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全球性问题，21世纪，中国在面对这一世界性的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时提出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首次发起的“术语革命”，但中国的这一做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面对时代发展的困境时提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类”理论，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类”理论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唤起了一批批学者创新阐释马克思“类”理论，这一做法使得马克思“类”理论的价值在历史发展中再现光辉。21世纪的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关乎人类性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的文明形态，它契合了马克思“类”理论的思想原则，是马克思“类”理论的当代创新。理解马克思“类”理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就要对马克思“类”理论的思想内涵与形成过程进行深入阐发，马克思“类”理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的思想指引深入阐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是马克思“类”理论的当代展现进行深入阐明，以马克思“类”理论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守正创新。
2. 马克思“类”理论的思想原则与形成过程
马克思“类”理论的思想原则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关于人的本质和个体与类之间关系的思想。从人的本质来看，马克思“类”理论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人的本质，扬弃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思想，从实践的层面揭示人的“类本质”，坚持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己的本质，反对和变革人类任何不合理的、非正义的方式对人的本质的剥削和压迫，探寻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个体”与“类”的关系来看，马克思“类”理论中的“类”是社会化的人类，“类”不是抽象的，脱离社会历史当中的许多个人的纯粹自然联系，“类”是“社会化的人类”，他反对统治阶级将理念与现实分裂，将“虚幻共同体”的价值说成是“个体”价值，造成“个体”与“类”的对立，坚持“类”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但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类”理论影响，马克思“类”理论多被当作尚未脱离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窠臼的观点，从马克思“类”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形成历程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类”理论是关注人类命运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它是贯彻马克思一生的思想。
马克思“类”理论中人的本质实践生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虽然马克思高度赞扬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思想，但他实际上并满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他认为费尔巴哈不能看到黑格尔辩证法将历史解释为人的产生、人的活动，而只能将这些辩证法思想当作是对直观的、自然界的、现实的思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1]。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思想将人理解为自我产生、自我实现的过程为马克思所推崇，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对人的规定，“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1]。无论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还是“实践”，这些都是马克思从实践性的层面来解释人的本质，因为实践是人的根本特性，无论是将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共同体本质”还是“需要本性”等，都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生成，所以马克思才会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现实性”才是重点，即人的“实践性”，因为只有在实践中人才能生成自己的其他特性。因此，实践是人的根本特性，人的本质在实践的基础上生成，但人的本质并不一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受到实践过程中社会关系制约，在特定历史时期，人的本质会呈现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的约束。不过，人的根本特性是实践，通过实践，以实现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指导原则，变革不合理、非正义的统治方式。
马克思“类”理论中个体与“类”相统一。1844年，在马克思要结束《手稿》并撰写序言时，就给费尔巴哈寄了一封对“类”理解的信。在信中，马克思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 [3] 因此，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类”理解为“社会”，但由于费尔巴哈可能并不赞同马克思对他的“类”思想的解读，所以他并没有回复这封信，马克思只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与费尔巴哈的“类”正式决裂，重新理解“类”。由此看来，马克思一直是在不脱离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使用“类”，他认为“个体”与“类”或“社会”相互统一。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将“类”理解为社会，他认为，个体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与“类”，即“社会”并不处于对立的状态，他说，“首先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 [1]。《手稿》中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在《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类”是“社会化的人类”，他批判费尔巴哈只能将“类”理解为脱离社会历史的“无声类”，提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主张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 [2]。之所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统治阶级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类”的利益，建立“虚幻的共同体”，将统治阶级的理念和个体的现实生存分离开，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与“类”相互对立。马克思主张的“新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化人类”的原则，这样的社会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伴随着马克思“类”理论的深刻化，“类”逐渐发展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真正的共同体”以及《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这些实际上都是马克思“类”理论思想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具体化的形式。
马克思“类”理论关于人的本质与个体与“类”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命运和人类解放的关注，他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一生的思想原则，此思想原则是指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生变化的原则。但马克思对“类”的理解还是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有学者指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简直渗透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尤其，人们可以看到。在1842至1845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语‘颠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 [4]。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以人的社会类本质——理想化的自主性劳动活动为价值悬设，即人类存在应有的本真状态，并以此认证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的非人性，即人类的劳动类本质、人与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非常性的异化与颠倒，并提出要扬弃劳动异化、消灭私有制，复归于人的本质的共产主义理性状态” [5]。他们对马克思“类”的批判实际上都是着眼于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不仅没有完整的理解马克思“类”理论包含人的本质和“个体”与“类”的思想，而且，他们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层面。但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马克思实际上认为费尔巴哈不能正确地认识人的自我产生、自我发展，通过扬弃黑格尔劳动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从实践生成人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同时，针对他们认为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要求合乎人性的复归是一种价值的悬设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相似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在最有利于人类本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 [6]。这样的话，是否《资本论》也成了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了？笔者认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不仅体现出马克思从实践生成人的角度理解人，而且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普遍性思考，这种人之规定包含有实践的维度，它要求社会历史的发展要随大限度地确保最普遍的人的自由性，否则就要奋起推翻对人性压迫的统治。
总的来说，马克思“类”理论是他本人对人类命运和人类解放的思想，它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为思想原则，“类”的形式在此思想原则的指引下具体化。21世纪的中国喊出的要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在面对今天世界发展的困境提出的世界性、全球性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是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更大的发展追求，中国主张自己要构建的文明形态是能够实现人类性发展和解放的新型文明形态。因而，中国要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做法契合了马克思“类”理论的思想理论原则，是对马克思“类”理论的当代创新、当代展现。因此，挖掘马克思“类”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的思想指引，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人类性发展和人类性解放的肯定和弘扬。
3. 马克思“类”理论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指引
马克思“类”理论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唤起了学者们不断地挖掘它的理论内涵、实践旨趣并创新发展马克思“类”理论思想。21世纪的中国发出了为人类文明构建新形态的声音，这一伟大的“术语革命”是对马克思“类”理论思想走向现实的肯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不是凭空捏造的，马克思“类”理论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价值和实践导向，他契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蕴含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指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类思维”的哲学思维方式基础、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以及“类文明”观的实践基础。
第一，马克思“类”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类思维”的哲学思维方式基础。“类”理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产物，它从实践出发，考察现实的、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下人的异化，呼吁恢复人的“类本性”，构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和自身、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对立的统一。马克思“类”理论具有的这一的感性实践活动原则是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它以一种“类思维”的哲学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物种思维”方式。因为传统哲学的“物种思维”是人以一种认识“物”的方式对待他者，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从人自身来认知客体，经历了从实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到认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孤立的、封闭的思维方式，这会造成认识主体与客体实践的分裂。马克思“类”理论所蕴含的“类思维”哲学思维方式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打通认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建立二者之间本质一体性的关系，改变传统哲学的“物种思维”思维方式，走向人与认识对象本质一体性的统一。
“类思维”提供了一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理解方式、从而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文明是随着人的物质生产的极大提高而不断演进，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以自然为主导到以人为主导，二者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分化、紧张的状态。这要求新的思维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类思维”认识到的人类实践活动虽然是在分化自然，但也是更加深入的与自然结为一体的过程。从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指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关系，马克思“类”理论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的“类本性”，人的本质具有了多维性，“‘类’是人的全面本质的尺度，既包含差别、对立、矛盾，又超越了差别、对立、矛盾，趋向本质统一的总体性而又能发挥多样个体的独立性，属于多元种的一体性、多极化的共容性、开放性的一种新价值尺度、新观念视野” [7]，以“类思维”的方式去思考人与自身的关系，引导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类”的整体、丰富、完善本质奠定哲学思维方式基础。最后，实质上，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是“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联结起来的仅是需要和私人利益，马克思批判性的指出这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受制于资本逻辑的统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被物化了的关系，呼吁构建的社会应该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类思维”所蕴含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本质一体性的哲学思维是虽是19世纪马克思的伟大洞见，但它依旧能为今天的我们中国构建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马克思“类”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已早有的共同体思想，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体现出了人是类存在物，人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到无法对付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人们依靠汇聚的类力量去获取人的生存，建立“人的依赖关系”，个体之间彼此依存。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是作为共同体的人格代表，它只能从群体来获取自己的身份，个人是没有独立性的，一旦离开共同体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个体等于无，所以马克思指出，一旦“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8]。在人类发展初期，个体之间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共同体主要是为了适应人类初期的生产活动而形成的组织形式，它依靠血缘或者地缘结为一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自然的联系。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样的集体演变为与个人相对立的实体化、人格化的共同体，个体只能以狭隘共同体为价值本位，从自然性的片面依赖关系转变为普遍社会物质交换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转换为商品——金钱的交换关系，“类”由原来的“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物的依赖关系”。但一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联系去建立，人就依赖于物——资本，成为物——资本的附庸，个体的价值就受到物欲的支配，不仅如此，当占据垄断资本的那一阶级就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时，它会将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造成共同体中一部分人对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支配。可见，这样的“共同体”只能是完全“虚幻的集体”，它对个人完全是一种“新的桎梏”。无论是“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中生成的“共同体”，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类”理论通过扬弃这两个时期的共同体思想，批判前两种虚构的“共同体”，他指出：“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的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式存在的，……从前各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幻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人对立起来”，因此，马克思要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存在于个体之外、居于个体之上集体，也不是将共同体中的个体分裂为原子式个体的集体，而是在将既将要个体的价值归还予个体的同时又将个体统一在一起的“类”共同体，“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通过这种来联合获得自由” [3]。马克思“类”理论所蕴含的共同体思想为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价值指引，它启示了中国力图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不光是立足于中国国内，更是对世界性、人类性的文明形态作出的理论价值指引。
第三、 马克思“类”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类”文明观的实践基础。与野蛮相对，文明是标志社会进步的范畴，迄今为止，文明形态的变迁都是处于曲线上升的过程，但最根本的文明形态划分依据还是人本身，其他的文明形态都只是人的产物，只有依据现实的人分析，才能把握不同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马克思“类”理论首先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来到人间是通过征服、磨灭其他文明来开展的，它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野蛮现象，从现实的人、“类”出发，揭示出现代文明的野蛮本质，对实现“类”文明提出革命的实践方式和实践目标。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是以剥削、压迫工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为条件，它使人退回到动物的生存生活，人的劳动仅仅成为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2]，因此，马克思指出，“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 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 ，成为了工人的生活要素”，资本主义文明呈现出的是“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3]。
马克思“类”理论从呼吁人性的价值复归进一步寻求唯物史观的方法，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找到文明解放的出路。他开始重视物质生产对于文明进步的基础性作用，诉诸于从社会变革的手段，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将人从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推动文明的进步，最终实现“类”的真正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类”理论以“类”为文明进步的主旨，探索出推动文明进一步的实践方式和实践目标，这为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类”文明观的基础，指引中国以人的发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主题，指导社会文明的解放程度能够以尊重人、解放和发展人的方式来实现。
4.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类”理论的当代展现
21世纪中国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面对当今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出的中国回答、人类回答。中国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形态是对马克思“类”理论的当代创新，它是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文明形态，是世界历史性、人类性的文明新形态。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类”理论的当代创新，它是在当代语境中激活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它是面向全人类的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马克思“类”理论所彰显的“类思维”是一种不同于“物种思维”片面、孤立、封闭的思维方式，它以一种整体、协调、全面的理论方式和思维原则展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是对“类思维”的当代创新，它使得中国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变革了物质生产方式，创造了繁荣的物质文明，加速了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却带来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质文明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之间的错乱、无序和失衡。
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畸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持“五大文明”整体、协调、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围绕物质文明建设，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在新的发展阶段，牢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创新驱动发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书写了我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世界奇迹；在政治领域，中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形成了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为框架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了更为广泛、更为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坚持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涵养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在社会建设上，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将高质量发展同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遵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维护“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信守“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生态文明观。总而言之，当今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理念是马克思“类”理论的当代创新，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割裂，构建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明格局。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马克思“类”理论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理性思考，它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文明发展是从“人的依赖关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到“物的依赖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在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同时它也是对马克思“类”理论的守正创新，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类文明形态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接续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又续写了中华文明的新篇章，开辟出了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和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一生的使命都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探寻一种适合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的诞生。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历经艰辛困苦的过程中探索出新文明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此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成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型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成以一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当的建设的文明形态，成为了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的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的人民立场，根生于中华文明的“民为邦本”的传统；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生于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的传统；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藏于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同”的传统。可以说，中华文明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是承载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底蕴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以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历史性、人类性的文明新形态。“类”理论是马克思面对当时的时代发展困境生发出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导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作出的中国回答、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文明形态，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形态。早在18世纪，马克思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打破了狭隘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格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9]，但资本主义由于是以一种不正义的手段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使得世界分裂为两大阶级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这一文明形态必然要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超越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随之诞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目前对这一文明探索的最大贡献者，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世界历史性、人类性的眼光为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境界，构建了全球治理新格局，为推动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为导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的构建。面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做法，“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10]，当前由于全球发展面临生态冲突、种族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恐怖主义冲突、经济贸易冲突等问题，当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的方向成为破解这些世界性、人类性冲突的良策。以践行全人类共同发展为理念，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塑造。不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以为促进世界美好未来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为己任，它代表了不同人类文明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和平”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前提、“发展”是人类文明优化的主题、“公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保障、“正义”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基础、“民主”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动力、“自由”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路径。立足于时代发展大势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以世界历史性、人类性视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从世界治理方式及治理理念的角度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推动整个人类社会步入新的文明阶段，即世界性、人类性的新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