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数字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给传媒行业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媒介伦理的风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将会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出新的挑战。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支撑的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了媒介生态，同时也引发了信息失真、隐私泄露、偏见歧视和信息茧房等媒介伦理问题。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日益严重，如何平衡好二者的关系，是当今时代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2.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引发的媒介伦理失范问题如虚假信息、隐私侵犯、歧视和偏见和信息茧房等，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深远影响的同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1. 信息生产：机器人写作带来的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传媒产业的方方面面，在推动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系列媒介伦理问题。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机器人写作给新闻业注入了动力，极大地提升了新闻写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首先，机器人写作具有的自动生产和发布信息的功能，使得机器在传播过程中从中介跃升成为主体。然而正是因为机器人写作过分依赖于数据和算法，其采集数据的范围覆盖整个网络，包括缺乏管控的自媒体，因此程序所采集的信息数据中不可避免地包含大量虚假信息，没有质量保障的源头信息使得机器人所生成的新闻其真实性有待考量。其次，机器人写作所生产的新闻稿件在情感层面缺乏人文关怀。以数据和算法作为基础的机器人写作，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工具理性，即以追求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作为目标。但问题在于被人所关注与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追求，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难以向精确的算法设计转化，那么也就很难被机器人写作所学习 [1]。再次，机器人写作以数据和算法为根据，导致稿件在内容层面上模式千篇一律，事实的简单堆砌使得文章缺乏真知灼见。仅仅对客观事实进行表象陈述，而没有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探究，也会导致新闻事实缺乏全面性。最后，在信息传播平台，诞生于传统媒介时代的新闻“把关人”机制已难以发挥其主要作用，人工智能导致了“把关人”权利从新闻从业者转移至机器。机器人写作的过程中，专业新闻从业者的缺席使得信息在未被审查的前提下传递给受众，这种没有专业从业者引导的算法新闻必将引发社会的忧虑。
2.2. 信息推送：算法技术存在的弊端
必须要承认的是，处于数字技术进步的时代，每个人都享受着大数据和算法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更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引发的隐私泄露危机。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如机器深度学习、算法、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等，都必须依赖数据信息采集。人工智能发展得越完善，其对数据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隐私侵犯风险。作为数字化时代中的个体，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人工智能产品的监控之下。例如，每日和我们形影不离的智能手机就正在不断侵蚀我们的个人隐私空间。图像识别技术通过手机上的摄像头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通过访问相册，了解我们的生活和行为；语音识别技术借助麦克风，时刻监听着用户的私生活；我们在网络空间所留下的浏览痕迹、消费记录、聊天记录等无一不被大数据技术所抓取并分析，人工智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引发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危机。随着人工智能的完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将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触及隐私成为了必然，其对隐私的侵犯似乎也具有了合理性。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分发的权力由大众媒体转移到了算法平台，由人移交给了人工智能。如今，许多媒体平台的兴起都是依靠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为了迎合用户的兴趣，获得更多的流量，媒体平台借助算法技术，跟踪用户在互联网上的社交信息、浏览痕迹等，对收集到的个人行为偏好、浏览习惯等信息数据通过自动化机器学习进行分析，生成用户画像，进而将与其用户画像匹配度最高的新闻推送给该用户，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在算法技术的裹挟下，用户的兴趣成为媒体推送信息时的首要依据，而忽视了自身作为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以牺牲社会责任而换取的“精准”造成了对媒体责任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不断消弭，同时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
在信息推送的过程中，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决策技术，对新闻的客观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首先从算法实现阶段来看，一方面，算法程序是否客观且中立，受到算法程序研发者的个人价值偏好的影响。在设计、研发和处理算法的过程中，程序员和媒介平台的参与导致算法程序中可能继承了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知或价值观，这就使得算法产生的结果包含了非客观的因素。另一方面，“算法黑箱”问题极其复杂，其隐秘性和低透明度导致产生的结果很难被预测和控制，甚至会使得某些群体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此，在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的过程中，算法透明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从算法数据收集阶段来看，人工智能完成自动化决策的前提，是以海量信息数据作为基本支撑的。这必然要求数据自身是客观且中立的，但数据往往携带着某些偏好或偏见，从而导致自动化决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同样的歧视或偏见。例如，在微博上搜索“网红”，与其相关联的词汇以“八卦”、“扒皮”、“揭秘”为主，引导受众形成对网红的负面印象，从而使大众对网红群体抱有偏见。最后，在数据处理阶段，媒介平台和媒介从业者的干预可能会带来不客观因素，甚至通过操纵算法从而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2.3. 信息接收：精准推送导致的负效应
在信息接收阶段，精准推送可能会促成“信息茧房”效应。信息茧房是指受众长期选择性地接收感兴趣的、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信息，导致其局限于同类价值取向的信息，而难以接受不同的事物，从而使自己像蚕一样被困在茧中。令人忧虑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茧房”问题相较于以往要更加深重。智能算法根据受众的阅读习惯和行为偏好生成用户画像，为迎合用户爱好而重复推送相似信息，然而这种过度的精准却与用户的多样化信息获取需求相矛盾。精准推送导致受众被动地接触的单一的信息，严重限制了用户的信息认知范围，导致受众困顿于算法所铸造的茧房之中。人工智能时代，受众在自主地选择与自身价值观相符合的信息的同时，还被动地接受着来自算法根据其偏好精确筛选后所推送的同类信息。长此以往，受众的思维和观念将受到固化，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知将会变得片面化。
3.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归因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媒介伦理失范问题，其成因可以从技术和资本两方面展开论述。技术对公正以及人的主体性的遮蔽是导致媒介伦理失范的表层原因，而资本逻辑对媒介的支配则是引发媒介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
3.1. 表层原因：技术的遮蔽
在对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原因的探寻过程中，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理解以及鲍尔格曼的设备范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视野。海德格尔曾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到，现代技术的本质即座架，其本质造成了对世界的遮蔽，使得存在于技术化时代的人失去其本身的自由，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为便捷高效，但技术本身所存在的算法黑箱等问题却导致信息的公正性、客观性受到影响。在鲍尔格曼看来，技术不仅是展现世界的方式，还是世界与人相联系的中介，而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则可以用设备范式来解释。所谓设备范式，指的是技术已经成为统治模式与规则，设备是与前技术时代的事物相对应的概念。设备与事物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事物具有情境性，并且能够体现人在情境中的参与活动。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占据统治地位之前的时代，人们在利用技术实现目的时，必须要亲自参与到事物过程本身当中去，而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设备被拆解为机械和用品，并且“设备的手段，即机械部分接管了人的参与，在卸除人的负担的同时，也卸除了物的语境，遮蔽了世界”。换言之，科学技术使得原本统一的手段和目的产生了分离。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人类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从纷繁复杂的劳动重任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类作为实践主体，是实践过程中的“缺位”，减少了人类直接的实践参与和现实体验，生活和世界也将日益被设备所填充。他同时也指出，人与技术的关系并不是人类完全处于技术的统御之下，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应当利用其特有的实践活动来对技术做出调整 [2]。
具体而言：一方面，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在智媒领域中的不断应用，其快速高效的获取信息的优势使得其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智媒领域的应用使得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认知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参与度的降低则是带来伦理示范的重要原因。首先，由于智能媒介使得人们直接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减少，并且又筑起了使我们困于其中的拟态环境，这使得我们直接面对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性、偏好性呈现。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拟态环境使得道德伦理准则减弱了或失去了约束效用。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在现实世界中规范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其有效性是通过实践活动和具体实践情景实现的，例如群体压力等。但是人工智能技术所构造的拟态环境则使得道德规范不再具有约束性的效力。
综上所述，带来手段与目的相分离的人工智能技术，使得设备被分成机械部分和用品部分，作为用品的制造者的机械替代人参与实践活动，而用品是设备功能的体现；人们在使用设备的时候，只了解设备的功能部分，而对隐匿于其后的设备的机械部分所知甚少，这就招致了人们易于被卷入设备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当中，使得人的工具理性在不断侵压价值理性。
3.2. 深层原因：资本逻辑的支配
尽管技术的遮蔽是导致媒介伦理失范的一个原因，但是归根到底，技术的使用者是人，因而有观点认为掌控技术的主体——人，才是技术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若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在资本时代下，人的行为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资本逻辑支配的，因而资本逻辑才是造成技术风险的根本原因。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的发展逻辑，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 [3]。从本质上来讲，资本逻辑为资本对剩余价值不遗余力地追求，对利润毫无保留地占有。
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有10%的利润，它(资本)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其自身的增殖，其瞄准的不只是剩余价值，更是超额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欲望的驱使之下，科学技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并将其应用到生产过程以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并通过压低价格的手段以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其他资本家同时也会进行技术的创新，因此“资本概念本身就直接包含着进步强制的要求——永无止境的技术创新和变革” [5]。首先，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将无视或是摧毁一切对其产生阻碍的因素，并且使“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 [6]。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由于资本对利益的追逐而破坏新闻报道真实性等情况，因为当今热门的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的背后都有资本的支持，资本意志的介入使得媒体平台在发布内容时容易受其操控，从而影响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更严重的是，资本率先进入的、拥有先进技术的新闻媒体，将不断优先获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和资本的不断累积，并由此可能形成不平等的再生产并且导致各种伦理道德失范的产生。其次，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对增殖自身的追求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而不是“任意妄为”，或是凭空创造出价值的。在新闻传播领域当中，海量的信息资源数据自然成为了资本增殖所需要的资源，因此媒介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在对信息获取的环节中必然会产生无视伦理道德准则从而获取数据的行为。综上所述，随着资本逻辑的不断演进，其已经成为媒介伦理失范的根本原因。
4.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对策
4.1. 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责任伦理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构建媒介治理的责任伦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命题。他认为个体在做出行动前都要首先预估自己的行为将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根据所预测的后果审慎地确定计划并开展行动，同时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现代技术从本质上看属于人类行为，因此只有以明确人类的行为责任为前提，才能更好地约束技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责任伦理所顾及到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放眼的是未来的长远利益，强调形成面向未来的忧虑意识，是一种内在性的价值规范行为，有利于深化社会主体的道德意识。在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传播媒介的当下，技术所招致的风险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因此构建责任伦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在信息生产阶段，对于技术研发者而言，他们开发每一项新技术前都应预估该技术在未来将产生的后果，尤其是所带来的副作用。技术本是中立的，其利弊取决于人类如何利用。技术的发展应当以造福人类为前提。
在信息推送阶段，对于媒介从业者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固然可以有效提高媒介生产力，但在智能技术投入使用前，应当谨慎考察该技术是否能够给媒介环境及受众带来益处，审视其中可能隐含的媒介伦理风险，积极履行媒介从业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把关人这一职责转移给技术。在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不可忽视，让技术为人所用，而不是被技术裹挟。在人工智能技术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媒介从业人员应当与用户形成一种链接，积极接收用户的使用反馈，同时结合自身的专业经验，持续监测技术之于媒介的效果，当察觉到副作用的存在时，应及时进行规制和引导。真正做到人机优势互补，借助技术将人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人则要弥补机器缺乏情感和深度的短板。
在信息接收阶段，对于受众而言，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智媒时代的受众被海量网络信息所包裹，这些信息中不乏缺乏真实性的虚假信息，受众提升处理信息时的敏感度、甄别力和批判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的同时对自身的信息传播行为负责，共同维护净化网络信息环境。
因此，构建媒介治理的责任伦理体系是规制媒介伦理失范的关键，警惕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4.2. 以人本精神驾驭资本逻辑
人工智能时代下，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使得资本逻辑延展至传媒领域，一方面，资本为传媒领域带来了便捷性，推动了其行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却在信息生产、信息推送以及信息接收等环节产生了诸多的伦理问题。因此，为从根本上解决媒介传播的伦理问题，必须驾驭资本逻辑，即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培育“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来改造资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资本逻辑运行的基本规范。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改造资本。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对待资本逻辑的态度不尽相同，而问题的深层则关乎在以技术所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主体与服务对象是谁？这是本质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逻辑来推动经济发展只是手段，而价值旨归则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则以价值增殖作为唯一目的，必然带来诸多的负面问题，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以有效地祛除资本的逐利性所带来的负效应。当今新闻传播领域中的隐私侵犯、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则揭露出重要的一点：数字技术原初是中性的，但因其使用目的的不同，可能成为造福人类之有利工具，或是成为肇始社会问题的帮凶。因此，引导数字技术的良性发展启示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必须明确在新闻传播领域内起着根本支撑作用的是以人民性为导向的公有资本，以此有效规避不利影响、充分释放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并规范资本的运行。从价值观念层面着手，对资本施以正确引导是不可或缺的。“资本终究由人掌握、使用和管理，因此，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善恶评价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判断和行动，必然对资本的形成、使用及增殖的实现产生影响”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规范资本运行的有利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对于驾驭资本逻辑、辨析和抵制西方外来资本附魅的文化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8]。因此，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增强公民道德的方面，进而将资本逻辑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边界之内，以此来避免和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为广大社会公民提供价值指导，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程度和践行能力。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处理好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的冲突。最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建立资本逻辑的道德规范机制。消灭资本逻辑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但也不能忽视道德规范之层面。同时，道德规范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保障。因而，进一步建立健全道德规范机制，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成员自身道德意识的发展，升化社会成员之精神境界，进而促使广大社会成员做出符合道德规范之行为。
5. 结语
在媒体智能化广泛普及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有力地推动了媒介环境转变，同时也招致了媒介伦理失范的风险。本文通过对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进行梳理，分析了导致上述问题的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认为技术的遮蔽和资本的操纵是导致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种种媒介伦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因此，需要强调责任伦理和人本精神来引导技术、资本与人的关系，才能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