘和整理。胡道静在《新闻史上的新时代》有关地方新闻史研究治学方法的论述中对此评述，“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曾由罗文达博士主持，调查海外各地华侨社会的新闻事业情况，计有吴明琨作《爪哇的华侨报纸》，梁允彝作《夏威夷的华侨报纸》以及罗博士自作之《大洋洲的华侨报纸》等”( [19], p. 15)，“索引的工作，繁琐而劳，所谓于人者多，为几者少，很少人愿意做它”(胡道静，1946: p. 15)。罗文达索引刊印在《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九卷第四号，高先生的索引刊印在《图书馆学季刊》第十一卷第一号，汤先生的引得是北平印的单行本，“合这三部索引，关于我国新闻学的中西论文，才有一个完美的检查目录”( [19], p. 65)。
7. 小结
总之，为了清算在华中文报刊的准确数量，探析中国报刊的发展趋势和性质定位，清末民初以来众多汉学家和新闻学学者编著了众多中文报刊目录，他们通常采用质性与量性结合的编写方式，不仅列明报刊名称目录，更将报刊的相关内容进行完整的展示，清楚、真实地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国报刊的发展轨迹和发行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研究意义。但由于报刊计量方法存在问题，尤其是时间序列的不科学和计量标准的不统一，加之对于报刊的性质理解不到位，这一时期的中国报刊目录呈现明显的计量偏差，影响学者对于中国报刊发展历史的判断和分析。当代报刊研究者必须挖掘和搜集(辑佚、补遗、缀合)近现代中国报刊及在华外报史料，尤其是被忽略和尚未发现的相关资料；分类和整理翻译在华英文报刊及其目录索引，在系统研究在华英文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建立在华英文报刊篇名目录与分类索引，弥补现存中国报刊目录的不足，为系统分析当代新闻学著述有关中国报刊目录的计量标准和数据，为中国近代报业研究提供可靠统计史料。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