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线路的提出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成立起，再到《2008文化线路宪章》的形成正式确定了其概念 [1] 。现阶段我国对文化线路的研究多集中在概念解读及具体线路的分析与价值评价研究，但在不同视角下的研究相对孤立，缺乏与新兴技术及理论的有效联系。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2020年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中国“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2] 。但仍有相当部分民族地区乡村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致使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此类型地区在新发展时期所面对的抉择是以何种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推动地区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和文化线路的理论支持下，依托各具特色线路中的文化流动、人口迁徙、沿线民族风俗等非物质要素以及历史文化遗迹、文物、特色产品等物质要素，对各文化线路进行充分挖掘扩展与保护开发，助力沿线乡村进一步发展。
雅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处四川盆地至青藏高原的过度段，特殊的地理区位使雅安成为汉族与藏、彝、羌等少数民族交汇处，历史上被称为“民族走廊”和“藏区门户”，且是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3] 。茶马古道是连接西南产茶区与藏地之间以“茶”“马”为主要交换物资的交通及贸易古道 [4] 。其至二十世纪中叶依然兴盛，是我国与周边国家文化、物资交流的重要途径。雅安段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始路段，更是拥有独特的地理及历史因素和“背夫”文化，在整个茶马古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在文化线路的拓展保护与价值提升助推乡村振兴的视角下，以川藏马古道雅安段为例，分析研究其蕴涵的文化线路特质、文化资源以及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联动机制。提出雅安段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以拓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线，为类似的跨区域线形文化遗产资源的研究、保护与开发以及沿线地区进一步推进乡村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2. 茶马古道概述
由于历史朝代与地理位置的差异，在“茶马古道”概念提出之前，其所涉及的古代线路有众多名称，如“旋牛道、五尺道、进桑麋泠道、永昌道、唐蕃古道” [5] 以及民族学界常使用的藏彝走廊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茶马古道的研究涉及地域、具体线路、贸易内容和影响范围等多方面。深入研究分析“茶马古道”的概念与内涵以梳理其理论和实践脉络，对于进一步拓展内涵和提升价值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1. 概念界定
“茶马古道”由古代的“茶马互市”不断发展而来，其是在“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 [5] 的需求诱导下产生的。由于吐蕃在唐朝时期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主要威胁，此时唐对藏采取怀柔政策，故在贸易往来中保持谨慎。宋时期，由于战争因素，对战马有较大需求，直接拉动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并且该时期形成了完善的贸易制度。“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皆良马也。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糜之” [5] 。在蒙古铁蹄之上所建立的元朝在藏区马匹并无过多需求，故并无强烈意愿推动茶马互市的发展。明朝时期则大体上延续前朝相关制度，进一步增设互市地点。清朝互市有所衰落，清政府逐渐将茶叶贸易重心转向出口，且由于印茶入藏，西南茶叶市场受到冲击。
在不同时期建立并完善的管理机关及制度，其专职管理官方茶马贸易，阻断茶农、茶商等私贩茶叶。官府垄断的茶叶贸易虽增加了朝廷收入，解决战马紧缺问题，但对于民间贸易的严苛管制，使得原有的贸易空间被不断压缩，仅靠官府的统一经营无法满足汉藏两地的民间需求，因此出现了不同于官道的民间私茶通道。这些犹如毛细血管般的“小路”将“官道”互相连接，并不断辐射周边地区。综上所述的各历史时期并未形成“茶马古道”的准确概念，但其各局部性的古道已成为地区文化、民族、经济等方面交流的重要纽带。
“茶马古道”一词由木霁弘、徐永涛等学者在1980年提出，其将沿路景观与藏族嗜茶习俗综合考虑，逐渐提炼出“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对“茶马古道”的内涵做出初步界定：“茶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心，西出印度、尼泊尔，东抵四川盆地西缘，东南至桂林的网络” [6] 。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给川、滇、藏以及联通南亚、东南亚等各地区及国家之间众多纷繁复杂的线路网络一个较为统一的名称，并引发巨大反响，带动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和讨论。
“茶马古道”跨越时间之长、串联面积之广使其并不仅仅指一条或几条已明确的线路，而应是对我国西南地区及邻国相互连接的巨大交通网络的统称。对其内涵的解读应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出发。广义来讲，连接西南地区之间以及与沿线邻国之间的以马帮为运输载体的贸易古道都可以称之为茶马古道，其不单纯只是贸易往来的通道，更是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线路，以此定义下，不论是从事茶叶还是其他商品交换所形成的线路，均称为“茶马古道”。狭义的理解为，“茶马古道”指川、滇、藏之间以驮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贸易古道。
2.2. 雅安段的主要价值
雅安段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关键段，及重要的交通、贸易、管理和文化枢纽。其主要核心之一的雅安城是历代茶马互市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大量与茶马贸易相关的茶号商队集散地。坚固精巧的交通设施在这里得以运用，繁华的城镇村落应运而生。该段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沿革、厚重的文化底蕴。
1) 雅安段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段。作为茶马古道川藏线的始发部分，其是东连邛崃至成都，西达泸定至康定藏区的局部性通道。该段全长约400千米，虽东西跨度不大，但在较短的距离内地势起伏明显，海拔落差极大，由几百米起伏上升至五千米以上。可以称为古道中最为艰险与苍凉的一段。雅安段通常可以分为由从雅安经荥经，越大相岭到汉源，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的官道“大路”；以及另一条，自雅安到天全，越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的“小路”，因系山间小路，故因此得名。“官道”沿途幺店子、哨站众多，商贾旅人及背夫马帮等流动较为便利。“小路”则更为艰险，沿线多维山地沟壑，急水湍流。
2) 雅安段是南路边茶的重要生产基地。自汉吴理真植茶于蒙顶山伊始，雅安成为世界上有文献记载最早的人工栽培茶叶的地区。作为重要的茶文化起源地及产地，从唐至清，雅安蒙山茶一直作为皇家贡茶。随着茶马互市政策的推行，雅安也成为官方指定的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重要基地。
3) 是茶马互市的交易枢纽。该段中雅安及康定均为茶马古道重要的交易转运枢纽，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进了藏区之中，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天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 [7] 。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 [8] 。康定城为川藏茶马古道上第一重镇和汉藏贸易最大的市场，是民国时期的三大商埠之一，锅庄、缝茶及运输成为老康定的三大产业。
4) 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平台。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汉藏及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聚合的过程。雅安段作为连接汉、藏两大文明的重要通道，其不仅只是贸易古道，更是促进民族之间沟通联系，文化、思想和观念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在文化性和社会性方面具有显著价值。
5) 雅安段“天路背夫”的独特文化。雅安段在较短的距离内地势起伏明显，海拔落差极大，由几百米起伏上升至五千米以上。短距离内的海拔急剧变化造成道路多为崎岖的山间小路，使得牲畜驮运难以在恶劣的道路环境下有效的进行，且“大路官道”的严格管控以及运载能力的限制，使得沿线居民的贸易往来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此时“背夫”作为一种肩负运输重任的群体出现，依靠人力背运极大的拓展了延雅安段的货物运输能力。“背夫”这一职业在古道上早已消失，但其已然成为该段特有的文化符号。
6) 雅安段汇集了丰富而珍贵的自然资源及遗产资源。雅安境内森林覆盖率达50.79%，有着优越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系统。茶马古道雅安段所经之处，多是林木葱郁，苍翠欲滴，峰峦叠嶂，崖壑峥嵘的自然景观；穿越了8个风景名胜区、3个森林公园、1个自然栖息地、1个湿地保护区，以及大量茶园、农田等绿地系统。雅安段经过千年积淀，形成了丰富复杂的道路体系，沿线遗产内容丰富，涵盖了从历史村镇、遗址到石刻墓葬、古建群落诸多方面的内容，单项遗产也具有较高的综合价值。有古建筑类遗址17处、古城址6处、古遗址6处、多处石窟石刻，桥梁码头等各类遗产 [3] 。
3. 文化线路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3.1. 文化线路的概念
首先，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兴的遗产类型，其思想首次提出是在1964年欧洲理事会的一份报告中，随着1987年“欧洲文化线路项目”的正式开展，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形式因其崇尚“交流和对话”的理念而进入人们视野 [9] 。随后对其概念的研究中强调文化线路继承发展于遗产线路，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体现了不同区域及民族之间持续交流产生文化融合的现象。思想出现的早，但八十年代中后期才有项目正式开展，详细理论到2008年才逐渐完善。自2004年李伟等首次对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线路进行介绍以论述其对大运河整体性保护所提出的问题后，文化线路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仍处于较为初级阶段。虽然概念引入较晚，但对于丝绸之路、蜀道等具体文化线路中的路线界定、勘探考察和遗址保护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在历史、考古等领域得到了研究关注 [1] 。
其次，通过对概念的深入分析，可以从文化线路的内涵表现中对其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内涵表现为：1) 其本质是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集合，包括一定时空内互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流动线路的一切内容。沿线存在的物质要素决定并见证了交往线路本身的存在，如交通线路、城镇、村庄、驿站、码头、古遗址、重要史迹等。非物质要素则赋予线路整体文化意义，如风俗、传统技艺等体现了文化在线路上的流动。2) 强调沿线各文化的相互交往与影响，具有典型的动态特征。沿线各文化社区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是以动态多维度的方式进行的。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或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3)其不仅具有整体文化价值，更承载了自然系统所拥有的生态价值等，体现价值构成的多元性。线域散布的众多文化节点在线性空间里呈现出密集的串联和聚集，共同营造了线域整体性的文化生态环境、奠定了文化线路在本质上的文化属性 [10] 。并且文化线路强调其整体跨文化性，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的单一累加，体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与对话，充分展示人类文明的进程。
3.2. 文化线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文化线路强调文化整体意义，重视沿线各文化社区之间的影响和交往。在文化线路理论的指导下，以整体化思路对沿线各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形成沿线一体化的文化产业集群，促进线路协同发展，赋能沿线乡村振兴。茶马古道不仅是不同民族、地区物资交换所推动形成的陆路交通线路，更具有民族文化交流族融合的文化特征，各族人民创造并保留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要素赋予茶马古道整体价值效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中尤为重要，以高质量、绿色发展理念和方式推进乡村发展、建设、治理。各地区因地制宜，以资源禀赋特点切入，积极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乡村振兴不仅是发展经济，其最终目标是农业农村的全面现代化，因此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人才和组织等多重目标的综合战略 [2] 。文化产业因其具有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且属于绿色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其高质量发展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激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活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11] 。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将二者有机结合，不断深挖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文化的多元价值和多维发展路径，最大限度的开发文化资源。在强调沿线文化整体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高效可持续地将文化线路的内在价值实现转换，促进沿线产业开发，实现对该文化线路的拓展保护与价值提升。以沿线文化产业发展为导向，对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3. 内在逻辑
现阶段，部分小城镇、乡村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的进程中，暴露出同质化、益贫效果差、特色文化产业无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问题，也面临着产业短板、人才短板和文化短板等薄弱环节的制约。在文化线路整体的思想下，探索文化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就显得的十分必要。
文化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沿线属于生态脆弱地区，发展高度依赖资源环境的工农业不具有优势，应积极进行产业转型，通过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动地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此避免对环境过度依赖而落入“环境–贫困陷阱”。我国民族地区往往拥有丰富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推动特色优势资源的资本转化，提升沿线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加乡村产业自造血功能。
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是重要路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耕文化展示区，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文化产业特色村和文化产业群。文化产业除自身文化属性外，还是由经济、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共同组成。充分挖掘要素禀赋和资源潜力，发挥文化线路沿线特色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以数字化、集约化的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多产业协同，增强沿线产业竞争力，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部驱动力。
文化产业发展与建设生态宜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我国所实行的乡村振兴是一条绿色、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绿树青山”。文化产业的非物质化要素投入和非污染性产品消费特点是物质产品产业所不具有的。其属于典型的环境友好型产业，且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于一体。以文化产业发展为导向，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生产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不相容的矛盾。
在文化线路视域下，沿线整体文化产业由于在资源禀赋、经济价值、理论价值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具有独特性质，可以在多维度下推动沿线地区的乡村振兴。
4. 实践路径
文化线路是专门针对跨区域、综合性的线形遗产资源提出整体保护和具体保护的战略措施 [11] 。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除了其本身商道的经济属性外，更是促进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情感交往的精神纽带，凸显其文化属性。各民族长期的共同发展下形成了极其丰沃的历史文化遗产，赋予了古道整体价值效应。此时，以文化线路作为整体概念对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进行拓展保护与价值提升，对沿线乡村的全方位、多领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建立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体系，以文化整体作为拓展保护对象。现阶段沿线文化保护质量普遍不高，单一的保护模式，造成同质化问题严重，已经无法满足整体文化内涵的不断充实的要求，所带来保护效益也多为短期、不可持续发展的。应在“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整体概念指导下，穿点成线，以线拓面，将沿线不同文化资源相互连接，在文化线路理论的指导下，促进各区域协作发展，从而拓展构筑覆盖全线的文化空间保护网。
2) 文化赋能，深挖沿线文化产业多元价值。对于茶马古道保护是基础，如何通过把茶马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利用，最终促进沿线区域地生产生活生态的发展，使特色民族文化复兴，需要得等多的关注。以整体化思维充分挖掘沿线特色文化资源，依托资源优势，深挖文化产业多元价值，以文创方向为切入点，通过创意开发向经济价值转变，为传统产业产品成为新的发展思路。培育特色文化产业业态，延长产业链，重塑价值链，赋能沿线乡村特色农业发展，特色手工业发展，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文化旅游圈与特色产业链相结合。文化旅游圈意指对旅游者形成旅游吸引力的一定的地域范围，当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行为模式、建筑风格等受到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影响而具有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为旅游者提供文化访古、探究、学习和体验等功能的一个抽象的旅游目的地的集合表现体 [9] 。通过对雅安段的价值凝练，可以总结出以“茶”“马”“道”三个文化要素组成的文化产业是沿线最具特色的产业链。在文化旅游圈的整体范围内，建立以茶为中心的，集种植、生产、制作、销售为一体的“茶”文化园区；以茶马贸易市场为核心区域，建立沿线多民族、多区域的经济交流平台，促进大量特色产品的贸易互动同时，加强沿线人的聚集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以“道”的交通作用，与沿线特色民俗文化、村落文化等相结合，深度挖掘文化价值，建立多条文化体验型旅游线路以及徒步健身步道等户外运动线路，大力建设特色文化旅游圈，助力沿线乡村振兴。
4) 建议统筹协作、整体保护的管理体系。对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文化线路的历史文化资源实施有效保护，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充分利用古道的商贸交流、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教育和休闲旅游的功能，开展沿线区域多方面合作发展，发挥资源优势，以雅安段文化线路为契机，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实现多赢。为实现整体保护目标，建立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库，实现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和动态管理监测，基于动态管理的数据网络平台进行数据和技术的共享，建议建立各管理、研究、利用的相关机构、部门之间交流分享的长效协作机制。各方与遗产保护利用有关的部门、企业、个人应当对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定义、内涵、价值达成共识。
5) 构建多元助力，目标明确的人才培养模式及良性发展的人才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强新时代人才队伍建设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推进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2]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内驱力，是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保障。激活“人才链”耦合“产业链”，紧扣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建设合理的人才梯队。民族地区乡村应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乡村实用性人才、乡村文化旅游服务管理人才等多种多类高素质人才队伍，并建立健全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人才要能培养、留得住更要引得来。以舆论引导靠机制保障，高校、政府及企业多方协同，以观念的转变促进人才流动，同时完善人才扶持保障机制，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发展，综合提升地区对人才的吸引能力。
5. 结语
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依托文化线路理论，为综合研究、拓展保护以及价值提升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既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见证，也是我国现代民族团结、睦邻友好的重要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面对现阶段乡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应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的比较优势，稳步推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在文化线路的视角下，对茶马古道的概念，雅安段的主要价值以及文化线路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利用整体文化概念，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保护开发，健全优化沿线文化产业链，建立健全区域合作管理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引进培养。以文化产业激发沿线乡村“自主造血”功能，培育地方文化产业新业态，多产业多领域共同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社科)：天路背夫与多民族交融的历史事实研究(HXZ20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