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功能性理论的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演变过程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China Based on Functional Theory
DOI: 10.12677/CnC.2022.104036, PDF, HTML, XML, 下载: 409  浏览: 558 
作者: 黄纪云:西安邮电大学,陕西 西安
关键词: 区域与国别研究历史演变对外交往文化传承 Areas Studies Evolution Diplomacy Activities Cultural Inheritance
摘要: 2022年9月14日,“区域国别学”正式被列入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认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缘起与演变过程有助于充分理解其内涵、功能和特色,更有利于其本身未来的完善与进步。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有必对其传统脉络进行梳理,汲取有益经验,结合现阶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强基固本,开创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新局面。基于功能性理论,根据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国内演变过程中的功能性差异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帮助理清该领域进步思路、发展经验,并探索一条既符合学理,又反映国情的未来发展范式。
Abstract: On September 14, 2022, “Areas Studies” was officially listed as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inter-discipline. 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it is helpful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connotation, fun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its origin and evolution, and is more conducive to its future improvement and progress. In this contex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ort out the traditional context of the study, draw useful expe-rience, combine the current concept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this new study in China.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so as to help clarify the progressive thinking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is field, and explore a fu-ture development paradigm that conforms to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reflects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文章引用:黄纪云. 基于功能性理论的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演变过程探析[J]. 国学, 2022, 10(4): 223-229.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2.104036

1. 引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建立国家的年代久远,很早就形成了与周边藩属国的“国际关系”,是世界上系统地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 [1]。历史上的中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既需要解决内部东西南北间多元复杂的区域、民族与文化的矛盾,还需要处理外部多样繁杂的周边国家、民族与文化的冲突。由此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沉积了应对域外地区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多元差异的历史传统和治理经验。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的需要,只有大国才有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强烈要求 [2]。如今,中国新兴的发展模式使其逐步成为了新型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正以更加自信有为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舞台上彰显大国形象。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梳理传统脉络,汲取有益经验,结合现阶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强基固本,开创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新局面。

功能性理论是哲学领域内一条重要理论,其主要理念是分析一个事物的角度可以转化为分析它所包含的各种功能,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各类科学研究。功能性理论来源之一为目的论,即解释系统内事物的作用。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中国自古以来对区域的研究,所发挥功能和目的都不尽相同。因此,笔者基于功能性理论,分析不同阶段该活动所发挥的功能,将其演变过程进行划分,试图更加清晰地凝练出历史发展脉络,从而更加有效地吸收经验。

2. 历史渊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区域研究同样拥有厚重的历史传统 [3]。自古以来,华夏大地广阔无垠,东西跨域广、南北间隔大,地域之间无论是在地势形态方面还是文化资源方面各不相同。《史记》中记载“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因此,统治集团的君王历来有视察研究各地区(诸侯国)的传统,实现治国安民。西周时期,为维系分封与宗法,周王室遂巡守诸侯,派遣“行人”以考制度、观民情。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混战不休。在这种形势之下,诞生了博学多才,通晓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游说人士。他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对各个国家的地理区域、政治军事、经济模式等了如指掌,以此来协理所服侍国的各项政治活动。《孔丛子·居卫》载有“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诸侯国也纷纷建置机构,用以接纳和奖赏“士”人。鲁、卫、郑、宋、楚等国设立宰府,用以中枢决策;齐、晋置相府,楚国设立令尹府。此外还有太师府、太傅府等其他机构 [4]。由此看来,早期官府主导下的区域研究史料充分证实了既定的历史条件促成了国内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雏形的诞生。

“士”人之风的盛行离不开私学的兴起。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与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王官之学逐渐解体,致使官内任职之士流落民间,官方独有的文化典籍也随之流散于民间。自此,被官府垄断的学术文化开始下移,私学逐渐兴起与繁荣 [5]。在这个过程中,诸子百家学派逐渐建立起来,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阐述了各自的建国方略。《汉书·艺文志》记“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褔、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术也。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私学兴起为游说之士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游说理论,他们纷纷合乎时宜地将此运用到治国安邦的计宜、开疆拓土的政策之上。这其中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为代表,如邹衍“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均出自阴阳学派;苏秦合纵抗秦,张仪连横破六国其思想之源均来自纵横家的鬼谷之术 [6]。这些学说为诸侯各国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因此成为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思想之源。

3. 演变过程

自古以来,中国疆域辽阔,地貌形态各异。各诸侯国之间以及与藩属国之间环境千差万别,这也为我国早期域外研究创造了自然条件。国内国别研究的雏形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时代背景。王室统治衰弱,政治力量转移到诸侯列国,诸侯国权力空前壮大,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由此,国内初期区域国别研究也具备了社会条件。自春秋战国时期后,各朝各代统治集团均以不同的方式对华夏诸国、四夷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开展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其进行研究。笔者根据不同时期该活动的主要功能差异,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1) 服务于稳固集权、抵御外患

《周礼》记载: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由此可知,周朝时期王室设立“行人”制度,派遣使者到访诸侯国传达号令、了解民情、考察政绩。此外,这些“行人”还会在出使国教习语言,审听民间歌谣和地方音乐,将各地“国情”详细记录在册呈献给天子,其目的是为天子治国驭民之策提供参考,维护宗法制与分封制。

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活动频繁,各诸侯招揽游说之士分析其他国地理、政治、经济情况,协助诸侯王制定争权夺利之策。这一时期,国家间开展了多次“盟会”,派使节与他国处理政治间关系,国家的使节同时兼顾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和国家间公法三要素活动 [7]。此外,为应对变化莫测的时局,各国统治阶层以及权力集团会利用间谍来获取他国或者其他权力集团的情报,以此来使本国或本国集团在国家间的争霸或国内争权中占据主动 [8]。

秦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新政而成立了“智囊团”,优礼征聘的各国学者,搜集各国古典文献,吸收有别于秦文化的他乡知识和经验,丰富新政的知识宝库,巩固中央集权政治 [9]。此外,疆域初定之时,百废待兴、万事待举,秦也积极经略边疆,在辽河两岸,派重兵戍守,设传车、置边驿,掌握东北边疆之锁钥 [10]。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抵御匈奴入侵中原,遣派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历经十余年,途经西域数国,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为汉武帝带回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等资料,成为汉帝国日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重要基础。正是掌握了这些地理知识和匈奴行军特点,才使得汉武帝击退了匈奴,打通了河西走廊,将它变为中原王朝的直属疆域,扩大了汉帝国在西域各国的影响力,稳固了汉室集权地位。

无论是周氏“行人”,还是战国“盟会”皆是由官府主导的对外研究机制,其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自秦至西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经历了萌芽、建立和巩固三个时期,对外政策和域外经略多侧重于集权统治,一切本民族之外的区域活动都服务于加强中央集权、抵御外来侵犯这一重要目的。因此,本阶段的国内区域研究最大的特征为政治性突出,这一阶段也由此成为过捏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可塑之源。

2) 服务于往来交流、择善而从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数十年最终取得真经,弥补了当时中国律藏残缺的局面,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他将自己在途中的所见所闻汇集成篇,著成《佛国记》一大经典,填补了当时人们对域外知识的空白,促进了地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唐朝时期,玄奘从长安出发游历西域,途经两百多个国家和城邦,将其所闻记载于《大唐西域记》,描述了西域各国,各民族生活方式、建筑、婚姻、丧葬、宗教信仰等信息,反映了西域的风土民俗 [11]。唐朝是中央集权完善时期,为稳定中外友好关系,学习域外文化和经验,遂向其他区域遣派大唐使者,包括吐蕃、印度、日本等周边地区,他们的主要职责在于促进双方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唐朝中期宰相贾耽,利用掌管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便利,向外国使节打听各国的山川形势、地理沿革和风土人情,再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及《海内华夷图》四十卷。以上活动均为唐王朝的经济发展、文化繁盛、社会稳定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元朝时期,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搭乘商船两次远航,历经数年,所至地区最远可达摩洛哥和莫桑比克海峡。归国之后,他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取名为《岛夷志略》。古有记载:“汪君焕章当冠年(即二十岁),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 [12]。”这一成果为当时元朝的对外贸易、文化互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工商业恢复和发展、海外贸易发达、科技条件基本完备。在此背景之下,一场当时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探险扬帆起航,史称郑和下西洋。这一活动拓展了明朝的海外贸易,为中国输入了更多的域外商品,促进了中国手工生产业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的饮食文化。

清朝时期,时局巨变,域外史地学勃然兴起,晚清时期尤为突出。西方殖民势力骎骎东来,直接构成了对清王朝统治的外部威胁,中国面临着“海噬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的边防形势,遭遇了历史上“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陷入了全面的边疆危机 [13]。在这一历史条件之下,学术界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边疆和域外和域外的世界,欲通过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状况,为清统治者提出了大量稳固边疆局势、有效抵制侵略的建议。由此,《四洲志》、《海国图志》、《西域行省议》、《朔方备乘》等一系列边疆史地研究相继出版,以图于师夷长技,所谓“道咸而后,不逮同光,边隅多事,海禁复开,学者渐留心于西北徼外舆地及异国风土民情 [14]。”

新中国成立前,为应对时势变化,域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方面。比较政治对政体、选举、宪法、政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而国别政治研究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如《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法国的政府》以及《现代德国政治》等 [14]。

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和主要高等院校开展了国别与区域研究工作,研究对象主要以苏、美、日、欧为主 [15]。1963年,中国政府开始指定高校负责重点研究地区国别,如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负责研究亚非、苏联东欧和西欧北美事务的教学与研究。此外,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成为中国系统的地区研究的滥觞。

隋唐至清初,中央集权制度经历了从完善、发展、强化三个阶段。统治集团利益逐渐实现,政治实力持续壮大,管辖地域空前扩大。这一阶段,经济进步尤为明显,出现了以唐朝都城长安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代表的亚洲级经济贸易中心。经济的往来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文化的交流,填补了认识层面上的空白。因此,清朝初期之前,区域知识的丰富主要是靠经济贸易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沟通。然而,清朝末期,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严重衰落,统治阶级的缺陷与诟病逐渐暴露出来。学术界有识之士对域外知识,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制度和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探索程度。因此,这一阶段多以引进文化,汲取经验为目的,开展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总之,从古代到当代,中国从未停止过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不断进行资料收集,关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缘起由来、地理位置、文化语言、经济发展、物产风俗以及对外交往。正是由于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才逐渐丰富了域外知识,地区研究也逐渐发轫成形。

3) 服务于全球治理、全球共享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大发展阶段,成立了国际区域研究所,以地缘为基础,以政治、经济、文化为方向的研究机构也在沿边地区纷纷成立 [16],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在此领域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

21世纪以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得到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区域间、国家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实力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定义,我国国际大战略也由此发生了改变。受此影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议题更多地着眼于跨文化理解、国际合作和“国际共生”,解决国际问题和共享国际成果。

4. 未来趋势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经济体势如破竹,与传统影响力之间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局势;国际秩序进入了动荡期、变革期;西方国家政治生态发生巨变,逆全球化已然出现;全球挑战逐渐增多,全球治理赤字突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如此背景之下,中国重新定义了义利观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未来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势必要朝着满足新时代需求,顺应学科发展规律,契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前进。

1) 积极发现存在的不足

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从无到有、从雏形发展到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过程中还经过了持续地吸收和创新,从而进行了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才能稳固其丰富中国学术、符合中国国情、服务中国战略的地位和作用。现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要维持该领域的时代作用,我们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积极改进不足之处。目前,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两个不平衡、不对称问题。一是从目前国内社会科学和外国研究现状来看,翻译、介绍的成果与国内学人原创性成果相比存在严重不平衡、不对称;二是从国际与国内研究被接受程度来看,国际上对中国的研究已经很深、很广,然而被国际界接受的中国自身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形成严重不对等的局面 [16]。其次,该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实际研究也同样存在不足。前者与后者未能达到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效果。比如在实际研究中,很多研究并不是从学理、学术史层面做专业阐述,论证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问题,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论述过于简短,与政论性文章相似,而这些论文的目的大多在于舆论宣传,并非真正的专业研究。

2) 规范制定科学的范式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跨学科、多角度、交叉性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全貌、知识体系的战略性需求与综合性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重构,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其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16]。只有制定科学的范式,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和时代价值。

在中国“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之际,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应顺应时代要求,发挥时代作用,科学制定未来发展范式,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现阶段,该领域应从发展动力的挖掘、人才培养的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塑造三大重要方面明确发展方向,树立未来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动实践和团体与个人的域外交流自由完全符合于我国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从这一角度出发,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主要发展动力;此外,中国有14个接壤的陆地邻国和众多隔海相望的海上邻国,因此为满足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沿边省份也充当了该领域发展动力的角色。任何研究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作用,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一多领域、跨学科研究更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张蔚磊提出应从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区域与国别人才培养的范式 [17]。最后,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还应具有中国特色,其范式的构建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服务于“一带一路”和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8]。

5. 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关系,中国特色大外交始终保持实践创新、阔步向前的姿态,不断为中华民族探索新征程、书写新篇章。瞬息万变的复杂挑战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不断加深精度和广度,积极汲取经验,发挥传统优势,还要挣脱传统学科局限,体现和内化中国的世界观、哲学和价值观,更要为应对变化莫测的世界格局提供重要的智利支撑。为此,我们理应注重传统,理清脉络,不断追求创新,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全面助力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9]。

参考文献

[1] 郭树勇, 姜锋. 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1.
[2] 钱乘旦. 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J]. 大学与学科, 2021, 2(4): 82-87.
[3] 李安山.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历史、目的与方法[J]. 云大地区研究, 2020(2): 172-196+228.
[4] 春秋时期列国机构建置的演变[J]. 机构与行政, 2021(4): 62-63.
[5] 王艳秋. 先秦游说士人说服传播现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16.
[6] 傅乐成. 中国通史[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20: 78-99.
[7] 朱小略.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1: 199-200.
[8] 李兵兵. 春秋时期间谍活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9] 曲梓镌. 秦朝“智库”及其幻灭[J]. 文史杂志, 2019(2): 93-95.
[10] 李进. 秦朝的边疆经略[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7(3): 3-11.
[11] 张强. 《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及文学价值[D]: [硕士学位论文]. 延吉: 延边大学, 2012: 9-23.
[12] 汪大渊. 岛夷志∙张翥序[M]//岛夷志略. 1350: 3.
[13] 侯德仁. 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述论[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7(6): 54-60.
[14] 李安山.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历史、目的与方法[J]. 云大地区研究, 2020(2): 172-196+228.
[15] 崔建树. 从服务海外拓殖到应对全球性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演变[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4): 9-16.
[16] 吴小安. 试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路径选择与专业书写[J]. 史学理论研究, 2022(2): 4-11.
[17] 张蔚磊. 新文科背景下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探析[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5): 72-76.
[18] 李晨阳.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10): 143-155+160.
[19] 李秉忠. 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J]. 史学集刊, 2022(4): 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