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80年，Lakoff和Johnson首次提出“概念隐喻”理论 [1] ，并将其划分为结构隐喻、实体隐喻和方位隐喻。他们将隐喻看作是一种利用已知事物的概念来理解未知事物的概念的一种修辞手段。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对隐喻翻译做出了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在他的《翻译教程》(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他将隐喻划分为六种类型 [2] 。如今，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不断发展，逐步实现了从语言层面到认知层面的升华。
隐喻的使用常常会使语言表达更为生动形象，而如何精准翻译隐喻的内涵则是英汉互译中的难点。在任何情况下，喻义都是应当保证传译的东西 [3] 。比如汉语中的“驴”和英语中的“ass”都可以用来比喻笨蠢的人，“沧海一粟”可以是“a drop in the ocean”，“纸老虎”可以译为“paper tiger”等等；但汉语中“望子成龙”的“龙”却不能译为“dragon”，因为在西方文化里，“dragon”通常是邪恶的象征；英语中的“He is a lucky dog”也不能译为“他是一条幸运狗”，因为在汉语文化中，“狗”被赋予了更多的贬义色彩，如“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因此，考虑到汉英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观念民俗、历史传承、表达习惯等各方面的不同，翻译隐喻时还应考虑其所包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采取多种灵活方式，以使其符合受众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语境。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对隐喻的翻译和策略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在翻译理论中的应用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说明了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做好翻译的基本要求，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2.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
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通常包含主体(比喻对象)、喻体(比喻用语)和喻义(主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自古以来，隐喻的修辞模式在西方学界中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论。西方学者一致认为，对隐喻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于对隐喻的传统理解的阶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隐喻的诗学和修辞学功能。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和昆体良的替代论。
第二个阶段是对隐喻的认知属性的研究。自1970年代末以来，隐喻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段。认知语言学家开始将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和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来研究，而越来越多的学科，如政治学、法学和中医学也试图将隐喻纳入其研究范围。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作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关注隐喻在认知中的独特功能。这时期的学者认为隐喻是一种构建语言和思维的方式 [4] ，也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 [5] 。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作为意义转换方式的历史只有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隐喻研究的革命浪潮。
根据约翰逊的隐喻理论，可以试着将源域的概念属性作为一个起点，期间源域与目标域的相关性被加以比较，并对其独特性进行分析，最终形成目标域的表达。认知隐喻通常是基于熟悉的、具体的“他物”，而目标域中的“所指之物”通常是不为人知的且抽象的，这种关联性对于解释翻译的本质来说至关重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将隐喻作为一种工具，将抽象、复杂、模糊的概念与更熟悉的领域联系起来，并在该领域中找到功能相似的词来表达，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抽象的专业概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隐喻一直是各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各个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掀起了隐喻研究的热潮 [6] 。
翻译过程包括对源语言进行解码，将其与目标语言相比对，并重新加以组合，使其转化为目标语言。显然，隐喻和翻译有着从已知到未知的关联性和相似性，这种过渡不仅涉及到语言表面的词汇和语法的使用，而且还深入到人类思维的认知模式和映射机制，这与认知语言、思维方式和跨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隐喻表达的含义具有认知基础。因此，隐喻的翻译需要从认知的视角来认识其心理基础，进而确定其具体的翻译策略。
2.1. 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用于将概念从一个领域转化为另一个领域。结构隐喻将隐喻本体与高度结构化的、明确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具有系统相关性 [1] 。
例1：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 (Bertrand Russell How to Grow Old)
译文：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流一样。
在此例句中，human existence为主体，river为喻体，本体与喻体互相参照。对隐喻含义的理解，其实就是相当于把源域的体验映射到目标域中，从而实现对目标域的再认识 [5] 。人们很容易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找出二者的相似性，在这种隐喻的理解中，river的一些特性被映射到了human existence这个范畴。在生命之初，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较少，随着阅历的丰富和认知水平的发展，生命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黄金时期，最后，随着经验的积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成熟稳定期，人生逐渐走向平稳阶段。河流的进化也是一个从狭窄、缓慢到湍急，最后终又回归于宽广和稳定的过程。本体“人生”(human existence)和喻体“河流”(river)之间构建起了系统联系，使“人生”(human existence)这一概念更加具体和形象。
结构隐喻也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模式。为了找到原文和目标语言之间的系统联系，译者必须借助认知活动，如世界观和经验等。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借用一个语义领域的概念来表达另一个语义领域，而是要调动结构化认知来解码、处理和重组信息。
2.2. 实体隐喻
实体隐喻经常被用来量化和归类非物质概念，如思想和情感等。人们把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看作是一种实体物质，并对其进行指称、分类、关注和量化，从而借助具体的概念来隐喻抽象概念，即所谓的“实体隐喻” [1] 。
例1：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Robert Burns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译文：我的爱人就像是一朵红红的玫瑰。
在Robert Burns的这首诗中，作者用意象来处理“强烈的、纯粹的爱”这一理想的抽象意义，并将其嫁接到“红玫瑰”这一实体物质上，以表明爱情像玫瑰一样强烈、明艳、纯洁。
由于不同文化社会的人对实体隐喻的认知不尽相同，在翻译实体隐喻的过程中，译者要特别注意功能对等原则，从表意的角度分析源语言，对说话人的认知路径进行分析，论证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对应关系，最终达到充分的认知输出的目的。
2.3. 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是另一种类型的概念系统。方位隐喻通过相关联的概念组成隐喻系统，通常与人的身体基础与文化基础有关。当抽象的概念难以掌握时，人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认知来对其进行表征，其中最熟悉的是基本的空间概念，如上下、左右、前后等，这些都是基于物理经验的。这些空间概念也适用于物质世界。方位隐喻给了抽象概念一个空间定位，但是这个空间定位不是任意的，而是系统的，有坚实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例1：我今天很高兴。
译文：I’m feeling up.
例2：这几天他情绪很低落。
译文：He is feeling really down these days.
由于很难以完全抽象的方式思考关系 [7] ，因此有必要使用空间思维来进行视觉运算。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语义领域的不同层次体系进行全面的认识，正确描述隐喻概念中的空间投射形象。
3. 隐喻的翻译——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实际上，隐喻与翻译在词源学上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隐喻”一词源于希腊，意为“意义的转化”，“翻译”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已转化的意义”。这充分说明两者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关于隐喻的翻译，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总结了七种方法供参考，其按优先次序排列如下：1) 直译保留原文意象；2) 明喻 + 释义；3) 同一隐喻加释义；4) 用标准的目标语意象替代原文意象；5) 用明喻翻译隐喻；6) 将隐喻转为释义；7) 删除隐喻不译。当然，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对隐喻进行灵活处理。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英语、汉语都是富含比喻性的语言，其寓意深刻，生动形象、婉转凝练是语言的精髓 [8] 。我们的祖先早已意识到了隐喻的普遍性，正如今天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 [9] 。因此，隐喻并不是一种无法翻译的语言现象。
本文从以下认知层面分析了隐喻的翻译方法：
3.1. 直译法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使用取决于认知和经验，而现实又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决定了认知和经验。通过认知可以反映出人类的思维 [10] 。不同民族的认知能力非常相似，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基础，所以他们对同一客观世界的体验是非常相似的。隐喻的翻译是建立在隐喻的心理机制之上的，可以通过对等的映射方式来完成。
对于概念隐喻而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同的源语言概念对应着相同的目标语概念。也就是说，两种不同语言里的隐喻，不论是实体，还是隐喻，都是完全对等的。根据隐喻产生的心理机制，译者只需找出目标语言中相应的隐喻，通过直译的方法使得原文和译文在形式和意义上达到对等。
例1：Walls have ears.
译文：隔墙有耳。
例2：Castle in the air.
译文：空中楼阁。
例3：To add oil to the flames.
译文：火上浇油。
例4：他们两夫妻一起走过了婚姻中的低潮时期。
译文：The couple has been through the low ebbs in their marriage.
如果汉语隐喻中的喻体与英语隐喻中的喻体几乎能够对等，且喻义也非常接近，那么采取直译手法便可使表达一步到位且表述精确、易于理解。如例4中，“low ebbs”常常用来比喻人或事情糟糕沮丧或是困难的状态。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对于可以实现认知对等的隐喻，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不仅有利于保持源语隐喻中的文化意蕴，业有助于译者更好地了解其文化特征。
3.2. 归化
例1：人们都暗自嘲笑那些爱充冤大头的人。
译文：People all snickered at those suckers.
例2：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译文：When the cat is not home, the mice dance on the table.
通俗来讲，翻译中的归化策略指的是将源语言本土化，按照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方式传达原文信息。这跟纽马克提到的第四种隐喻翻译方法不谋而合。
通过采取归化翻译策略，译文的可读性便可得以增强。比如，例1中的“冤大头”本意是指“花了冤枉的钱”，引申为“上当，不划算”，而英语中的“sucker”常用来指“容易受骗的人，没有经验的人”，虽然此处汉英两个隐喻的喻体有所不同，但其喻义还是相近的。例4是汉语俗语，常用来比喻“没有能人，普通人充当主要角色”，显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类例子是不能简单地直译或是意译的，要既能将其中的喻体对应，又能最大化保留原句中的文化特色和语言风格，因此此处采取归化策略，将其译为荷兰谚语，意为“猫不在家，老鼠肆意妄为(在桌上跳舞)”，既形象生动，又易于目标语读者理解。
3.3. 异化 + 释义
例1：他被迫去坐冷板凳，大家都为此感到惋惜。
译文：He was forced to sit on a cold bench，and everyone felt sorry for his being neglected.
例2：去年他们纷纷下海，今年又先后上岸。
译文：Last year, they all dived one by one into the sea of market to do business, while this year they came back to shore one after another to take up their previous stable jobs.
有时候，归化的使用可能会丧失源语言的文化特色，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使用异化的策略，吸纳外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相当于纽马克提出的第三种隐喻翻译方法，即用原有的隐喻加释义的方法来翻译。例1中，“坐冷板凳”用来比喻“因不受重视而担任闲差”，此处当然也可以采取归化策略，将其意译为“be neglected/ignored”，但缺少了“坐冷板凳”原有的语言文化特色；而采取异化策略并加释义来做进一步解释说明，则不仅能保留源语言文化特色，还能避免完全异化可能会造成的表达上的晦涩难懂。同样地，例2中的“下海”和“上岸”也分别通过异化加释义的方法，译为了“dive into the sea (of market to business)”和“come back to shore (to take up their previous stable jobs)”。
3.4. 转译为明喻
例1：这妯娌俩可真是针尖对麦芒。
译文：These two sisters-in-law are just like diamond cutting diamond.
例2：自从亚洲各国签订了各种不同的双边贸易协定，现在的情况就是一锅大杂烩。
译文：The current situation was like a bowl of spaghetti since different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had been signed by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将隐喻转译为明喻不仅可以保留源语言中的喻体和意象，又可以保留和再现原文主要信息。比如例1如果将汉语句子中的暗喻直译为完全对译的英语暗喻，那么译句会变得晦涩难懂；而套用英语中固有的短语“diamond cutting diamond”，则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汉语原句中的含义；同时，添加“like”将汉语隐喻译为英语句子中的明喻，也保留了汉语原句的表达风格。例2中用“like a bowl of spaghetti”来对应汉语原句中的“是一锅大杂烩”，做到了意思相近、句式相同。
3.5. 释义法
例1：他奉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
译文：His principle is “better to die in glory than live in dishonor”.
例2：在今后的两年里，关于国有化的辩论可能会愈演愈烈，而那些潜在的投资者很可能就会因此打了退堂鼓。
译文：The nationalization debate is likely to rage on in the next two years, scaring away those potential investors.
例1中的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常用来比喻宁愿为正义事业牺牲，也不愿苟全性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释义的方法能够简洁流畅地传递汉语原句中的喻义或主旨内容、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意思。同样地，例2中的“退堂鼓”原指古代封建社会的官吏退堂时打鼓，现代汉语中则用来指做事时中途退缩，因此如果将其译为“beat the drum”，很显然会使译文变得时晦涩奇怪。
4. 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间环节 [11] 。从翻译的观点来看，翻译是一种体验和认知的产物，译者的理解建立在对原文语篇不同含义的理解之上，而理解必定来源于体验与认知。因此，在翻译时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提倡和谐翻译。
4.1. 翻译具有体验性
根据Lakoff和Johnson [12] 的体验哲学，翻译是一种基于对客观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验的认知活动，因此翻译本身是体验性的。由于我们享有的现实世界基本相同，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也基本相同。这种体验性认知构成了不同语言间可以互译的认知基础。
首先，翻译是一种体验性的认知活动。作者对艺术的理解是基于体验性活动的，其创作的灵感与要素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与此相似的是，读者和译者对作品的感受与理解也都是从自己的体验中产生的，要想真正把握作者的写作目的，就必须从体验的角度去认识原文。
4.2. 翻译具有互动性
“互动”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翻译是基于多种交互作用的认知过程。比如读者与作者、主体与现实、主体与源语言之间都存在互动。由于参加互动的认知主体不同，所产生出的互动效果也就不尽相同。
翻译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转换和比较的过程，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互动，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试图通过互动做出一个最佳选择，以使得译文适合作者、作品和读者，适合源语和目标语。有效的互动和沟通可以促进和谐翻译。
4.3. 翻译具有创造性
人类的认知既是以体验和互动为基础的，但也不能忽视其创造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陈敬容译里尔克《预感》的名句“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如按德文原文和英译，都应译为“知道，了解”，而不是“认出”。但是，陈敬容凭借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感受完美译出了里尔克想要表达出的人生境界，这才是风暴到来之前对生命的最深刻辨认。也正是这样的翻译，使里尔克成为了里尔克。
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翻译作为一种人类的认知行为，必然摆脱不了主观性的枷锁。不同语言之间必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差异性。语言是可译的，语言的差异性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被映射转述出来；语言也是不可译的，如诗歌。完全忠实于原作者的意图或者是完全抛弃原作进行自我创作都是不可取的，最好的方式是尽量做到能较好地理解和反映原作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做到创而有度。
4.4. 翻译具有语篇性
Beaugrande [13] 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也不是单个句子，而是语篇”。语篇翻译是以语篇理解为基础的。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译者需要预设源语文本存在的连贯性，分析解码原文本的相关信息，再来构建目标语文本的连贯性。只有当原文文本所传达的语义与读者和译者认知世界中的语境产生互动，对其加工处理后才能产生语篇意义。
语篇反映出的是整体意义，这和翻译的目标一致。语篇翻译是基于语义的，译者综合了认知世界，通过推理、判断和反复的修改确认来构建句子和语篇。译文中的句子构建是建立在认知意义、文体修辞、交际功能、句子内部和外部的衔接和连贯等方面的，建立了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联系，使目标语篇的认知世界尽可能接近源语语篇的认知世界。
5. 结语
当我们谈论隐喻及其翻译时，我们应该意识到：隐喻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方式和文化交流的载体。然而，不同文化背景的隐喻有相似点和不同点，但更多的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与其他文化相区分。所以，我们在翻译隐喻时，要从认知的视角，从不同的认知结构入手，采取最合适的翻译方法，把抽象的概念表达得更加具体，完成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以期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