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性别投资逐渐进入投资领域和全球化视野。增加女性资本获取手段、保障女性职场公平以及为女性提供更为全面的生活产品与服务，成为当前性别问题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关注重点之一。
然而，一方面，有关性别范畴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构建，实际上仍是尚未完成的过程。尽管对于性别的认识有一些达成的、相对而言的共识，但性别的概念并非单一且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变动和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
另一方面，尽管有关女性以及女性相关的发展理论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就已经相当活跃，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及美国妇女运动等就一再强调男女平等、机会均等等问题，人们还是逐渐意识到在性别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女性的作用被极大的低估，其潜在的经济贡献与社会贡献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因性别差异、性别偏见以及未能对性别进行深入认识与研究，导致社会发展与经济实践出现了较多偏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有关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女性主义思潮才开始广泛崛起，并将理论逐渐应用于实践，从而促进了性别理论研究与女性发展研究的深入发展。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性别分工不平等、女性居于弱势地位这一现实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政治地位，较几个世纪之前有着明显且长足的进展，但是，这并没有实现女性的完全解放，且不能保证女性权益的最终实现与女性个人的完全受益。那么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究竟为何？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社会生活由生产资料与繁衍两部分构成之后，进一步叙述了女性面临解放的重大困境，也就是繁重的家务劳动。他认为，这种天然的性别分工和固化认识，是阻碍妇女完全解放、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屏障，因而只有彻底革新生产方式、消除私有制的家庭，从而使得女性全面地参与社会劳动，才能实现完全解放。然而这仍给我们留下了有待研究的问题，也就是女性进入社会并全面参与社会劳动，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解放？
马克思与恩格斯则对于性别平等关系的建立以及实现妇女解放这一前景问题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可见，若要实现性别平等并进一步实现女性解放，就务必保证女性重归公共劳动，并在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基础上，保证性别平等，将女性从压迫与束缚之中解放出来。
因此，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性别不平等与资本主生产的关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进行深刻认识与现实反思。这一视角的意义在于，区别与过往文献试图直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套用女权主义理论或性别理论，或者孤立地运用单独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女性问题进行认识，从而避免了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革命性的观点与科学的研究范式及方法庸俗化，有利于更加深刻地分析与认识矛盾；同样也避免了孤立、片面的研究性别关系与女性主义理论，能够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抽象与分析。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第一部分，本文将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性别与性别关系，尤其关注劳动力市场之中的社会性别与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反思批判；进一步地，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关性别不平等问题会随着资本逻辑的深化而表现出更加多样的特点，这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呈现出的性别不平等以及性别剥削的深入。据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性别与性别关系进行反思批判并提出建议。
2. 性别、性别不平等及其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2.1. 性别的概念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前文曾经提到，有关性别概念的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引用恩格斯曾说的话，那便是“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1]。”而对于性别的普遍认识是指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区分与差别。李小云、林志斌认为，中文释义中的性别通常是指男性与女性的生物学差异，而英文中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这是具有不同含义的名词 [2]。
性别的概念范畴来源于社会实践。现如今，其所包含的内涵更多的带有社会性——这一概念不单单是男性或者女性的专属代名词，而更多的表示一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其背后具有历史的演进轨迹与自身的发展逻辑。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性别平等政策》定义性别是“社会化过程中所建构的女性与男性的责任和作用。”此外，《牛津社会学词典》则关注社会性别，认为性别是“不仅是个体层次上的认同与个性，更是指结构层次上的、在文化预期和模式化预期之下的、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 [3]。
毫无疑问，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这些不同的定义方式，实则都是将“性”与“性别”作了区分。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性别正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浸润了的、受到人生理与心理因素影响的、社会化的产物。
目前存在的有关性别概念问题的认识，大致存在以下几个狭隘的观点。除了对于性别概念一成不变的认识之外，还存在着“性”与“性别”的混淆——即认为“性”与“性别”是同质的和毫无差别的；这种概念认识显然是不科学的，简单地将“性”与“性别”划归于一类，从而导致对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变得迷糊不清，甚至趋于简单化。“性别”是在长期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动态发展与历史演变的过程，因此，单纯将“性”与“性别”划等号，是问题的简单化与片面化。
另外一种认识是人为预设的前提，也即概念范畴的主观臆测。这种观点的片面性体现在，一提到“性别”，就会主动联系到女性，认为“性别”就是研究女性问题或者女性主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针对性别问题的理论过于单一，将女性片面化概述为“性别问题”的全部或者最为重要的问题，甚至将“性别问题”概括为“女性歧视”“女性剥削”等问题。这样的观点看似是对性别问题直截了当的简化，但忽视了对深层矛盾、阶级关系与权力关系，片面地将“性别问题”归咎于“女性”这一群体，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认识，以上这种片面化的认识，将性别问题单一化、静态化地归咎于女性问题，同时人为地将女性问题归类于女性自身，从而忽视了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正确和不全面的。
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所揭示的物质生产理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性别问题研究。由于以上观点的片面性，于是理论研究开始对父权制进行批判。如海迪·哈特曼认为性别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两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源于父权制对于妇女劳动的控制，所造成的这种不平等社会地位的根源来自于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进一步的，认为父权制的消亡是解决性别问题、促进女性权益发展的观点，同样是不合理的。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于两性关系的深刻认识。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是从激进女权主义继承了所谓的“父权制”概念，并认为这是导致女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她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所谓的“父权制”，其物质基础是男性对于女性劳动的统治，而这一统治必然要求女性被排除生产资源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如果不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革，性别平等、女性地位很难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单纯地结束父权制的统治，仍然不可能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性别概念与范畴研究，是站立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之上，这一立场正是将女性独立地站位于人民立场之中，从而充分肯定个女性在整个历史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4]。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男性为主要的立场之上，正如艾里斯·杨所说，“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将女性推导了边缘，从而使得女性成为‘次要劳动力’”，资本主义这一做法，正体现了其剥削的本质特征。
2.2.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也即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女性就已经占据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但是与男性劳动力不同的是，女性无法自主决定自己在哪工作、从事何种工作。直到19世纪中后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原子大家庭的出现，除却限制童工，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限制女工，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出现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除了儿童教育在这个阶段得到重视以外，由于对劳动技术、劳动强度等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性别分工更加明显、僵硬，成为了一种严格的性别划分。科学技术的进步却并没有缓解性别压力，女性的闲暇时间并没有增加，她们需要更加投入地照顾孩子，其余时间则需要进行家务劳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了性别不平等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长期以来，女性对于男性有经济依附关系，这种依附的心理大约源自较长时期的男性文化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熏陶。女性不被视为劳动者，因此也无从谈及女性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且女性长期囿于家庭之中，家务劳动、照料孩子以及从男性手中得到物质或者财富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这种“异化”的表现，是性别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性别分工是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中性别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性别分工往往带有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只能从事诸如“看护”“教师”“烹饪”等行为，这便默认了女性自认为低男性一等之现实，从而形成了女性与女性自身、女性与男性的分工和日趋分离的特性。在此，女性失去了本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性别矛盾问题。
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现实出发，公正地评价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大量地雇佣女工和儿童。而机器的使用和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使得女性成为了无产阶级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女性完全摆脱家务劳动，大规模投入社会生产，才有可能实现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与自由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机器大生产的确对女性解放提供基础，并能够将私人家务劳动凝结于公共劳动事业之中。
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观察到女性就业对男性的冲击。18世纪末的大工业技术迅猛发展，加上工厂竞争不断加剧，科学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女性也成为了产业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机器的大规模生产，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了体力劳动，从而使得男性体力被削弱，甚至出现了男性在家进行家务劳动的场景。
毫无疑问，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此处体现了资本主义对于由父权制度与男权建立的封建共同体的否定。资本具有冲破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与爆发的原始本能，因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必然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以来、臣服关系” [5]。因此，这使得女性在性别矛盾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父权制度的束缚；一开始资本逻辑所确认的“平等”和“自由”更在社会领域传播扩大，女性思潮勃然兴起，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的自由解放。
马克思主义对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充满了批判精神与科学态度。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它热情歌颂了女性自工业革命开始彻底进入了生产领域，这是与之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相比无可争议的进步；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批判了劳动的异化，认识到女性同样面临着被榨取剩余价值、被迫延长工作时间的现实。如此一来，女性不仅面临着家务劳动，还面临着来自资本的进一步剥削——这意味着同时承担着无偿形式的家务劳动的女性，也同样需要为资本家服务。“在成为工人的同时，又是工人的家庭主妇”。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正是资本主义可以加大女性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压榨，同时实现降低工资水平，最终加剧资本积累；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更换，仍旧是阶级压迫与性别剥削。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也就可以看出父权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剥削内核的外在表现，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3. 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深化与当代性别不平等问题
3.1. 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深化
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完整提出“资本逻辑”这一概念，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作了充分的考证与批判。所谓“资本逻辑”，正是指的资本在追求自我增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原本作为主体的人，却充当了资本增值的工具，出现了“主客体倒置”；甚至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对劳动者主体的控制越来越强。
所谓资本逻辑的深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会进行自我调整与完善，并沿着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特有的逻辑不断运动，表现出逐利本性的进一步深刻化和多元化。这是资本主义为解决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更是资本逻辑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不可调和矛盾的展示。也正因此，资本主义才得以不断地调整两大部类之间的生产与需求、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内在机制的调整与按照逻辑的自我发展，更深入彰显了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
资本逻辑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正体现出了私有制的逻辑发展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人股份资本逐渐取代个体资本所有制从而占据了主体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兴起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发展的新发展标志。作为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法人资本所有制不仅进一步动摇劳动者主体性，更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矛盾冲突进一步爆发的可能，且扩大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无产阶级的进一步控制和压迫，从而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民主进一步“资本化”，并成为“金钱与富人的游戏”，政治公关、媒体传播等也受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寡头的控制。
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看到，法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仍然具有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进步性。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主权在民的原则，都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重要进步。这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仍旧在其特有的制度与框架体系内进行着自我完善与调整，尽管这种自我调整的力度是有限的，但是这仍然表明，私有制度仍旧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且这种生命力会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依旧发挥出来。这种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扬弃和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逻辑。
在此，我们之所以探究资本逻辑的深化，是因为全球化时代，资本的逻辑运动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这一基本矛盾导致了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女性群体并未像男性群体一样在公司获得广泛的晋升机会，也未能改变绝大多数女性处于各行业底层这一现实局面；随着技术进步与发展，女性工人较男性工人更难以获得技术提升与专业岗位培训，因而更容易被挤出就业岗位；另外，近年来，肩负育儿任务和家务护理等重担的女性，也面临着工作中缺乏劳动保障等现实问题，如新兴的平台经济中，女性平台工作者(如女性外卖员、女性平台司机等)除了面临着与男性同等的工作压力与工作环境，还面临着性别歧视、性骚扰等难题。另据联合国妇女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化时代许多国家所摆布的一整套解决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大都面向汽车、建筑等行业的男性，而大幅削减的社会公共服务开支却极大程度地损害了女性的利益，长此以往，性别不平等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甚至面临着进一步深化。
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资本的本性随着其内在的资本逻辑，在全球化范围内加速扩展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态。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这种趋利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了资本逻辑的开端和基础，并伴随着资本主义而进一步深化。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曾说过，“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6]。”目前，全球化时代的性别议题处于边缘化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水生产回避性别矛盾，拒绝将社会性别问题有意识地引入分析与研究之中，从而掩盖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问题，进而使人们难以在资本逻辑神话的过程中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据此，深刻分析资本逻辑的现实与前景，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带来了契机。
3.2. 全球化时代性别不平等问题危机与进一步深化
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冲击，使得市场经济之下的性别问题更加突出。这尤其体现在，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和代表理论更多地开始关注个体自由与权利的抗争，而较少的基于性别不公平和歧视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展开批驳。这导致全球化时代性别问题进一步加剧，女性的主体性地位遭到进一步侵蚀。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女性性别平等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Bielby & Baron (1986)通过研究1980年美国女性劳动力情况，发现美国的女性在劳动力总数中虽然占到了42%以上，但是科学家中女性比例仅有18%，律师和法官女性比例也仅有9%。吉登斯曾指出，“现代社会中有关性别与分层的研究，听起来简单，但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阶级分化来理解性别的不平等 [7]。”事实就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各种金融与货币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根据托莱多性别工资差距(2017)的说明，“生产结构的调整……体现在兼职、临时工、分包外包工作以及不稳定工作……这类工作通常对于女性的需求量更大。”相比于男性，女性的职业升迁机会远比男性要少。据统计，美国的当今社会仅有不到10%的老板是女性。同样的，尽管实证数据证明女性领导公司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效益，但是实际上，不论是零售商还是电影制作人，再到高科技投资企业家，女性想要获得投资却非常困难 [8]。甚至有证据表明，即便男性与女性有着相同的演讲内容，投资男性演讲者的比例甚至比女性要高60% [9]。此外，缺失的女性政治话语权，并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带来新的转机。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在为女性创造参政机遇的同时，却也为女性的政治道路设置了新的障碍。相比于男性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女性愈加受限于自身状况、家庭角色功能等限制，也更加难以摆脱现有家庭功能的限制，从而使得女性在与男性的同台竞争过程中，面临着更加剧烈的压力与挑战。
第二，“再生产”危机的加剧。
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公式：C (商品价值) = c + v + m，也即商品价值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的总和。家务劳动不但创造了使用价值，还进一步创造了剩余价值。家务劳动与具有工资收入的工资劳动相比，是一种无形的和不具备报酬给付的劳动，而家务劳动女性化的同时，就表现出家务劳动本身所带有的性别化倾向以及家庭中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的不平等现象。然而进一步深入分析可见，女性这种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所受到的压迫绝不单单是男性施加的，更来自于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资本主义借助妇女家务劳动，不仅能够将女性控制家庭生活之中，更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和更为简单的手段进行“再生产”，并积累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
1980年后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结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经出生率下降、女性受教育水平上升等历史现实之后，女性更多地迈入劳动力市场，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资本主义累积的产业后备军开始从家庭迈向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此同时，家庭看护服务、老人照料、家政、快递跑腿业务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市场开始进入了“再生产”阶段。这一方面体现了女性对于自身独立、与男性竞争的强烈社会诉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劳动力市场本身的重大发展变化。女性的身份实现了转变，一个家庭的女性可以同时具有“双重身份”，她的压力逐步从自身的工作与家庭扩展到社会。
阶层的压力从较高层流向较低一层。“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再生产”的新形式。较低一层的女性必须在处理好自身家务的同时，还要承接来自较高一层的女性的服务要求，于此，她们的家庭职能实现了拓展，这导致了“再生产”的进一步转移和层层转嫁。低阶层的女性甚至不得不接受质量更低、环境更差的工作，甚至法律保障和社会支持更加脆弱。资本的趋利性使得原有的、个别的家庭照料开始拓宽，这种“再生产”会逐级传递，从而不断扩张，“对于货币硬流通的渴求导致了资本和国家对社会在生产能力的不断挤压和‘照料赤字’的层层转嫁，并最终导致了全球性‘再生产危机’的不断蔓延与扩张” [10]。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女性同家庭的联系以及同家庭意外的脱离不断扩大、加深，同时变得更加琐碎；家庭妇女的思想愈加深入，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
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价值追求表现出强烈的货币属性。“一切价值都由金钱衡量，却以‘爱’和‘美德’作为对再生产劳动的回报 [11]。”Oxfam曾指出，全球女性所从事的无偿劳动，每年价值超过10.8亿美元，这大约是全球科技行业规模的三倍。然而，无偿劳动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的支柱，使我们能够养活我们的孩子和老人，然而，这一劳动不仅没有给予报酬，更无法被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健康的主要衡量指标和政府政策指南，却单单衡量有偿劳动，无法有效地使女性的无偿劳动得到展现 [12]。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刻发展和资本逻辑不断深化，必然导致女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承担更加严重的再生产劳动，她们非但不能脱离其必要的家务劳动，还要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再生产劳动之中，这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在加剧“再生产”危机的同时，性别危机也随之进一步加深。
4. 结论与思考
性别不平等是一个仍未解决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性别分工、社会再生产、性别剥削、父权制、女性压迫等问题仍旧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性别的批判，正为解决以上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性别问题提供了思路。这意味着，一方面，女性必须努力提升自身觉悟，加强自身角色认同感与独立自主的个性培养，勇于形成合力与父权制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抗衡，为实现女性自由解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必须彻底根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打破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与框架，坚持劳动者的主体性，彻底消除“异化”，从而在全面提升女性自身的素质技能的基础上，实现女性的自由解放，并为进一步实现性别的本质的、完全的、自由的平等和全人类解放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