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外性别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
性别语言研究源于西方，最早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早在当时的西欧古代戏剧文献中就保存了很多反映男女语言性别差异的珍贵实例(Gregersen 1979: 3) [1]。
西方有关专门记录和分析女子言语表达特点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原始部落的早期语言调查和人类学研究中。我们知道，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欧洲人以殖民为目的踏上广袤的美洲和亚洲土地，直接促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的鼎盛发展，从而使语言学摆脱了中世纪以来漫长的古典语文学阶段开始作为独立学科进入人类科学研究视野，语言调查与记录也成为一项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欧洲的一些人类学家就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惊异地发现在当地原始部落中男人和女人以性别群体为划分，并且在男性与女性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语言使用的差别。
1665年，罗宾·福特(Robin Fort)所著的Histories Nature Morale Desiles Antilles详细考察和记载了欧洲人初到小安第列斯群岛时发现当地加勒比印第安人部落中的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孙汝建，1997: 187) [2]，该书也常被看作是有意识记录“性别语言”的最早文献。在18世纪，语文学家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也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女子遣词用语的奇妙之处。这些早期的记录和描写只是零碎的观察和讨论，还算不上专门的研究。
到20世纪初期，并从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语言与性别”的议题便逐渐开始逐步真正引起语言界学者们的关注：1913年，马丁纳(F. Mauthner)就指出，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共同影响使得语言中存在客观的性别差异，同时他的研究采用历史的方法追溯和考察了“女性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基本问题。1922年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 Jespersen)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巨著《语言：本质、发展及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s) [3]，其中一章名为“the woman”，内容详细罗列和阐述了女性语言特点，并列举了语言性别差异在10余种文化中的表现，叶斯伯森的研究标志着从语言学角度开展性别语言问题的研究终于拉开了序幕，这一著作也成为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必读文献。在叶斯柏森(O. Jespersen)的著作发表几年后的1929年，美国语言学家Edward Sapir发表了《亚纳语中的男人和女人的言语形式》，通过他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肯定了性别语言差异的存在。在此之后，语言学家Bloomfield (1933) [4] 和Mary Haas (1944) [5] 等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性别研究的内容。
这一阶段是自语言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语言性别差异问题开始进入语言学研究视野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丰富的语言调查实录、描写资料、报告等为语言性别差异及其研究提供了语料素材与佐证，使语言性别问题得以在语言学框架内获得早期观察与初步发展；同时以叶斯柏森的成果为代表的专门研究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对语言性别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考察。但是，这一时期对语言性别问题的探索多为零碎的讨论或语言学家个人的体会观察，带有很深的“印象”和“假定”特征，还谈不上科学意义上的严谨系统性研究，因此这一阶段在性别语言研究发展史上也被称为“零散研究期”，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把男性语言认定为是正统规范的表达，而把女性用语视为对规范偏离的变体，并对后者带有明显的贬抑评价色彩。
到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社会语言学研究思潮和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双重深刻影响，使性别语言研究开始注重理论借鉴和方法改良，摆脱了以往那种假想和随意式的做法，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科学研究阶段：
1975年，英国语言学家罗宾·莱考夫(Robin Lakoff) [6] 出版了第一部性别语言研究专著——《语言与妇女的地位》(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该书从语音、语调、词汇、语法及会话风格等方面对女性语言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大胆指出两性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反映出的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存在不平等的这一突破性观点。Lakoff的这一著作对性别语言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78年，美国科学院也出版过一部名为《语言、性别和性：差别有意义吗？》的论文集，并在该论文集的序言中提出了建立“性别语言学”(gender linguistics)的倡议，在短时间之内就激发了诸多语言学家对这一课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兴趣，大量论述性别语言差异的专著和论文也纷纷问世，促使性别语言成为语言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在西方语言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对语言性别问题研究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如Key，Labov (1972; 1975)，Trudgill (1974)，Zimmerman & West (1975)以及Thorne & Henley (1975)等，他们将性别语言研究又推进了一步。
论述语言性别差异存在的普遍性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首要内容，如社会语言学家安·博丁(Ann Bodine 1975: 132~136) [7] 的研究表明，至少在22种语言文化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性别差异现象(cf. Key 1975: 11~13; Thorne & Henley 1975: 14; Bodine 1977: 106~107)。人类语言学家希克森(Hickerson) [8] 甚至声称：除了年龄变体之外，所有话语群体中都可能存在着性别变体现象。也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研究的支撑下，性别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变量(an independent variable)进入语言学研究视野。
在接下来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学家的加盟，特别是对于不同言语群体行为模式的关注，使性别语言研究逐渐成为引起包括语言学家在内的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课题。这一时期的性别语言研究的突出变化是重点转向男女在不同社会场景下言语交际风格的动态发展研究，考察两性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使用方面呈现的多层次差异。研究方向与研究视野也比以前大为开阔，研究成果丰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行的一部介绍女子言语研究概况的目录学专著条目中，同言语交流模式、言语行为和性别差异相关的条目，竟有1314条之多(Jarrard & Randall 1985; cf. Davis 1983)；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有Beattie (1981)、Bolinger、West and Zimmerman (1983)、Holmes (1986)、Kipers (1987)等，他们的论著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受欧美性别语言研究引领，很多非欧美国家的语言学界也开始对语言与性别问开展研究，研究语料也不再仅限于英语，还涉及到俄语、日语、汉语等。
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以Milroy [9] 夫妇为首创，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网络法(social network approach)来多层次深入研究性别语言现象，考察语言性别变体与人们所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网络的密切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社会建构的眼光来看待语言中的性别这个范畴，如Bergvall (1999)、Eckert and McConnell (1992)、Ochs (1992)等。这些研究者认为性别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而不是说话者的静态特征，语言使用中的性别差异也随语境、语言者社会身份和社团活动变化而变化。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是用动态、关联的视角来考察语言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认识到性别是人们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建构的事物，而语言又是建构性别的重要方式。
从距我们最近的21世纪初期开始，语言与性别研究体现出深受女性主义语言观影响的特征，并在研究中更多的将学术探索和社会生活密切结合。Wodak (2003) [10] 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并阐述了语言、权势(势力)和认知意识的关系并对话语如何建构和支配权势的过程进行了观察和描述。在新世纪，语言和性别研究的新视域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如职业场合、大众传媒、文化教育等领域内的女性话语。
经过上述不同时期的发展，语言与性别的关联研究在语言学界，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届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上世纪末的1999年4月，美国纽约大学举办的第44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就以“语言与性别”作为大会中心议题，充分肯定了性别语言研究在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中的“显学”地位。
至今，对性别语言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已经走过了近60年的岁月，虽然同语言学学科的诞生相比还非常年轻，但这门语言学的边缘分支学科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并在一些语言学研究传统较深、研究较为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受到主流语言学界的重视，研究领域已遍布语言形式与功能研究的诸多分支，如：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话语行为、言语能力、语言习得、语言态度及文学作品分析等不同层次，性别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也逐渐得到主流语言学认可，成为语言与跨文化研究和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一部分。“缄默群体论”、“心理分析重建论”、“话语文体论”、“话语方略论”等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都试图从不同侧面通过详尽的分析讨论，对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性别异同现象及产生原因进行科学解释。回顾来看，性别语言研究，从理论构建到方法变换，经过几多嬗变、几多改良，走过了一段逐步发展完善的道路，正朝着理论体系创建和跨学科发展的方向发展前景。
2. 国外性别语言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合来看，西方性别语言研究自诞生以来相关研究所涉及的探讨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结构主义角度分析、描写和归纳女性语言(language of woman)的特点；二是对语言中反映出的性别歧视现象(sexism in language)的分析研究；三是探索性别因素对语言使用造成的具体影响，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研究不同性别的人所采用的谈话策略研究。
1) 其中第一方面的研究，即对女性语言特点的分析与描写开始最充分、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涉及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不同语言结构层面。
语音研究方面：主要研究男女不同性别在音质、音域、语调、发音形式等方面的差异，也正是通过男女性别语音差异的研究使得性别因素成为语音学分析中再也无法忽视的重要变量，提高了性别语言研究的科学性。语言学家德尔斯基(Edelsky 1979) [11] 明确无误的指出：“倘若试图找出言语产生中出现的种种差异，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取得成果的研究领域是考查语音同语言性别差异有关的问题”。有很多知名语言学家在语音性别差异研究领域中提出的观点也早已成为声学语音学的通识知识，如洛夫德(Loveday 1981: 77) [12] 在测定出英国男子和女子音频范围的性别差异后发现人们对于普遍音域的感知，在处于同一频率的强度变化时，也可导致音高的波动；绝大多数语音性别差异研究普遍发现女性对语音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且相比于男子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音的规律(Thorne & Henley 1972)，这个规律后来也被大量的语言变异研究所证实，成为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中的一条基本规则(Labov 1975)。结论。总之，性别差异在声学语音方面的表现在绝大多数性别语言研究中通常都是最丰富的，也早已成为性别语言研究课题的基石。
词汇方面：在性别语言研究中对具有性别差异的词汇进行归纳、描述的目的大多是致力于通过两性语言在词汇使用中的不同来挖掘语言表现出的“绝对性别差异”(qualitative gender difference)和“相对性别差异”(quantitative gender difference)。比较有影响的性别词汇研究有：海瑟林顿(Heatherington 1980)、诺瓦齐克(Nowaczyk 1982: 257~265)等人关于不同性别在色彩语码选择中的差异性与关联性研究；蔡卡(Chaika 1982: 212~213)研究关于男女两性在口语中使用感叹词的不同所造成的对强势词语和弱势词语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斯彭德(Spender 1980: 33)研究英语典型俗词俚语中存在的性别使用差异同时结合口语语料分析得出女子更多倾向于使用委婉婉转的口语表达而男子更多使用粗俗俚语的结论；林奇和施特劳斯–诺尔(Lynch & Strauss-Noll 1987)采用实物素描写作的实验方法试图考查男女自然性别对于语言表达习惯的影响等。
除了性别语言在词汇方面的描写性研究之外，词汇因说话人的性别产生的不同引申含义，即词汇的性别语用研究才是最富挑战性的。我们知道，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之间关系的讨论，本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易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如果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引入性别这个协变因素，那么这种相关性研究的难度就进一步增大。但其实，词汇在语用功能方面的性别差异也是最深刻、最普遍的语言现象之一。斯彭德(Spender 1980: 35) [13] 在归类研究了英语中一些常用副词后认为，像口语常用副词“perhaps”和“maybe”经不同性别的说话人之口说出时，不但会在词汇结构属性方面出现使用差异，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语用含义。当时英美的一些语用学家甚至从“yes”和“ok”这类最常用简单的词汇入手来分析其语用功能方面的性别差异；莫尔兹等人(Maltz et al. 1982)认为这些语言形式出自女性之口，语用含义多半表示“已经听到”或“已经听懂”对方话语内容的反馈，并没有赞同依从对方观点的意思(McConnell-Ginet 1983: 378)；斯瓦克(Swacher 1980)的研究发现男女使用OK所表示的语用功能不同的显著之处是男子在谈话过程中使用会下一时的使用这种成分表示话题转移或话轮转换的迹象；列文等人(Leven et al. 1983: 198)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论男女都有使用这一语言形式表示转换话题。通过这些结论可知在词汇层面，很多词对于男女两性来说有着不同的引申含义，词汇语用功能分析在性别语言问题研究方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由此可见一斑。
句法方面：对语言中性别与句法关系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性。性别语言在句法方面主要考察了男女两性对不同类型句式的使用频率和在句法上遣词造句的习惯。罗宾·莱考夫(Robin Lakoff 1973: 56)在总结女子语言的诸多特点后发现她们说话要比男子说话听上去“婉约客气”，即女子更善于使用委婉的表达，而男子的话语表达较女子直接；布鲁克(Brook 1970: 60) [14] 研究发现较女子英语的典型特点是大量使用省略式和感叹句式；伊琴斯夫妇(Eakins & Eakins 1978: 47)通过跟踪调查证实男孩和女孩在日常语言交际中所使用的句子结构也大有不同；鲍林杰(Bolinger 1980: 100)和莫尔兹(Maltz 1982: 197)也都曾指出女性在交谈中使用反意疑问句的机会明显多于男性。总之，性别语言研究通过句法层面的分析，发掘和整理了男女语言使用在句子层面的诸多差异，为丰富性别语言研究提供句法和语用的旁证材料。
语义方面：由于一些语言中有阳性、阴性、中性的“属性”(genus)范畴，人们就很容易将其与生物学范畴的“性”(sexus)联系起来，并将不同的属性范畴与生物的自然性别相对应，例如赋予阳性或中性名词以积极、主动、有力、活跃的意义，用拟人化的手法使这类词及其所表示的事物拥有男性的特征；而赋予阴性名词以消极、被动、从属的意味，使这类词及其所表示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女性的特征。这样，使语法范畴维度的阳性词、阴性词分别带上了生物性别相关的褒义和贬义的语义色彩。虽然这种“生物性别决定语法属性”的语言学解释在词源和逻辑方面漏洞百出，但却也曾在西方语言学理论发展中占据过主导地位，并影响了一些知名的语言学家，如格里姆(J. Grimm)和洪堡特等。
其原因主要在于印欧语系的诸多语言是本就有属性范畴的屈折语，大量词类属性的划分也带有明显的性别标记、隐喻范畴和根据属性区分语义类型的情况。因此，西方印欧语系中诸多具有性别范畴的语言在其词类属性与生物属性对应的概念语义方面的探讨一直也深受性别语言研究的关注。
2) 国外性别语言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对种种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的相关研究：
语言性别歧视(linguistic sexism)，指的是在语言使用中种种含有性别歧视的具体语言表现形式，历史以来的通常情况是男性别对女性的语言使用、语言习惯等表现出的诸多偏见和所持的消极态度。语言性别歧视是在语言使用和语言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社会语言学认为，性别语言歧视现象在不同文化中都以特定的某种文化符号表现出来，是一种文化定型(cultural stereotype)，一种社会心态(social attitude)，一种权势观念(power ideology)，一种认知模式(cognitive pattern)在语言系统中的反映。对语言性别歧视的专门研究一也是性别语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阵地，贯穿于性别语言研究诞生发展的各个阶段：
早在20世纪20年代，叶斯伯森(Jesperson 1924: 232) [15] 在研究中指出英语里不少名词存在单指男性和女性空缺的现象，尤其是表示职业的名词由于男女社会分工功能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性别分布不对称的情况。语言性别歧视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借用统计调查方法考察说话人的性别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并通过定量分析表明性别因素能以特定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言语行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性别语言歧视的专门研究数量有明显增加，在当时出版的一部专门讨论语言性别歧视的论文集(Thorne & Henley 1975)的文献注释部分收录了37篇专门关于语言性别歧视方面研究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语言性别歧视研究采取了更为冷静细致和客观科学的审视态度，对语言性别歧视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有D. Bolinger，著有Language: The Loaded Weapon (1980) [16]；这一时期的语言性别歧视研究还讨论了造成语言性别歧视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语言学家试图把语言性别歧视研究同语言文化、认知科学研究等新兴领域结合起来，在理论上试图通过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来阐述语言性别歧视对于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性。这一时期还加入了很多研究语言性别歧视的新人，如J. Holmes，J. Coates，D. Cameron，M. R. Key等；Mary Ritchie Key在她的《男性/女性语言》(Male/Female Language, 1996, 2nd ed.)一书中对男女语言差异的表现形式、差异范围及对造成语言性别歧视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和分析。
当前，语言性别歧视研究发展至今其观察视野更为广阔，理论体系也逐渐趋于合理，解释维度和深度也逐步走向成熟，克服了早期研究中偏听女性一方的单向思维模式弊端，同时挖掘了文化和社会结构中潜在或隐形的性别歧视偏向。还有诸如Schulz等学者通过语言词汇发展演变的历史和动态特征分析，发现了很多指称女子或形容女子的词语通常会经历性别贬义化的过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褒义变成贬义和极具歧视意义的词汇，而指示男性的同时期词语却多半不会经历性别贬义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同社会文有密切相关性的、深刻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语言性别歧视。如，英语中表示“先生”和“女士”的一对指称代词Sir和Madam，前者现在仍然用作一种头衔或者对表示对男士尊重的礼貌称呼；而后者在英语中现在可以指开妓院的女人这样带有女性性别贬损含义的称呼。
综上，语言学家们通过语言性别歧视研究，致力于男女平等思潮的传播，并力图改变不规范的语言使用，使语言在性别差异方面达到平衡状态。国外目前对语言性别歧视的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影响到了很多国家官方语言政策的制定。比如，不少表示职业称呼的词汇已经开始性别表达上更趋于中性化，如chairman被chairperson取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3) 国外性别语言研究的第三个主要内容是探索性别因素对语言使用造成的具体影响，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研究不同性别的人所采用的话语行为和会话模式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性别语言学领域的主要内容，考察了说话人性别、交际策略、会话模式在语言形式与功能选用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十分明显的定性分析特征。社会语言学家们收集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实际话语材料探讨两种性别在不同交际场景下的实际话语策略有何差异，并分析不同性别采用了何种言语交际行为。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在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和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理论”相关研究。此外，Sperber和Wilson (1986)联名出版了一本题为《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研究专著，在这部专著中提出了性别与交际、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从宏观上拓展了性别研究的领域。
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者就开始了在话语行为性别差异这一宏观层面上的调查工作。社会语言学海姆斯(Hymes 1973: 317) [17] 曾说：任何一个言语社团中，话语行为很有可能成为群体成员性别角色身份的标记；克拉姆(Kramer 1975)也认为，英美文化中的确存在明显有差异的男女言语行为现象。此后，性别与话语行为或会话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的阶段。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深入，早期探索中出现的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再次被重新提起，话语分析专家试图从语义功能和话语能力方面入手，力求对一些关于男女话语行为差异性研究寻求更为合理的描述框架与解释手段(West 1995)。一些有代表性的具体研究还有：
齐默尔曼和韦斯特(Zimmerman & West 1975) [18] 分析了不同的话语模式同某些特殊的句型、词汇、语音语调等结构传递着与性别有关的文化信息和含义。埃斯伯希特(Esposito 1979)认为，英语会话中的确存在类似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方面的性别差异现象。伯纳德(Bernard 1972) [19] 在广泛搜集语料和精心排比的基础上得出：女性在会话时经常流露出情感型文体特征；男性在会话中却多表现出具体文体特征；话题的选择与维持也多受说话人性别的影响。莱考夫(Lakoff 1979)和费什曼(Fishman 1980) [20] 声称，话语文体和遣词造句的不同可反映出说话人对自我性别形象的差异；男女在社会权势方面的等级差异，通过社会交际行为，不但进一步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再现出来，且有逐步内在化的趋势。
当前，语言性别差异与话语行为模式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趋向于进一步揭示和阐明不同话语变化现象的社会机能，并且挖掘从语用学的角度拓宽性别语言研究的深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潜心研究性别在语言使用中的意义，或者性别在语境中的意义两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语言中性别差异的大小、程度、范围、表现形式等都在通过语用研究得以丰富。
3. 国外性别语言研究的理论嬗变
语言性别差异现象无论是从语言本身的结构层面来看，还是从语用现象的诸多表现来看都非常繁多，西方性别语言学界对形成种种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原因解释也总是众说纷纭。由于不同研究者的观察视野有异，研究切入角度不同，研究内容千差万别，因此语言学家在探寻语言性别差异的理论时发现，试图对林林总总的性别语言现象提供一种单一理论上的解释其实并不容易。因语言中的性别差异现象实在太多，因此便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诠释，使得国外性别语言研究阶段性的经历了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价值论、建构论、调节论等主要理论的更替与嬗变过程：
1) 缺陷论(Defect Theory)
缺陷论的代表人物是Robin Lakoff。该理论认为，男女性别在语言使用上反映出的具体差异本质上体现出的是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Lakoff认为，男性的话语风格能传达说话者的权威，女性的语言则被认为上不如男性的语言优越，并被局限于女性之间，而无权享用男性的“权势语言风格”，这就意味着成为女性本身就是一种残缺，因此女性的语言相对于男性更具有缺陷。即男性处于社会领域中主导地位，形成了其强势的交际风格；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她们的话语呈现出弱势、缺陷(powerless)与无力(powerless)，不同性别的社会权势导致了言语行为的差异。如女性与男性相比，言语行为更加礼貌客气，交际模式也比较委婉有度。
缺陷论是最早期的性别语言研究解释理论，这一理论观点显著的局限性就是对女性的智力水平和言语交际能力带有明显的偏见，认定女性语言存在缺陷，本质上不如男性语言优越。这一理论观点对于性别语言的研究绝大多数仅凭经验，难免过于刻板笼统和片面单调，没有实际的语料和量化的分析论证的支撑，是一种静止僵化的观念，在解释性别语言现象时显得苍白无力。
2) 支配论(Dominance Theory)
这一理论实际上是缺陷论的衍生理论，也同样以“权势”概念为基础并进一步加深对男女不同性别之间在语言差异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罗宾·莱考夫(Robin Lakoff)，在其1975出版的《语言和妇女地位》(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一书中最早全面且系统的分析了女性语体(Woman’s style)在音系、词汇、句法、话语风格等方面所具有的从属性特点，她认为如果社会不平等一直存在，那么性别语言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在莱考夫之后，社会语言学家桑恩与亨利(Thorne & Henley 1975)合作编著论文集，通过多篇专门研究论文对“男性支配论”给予确认，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语言性别差异现象造成的广泛社会影响。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有齐默尔曼(D. Zimmerman)、韦斯特(C. West)和费什曼(P. Fishman)等，他们的研究认为由于女性总是在社会上处于无权地位，因此在语言使用和日常交际沟通中也总是表现出性别被动性。
这种理论观点也是性别语言研究领域的早期认识，主要观点以男性语言和交际方式为模板蓝本去评议女性语言表达和交际方式，并把男性语言作为正统，从认为女性的语言是对男性语言的偏离。但这种学说仍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显得过于笼统，也并不客观，因而在解释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方面受到很多诟病。
3) 差异论(Difference Theory)
差异论也称亚文化论(sub-culture model)。由马尔兹(Maltz)和博克(Borker) (1982)在他们的著作A cultural approach [21] 中提出的，主要依据的是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以及Gumperz (1982)有关跨文化交际失误的论述。差异论是对支配论在男女性别语言方面不平等观念的理论修正，将男女不同性别的群体作为同样的交际者，并以平等积极的态度分析男女话语风格上体现的客观差异，特别是关注女性在没有男性权威影响的语言环境下产生何种交际行为。Holme的著作《男人、女人》(Women, Men)对男女不同性别交际过程的研究发现男女交际目标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男性更关注语言的概念功能，女性则更关注语言的人际交往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还有学者Coates和Tannen (1990) [22] 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来自不同的文化，话语层的特征主要体现了性别在社会文化中的变异，因此两种性别之间的交际就应该是跨文化交际，只有了解了这种差异，才能在两性交际中避免交际失败和交际冲突。
但是，差异论的局限性在于其理论依据来自范围有限的实证性研究结果，并简单笼统地把所有的男性和女性看作同质的单一群体，忽视个体差异。结果就是一方面使性别在语言使用的研究方面难免体现出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的特征；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语言使用中性别差异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影响因素。因此在性别语言领域对差异论解释也不断产生过诸多批评。
4) 价值论(Value Theory)
这一理论解释主要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领域，现已成为社会语言学性别差异研究的一种经典解释。价值体系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两种价值系统，一种是主体型价值取向(a dominant orientation)，这类价值取向多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包括男性)所使用；另一种是变体型价值取向( a variant orientation)，多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包括女性)所沿用。
彼得·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 [23] 1972年关于英国诺里奇地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阐明了西方社会遵循着一条因性别取向而互异的价值标准，也就是不同的说话人的主导价值观念决定了其言语风格和交际模式的选用。Kramer (1974) [24] 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认为不同性别的说话人通过特定性别价值的言语表达来满足社会对性别期待的具体要求，如男性说话应该直白、刚毅、且有男子气概；女性说话应当优雅温婉(elegancy & implicity)，合格的女性语言应该表现出淑女风范(cf. Harshness versus polishedness)。
根据价值论，男女言语行为和话语模式和自然是不相同的。男性语言多体现主动性和自信型的主体性价值取向，多强调个人成就，表达个人意愿时多用“我将要”(I will)。女性语言多体现从属性和响应性的变体型价值取向，多侧重组织认同，多关心当下与眼前事务；以上体现出价值论在解释上的“双重性”。
5) 建构论(Constructive Theory)/行为集团论(Behavior group Theory)
以上介绍的几种性别语言研究理论都过分强调了两性语言的差别而忽视了语言使用的共同点，也没有考察语境、语域、交际目的等方面因素在语言中产生的共同综合影响。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和盛行的建构论(也被称为“行为集团论”)就是对性别语言逐渐增长的认识在理论解释上的弥补和反映。
语言学家卡梅伦(Cameron)在专著The Language-gender Interface: Challenging Cooptation [25] (1996)中对已经对传统的差异论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差异论不足以从本质上分析更大范围内的性别差异，因为不同性别的群体在某种特定社会语境下所采用的话语技巧并非只源于单纯的性别差异，而是出于实现特定的语言功能的目的。不难看出，倡导建构论不是将语言行为视为性别产生的直接结果，而是把性别视为影响语言行为的诸多因素这一。社会语言学家Lave Wenger (温格)提出，将社会性别的建构视为一个社会运行的全过程，用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待性别差异问题。之后还有部分学者，如弗雷迪(Freed)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男女在使用语言上存在差异，而是着眼于分析社会语境对人们语言行为的影响，就会发现男女两性在语言使用上更加趋于一致，而非相异。
建构论在解释性别语言上的优势在于：竭力反对把两性截然对立的二元论观点，更靠近以人为本的学术研究目的、更加关注造成语言性别变异的多重因素、更注重对个体性别语言行为的研究；这种理论解释也使性别语言研究充满了人文色彩和人性关照，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方法对以语言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的贡献和价值。该理论解释也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性别语言研究得到了突破性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众多性别语言学领域的跨学科成果。
6) 调节理论(Accommodation Theory)
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心理学家霍华德·贾尔斯和菲利普·史密斯(Howard Giles & Philip Smith 1979) [26] 提出，以性别语言价值判断和选择来解释语言性别差异现象。调节论是在建构论的基础上对性别语言解释进行的理论补充与完善，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性别语言的种种表达与呈现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不断调节中动态发展的。
语言学家Giles [27] 等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验证阐明：话语中出现的调整机制和说话人性别存在明显的关系，认为在通常在交际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获得对方赞同和支持，会采用不断调整自己话语风格和交际模式等的策略，以使自己的话语行为达到被对方所接受的话语目的。他的这一理论对性别语言学的理论发展至今仍影响深远。近年来，语言学家Morse和Eman等人还从社会心理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理论两方面考证了说话人性别特征的认知过程对言语交际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性别之间的交流能力、语言变量的具体含义。
综上所述，除了上述六种主要在不同阶段盛行的理论解释之外，性别语言研究也逐渐在很多不同理论学说的启示下呈现出一派观点迭起、理论纷繁的景象。出现了众多特色鲜明、论点独特、方法多样的理论学说，如“化装论”、“表演论”、“同等意识确认论”、“心理分析重建论”等。关于语言性别差异的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反映出语言性别研究从整体上看正朝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大步迈进，从各个不同侧面揭示了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联因素，这些多元理论范式对描写和分析性别语言问题开拓了新的视角，也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性别语言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4. 结语
性别语言研究虽发源自社会语言学研究处于世界学术前沿的英美等西方国家，但语言与性别之间的问题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也激发了无数研究者的兴趣。在高度提倡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对于国外性别语言研究发展历程、主要研究内容和理论嬗变有充分的历时认识，有助于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在语言与性别问题方面的本土化研究，助力我国语言科学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