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舆情”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献乔侍郎诗》“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的诗句中，其意义可以译为为民众的意见。《现代汉语词典》把舆情理解为“群众的意见、看法”。因此，从舆情主体、舆情客体和舆情本体三要素来看，舆情可理解为社会公众对公众事件的情绪态度与观点之和，并通过一些媒介表达、传播。而教育网络舆情是舆情的重要属集，可以理解为围绕学生的一类群体对以教育事物为核心的公共事件所持有的情绪、态度和看法的综合体现，并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传播。换句话讲，教育网络舆情指网民处于互联网背景下，对教育问题、事件的看法与态度的综合体现 [1]。
在社交时代，随着前沿科技和网络媒体交互融合的深度逐渐加强，网络发声的门槛大大降低，互联网高开放度和强互动性使公众获得较大知情权与话语权的同时 [2]，也使得网络媒介成为社会环境的信息流通场。诸如教育模式、教育收费和农村教育等相关教育事件，一经发布到网络媒介上，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不乏怀着逐利动机的个人或组织进行有目的的内容转换和内容生产，致使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涌现，同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劣根性，产生了群体极化现象，使得舆情呈现出多样性、随机性、情绪性和破坏性等特点，给社会安全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由此可见，深入研究近年来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主题，掌握国内教育网络舆情特征分析、教育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探究、舆情引导面临的问题及挑战、舆情的监控和对策等方面，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知识图谱构建与特征分析
2.1. 数据源及行文工具
本文文献选自CNKI全文数据库，以“(主题：教育网络舆情) OR (主题：教育网络舆论)”作为检索式，时间截止至2022年10月29日，文献为中文学术期刊，进行检索，共得到991篇文献，对这991篇文献进行研究时间分布图谱绘制与分析。同时，选择其中近五年(时间范围为“2018-01-01至2022-10-29”)的文献进行后面的研究空间分布图谱、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布图谱、关键词突变与研究趋势预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的检索主题囊括了诸如“教育舆情”、“高校舆情”、“高校舆论”等教育网络舆情的子主题。
行文则利用了由英籍华人陈超美博士所研制的数据可视化系统软件CiteSpace，该软件的基本原理主要是运用了论文中关键字的词频计算和共现方法、论文的共被引方法等技术，并融合了聚类分析方法、应用数学分析技术、图形学及数据可视化技术等，其功能包括论文关键字的共现方法与聚类分析技术、作者的合作数据分析与机构合作数据分析技术等，可广泛应用于科研论文中分析和揭示行业的最新动向和发展最新趋向 [3]。
2.2. 研究的时间分布图谱
以时间角度梳理一个领域的文献频数可以探知该领域历史性纵向研究情况。图1为国内教育网络舆情领域学者发文频数情况，共991篇文献。由图可得，我国关于教育网络舆情的研究可追溯至2003年。在2008年之前，文献数量存在一定的波动，但基本保持平稳增长，说明该阶段教育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发展呈稳定趋势。在2008年后，教育网络舆情的话题研究颇受相关领域学者重视，基于各个视角研究的文献产出量不断增加，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并于2018年发文量达到巅峰，为106篇，占该主题期刊总发文量的10.7%。笔者认为，这可能与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宝生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中关于建设和破解“三点半难题”的系列表述有关。随后发文量逐渐趋于平缓，虽然仍处于动态增减状态，但大体上波动幅度较小，说明教育网络舆情的研究已日趋成熟。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on CNKI
图1. 中国知网文献频数分布情况
2.3. 研究的空间分布图谱
2.3.1. 研究作者分析
作者共现分析能反映一个学科或领域的核心作者及作者间的合作强度和关系。选择近五年的文献将其以Refwork格式导出，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时间设置为2018年~2022年，切片时间为一年。
Figure 2. Knowledge graph of author distribution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图2. 教育网络舆情发文作者分布知识图谱
作者合作网络中共存在节点(N = 217个)、连线(E = 38条)和网络密度(Density = 0.0016)。鉴于参与教育网络舆情的研究的作者多与团队内部的合作常态性，该网络密度偏低，表明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力量相对分散。由图2可以看出作者合作网格较为稀薄，各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且都为2~3人之间的小规模合作，较大多数作者进行独立研究。借助CNKI进行检索，可发现作者之间的合作一般局限于作者所属单位内，未能形成有较强凝聚力的科研群体。其中，来自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刘博和朱佳雯二度合作，他们聚焦于“互联网 + 教育”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发文量超过1篇的核心作者及发文量如表1所示，其中来自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者刘博发文量为3篇居首位，其他作者发文量多为1~2篇。可见，该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authors who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1 paper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表1.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发文量超过一篇的作者统计
2.3.2. 研究机构分析
领域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可以呈现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机构和机构间合作网络关系。借助CiteSpace 进行发文机构知识图谱绘制与分析，可以得到具有196个节点，23个连接的教育网络舆情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从图片分析来看，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其次分布于研究院所、教育机构有限公司等机构。观此可知，高校仍是我国教育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主力。从二级机构来看，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级院校的社科类学院，如马克思主义学院，传媒学院和教育学院。通过分析主要机构的相关文献发现各发文机构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总体来看，合作强度不大。合作机构网络的形成主要由行政归属关系或者地理位置相近主导，跨区域的机构合作较为稀缺。
Figure 3. Knowledge graph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distribution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图3. 教育网络舆情发文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进一步统计出国内舆情演化模型研究领域发文量前10的核心机构，如表2所示。从研究机构发文量可以看出，广东白云学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和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以总发文量3篇，成为我国该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近年来，各高校院校利用自身优势，探索了教育网络舆情监测、应对的实践路径。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top 10 distribution where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1 paper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表2.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发文量10位的机构统计
2.4. 研究的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布图谱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整体内容的提炼和总结，能够反映文献的核心内容。本文统计分析，发现415篇期刊中包含168个有效关键词，表3为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关键词共现频表，显示出前10位的高频关键词列表。
Figure 4.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图4.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对文献进行关键词的共现分析，结果显示该网络中节点数168个，连线数为 218条，其中网络舆情出现频次为184次，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出现次数，教育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其他关键词分别为：大学生(79)、思政教育(45)、高校(42)等。从图4和表3中，不难发现近年来国内学者侧重于对涵盖大学生、辅导员等关键词的高校舆情进行研究。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top 10 keywords,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表3.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前10位关键词、频数、中心度统计
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可以表明该领域的不同研究关注点。图5中有有8个标签，代表八个聚类。每个聚类的标签都是共现网络中的关健词，聚类的序号是#0~#7，聚类序号的数字越大，说明该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少，反之，数字越小，说明该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包含的关键词较多的聚类侧面也能反映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基于上述，该领域主要研究方向在于网络舆情和思政教育。此外，聚类分布集中度和重叠度较高，图中覆盖着显示知识转折点的关键节点文献和表示发展脉络的共引连线，说明国内教育该领域研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Figure 5.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clustering
图5.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视图6能够反映出各个聚类发展演变的时间跨度和研究进程，为各个子领域的演变路径提供了直观而准确的参考。由左至右依次表示关键词出现的时间序列，由上至下依次表示聚类信息的递减性，可由时间轴视图梳理研究热点的历史来源和发展脉络。网络舆情研究从2018年到2022年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且随着大数据和新媒体的发展，研究方向逐渐多元化，如影响因素、形成机理等。教育网络舆情危机应对作为一项复杂繁琐的系统工程，其干预效果受多个因素影响 [4]。研究分析教育网络舆情演变的影响因素能为其应对及预警研判提供参考，因而，近年来影响因素也成为了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Figure 6.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timeline
图6.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时间轴图谱
2.5. 研究的关键词突变与研究趋势预测
关键词突变指的是在较短的一段时间中部分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通过关键词突变分析，能够掌握研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图7中显示了思政教育、网络身份、突发事件、舆情治理等20个关键词。可以看出，2018年~2022年间，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关注点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2018年~2020年，该领域学
Figure 7.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emergence
图7.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者关注的话题为“网络”、“自媒体”等；2020年~2022年，学者聚焦于“思政教育”、“突发事件”等。2019年岁末，我国突发大规模疫情，处于恐慌状态的群众利用社会网络平台进行情感态度表达，也存在一部分网民将网络平台作为泄愤的通道，使海量的真假信息一时间进行裂变共振，从而产生了群体极化现象，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交流空间、育人重点及教育路径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5]。基于重大疫情防控的这一特殊背景，不难理解2020年至今国内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前沿主要体现在思政教育、突发事件与教育网络舆情间的联系路径构建。
3. 相关文献内容梳理
文献内容梳理可以折射出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2002年，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通过建立“教育舆情系列调查课题组”，开创了我国教育舆情研究的先河。目前，国内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以趋于成熟，来自高等教育、新闻与传播、社会学、统计学和图书情报学的各界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网络舆情进行了研究，且主要集中于教育网络舆情特征分析、传播规律探究、舆情引导面临的问题及挑战、舆情的监控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3.1. 教育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掌握舆情基本特征是应对教育网络舆情的必要条件之一。国内学者从舆情本体、传播过程、传播媒介、影响因子等维度阐释了教育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陈荣明(2018)认为高校网络舆论具有网络舆论主体多元化、内容两面性和社会影响力强等特点 [6]。王保化、骆潇(2019)以互联网为背景，揭示出教育网络舆情具有接近权与参与权并存、范围广泛与时效性并存以及多元性与难控性并存等特征 [1]。廖智辉、张学波(2019)认为当前教育网络舆情具有演变快、发展程度超出传统时空场域范围、舆情呈现网状传播、舆情分析手段丰富等区别与以传统媒介为主导的舆情演变特征 [7]。邵林(2021)分析了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提出了教育网络舆情具有涉及范围更趋复杂化、容易引发人群更大范围内关注、传播迅速等特点 [8]。
3.2. 教育网络舆情传播与演化规律
自新兴科技嵌入社会交往链条，群众开始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的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网络成为了舆论的发酵场，关乎民生的话题如教育事件等更是一经发布到网络上，就犹如导火索般迅速产生舆论效应，舆情由此开始传播与演变。基于此，窥探教育网络舆情传播与演变规律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贺武华、贾晓宇(2018)分析了校园“裸贷”事件的舆论过程，指出了公众对教育失范行为的网络舆论传播通常历经社会问题向话题转化–个人意见的网络化拓展–事实和意见信息的传播–主流媒体意见主导和整合四个阶段 [9]。杨跃东、李猛哲、鲁欣正(2021)将自媒体舆情的传播特征与教育考试业务相结合，发现国家教育考试网络舆情呈现始发期、裂变期、爆发期、消散期四个阶段的演变规律 [10]。鲁杰，王媛，赵媛(2022)将教育网络舆情演变划分为网络教育舆情传播–主流媒体报道宣传–公众舆情观念转变–政府化解舆情矛盾四个阶段 [11]。值得注意的是，大多学者基于单独的案例对其舆情演化进行分析，对其他情况下的舆情演化缺少适用性。
3.3. 教育网络舆情引导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近年来，教育网络舆情事件依旧层出不穷，网络社会的高开放度、强遮蔽性和交互性，给社会各层应对教育网络舆情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吴国毅、刘晶(2021)认为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着观念亟待更新、过程管理不足、管理手段落后、治理队伍薄弱等问题 [12]。谭妤晗、李峰(2021)基于学生、高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新时代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引导现状，他们认为教育网络舆情治理存在以下问题：学生容易出现语言失范、高校舆论引导机制缺失、思想引领活动尚待完善、社会监管效力不够、家庭监督承担有限等 [13]。
3.4. 教育网络舆情的引导、应对和学校思政教育强化现实路径
国内学者主要立足于学校层面，特别是从思政教育的角度对教育网络舆情引导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张云霞、王晨(2018)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开展应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来统摄，“内”包括高校网络思政工程的创建、专业舆情引导队伍的建设以及青年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三方面，所谓“外”，就是要健全网络舆情信息搜集机制、充分发挥校方媒体舆论的导向作用和搭建透明的网络舆情互动平台等 [14]。周春晓(2018)提出推进话语转型、转变网络舆论管理方式、优化话语平台和机制建设等建议 [15]。王帅(2021)指出，高校需立足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解决现实问题，把经验提升到科学理论高度，构建应对风险挑战的长效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确保高校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 [16]。
4. 结论和展望
大数据背景为众多学科范式变革提供了客观环境，嵌入了研究链条中，重塑了各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思维、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变革意味着带来机遇，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人员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方法、多元主体集成性下的教育网络舆情研究。本文以2018年~2022年教育网络舆情中文期刊为数据基础，借助CiteSpace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加上文献内容相关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时间分布图谱表明国内教育网络舆情领域基于各个视角的研究成果从2003年开始不断丰富，并在2018年达到峰值，目前发文量呈现较为平稳的波动状态，表明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已趋于成熟。未来期待相关领域学者有更深入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其次，空间分布图谱表明参与教育网络舆情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众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未形成较为核心的学者和机构，未来应要求相关学者和机构在研究主题上保持专注度，对研究主题进行深度挖掘，避免浅尝辄止。同时，学者间和机构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稀薄，未来需要宏观引领，促成学者间、机构间广泛合作交流，这有助于更具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的产生。其次，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会导致研究成果存在偏颇，因而期冀未来其他行业、领域的学者加入教育网络舆情的研究。
再次，关键词的共现和突变图谱表明：“辅导员”、“大学生”、“思政教育”等是近年来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不难发现，近年来大多学者聚焦于高校舆情，尤其是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持续强化。但值得强调的是，教育舆情事件不单单涉及到高校，诸如“红黄蓝幼儿园幼师发男童闻脚照”、“成都49中学生坠亡”等非高校舆情事件层出不穷，掌握舆情背后的本质，急需研究探讨，因而需要学者扩宽研究范围，提高涉及幼儿园、中小学等场合的舆情事件的重视程度，加大相关研究力度。
综上所述，各界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网络舆情进行研究，且主要集中于教育网络舆情特征、教育网络舆情传播规律、舆情的监控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但当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如何挖掘舆情隐情，提出深层次治理建议，使舆情研究现实价值达到最大化；如何研发专用的舆情监测工具实时实地地进行舆情数据采集；如何提炼教育网络舆情的基本共性，构建可落到实处的舆情共振模型，实现舆情高效高速治理的目标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资助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重点研究课题“近五年北京教育系统典型舆情案例分析研究”(XXSZ2022ZD13)、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一般项目“基于知识图谱的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管控策略研究”(SM202111417008)研究成果之一。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