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诞生，使传统的经济形态发生改变，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女性就业者拥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1]。更多女性就业人员选择进入互联网平台就业。在互联网发展的同时，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平等就业的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向好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在此背景下，女性就业的群体不断壮大。疫情期间国内外失业率大幅升高，其中女性失业率明显高于男性，女性就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大，这给许多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在全民自主在家隔离的几个月中，我国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发展，这给许多家中待业女性或因疫情失业的女性提供了就业岗位。
1.2. 研究意义
女性就业的比例和层次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由于女性的体质原因和长时间的历史发展现状，女性就业率明显低于男性 [3]。当前我国广大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在就业创业中依旧遭遇着由观念、性别、技能等原因带来的一系列干扰与歧视，是制约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关于女性就业与创业研究课题较少，基于女性视角分析的内容相较于大众视角也十分稀少。占据人口将近一半数目的女性，今天仍受到就业歧视，女性的有效就业不仅属于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历来关注的一个独特领域。笔者从性别的视角调查分析女性在社会环境中创业就业的机遇与阻力，基于女性选择就业与创业不同于男性所要面临的困境，寻找帮助女性突破困境的方法。
笔者着眼于互联网平台对性别的淡化，以及女性在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的优劣势，深入挖掘信息内涵，力求分析得出更多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深层因素。疫情期间大众创业就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针对此情况，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就业的政策，而这些就业鼓励政策对于女性的创业就业环境和创业就业率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下，创就业者拥有了广阔的空间，这样的经济形态对于女性的创业就业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2. 研究过程
2.1. 数据来源
本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个人为单位发放问卷星电子问卷，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100份。
2.2. 研究思路
采用描述性统计研究在女性“互联网+”就业下的工资变化情况、女性就业存在的优势及劣势，采用差异检验研究不同学历与对待女性就业态度存在的差异、不同性别与就业压力大小存在的差异。通过对跨境电商、互联网创业品牌、网店店主及微商进行访谈，了解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女性就业所存在的问题，根据具体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就业建议。
3. 研究结果
3.1. 疫情时期从事互联网工作人数有所上升平均年龄有下降趋势
受访者中有28%的人从事互联网工作五年以上，有13%的人从事时间在3年~5年，有29%的人接触互联网行业1~3年，而30%的人从事互联网行业不到1年。受访者中50岁以上占19%，35~49岁占4%，21~34岁占40%，20岁以下占37% (见图1)。
从事互联网工作三年以下的受访者占59%，而34岁以下的从业者占77%，随着信息化时代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加之疫情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各互联网平台聚集了大量的年轻、高学历女性(见图2)。
受访者中从事网店的人数占15%，从事网络自媒体占7%，从事直播带货占11%，从事技术类岗位占3%，从事运营类岗位占13%，从事设计类岗位占5%，从事市场营销类岗位占3%，从事财务类岗位占22%，受访者中无人从事人力资源类岗位(见图3)。
通过数据发现女性在技术类、设计类、市场营销及人力资源类岗位从业人数较少，这一现象说明女性在职业中遇到就业障碍，在部分岗位上性别差距明显。
Figure 1. Respondents working hours
图1. 受访者从事当前工作的时间
3.2. 互联网虽给女性提供就业便利，但女性在互联网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当在问及受访者“互联网+”的发展对女性就业提供哪些帮助时，有三成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就业方式和就业时间，有三成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淡化了职业中的性别意识。在调查中仅有5%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的就业门槛更低，8%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增加了就业渠道(见图4)。
一部分受访者表示近年来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迭代速度加快，在新模式、新技术方面的洞察力往往不够敏锐，这成为了她们创就业的困难。另一部分已婚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创就业中遭受到家庭的阻力和社会的偏见，家人往往要求女性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家庭中，有些已经在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女性如果不能顾全家庭往往也会收到家人的反对。除此之外很多平台对已婚已育的女性就业者存在偏见，不愿意录用，这两点极大的影响着女性的创就业数量和质量。
但在访谈中，男性对于女性就业形势较男性更严峻却持相悖看法，调查的男性访谈者均认为女性的性格、外貌等因素在互联网就业中有天然的优势。
此外，在调查中有五成受访者的学历在本科及以上，并且有五成受访者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女性就业形势依然较男性更严峻。女性从业者受教育水平提升，意味着女性将不断实现自我提升，突破男女职业壁垒，成为职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见图5)。
由此可见互联网就业并没有降低门槛，互联网就业渠道并没有大众想象中的宽泛，政策及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在不同的性别视角下男女就业形势有极大反差(见图6)。
Figure 4. Respondents’ opinions on how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acilitates women’s employment
图4. 受访者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对女性就业提供的便利
Figure 6.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图6. 在“互联网+”背景下，受访者对男女就业形势的态度
3.3. 互联网工作对女性工资改变不大提高女性就业的竞争力需要多方努力
在调查的受访者中有58%的人工资和以前相比下降了，22%的受访者没有变化，仅有20%的受访者工资上涨。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女性平均工资为6847，比去年下降2.1%，男性平均补偿低于31.8%。面对疫情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女性由于收入不稳定，因而面临较高的职业风险(见图7)。
在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调查中56%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需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两性平等就业政策；55%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加强性别平等宣传，消除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偏见56%的受访者认为女性应当提高个人素质，增加社会竞争力；另有41%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女性的后顾之忧(见图8)。
Figure 7. Salary of respondents after engaging in Internet work
图7. 受访者从事互联网工作后工资情况
Figure 8.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emale employment
图8. 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调查结果
3.4. 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度增长学历成为女性就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已获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搭建回归分析模型，以月工资为因变量；现从事的职业、学历、年龄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Table 3. Variables entered and removed
表3. 输入/除去的变量
a因变量：月工资；b已输入所请求的所有变量。
a预测变量：(常量)，职业，年龄，学历；b因变量：月工资。
a因变量：月工资；b预测变量：(常量)，职业，年龄，学历。
a因变量：月工资。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R方为0.974，说明因变量的97.4%由现从事的职业、学历、年龄决定；年龄的Beta为0.273，学历的Beta值为2.222，现从事的职业的Beta为0.370，说明该模型为y = 0.273x1 + 2.222x2 + 0.370x3 − 0.824，即月工资 = 0.273年龄 + 2.222学历 + 0.370职业 − 0.824 (见表1~4)。
综上所述，该模型为y = 0.273x1 + 2.222x2 + 0.370x3 − 0.824，对工资影响程度最大的变量为学历，影响程度最小的为职业(见表5、表6)。
性别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的重要问题之一，女性就业者在职业上虽然同男性一样享受由学历带来的正向回报，但是对于较高学历的女性而言就业的性别差异反而越大。图5受访者学历一表可以发现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就业者近一半，而图7受访者从事互联网工作后工资情况却显示58%的就业者工资有所下降，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高学历女性对职业发展有着较高要求，但很多行业对女性就业者设有玻璃天花板，另外适合女性的岗位也更少，但高学历女性却更难以将就。其二，高学历女性想要竞争的优秀职位，不仅要和同样优秀的男性、女性竞争，甚至还包括能力稍次的男性。在求职群体中，即便是年轻群体，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反超男性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年轻群体中，女性受教育程度虽然反超男性，但是女性参与就业市场的机会以及职业发展的前景仍不如男性。
4. 保障女性就业创业的建议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年轻的、高学历女性选择了互联网平台，这一现象在疫情期间更为显著。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给女性提供了就业便利，并且其灵活的就业方式和就业时间给了女性就业者更多选择，但是女性在互联网平台就业仍然遭受性别歧视、家庭阻力、思维限制、社会偏见、职业壁垒和更高的职业风险。我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上取得了不小进展，但是仍然有诸多待解决的问题。
“互联网+”的发展赋予了女性在职场上的新机遇，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缩小了男女及城乡的发展差距，但传统观念、社会制度以及数字性别鸿沟依然使女性就业陷入困境。关注女性的就业需求，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是女性获得独立经济地位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是女性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平等权利的根本之基。
4.1. 完善立法保障女性就业平等权
我国《宪法》和《劳动法》对女性的权益均有说明，但随着社会和就业情势的发展，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亟待完善，保障女性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同时政府也需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建立完善的女性就业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平等权 [4]。
4.2. 完善生育保障制度提高女性就业质量
面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积极实行三孩政策，为了落实三孩政策各地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这虽然是对妇女权益提供的特殊保障，但妨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即便互联网增加了就业的灵活性，但这一举措仍然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5]。在生育新政出台后，即便同岗位的女性应聘者更加优秀，但是公司会有所顾虑而择优录取男性 [6]。所以地方在设计政策时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平衡，将促进生育和保障就业相结合，并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7]。
4.3. 促进灵活就业提高劳动报酬
自2019年以来，国内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外经济形势严峻，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电商、网络服务等新形式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将要继续实施扶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发展，创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科技日益发展，增加了新的岗位和工作机会。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积极推进就业平等，消除一切影响平等的障碍因素，营造全民公平就业环境，并且坚持落实男女同工同酬 [8]。
4.4. 增强女性就业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
由于我国传统以及现实更重视男性教育，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女性不仅接受的教育投资较少且工作存在间断。
企业可以根据岗位的结构和技术要求对女性进行技术培训，使女性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同步。在此过程中女性除了提升技术水平，更要抓住数字化机遇结合自身发展优势，积极学习新的技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4.5. 加强女性领导力的建设鼓励女性积极进入管理层
根据研究观察到，大部分人认为女性除了在主播岗位有着优势，但在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的突出，在问卷调查中也有53%的人认为女性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仍存在着相较于男性的就业劣势。根据LinkedIn的数据显示，随着疫情的稳定，劳动力市场也在逐步恢复，但是许多行业的女性再就业速度相较于男性更慢，进入领导岗位的可能性也更低。女性领导者特有亲和力的感召以及母性的关怀都在互联网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不同于男性的魅力，所以女性在领导者方面同样拥有巨大潜力，如果更多女性能够成为管理层领导者，不仅会使自身收入增加而且为女性人才的涌入创造正面激励，同时也会为互联网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