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021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为了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要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目前幸福感多用于评估人们在生活满意度、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政策衡量指标。因此，促使决策者很大程度上评估社会现状时，不仅仅是考虑经济指标，还需要将幸福纳入决策指标 [1]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公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数据显示，我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5亿，占总人数比例超三分之一。不断扩大的老年人规模以及快速发展的老龄化趋势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幸福感”一词来源于伊斯特林悖论，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产生的一系列精神上的欣喜与喜悦的情绪，是某种主观情感上的真实表达和升华，是一种主观的实际感情流露。由于幸福感本身是主观情感上的体验，无法用指标予以衡量及量化。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界中的诸多学者已对老年人的幸福感采用实证检验的定量方法进行探究。许家明发现年龄、工作状况、婚姻状况、养老方式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2] ；景璐石等人指出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即社会支持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吴捷通过对天津市老年人的调研数据，验证发现社会支持和孤独感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3] 。此外，李丹阳认为家庭资本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的人力资本对幸福感影响尤为显著 [4] 。
综上所述，目前业界学者多从社会支持和家庭资本的角度对某一群体的幸福感做深度探析，并未从老年人自身及其子女支持的角度去关注其生活，且以往多文献以政策解读为主。因此，本文重点从个人资本禀赋和代际支持两个方面分析如何提高老年人晚年的幸福感。那么，个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其子女的关怀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如何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若能深度分析其心理机制，有利于把握老年人的心理建设，更好地按照“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理念持续推进工作。
2. 研究综述
2.1. 资本禀赋与老年人幸福感
经济学中的“资本”是各类生产要素的总和。从广义上理解，资本作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禀赋”指个体所拥有的智力、知识、技能、性格等素质的集合。资本禀赋影响个体行为首先是由布迪厄提出，他依据资本禀赋形态不同，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通过收入、资金积累体现，文化资本是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的表现，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 [5] 。因此，本文将资本禀赋划分为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提出以下假设。
2.1.1. 经济资本与老年人幸福感
经济资本是各种社会资源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资本形式 [6] 。其它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均以经济资本为基础，并包含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等 [7] 。收入是衡量经济资本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居民幸福感是正向显著，且没有地区和性别差异 [8] 从收入差距来看，收入差距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时，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 [9]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老年人的经济资本主要取决于个人全年总收入，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经济资本占有量越丰厚，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2.1.2. 文化资本与老年人幸福感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埃尔·布迪厄提出，即一切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 [10] 。布迪厄认为只有掌握资本的全部形态并对文化资本的内涵进行深度剖析，才能对其功能和结构有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文化资本存在三种形式：一是具体文化形态资本，以精神和身体持久的“性情”为基础，如知识、爱好、兴趣。二是客观文化形态资本，以外在客观文化产品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如书籍、词典、书法等。三是制度文化形态资本，此资本反映了社会公众的认知，如资格证书、学历等 [11] 。鞠春彦等人基于CGSS的数据得出文化资本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导因素，即文化资本越丰富，居民对于生活幸福水平的主观感受越强烈 [12]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侧重将老年人的文化资本量化为参加文娱活动及受教育程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参加文娱活动越频繁，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H3：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2.1.3. 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幸福感
“社会资本”的概念第一次也是由布迪厄系统提出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所拥有的关系网络有关，也就是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 [13] ”。在社会学领域，代表人物为林南。林南从网络资源的角度定义社会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 [14] 。在政治学领域，代表人物帕特南和福山。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特征，包括社会网络及其从网络中产生出来的信任与互惠的规范，这些特征有合作行为促进社会效率 [15] 。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石，将其界定为特定社会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程度 [16] 。当前更多的学者则是从多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例如，Narayan从信任、一般规范、社团参与、邻里联系、日常社交、和睦相处和志愿主义等几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 [17] 。目前业界也有诸多学者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刘成奎等人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的效应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其效应；并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 [18] 。张云武基于杭州市区的问卷数据，总结出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19] 。基于前文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维度，本文将选取邻里联系与社会信任两个维度衡量社会资本。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邻里联系越频繁，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H5：社会信任越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2.2.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
从老年人获得的视角分析，本文的代际支持为传统代际支持，即子女作为赡养父母的第一法定责任和义务人，需给予父母一定的经济支持、生活上的照顾帮助、情感上的日常互动。王积超等人选用中国老年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研究得出代际间经济互动、情感交流状况以及代际见面的频率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日常生活照料与打电话频率对其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 [20] 。王金水等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发现不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负面影响的大小和强弱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能否得到子女的支持而定 [21] 。基于前者的研究，本文选择子女对老年人的金钱支持、帮忙照顾生活、听老年人的心事与想法三个维度阐述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子女对老年人的金钱支持越多，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H7：子女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越频繁，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H8：子女倾听老年人的心事或想法越频繁，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是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它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方面地数据，本研究始于2003年，每两年一次，2017年后每一年一次，使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涉及目标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所有城市、农村家庭户。为了筛查出有效的目标数据，本次的研究对象是老年人，剔除缺失值后，最终筛选出的样本量为1373个，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此分析三者之间存在的关联性。
3.2. 变量分析
3.2.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60岁以上老年人的幸福感。在CGSS2017的问卷调查中，将因变量老年人的幸福感具体化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评分标准按照里克特量表1~5赋值，作为连续性变量处理。
3.2.2. 核心自变量
根据前文的总结，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老年人自身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代际支持。收入是经济资本最直接的考量标准，因此经济资本题项为“您个人去年(2016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为保证数据符合正态性分布，按收入的自然对数赋值。文化资本选取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三种分类，即客观文化形态资本与制度文化形态资本，从其文化生活和学历量化分析，题项为“过去一年，您是否参加文化活动，比如听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文化活动回答的评分标准按照里克特量表1~5赋值，可当连续性变量处理，学历重新赋值(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1；私塾、扫盲班、小学 = 2；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 = 3；大学及以上 = 4)。社会资本基于邻居联系与社会信任两个维度量化处理，题项为“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社会信任的评分标准按照里克特量表1~5赋值，社交娱乐的频繁程度(几乎每天 = 1；一周1到2次，一个月几次 = 2；大约一个月1次一年几次 = 3；一年1次或更少 = 4；从来不 = 5)。代际支持从子女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倾听三个维度分析，题项分别为“在过去一年中，该成年子女是否经常为您提供金钱帮助”、“在过去一年中，该成年子女是否经常为您帮助料理家务”、“在过去一年中，该成年子女是否经常为您听您的心事或想法”，三个回答按照里克特量表1~5赋值，程度依次递减。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3.2.3.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本文将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户口、健康程度等人口学特征为控制变量。1) 性别，将性别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2)；2) 民族，将民族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汉族 = 1；非汉族 = 2)；3) 政治面貌，将政治面貌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非党员 = 1；党员 = 2)；4) 户口，将户口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农业户口 = 1; 非农业户口 = 2)；5) 健康程度，将健康程度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很不健康 = 1；比较不健康 = 2；一般 = 3；比较健康 = 4；很健康 = 5)；6) 婚姻状况，将婚姻状况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未婚 = 1；已婚 = 2)。详情见表1。
3.3. 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主要分析资本禀赋、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适用两个自变量及其以上的回归模式。由于本文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因此适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其表达式为：
其中，Happiness为老年人幸福感；Capital代表资本禀赋；support代表代际支持；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依次构建四个嵌套模型，模型1考察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嵌套资本禀赋这一核心自变量；模型3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嵌套代际支持这一核心自变量；模型4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嵌套资本禀赋以及代际支持这两个核心自变量，并一同加入到全模型中。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SPSS26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通过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四个模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此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四个模型调整后的R2均在10%以上，但模型四的拟合效果最好，对于自变量的解释力达到了12.9%。最后，考虑到各个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通过模型可知，各自变量的VIF值均在2以下，远小于10，因此表明各模型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详情见表2。
Table 2. The influence model of capital endow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表2. 资本禀赋与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1. 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在性别方面，性别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表明女性老年人相比于男性老年人幸福感更强。这可能由于女性生活情感更为丰富，作为相比于男性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同性的关心和感受到细微生活的美好。在民族方面，民族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表明汉族相比于少数民族的老年人幸福感更强。这可能是由于生活在南部或东部的汉族老年人相比于生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基础配套设施更加完善，生活满意度较强，从而幸福感更高。在政治面貌方面，政治面貌对于老年人幸福感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表明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幸福感更强。这可能是是由于中国当前社会对于党员的工作认可度更高，拥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理念，荣誉感与幸福感更强。在户口方面，户口对于老年人幸福感在0.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表明非农业户口，即城镇老年人幸福感更强。这可能是因为交通出行、医疗资源等更加便利化的城镇化的生活增加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在身体健康方面，身体健康对于老年人幸福感在0.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身体越健康的老年人其幸福感越强。这与我们正常的认知是完全契合的。随着社会医疗水平的改善，老年越来越注重身体机能的发展，身体素质越好的老年人，其幸福感更强。在婚姻状况方面，婚姻状况对于老年人幸福感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表明已婚的老年人比未婚的老年人幸福感更强。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本来注重家庭取向，由于已婚的老年人不仅带来了子孙满堂、儿女孝顺的生活乐趣外，而且面对生活中面对的各种琐事，作为夫妻更会成为精神依靠的首要对象，幸福感往往越强。
4.2. 资本禀赋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可能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年收入，结果得出收入取自然对数后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说明个人年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其幸福感越强。假设1得到验证。这与众多学者的结论基本一致，也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稳定的经济收入是保障老年晚年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收入的稳定可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消费支出，解决老年人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如医疗开支、购物开支等，进而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文化资本包括空闲时间参加文化活动以及教育程度，文化活动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说明老年人空闲时间参加音乐会、演出等文化活动越频繁，其幸福感越强。假设2得到验证。老年人的教育程度与其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3未得到验证。安享晚年的老年人除了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也会不断愉悦自身的精神满足感，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弥补多余的空闲时间，也不断满足自身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从变量描述性分析来看，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学历占的比例较高，因此，结合我们身边老年人的现状看，当时的老年人由于家庭经济现状，更多的是关注与其生活质量有快速直接改善的福利待遇，而学历作为相对延迟性的回报，可能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不是很明显。
社会资本主要包括邻里联系以及社会信任，结果得出邻里联系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社会信任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0.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老年人参加邻里联系越频繁，其幸福感越强；老年人对于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幸福感也会越强。假设4、假设5得到验证。当老年人不断与周围邻居进行串门、打牌等社交性的娱乐活动时，会不断减少自身的负面情绪，降低内心的孤独感，增强生活的乐趣，丰富精神涵养，进而增强幸福感。通过与社会面接触会不断地缓解老年人的社交压力，在拓宽人脉交际圈后，可能会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提升社交安全感，充实自己的空闲生活，进而增强幸福感。
4.3.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样加入了可能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代际支持因素，包括子女的金钱支持、帮料理家务、倾听心事或想法，通过模型分析，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关系；子女的金钱支持与老年人的幸福感并不显著。假设6未得到验证。这与我们实际的认知存在落差，探究原因可能是，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取得了改善，尤其是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得益于我国以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事业基本覆盖，老年人普遍从国家政策中获得相当的社保经济支持，减弱了家庭子女的经济支持作用，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后，老年人更多地渴望子女的问候与关心。
子女帮料理家务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帮忙料理家务越频繁，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假设7得到验证。受限于年龄和体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相比与子女较弱，子女作为老年人的第一照料人，当老年人面对“老无所照”的现实窘境，子女主动承担起儿时父母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时，老年人的内心充满着喜悦感，进而增强幸福感。
子女倾听心事或想法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倾听老年人心事或想法越多，其幸福感越强。假设8得到验证。实际上倾听老年人诉说自己的心事或者想法，本身就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可以很好地拉近代际之间的情感距离和亲密程度，因此经常性的聆听老年人的心声，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
4.4. 资本禀赋、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4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资本禀赋、代际支持一同放入模型。结果显示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户口、身体健康、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对于因变量依然显著；资本禀赋、代际支持两个核心自变量相较于模型2和模型3的单一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且系数变化总体稳定。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CGSS2017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个人资本禀赋与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以人口特征为主的控制变量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最后，代际支持中的子女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子女帮料理家务与倾听心事或想法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结合以上结论得出以下启示：
5.1. 为老年人提供再就业机会，增加收入
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的提升无可厚非。首先，工作岗位的收入可以满足经济需求，使老年人不再为经济拮据而发愁。二是老年人凭借自身技能重返工作岗位，使其感受到成就感与满足感，这对于整天颐养天年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也是良性的。
5.2. 发展精神文化产业，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如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保障，但精神满足感愈发减少，而以文化为代表的精神需求越多，幸福感愈加强烈。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以政府为牵头。政府通过对老年人的文化活动进行补贴甚至免费，如在社区、工人文化宫等地免费举办文艺展览、建立老年人文化书屋等，提高老年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频率和参与感，进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
5.3. 拓宽老年人社交渠道
社交渠道是老年人增进社会交往和扩大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应重视拓展老年人的社交渠道。首先，以社区为单元，增加老年人社交基础设施，如设立老年棋牌室、茶室、阅览室、电脑室等，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场所，便于老年人就近开展社会交往活动；加强公共活动区域针对老年人的人性化设计，如在广场、公园等地开辟老年人广场舞区域，便于老年人展开社交娱乐活动 [22] 。其次，定期开展团建、歌舞联谊等活动，增加社交能力，让老年人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扩大社会交往平台。
5.4. 增进老年人的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当地政府应合理保障老年人的财产权益，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医疗等方面的援助；要注重公共权力的使用在社会信任机制建立过程中的模范带动作用，在社区定期组织开展邻里文化节，增进老年人与街坊邻里的沟通交流，摆脱信任危机，从而有效增进老年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 [22] 。
5.5. 弘扬孝道文化，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家风建设
赡养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明确子女对于老年人的赡养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在做好物质保障的同时，还应保障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得以满足；要增强与老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频率，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鼓励再婚等个人问题，及时地沟通是保障老年人精神活动的重要途径；要在全社会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风气，推进家风文明建设。
6. 不足与展望
由于主客观原因，本文尚且存在不足，需要后续的不断完善。首先，CGSS作为综合性的社会调查数据，其抽样范围较为广泛，并且对于各种学术性词汇的界定并未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本研究对于核心变量的选取稍显不足与粗糙。另外，部分变量的选取存在单向化现象；如代际支持多为子女与父母双向支持的过程，但是文中仅考虑子女对于父母的支持，因此会导致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针对资本禀赋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社区资本等对其幸福感的影响；针对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子女、亲戚等双向代际支持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对这些研究方向进行深入思考，也将成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