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美剧中的东方人物形象屡见不鲜，如《破产姐妹》中其貌不扬的韩国老板李憨，《小谢尔顿》第一季中出现的谢尔顿的同学——来自越南的难民丹，《罪恶黑名单》第一季中冷血的中国高科技罪犯吴京等。有些美剧甚至刻意增添东方人在西方的生活的剧情，来制造喜剧效果，如《初来乍到》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来自中国台湾的华裔家庭面对美国文化的冲击，在融入当地社会与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之间的矛盾与挣扎。在全球化的时代，多元文化的互融互通催生了美剧中东方人物形象元素或题材。然而，以往对影视剧中东方形象建构的研究多从电影学或文化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人物形象塑造与话语偏见问题，罕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也未探究各模态符号在电影表意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1] [2]。另一方面，随着国外影视剧的大量引进，视听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美剧的翻译，特别是影视剧翻译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影视行业和翻译界的重视。多模态的话语分析多从语言学角度对交际对话中不同模态的形式特征进行分析(如胡壮麟，2007 [3]；朱永生，2007 [4]；张德禄，2009 [5]，2018 [6] 等)，对翻译文本的多模态研究尚显不足，而翻译学对视听翻译文本的研究则多停留在翻译策略的探讨，常常忽略多模态符号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视听作品中“东方形象”建构的多模态分析，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 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话语机制对视听翻译作品中“东方形象”建构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2) 这一话语机制是如何影响视听翻译作品中“东方形象”的多模态建构的？3) 以及它在字幕翻译中的转化。需要指出的是，萨义德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近东”，即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的历史和学术背景基础之上的，用他的话说，这些地区“在长达千年的时期内共同代表着东方”。而本文所提到“东方”主要是指中国、印度、日本以及其它远东地区。在18、19世纪之后欧洲对东方产生兴趣的几百年历史中，这些地区被认为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 [7]。
2. 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将西方自18世纪兴盛起来的对东方研究兴趣的高涨解读为基于西方立场的想象建构。萨义德指出，Orientalism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他认为，任何教授、书写或研究东方的学科——不管是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还是语言学的角度，都是“东方学” [7]。对东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基本描述也是该书的主题之一。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对东方学的批判上。他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以“东方”(the Orient)与“西方”(the Occident)两者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东方学这一名词本身就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在漫长的殖民史背景下，东方被描述为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 [7]。在此基础上，西方构建了以其自身为主体的文化霸权，将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并将东方他者化或边缘化，从而构建了西方眼里的东方。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将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区分开来的集体观念；而欧洲文化的核心是--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7]。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所产生的文化霸权，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他指出，东方学研究者们学习梵文、古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语言并翻译出大量来自东方的文本以及之后的研究一般都带有政治属性。这些领域的成果中有些为统治所用，而有些直接就是为殖民提供策略的论证 [8]。龚为纲等认为，萨义德总结了东方学的四大传统主旨：“西方与东方之间有绝对的、系统的不同；西方描述东方是基于文本的解释而非对现代东方现实的解读；东方是不变的、同质的而且无力描述自己；东方要么会让人害怕、要么会被人征服” [9]。因此，东方学“是通过与东方对比、与东方观念和形象拉开距离来界定西方自我的一种方法，目的是维护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重构和权威”(同上)。总之，东方学从西方的角度认识东方，是一种从外部认识东方的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西方主观视角。而萨义德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即“东方主义” [7]。
对萨义德来说，东方主义代表了一种西方对中东、亚洲和北非居高临下的姿态。在萨义德的分析中，西方将东方社会定性为静态的、未发展的，从而创造了一种可以研究、描绘和复制的东方文化观。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在这种虚构中，西方社会认为他们自己是发达的、理性的、灵活的和优越的，力图将东方纳入以其为权力中心的结构。换句话说，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对“他者”的想象建构。“东方主义的外衣下，其实是西方的品位和期望” [10]。东方学讨论的“东方”并不是现实世界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个人形象升华为象征着所有西方人对于东方人所塑造的刻板东方形象。因此，“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 [7]。
东方主义话语建构的东方形象背后涉及复杂的西方权力、利益关系，体现了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西方在长期向东方“输送文明”过程中，逐步将东方他者化、异质化，实现“文化与权力的共谋” [8]。不论是以武力入侵为主的英、法，还是后来以文化入侵为主的美国，都试图对东方进行文化同化，使其服从、服务于入侵者的霸权。结果就是，西方知识精英业已定植的观点总是认为东方应被纳入西方价值观和既定标准，且不断思虑如何使其成为可能。他们所秉承的实际上是一种“东方主义刻板印象” [10]。龚为纲等发现，在此权力话语机制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所建构的中国媒介形象偏向消极负面，涉华舆情中的东方主义话语色彩浓厚。他们指出，“尽管中国形象较之百年前大有改观，但是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媒介话语中仍存在被遮蔽的现象，东方主义话语批判对于揭示西方话语偏见有重要理论意义” [9]。因此，本文对视听作品中的东方主义话语机制的探讨并不过时，且具有新时代的意义。
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这一知识体系与实权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我们必须尊重并试图把握交织在东方学话语中的各种力量关系，以及它们所具有的令人恐惧而又挥之难去的持久的影响力。下面，本文将基于萨义德的东方学的理论，分析美剧中的东方人物形象的设定以及多模态符号在视听翻译中的转换问题，以此来探究东方主义话语机制对在西方生活的影响力。
3. 视听翻译中多模态的研究方法
Kress & van Leeuwen指出，“多模态就是运用几种符号学模态，或综合使用若干符号学模态强化同种意义的表达，或行使补充功能，或进行有层次排序” [11]。多模态话语分析从研究多模态语法开始 [12]，并深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认为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系统也是意义的源泉；多模态话语本身也就有系统性；多模态话语与语言符号话语一样，也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的多功能性 [13]；语境因素和多模态话语的意义解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4]。在多模态交际中，意义的产生是多种符号共同作用的结果。几种符号模态互相加强或补充，或有的起主要作用，有的起辅助作用。如在动作电影中，动作表演(视觉模态)占主要地位，但是音乐(听觉模态)往往起到加强视觉冲突或使得情境更为真实的作用。因此，多模态交际的过程是多种符号相互作用，产生意义以及意义解读的过程。
Kress & van Leeuwen提出了多模态语篇的生成过程，即话语、设计、生产、分布 [11]。“话语是关于社会中构建的现实的知识”，它在社会中创造，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发展。交际过程需要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进行。在情景语境的促动下，交际者对意义进行选择 [6]。设计介于内容和表达之间。意义需要选择合适的模态来表达。对使用何种模态、各模态之间如何协同做出合理的安排的过程就是设计。简言之，设计是对符号资源的运用。生产“是对表达的组织，是把符号事件用实际材料表达出来，或者对符号制品的实际材料的制作过程” [11]。每个模态都需要由一定的媒介系统实现，生产的过程即从意义到物质实体的过程。分布则是把媒介具体化，使其成为出现在具体时空中的物质实体。分布过程是对实际材料的处理过程。
“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多种符号资源在同一语篇中如何协同来实现意义” [15]。张德禄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之上，提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包括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表达层面。其关系主要概括如下(图1)。
视听作品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交流模态(声音、画面、文字)来传递信息的动态多模态语篇。因此，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对于翻译研究，特别是对包含语言、声音、文字、图像的视听翻译研究尤其具有适用性。在视听作品中，语言模态结合视觉模态与听觉模态，一同传递话语意义。图像和声音参与了动态多模态话语的整体意义建构 [16]。作为美剧在国内的主要传播方式，字幕翻译(相较于配音)除了一般语言文本的翻译，其语义生成是一个多模态符号互动的过程。在翻译视听文本时，各种符号学模态可以补充或减轻由于语言层面的删减造成的信息流失。因此，从多模态的角度分析视听翻译的策略，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层面有助于将视听作品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意义产生的机制和过程。以下，本文以美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中东方形象塑造的问题为例，探讨视听作品中多模态话语模式之间的关系及多模态语境下的意义表达效果。
4. 美剧中东方形象的多模态分析
《实习医生格蕾》是由美国广播公司(ABC) 2005年出品的一部医学剧。该剧以医学为主题，描写了一群年轻的实习医生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他们在事业上的前进与磨练，在高强度训练医生的同时掺杂了大量的喜剧和爱情元素。本剧2022年已更新到十九季。此剧的长盛不衰是本文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医学剧作为美剧的一个主要类型，此剧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Figure 1.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图1.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5]
该剧中主要的“东方形象”包括由吴珊卓(Sandra Oh)扮演的医生Cristina Yang。吴珊卓还凭借该角色入围第57届艾美奖剧情类剧集最佳女配角奖。剧中Yang虽为亚裔，但实际是在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的富人区长大。然而剧中对该角色的刻画依旧摆脱不了东方主义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来自于《实习医生格蕾》第一季第二集。当有说粤语的病人来医院就诊时，剧中由美国演员Katherine Heigl扮演的角色Isobel Stevens，同样也是实习医生，要求Yang来为病人做翻译。然而，Yang来了之后，表示其并不能与病人沟通，Stevens表示很困惑为什么，Yang说因为她是韩国人，且与其他人一样在美国长大，而她唯一会说的中文来自于家附近中餐馆的菜单。虽然Yang出生在美国较为富裕的家庭(由剧情可知，其继父为牙医，其母为家庭主妇，爱好是装饰房子)，然而，剧中对她的形象塑造依旧摆脱不了西方对亚裔人群的刻板印象。
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文化层面是使多模态交际成为可能的关键。交际的传统、形式和技术都是由这个层面决定的。因此，字幕翻译者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字翻译，传达影片中包含的文化元素，从而使观众能够感受到生动的异域文化。字幕翻译中，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可避免的存在删减。在此场景中，如源语Can you just ask her what’s wrong?翻译为“你能问问她怎么了吗？”原文中不耐烦的口气，并没有在目的语中体现。如果不考虑文化层面，只从语言文本考察翻译策略，很容易忽略本场景中体现的“东方主义”话语机制对西方人造成的刻板印象。在Stevens，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的认知世界里，像Yang一样的“东方人”就应该会讲中文，甚至在她的世界里，Yang与这个病患都被她划分为了“他者”的形象。在此场景中，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对戏剧冲突的刻画和整体意义的表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
语境因素是多模态交际的重要制约因素，包括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语言交际中表达话语意义时所依赖的上下文，而非语言性语境指表达话语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语言性环境和影视剧中的画面场景、语言环境、人物心理、面部表情等非语言性环境共同构筑影视剧的语篇意义。因此，综合把握语境因素对字幕翻译传递语篇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17]。此场景中，金发碧眼的Stevens的形象与吴珊卓扮演的亚裔医生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非语言形态中的面容，如Stevens震惊的表情、Yang愠怒的表情，以及肢体和动作，Yang站在靠门位置(并不打算进入)，加深了戏剧冲突。Stevens的不理解和Yang困惑的语气，对应语言模态中提供的信息——Yang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唯一认识的中文来自于中餐馆的菜单(表1列出了本场景的对话内容)，使得人物形象的刻画十分到位。在这一场景中，语言模态与视觉、听觉模态紧密结合，协同作用，产生整体意义。语言模态是主要的交际形式，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突出了语言所表示的意义。
Table 1. The transcription of Scene 1 visual frames from Grey’s Anatomya
表1.《实习医生格蕾》情景1画面描述a
a注：英文字幕的质量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英文字幕中大小写问题以及拼写错误在表1和表2中已被改正。因此，画面中字幕与表格所列字幕存在细微差别。
媒体层面包括语言媒体和非语言媒体。语言媒体包括纯语言和伴语言，其中纯语言是指声音和文字，伴语言指音响、音调、字体、布局；非语言媒体包括身体语言和非身体语言。影视剧中的辅助元素为语言感情色彩的传播起到良好的作用，其中这些元素包括语气的强弱、音效的大小及字幕文字的布局等。
上面提到的例子中病人是一位中年妇人卢女士(Mrs. Lu)。她虽受伤了，但是并不严重。她希望医生能去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由于非法移民身份，不能去医院就诊。但是由于卢女士不会说英语，无法与接诊的医生Stevens沟通。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此场景中视觉模态的非语言形式——卢女士的面容(表情、眼神)、肢体(手势、姿势)和动作，与语言模态中提供的信息形成互补关系。面容、肢体和动作等身体语言强化了语言模态的效果。但由于她说的是中文，作为主要交际形式的语言并没有实现有效地意义传达。因此，在话语交际中，语言模态并没有强化视觉模态的表达效果。这种强化关系并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而对于观众来讲，字幕翻译使观众摆脱了语言障碍，视觉模态和语言模态的强化关系则是相互的。不管是对于观众还是话语交际中的参与者Stevens医生，卢女士不停地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自言自语的事实，使她的形象接近于神经质。听觉模态对形象塑造的作用依然存在。剧中，最后具有典型西方特征的Stevens医生帮助卢女士的女儿缝合了伤口，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西方对东方的“救赎”。在此场景中，卢女士似乎代表了落后的、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他者”形象，等待西方的救赎。
虽然卢女士说的是中文(粤语)，但在面向中国市场的字幕翻译作品依旧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呈现英文在上，中文在下的字幕形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形式统一的考虑，另一方面，作为源语的粤语，并不是所有的目的语观众都可以听懂(见表2)。
Table 2. The transcription of Scene 2 visual frames from Grey’s Anatomy
表2.《实习医生格蕾》情景2画面描述
剧中除了固定班底的医生，主要人物形象为形形色色的病人。在第四季第九集中，一位医护人员Shane受伤被送往急诊，然而这位医护人员腹部纹有纳粹标志。于是当黑人医生Miranda Bailey来看诊时，他要求一位男医生。然而当同是黑人的外科男主任Richard Webber来的时候，他才说明他希望的是一位白人医生，于是Bailey故意叫来了Yang (因其亚裔的身份)。Yang虽然很不情愿，但仍然接受了这个病人。虽然社会矛盾在影视剧中被突出刻画了，然而，作为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且被广泛传播，剧中的形象刻画依然有其社会根源。影视剧形象刻画不会脱离西方对亚裔形象的认知和建构，东方主义的影响在人物形象塑造中依然存在。
迄今为止，十五季的剧情中出现了很多亚裔病人，而剧中对医生和亚裔病人的刻画多是负面的。东方成为保守和落后的代名词。而美剧中对亚裔形象的刻画，契合并强化了现实生活中西方对东方人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1所带来的“群际偏见”2 (Intergroup Prejudice)。剧作理论家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也提出了“呆板刻画”的类似概念，即被看作类型片的人物塑造机制，泛指“固定的、重复的角色类型”，亦可理解为“故事事件和讲故事的人物的刻板描述”以及“错误的将表象逼真当成生活真实”的创作误区。
5. 结语
早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就指出，电子的、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东方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电视、电影和所有媒体资源都将信息塞进越来越标准化的模式之中。美剧中，通过赋予东方不同于西方的异域风情或野蛮的特质，西方的主体性和优越地位得以确立。电影、电视文化等领域的实践者以各种形式展现了“非西方的”、“民族的”文化。然而，正如萨义德所言，美国产出的带有东方元素的电影，多是以“中心”看“他者”的姿态。剧中描绘的东方形象是对东方异域文化元素的集中体现，是在西方语境中进行创造出来的对象，影片展现的东方元素是西方人感兴趣的东方元素。这些作品中东方形象的刻画，依然没有打破传统东方主义的束缚。这些形象多是负面或将所谓的“中国特征”进行过分的夸大，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和华人形象的想象和固有偏见。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力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这些视听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不仅没有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主流影视作品中的力量，反而把中国神秘化、标签化。
在此文化语境中，整个文化的意义潜势、意识形态、社会系统、行为模式都会对多模态语篇意义的产生形成影响。从多模态角度考察影视翻译的意义在于，模态之间的互补关系决定了语言模态与非语言模态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共同建构整体意义，缺一不可。因此，译文须与非语言模态相互协调，以使得整体意义得以展现。在视听翻译中，译者需通过对视听模态所包含意义以及对其模态间关系的分析，采用相应的翻译方法及策略，建构整体意义。
参考文献
NOTES
1刻板印象(Stereotype)由传播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作为传播学和心理学术语提出，用于解释对某人、某一社会群体活某事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即“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李普曼，1922)。
2“群际偏见”是由群际知觉偏差所导致的心理学效应，具体指“群体关系中一群体对他群体的不公正看法，或表现为对他群体的贬低现象，或表现为对他群体的抬高现象”(麦基，20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