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些年以来，有关公司年报等文献资料的研究越来越多。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国家，资本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可发现其公司治理体系相对薄弱，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保护更是如此。中国上市公司不仅存在着会计盈余信息披露的问题，而且其所传达的信息的可靠性也很难得到保障。年报比较于业绩说明会、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来说所涉及的信息量很多，为许多投资人所重视，是上市公司进行内部信息发布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成为了学术界开展文本数据分析工作的主要研究样本。以往调查已证明，企业管理层有误导投资人的动机，会综合利用数字及文本信息来影响投资人对企业基本面的判断，从而扭曲了市场资讯使用者的意识。
同时，我国经济近些年来保持高速发展，上市公司并购的交易数量和规模都随之扩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准则中是这样定义商誉的：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合并成本大于被购买方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商誉会产生于企业合并，大量的商誉减值计提出现在合并后的会计年度。为了加强管理，有关上市公司并购的规范制度不断推出，一是保障商誉减值科目的规范性，二是对后续计量实施有效监督。现有文献对商誉减值准备的动因介绍主要有两种：真实经营结果例如经济下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导致资产发生减值的可能和管理层出于谋取私利进行盈余管理。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大量出现，不仅受到了资本市场和监管部门的关注，而且在理论上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入手，由真实经营结果和盈余管理出发，将管理层语调与商誉减值结合起来考察探究管理层语调是否对商誉减值行为有一定影响，即分析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语调与计提商誉减值行为产生反配合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现有文献大多数还集中于理性的报表数字信息上，而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将上市公司的研究推进到感性的文本信息，扩展了年报的研究领域。第二，当下利用年报分析管理层语调的研究并没有很多，一些文献验证了管理层的语调具有信息预测性 [1] 及配合数字信息进行盈余管理等的作用 [2]。本文从商誉减值角度，说明管理层语调的反配合即调和作用，为研究管理层语调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方向。第三，以往研究大多从定量方面研究商誉减值，鲜有文献从定性出发，在会计报告中，文字资料与结构化资料是企业经营状况的两种表现形式。相对于客观、特定的结构性数据，文本的传递更具灵活性，更难被规范，也不易于受到法律的制约。第四，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外部监管即分析师关注度对于管理层语调与商誉减值间的影响，为严格规范我国上市公司文字语言信息公开，提高企业所披露的信息质量提供重要现实依据。
2.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现有文献研究中可知，商誉减值原因主要出于两种：一是经济因素，即基于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 [3]，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能够反映其自身经营状况和所在行业的不利变化 [4]。二是盈余管理动机，具体表现为盈余平滑动机和洗大澡动机 [5]。同时，也有一些文献表明，管理层在传达文本信息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混淆性”。与一般的语调不同，这一部分语调预示公司未来的盈余及现金流量会减少。公司高管编制年报时存在“口是心非”的操纵嫌疑 [6]，公司在利润变动较大的年度，尤其是在会计业绩特别糟糕或异常乐观的情况下，企业更容易确认商誉的减值，并且存在着一定的盈余管理动机 [5]，而管理层出于利益需要，倾向于向外界展现较稳定积极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收益能力。
其次，通过文字和语言交流，管理层在对外公开公司信息方面有其优越性，自古以来，文字语言相比于客观的数字来说更具温度，也更耐人寻味，有很强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在表现公司状况时以灵活性、可操纵性占据更大优势。文本信息可以更巧妙的将信息传递出来，比客观数字更富有弹性，这使得管理层在披露定性信息时有更大的酌情权 [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层有动机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不论商誉减值出于何种原因，尤其是当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时，由于定量信息客观精确，而文本信息更加灵活，为了修饰报表中可能被别人识出来的盈余管理，管理层会倾向于利用文本信息含蓄模糊的表现公司的真实状况，去反配合即中和报表上出于多样动机而计提的大量商誉减值损失。由于文本信息在公司经营分析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关利益者与监管者不仅仅只是依靠数字信息来识别，而是文本与数字信息综合考量，出于制度法律的规范，管理层也会选择利用灵活性、可操作性更强的文本信息来隐晦的真实反映公司状况，所以，本文假设：
假设H1：管理层净语调越积极，计提的商誉减值比例就越高。
假设H2：管理层净语调越积极，商誉发生减值的可能性就越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自2014年开始，有关商誉减值的数据披露才较为完备，所以本文分别在wind、国泰安中查找数据，下载了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有关数据为样本，并进行了以下几项处理：1) 删掉金融行业公司数据；2) 删掉ST公司数据；3) 删掉某些数据缺失的公司的所有数据，最后得到了13,296个观测值，而其中包含的商誉减值损失观测值是2059个。为了避免影响结论的极端数值，对所有连续变量，本文在上下各进行了1%分位缩尾处理。回归分析使用STATA 16.0软件。
3.2. 变量定义
因变量1为商誉减值计提比例(GI-A)，公式为商誉减值损失/总资产，因变量2为商誉减值可能性(GI-D)，若发生减值取1，否则取0。
自变量为管理层净语调，采用Python开源中文“结巴”分词模块，对企业年报进行阅读和分词，采用词库构造方法，分别构造了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型词汇，其中，词汇的定义是根据台湾《中文情感极性词典》的积极、消极词汇的统计结果。公式借鉴谢德仁、林乐 [1] 的方法：TONE1 = (积极词汇 − 消极词汇)/(积极词汇 + 消极词汇)；TONE值越大，说明净语调越积极。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参照LM词典 [7] 重新定义积极消极词汇，并用Huang [8] 等方式计算语调2：TONE2 = (积极词汇 − 消极词汇)/词汇总数，Tone1用于主回归检验，Tone2用于稳健性检验。
参考以往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等，变量具体情况见表1。
3.3. 模型构建
模型1
模型2
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为假设1和假设2所适用。
3.4. 实证分析
3.4.1. 描述性统计
从表2中可得，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样本数为13,296，除去确认减值损失的2059个，其余均为没有发生减值损失或者没有商誉；它的平均值为0.00169，而标准差为0.00904，由此可见标准差大于平均值，表明离散程度较大，即不同公司之间计提商誉减值数额差异较大。说明排除经济下行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部分公司内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比较高；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平均值为0.155，说明总体来说计提商誉的公司少于不计提商誉公司的个数；而且，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最小值为0，而最大值为0.0769，说明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与法律制度规范下，各个公司对商誉计提的金额具有弹性。管理层语调1平均值为0.409，大于0，说明上市公司管理层语调总体偏积极，最小值最大值都大于0，说明样本中所有公司年报中积极词汇均高于消极词汇的使用频率，而Tone2对比Tone1来说衡量更为严格，原因在于，Tone2中分母为所有词汇，同时也包含了在积极消极范围外的中性词汇，可以看出，Tone2的净语调要比Tone1消极一些，且最小值为−0.0441，说明该公司消极词汇使用频率要高于积极词汇的使用频率。这表现在不同的情感词汇定义标准以及不同的计算方法下，公司管理层的语调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均在合理区间分布，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在此不一一介绍。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key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3.4.2. 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模型(1)验证了管理层净语调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为正比例关系，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当管理层净语调越积极的情况下，商誉减值计提比例也会变高；即管理层净语调对商誉减值比例具有反向匹配或调和作用，原因可能为管理层会利用积极的净语调向外传达利好信息以缓和企业因其它动机而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的市场反应。由此证实了上文的假设1。
从模型(2)中可得，管理层净语调与商誉减值可能性同样为正比例关系，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层净正面语调愈高，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可能性就愈大，当公司年报语调中表达出来的真实情况较好，但出于需要掩盖真实业绩时，往往会选择进行商誉减值，即管理层具有通过操纵年报语调来中和数字信息掩盖公司真实经营情况带来的市场反应，管理层语调信息具有信息调和作用，较为积极的管理层净语调预示商誉发生减值的可能性越高，由此证实了上文的假设2。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management tone to goodwill impairment
表3. 管理层语调对商誉减值的回归结果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3.4.3. 分析师关注度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对管理者来说，股东、投资者等各利益相关者在获取资讯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通过改进信息的可信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管理者的信息优势，减少企业的道德风险和反向选择，帮助利益相关者作出正确的决定。而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起到了外部监督的作用，因为分析师在传递公司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加大了高管层进行操纵的成本，为管理层利用商誉减值来实现盈余管理的动机增加了不少难度，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使得公司年报中文本与数字所表达信息具有一致性。
由表4可以看出，研究结果显示，Tone1与AnaAttention系数均显著为正，交乘项Tone1*AnaAttention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分析师关注度抑制了管理层净语调对商誉减值计提比例的正向促进关系，即在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管理层语调越积极，商誉减资计提比例就越低，管理层偏向利用语调反应企业真实情况，且抑制利用商誉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nalyst attention
表4. 分析师关注度调节作用回归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3.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参照LM情感词汇列表，并借鉴曾庆生 [6] 的研究，将自变量换为Tone2，因变量为GI_A、GI_D，控制变量不变，由表5可知，管理层净语调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有着1%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原始回归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H1、H2。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4. 结论与启示
当下，上市公司倾向于利用商誉减值满足多种动机，而年报作为文字信息又有很强的可操纵性。基于此，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4~2020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探讨了管理层语调在商誉减值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净语调与商誉减值比例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即管理层净语调愈积极，则商誉减值比例也会随之变高；管理层净语调与商誉减值可能性也有着正向促进的作用，即管理层净语调愈积极，则商誉发生减值的可能性也会变高；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净语调与商誉减值计提的正相关性会减弱。
本文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实践启示：首先，在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频发且规模较大的背景下，本文为利益相关方和监管部门更好地分析商誉减值动因提供了新视角，以往多从报表中数字来进行分析，现在结合文本语调更利于全面准确的把握动机，使得投资效率与监管效率大大提高。其次，现有大多数关于管理层语调的研究集中于信息预示、配合数字信息等作用，而本文研究发现语调具有反配合作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应当积极推动建立文本信息披露评估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规范，以引导其在财务数字、文字等层面上实现信息的一致性，达到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目的。再者，本文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可以有效促进文本数字信息导向的一致性，监管部门应加大力度，从外部监管人的角度来规范文本数字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最后，要积极引导和推进投资者的教育，在文字与数字“混淆”的背景下，投资者应增强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其能够正确、完整地了解公司年报的内容，避免因管理层语调而导致决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