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朝着繁荣蓬勃的方向大步迈进。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切勿只满足于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应剖析二者的逻辑关系，挖掘二者的契合之处，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进而推动“中马创新与共进”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的时代价值
(一) 二者融通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大论断。其中，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多维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西方外来文化，它深深根植于欧洲传统文化之中，若想要在中国大地扎根，则必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反复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任何的实践都是物质性的，都是客观的、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强调“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转过来又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当它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便能够转化成具体的实践，也就是指导中国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思维范式的过程中，前辈们结合中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国情，根据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过百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也越来越明显。
(二) 二者融通有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理论特征就是时代性，它的理论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化因素，甚至可以说其中隐含着许多预知未来的超前性因素。因此促进二者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先进的，有利的因素发展自己，不断促进自身的现代化转化，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从而为高速发展的中国指明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它的实质是“扬弃”。中国传统灿烂文化经历了五千多年的积淀，但是无论它多么博大精深，都不属于现代文化。追根溯源到五千年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发源于农业，归根结底属于农业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进而能够实现自我的发展，不断促进自身现代化的转化。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全部都是优秀先进的，而是糟粕与精华并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去切入，就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去看待糟粕和精华，也就是要“扬弃”，即保留精华，舍弃糟粕。中国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引自身的前进的理论基础，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时代性不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因此，唯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的助推下，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自我的“盘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不仅越来越明显，而且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自我的理论价值。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的契合点
推动二者融合绝非易事，首先要对二者的契合之处进行剖析，进而找到合适的融合视域。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导思想与文化根基的关系。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结合基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认识论的契合：强调实践的精神导向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2]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了“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的一切认识归根结底都要回到实践中，都要通过实践去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知。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理论的“经院哲学”，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十分注重实践。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深刻分析了“知”与“行”的关系，并且认为“先有行后有知”，提出了“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的观点，旨在说明实践出真知。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则强调“格物致知”，其中“格”是追求，“致”是求得，即只有通过推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真知，由此可见，朱熹也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明清时期的王守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3]，他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王守仁的观点告诫我们要想探寻事物的本质，必须要潜心实践。
(二) 唯物论的契合：注重物质性的思想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的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意识的产生则必须依赖物质这个载体。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物质世界长期自然演化的产物，所以从时序来讲，物质世界是先在的，意识是派生的，即先有自然界后有人类，先有物质后有精神 [4]。
中国华夏史上有四位著名的唯物论思想家，分别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东汉时期的王充、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家王缜以及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荀子在其著作《天论》中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认为，宇宙非神所造而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南北朝时期，哲学家王缜的主要观点是无神论形神观，他提出“形存神存，形灭神灭”，主张身体和精神是地理统一的。王缜的思想坚持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第一性是相统一的。王夫之则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的《尚书引议》、《思问录》等著作集中体现了他主张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唯物论观点。不过，二者在物质第一性方面尽管存在相同之处，但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哲学对物质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三) 辩证法的契合：创新发展的理论品质
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告诫我们要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首先，对立统一规律它揭示了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主次矛盾则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启示。其次，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两种形式，启示人们要做好量的积累，抓住机会促成质变。最后，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关于事物借助自身的内部因素，反复突破自身进而实现由旧质到新质的转化规律。
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早有体现。道家的经典《易经》用阴阳两种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解释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战国时期的《战国策》中也折射出辩证法的思想，“积羽沉舟，群轻折轴”论证了质与量以及质变与量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不平不阪，无往不复”则体现了《易经》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意即没有平坦的道路就没有坡路，没有好就没有坏，充分展示了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四) 历史观的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主张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他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同时批判旧唯物主义者从生物学角度审视人的形而上做法 [5]。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个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观不谋而同，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发展于春秋战国，最终在汉代定型，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主旨思想始终是“重民、贵民、爱民、安民”。在先秦儒学中主要体现为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民贵君轻”以及荀子的“军舟民水”。此外，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所提倡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财产为公民共有，人人地位平等，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的路径研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契合，这也为二者创造了更大的融合发展空间。但是，二者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实践活动，并且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一) 坚持科学的方法理论，保证二者融合工作的正确方向
1) 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全面性的融合，用整体、宏观的视角来认识和处理两者的融合 [6]，这就要求必须从辩证法的角度去审视二者的融通问题。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而应该辩证地看待诸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包括了儒家文化，还包括了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要整体把握，注重对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传承和发展，增强自己中国化的理论特质。
唯物史观具有很强的指向力，推动二者的融合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要以中国的物质资料和生产方式作为二者融合的发点和终点。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所以要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大局去推动二者的融通，与世界现代化发展格局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于此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二者融通的过程中，必须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大众视野，要使理论能够为人民理解和接受，并且应仔细审视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对症下药及时解决，从而更好地推动二者的融合。
2) 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及对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清晰地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作用是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应主动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构架，主动承担起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要理清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自觉地推动二者的结合。
对于民族来说，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文化是基石。正如鲁迅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最有力的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国现有的文化充满信心，肯定它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根基性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庚续传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因密码”，是中华五千年光辉历史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7]，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
(二) 坚持具体的实践统筹，推动二者融合工作的层层开展
1) 调动多方主体力量，形成齐抓共促的局面
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政府、地方高校以及社会哲学研究院肩负着主要责任，发挥着主要作用。首先，政府各部门应该发挥自身的财政功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并且发挥自己的政治引领作用。其次，各地方高校要利用好学校的教学资源和人才优势，积极主动地举办相关的论坛和学术研讨会，在学校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最后，社会哲学研究院应该着力于相关的研究之中，从专业的角度去剖析二者融合的深层逻辑，为二者提供现实的融通路径。由此观之，促进二者的融合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出力献策，形成齐抓共促的局面，使二者的融合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2)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顾炎武也曾提出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将二者简单僵化、牵强附会的结合，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将二者有机、有效融合。首先，要坚决反对僵化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理论，忽视现实情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条主义。其次，要坚决反对只关注效果的实用主义，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深入地比较分析，否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最后要反对只关注外表而忽视内在本质的形式主义，以中国实际情况为前提，结合具体的理论，促进中马共进。
3) 丰富教学模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形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二者传播和融通的基础，作为理论和文化的学习者，学生担负起了研究和传承的重任。当前青年学生接触和了解二者的方式主要还是一些课本和网络资源，很少接触到其它的学习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太强，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有些晦涩难懂，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纵横交错，内容复杂，想要彻底学懂学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要创新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根据学生的猎奇心理，丰富学生学习形式。例如，学校从小学就开设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并且设置专门的教师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传授相关知识；课堂教学不仅仅局限于课本教材，可以适当借助有关传统文化、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纪录片和短视频，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学校可以设立专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团，招聘青年学生入伍，然后对学生进行培训，进而到各个班级去宣讲。
(三) 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促进中华新文化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要更好地指导中国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仅仅是理论方面的创新，还包括突破文化自身的范围，走出文本，走向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新文化的系统性创造和构建，新文化在文化性质上既是相对于传统文化的“新”，又是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新” [8]。新文化体系的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基础，在二者的融合的过程中，这个“新”的特征便会越来越明显。由此观之，中华新文化体系的形成是伟大之举，同时形成之路也非常艰难。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坚持实践基础上的中马创新共进。尽管中华新文化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还没有具体的雏形，但是，随着新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新文化”一定会在中华大地上“赋形”并且大放光彩。
5. 结语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性契合与融通，更多地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角度去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其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 [9]。由上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存在多方面、多维度契合，也正因如此，二者融通的空间也越来越大。目前，推动二者融合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听党指挥跟党走，不断推动中马创新共进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