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一个诸侯割据、相互攻伐的大混乱、大分裂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与割据，使得统治阶级忙于相互攻伐的争霸战争，在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派系林立、相互论战，不少诸侯鼓励思想文化界的交流与发展，例如齐国曾创立稷下学宫，成为当时的全国学术中心，对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比较著名的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说、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说等，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秦统一六国之后，对思想方面进行了残酷的摧残和迫害，百家争鸣的状态结束，除法家之外的其余诸家学说逐渐凋零。但由于秦二代而亡，统治时间很短，在西汉建立后，有不少的沿袭自战国时代的诸家思想又开始活跃在了学术界中。西汉初年，统治者借鉴了前几代灭亡的教训，重视对人民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对战国时期的诸家学说进行了筛选，一部分不适用于统治阶级的诸家学说被统治阶级所抛弃，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中，以至于无人传承，如今我们只能在典籍中窥见一斑；也有一些诸家学说进行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稳固政权的政治化改造，使得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西汉初年，统治阶级相继吸收了儒家学说、道家学说、阴阳家学说、法家学说的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一套适用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学说。但这些在西汉初年继起的新学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旧学说相比，在其思想内涵和社会作用上，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目前，学界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儒家方面，李克建(2012)认为，先秦时期的儒学是一种思想学说，而西汉政府通过政治化改造，将其发展为了一种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并使得社会儒学化氛围越来越浓厚 [1] 。马元晖(2018)认为，原始的儒家教化是温情的、软弱无力的，不能“治国平天下”。西汉统治者意识到了这点，于是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了一体，将“外儒”与“内法”相结合，进一步稳固中央集权 [2] 。石真龙(2021)指出，先秦时期的儒家士人多将“以身载道”作为自身的最高理想。但回到现实之中，士人们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屈尊于“势”。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正是将这种“守死善道之志”转化为“道依附势”的价值倾向 [3] 。在道家方面，张维华(1981)探讨了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思想，认为黄老政治思想在西汉初年的兴盛，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上的约法省禁和社会上休养生息的形势。“新道家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思想基础之上吸收了各家学说，杂糅而成的。其对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长期的社会发展也会缺乏促进作用 [4] 。于斌(2006)认为，封建政权的执政理念是围绕着君主集权神化来进行的。儒家通过不断地理论创新，能够推动君权神化不断发展。而道家的基本理论主张无欲、清净，与君权集中与神化很不协调，因此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5] 。在阴阳家方面，李乔(2009)通过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指出，阴阳家在先秦至西汉时期很有影响。它不仅能与儒家经典结合，创造出“春秋阴阳说”“洪范五行说”“明堂阴阳说”“四始五际说”等理论，也可与道家结合，成就《淮南子》等经典名篇 [6] 。徐奉先(2012)指出，阴阳家在西汉初年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做出了重大转型，逐渐衍化、渗透到了其他学说中，其影响力得到扩大，并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7] 。
学界的上述研究，为我们研究诸家学说在西汉初年的“政治化”倾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现有研究往往只是集中在某一家的理论方面，缺乏全局性的、综合性的研究。本文拟就此浅作论述，以期能够深化学界对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及其思想流变的研究。
2. 道家学说与黄老政治
2.1. 西汉初年的社会状况
秦朝末年，因不堪严苛的暴政以及文化、经济上的高压政策，各地的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秦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在秦朝灭亡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迅速发生了转化，由诸路起义军合力抗秦，演变为以刘邦为首的汉军和以项羽为首的楚军相抗衡的争霸局面。最终楚汉战争以刘邦为首的汉军的胜利而告终，建立了西汉政权。
在西汉政权建立后，面对混乱的社会状况，首先废除了秦朝的苛法。刘邦在占据关中后，与关中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赢得了关中百姓的拥护，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方面，延续了秦的绝大部分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户籍制度和法律体系，称作“汉承秦制” [8] 。此外刘邦又大封诸侯，英布、彭越、韩信等开国功臣先后被封往各地，此外还有不少同姓王、旧贵族。这些诸侯王后来手握重兵，割据一方，成为了西汉初期政治上的大患。中央屡次削藩，都遭到他们的抵制，最终酿成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此外，北方的匈奴依然对汉朝虎视眈眈，匈奴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曾经在“白登之围”中大败并围困刘邦。内忧外患使得西汉政权在建立之初便遇到了挑战。
长期的割据和战乱，对西汉初期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坏的恶劣影响，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人民厌战情绪高涨，普遍希望能有一个宽松的、和平的、长期稳定社会环境来进行生产和发展。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沿袭秦的政治制度和施政纲领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急需一个新的施政策略，来迅速恢复国力和生产力。
2.2. 西汉对道家思想的政治化改造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面对社会经济衰弱的状况，吸收了战国时期的道家“无为”的思想，对施政纲领进行了改造。文、景采用黄老之术，采用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宽省刑法”的策略。经过多年经营，生产力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的景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西汉政府国库充盈，国立大大提升，被称为“文景之治”。
道家思想的本源是以“道”为核心，天地万物都是由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道”演化而来的；它是“纯全之朴”“众妙之门”。“道”同样也指引着未来，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意注定，应该遵循自然的章法，不应该有过多的人为干预。《道德经》中写到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庄子》中教导君主治国要“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都对“逍遥”“无为”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阐述。
汉代的黄老政治，正是由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加以改造而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虽已产生，并成为了百家争鸣的主要学派，然而战国时期的统治阶级比起空谈治国理念，更加注重法家、兵家等能够富国强兵的“实学”，对于儒道之学，终究没有将其看作是治国的根本而贯彻实施。而之后的秦朝焚书坑儒，更是将诸子百家文化摧残殆尽。到了西汉初年，政治环境安定、国家呈现了大一统的局面，需要一种稳定的治国理念能够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之时，道家的“无为”“自然”，便使得统治阶级找到了治国的良方。
在文、景时期，依据“黄老政治”的指导思想，西汉政府实施了重农抑商、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倡导以农为本，鼓励农业生产，减免他们的徭役和税赋；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加倍征收商业税。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许多流动人口在一个地区固定下来，既减少了流民等不安定的因素，又鼓励发展了农业生产，使得政府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生产资料，充实了国库。“约法省刑”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被视作是专制政府对于人民的一个重大让步，从而出现了政通人和的局面。因此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思想，正迎合了统治者稳固社会秩序的需要，已经不似原始道家那样主张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入世维护封建统治 [9] 。
3. 阴阳家学说与五德终始论
3.1. 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阴阳家思想
阴阳家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人物的，旨在用阴阳五行论解释宇宙和世界本源问题和演化规律的哲学学派。
在远古的年代，万物消长，年复一年的自然轮回，引起了上古先人们对于宇宙本源和世界演化规律的思考。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使得先人们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正确的认识世界，因此使得他们借助了一些神秘的玄学理论来解释当时无法用科学知识解释的自然现象。其中便有“阴阳说”和“五行说”等观念，再后来也逐渐被道教思想所接受和融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阴阳说，是指世界实际上是由阴阳两种对立的状态构成的，正如同生与死、白天与黑夜、月亮与太阳、水与火；阴阳在对立的过程中有互为融合，此消彼长，构成了自然界万物的循环相生。五行说源于古人对天体运动的观测，是指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五种元素有相生的元素，也有相克的元素，在不断的相生相克中进行矛盾的转化，从而此消彼长，是世界万物循环的基本动力。
3.2. 西汉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政治化改造
阴阳家自其成立之初，便与祭祀、卜筮、巫术等神秘仪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希望通过阴阳家的理论，用来解释自然现象所代表的吉凶，知晓过去，预知未来。帝王更是如此。每个朝代的帝王都会迫切的想知道自己建立的朝代国祚如何，国运如何；更需要一个完美的借口，用来证明自己取代前朝的合法性，证明本朝乃是“授之于天”，取代前朝是在“替天行道”。西汉统治者代秦而立后，迫切需要一套合乎逻辑的理论，来证明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性。而阴阳家的相关理论，正好为西汉统治者提供了一把有力的理论武器。
通过对阴阳家学说的改造，汉初统治者提出了“五德终始论”的观点。“五德终始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也如同自然界中的五行相生相克一般，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一个朝代的“德运”已尽时，自然有另一个朝代替天行道，将其取代。每个朝代都有它对应的“德”。《吕氏春秋》中记载：“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认为虞、夏、商、周四个朝代，都有其自己对应的五行属性。夏代虞，是因为木克土；商汤代夏，是由于夏朝的木德已尽，而商朝的金德克夏朝的木德；同理，武王代商也是由于火德的周能够克金德的商。秦朝建立后，为了证明自己取代周朝的合法性，秦朝统治者也跟着宣称自己朝代的属性是水德，故代周是顺应天意。西汉政权建立后，为了表明自己代秦具有合法性，也采取了一系列改正朔、定服制的举动。太初元年，汉武帝下令改制，“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10] 。同时，统治阶级还将抽象的说教具体化、庸俗化 [11] ，深入社会中的方方面面。
之后，虽然阴阳家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但阴阳家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融入了其他流派的学说中，并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的阴阳家的思想核心，在每次改朝换代时都被后起的统治者奉为圭臬。一直到宋元时期，五德终始论才最终被逐出正统的儒家理论体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 [12] 。五德终始说从战国时期延续至宋元时期，历经千余年，为之后的王朝变迁、王朝兴衰，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 儒家学说与三纲五常
4.1.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自其发展以来，一直是一个注重阶级观念、注重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强调礼法观念的学派。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就是君主要尽到做君主的本分，臣子要恪尽做臣子的义务；父亲要做到父亲的本分，儿子要恪守做儿子的义务。孟子也谈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再次明确了孔子所谈到的长幼尊卑有别的理念。
孔孟的尊卑之道，是建立在西周的礼乐文明和宗法制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之下，周王室日益衰微，虽名义上仍为各国共主，但实际上诸侯国互相攻伐，到后期纷纷僭越称王，早已礼崩乐坏。孔孟的儒家学说强调恢复礼乐文明，在诸侯看来不过是一场复古的逆流。与其推行孔孟之道，倒不如重用兵家、法家，厉行变法，增强国力，用来在战国乱世中求得一席之地来的要紧。孔子曾周游列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奔走呼号，但各国君主皆对其礼遇有加，但没有哪国接受他的政治主张的。因此，孔孟之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市场。
4.2. 西汉对儒家学说的政治化改造
到了汉武帝时期，在经过了数十年的“黄老政治”“无为”的发展，西汉的国内经济已经恢复到了一定的水平，再使用道家学说治国理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政府也迫切的需要一种文化手段，在思想方面对人民进行管控，以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西汉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以儒家文化为本源的“三纲五常”理论，认为在人伦关系中，需要做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重申了君权、父权、夫权的正统地位和重要性。“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个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强调公民需要遵守社会秩序，遵守基本社会道德规范。通过“三纲”“五常”，稳定了社会中的家庭关系、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使得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社会秩序重新被建构起来，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稳定起到了作用。
然而，董仲舒所创造的封建统治阶级下的等级秩序，已经与孔孟眼中的礼乐文明下的尊卑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求，“三纲五常”已经部分曲解或篡改了先秦儒家学说的本义。汉儒过分强调了等级秩序的差别，而忽略了先秦儒家眼中的尊卑秩序，实际上并没有如此浓厚的等级秩序色彩。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各人要有各人的样子，要明白自己的职责本分，并没有说谁要必须服从谁的强制性教义。而董仲舒把它曲解成，臣必须服从君，子必须服从父。如此看待先秦儒家的思想，未免过于狭隘。
5. 结论
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了各种学说、学派。这些学派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是我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一个光辉灿烂的顶点。在西汉初年，这些诸子学说被统治阶级加以改造，或多或少地扭曲了先秦学者的原本意思，成为了维护专制皇权的思想武器。通过对诸家学说的政治化改造，使得专制皇权与改朝换代在理论上得到了合法性，为我国接下来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稳固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持了先进的世界文明大国地位，促进了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繁荣。但从长远来看，被汉儒所曲解了的先秦儒家思想，对于后世人民的思想活跃性、创造性，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损害，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到了近代，这种思想越来越成为一种反动的逆流，与现代“开放包容”的社会背道而驰。因此，为先秦儒学“正名”，不受后世的汉儒、宋儒干扰，发掘他们原本的真实意义，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