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背景、研究价值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通过一系列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农业农村改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经济政策，有效推动农村地区收入的提高，与城市地区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然较大，地区、城乡之间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该差距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以此产生的民生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不利。当前，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需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均衡。
因此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研究聚焦于国内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影响机制及政策建议。
1.2. 理论价值及学术价值
从理论价值角度分析，发展普惠金融并将其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金融市场理论基础。从而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率和满意度，尤其适合为“三农”领域提供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从学术价值角度分析，普惠金融作为近年来的发展热点，普惠金融作为近年来的发展热点，有很多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但是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欠缺。
本文研究选取(2007~2020年全国两个省域)样本数据，采取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探究普惠金融对北京市与甘肃省两个省级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弥补目前研究的相对空白之处。最终目标是完善金融体系，运用金融手段，在金融服务领域寻求社会公正，将所有人都纳入经济增长的轨道，并使其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达到社会和谐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理想。
2. 文献综述
从国外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而言，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出版的《服务于所有的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Access for all: 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这本书介绍了目前通用的该金融体系的有关理念，使所有特别是穷弱的群众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受益于金融服务。美国经济学家Simon Kuznets于1995年提出库兹涅茨曲线，在此基础上Greenwood & Jovanovic [1] (1990)在期刊中发表的《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中构建的动态内生模型(即G-J模型)开创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的先河。
从中国研究发展而言，发现学者们往往只创立一个普惠金融体系，将穷弱群体都纳入到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之中。李志军和张名誉 [2] (2015)采用中国29个省区面板数据，认为从普惠金融的发展高于门限值后，农村居民收入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而上升。李建伟 [3] (2017)以我国2004年~2014年度数据为基础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空间滞后模型，研究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二者在省域层面出现不一致情况，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倒“U”型关系。
综上所述，学者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汇集在金融范畴、经济范畴。大家主要是从怎样改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对普惠金融进行研究。然而以政策制度视角研究普惠金融的成果较少，本文将研究强调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进一步提高农民、涉农小微企业、农村贫困人口等群体的金融可得性和覆盖率等。
3. 理论分析
3.1.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普惠金融通过完善落后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金融成本、增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积。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缓解了农村金融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弥补普通金融无法触及农村金融的不足。张婷婷，孟颖 [4] 认为应支持为长期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低收入阶层和小微企业提供多种多样的金融服务，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减缓贫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金融机构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借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从各方面增加其收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例如，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多设网点、多准备设备；金融服务内容农业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进而提升农村地区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2. 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金融服务渗透性不断加深，金融服务能力不断加强，会刺激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进而刺激经济增长。郭国峰，张颖颖 [5] 认为经济增长会通过其渭流效应，来带动和促进经济扩张中心以外的周围地区，也就是说城镇的经济增长能够给农村地区带去更多的资本和人力等，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促生出更多的就业和积累财富的机会给农村居民，减小收入差距。
金融服务的使用率越高，则会推动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产品会不断创新，对金融业发展产生刺激，使得金融业开始下轮的创新发展，这样的良性循环会不断增加储蓄意愿强烈个体的财富，进而提高个人储蓄率，最终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
3.3. 居民教育投资
人力资本门槛从教育角度出发，城镇居民收入较为稳定且拥有较高的储蓄，会越来越重视受教育的程度，对教育的投入相对农村居民会越来越高，从而个人能力与个人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就业竞争中更具有优势，也能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成本，使得金融门槛得以降低。
增加教育投资可提高个人能力与素质，提高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水平，使得居民在就业中更具优势，可以选择更多具有技术性的就业岗位，从而可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进而增加其经济利益的可得性，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4. 投资理财收入
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更新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投资理财方式，影响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收入，从而对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的理财意识和观念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投资理财收入会影响居民的理财意识，进而影响到居民对投资理财服务的选择和使用，通过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使用情况进而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
3.5. 普惠金融覆盖率
金融服务得以使用的前提就是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如果农村居民缺乏接触和获取有效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渠道，那么金融服务的范围就无法触及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特殊性能够有效增加金融服务渗透性，使金融服务渗透至人群，为其提供保险、借贷等金融服务，增加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 图表分析及研究结论——北京市与甘肃省的差异
4.1.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Figure 1. 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Gansu Province
图1. 甘肃省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Figure 2. 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Beijing City
图2. 北京市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甘肃省兰州市各县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较低，并且随着时间发展逐渐增加，甘肃省金融服务情况仍较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见图1)。
北京市各区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较高，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好(见图2)。
由此可得，兰州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这几年一直低于北京市，由于北京处于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经济化水平较高，政策支持力度大，普惠金融逐年发展稳中向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4.2. 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收入
Figure 3. Investment and wealth managemen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图3. 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收入
北京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农村居民投资理财观念较为先进且不断得以增强，北京市的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收入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且增速高于甘肃省农村居民(见图3)。
甘肃省作为我国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代表省份，虽然甘肃省的农村居民投资理财收入增幅较小，但就本身而言，相较于1993年而言，也有小幅度的增长，说明普惠金融的渗透性在逐步加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投资理财观念有所改善，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见图3)。
4.3. 农村居民教育投资
从北京市和甘肃省二者的农村居民教育投资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两省农村居民教育投资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且差距在逐年缩小。国家逐年的资金支出促进乡村人员素质提高，能力提升，获得更高的报酬。教育事业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见图4)。
普惠金融也使得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支出差距缩小，人才效应反过来为农村居民提供增加收入的途径，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 实证分析及研究结论——北京市
5.1. 居民人均收入基本情况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describing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esidents
表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描述统计表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是从2007年~2020年，在这段时间内，普惠金融从开始发展到发展不断完善，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最初的9000左右不断增加到75,687元(见表1)。
5.2. 收入水平在城乡地区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表2. 人均可支配收入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表
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t = 5.189, p = 0.000)，收入水平在城乡地区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46192.29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18458.29元(见表2)。
5.3. 居民教育投资增长率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本论文将居民教育投资增长率分为“增速缓慢”“增速一般”“增速较快”“增速很快”四个类别。
符合方差齐性检验，可进行后续研究，证明不同教育投资增长率的居民人均收入有显著差异(F(2,16) = 20.872, p = 0.000)，说明教育投资增长率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有显著关系(见表3，表4)。
其中，增速缓慢与增速较快之间的差异最大，增速一般与增速缓慢之间的差异最小。从教育角度看，说明居民对教育投资的支持在增加，居民逐渐突破经济条件的限制，发展教育，而提高个人能力与素养，能够进入更具技术性的工作岗位，最终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增加经济利益的可得性，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Table 3. Homogeneity test of variance for per capita income of residents
表3. 居民人均收入的方差齐性检验表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in per capita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表4.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方差分析表
5.4. 营业网点机构个数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Table 5. The average value of every dimension of business institutions
表5. 营业网点机构个数各维度平均值
由图可知，营业网点机构个数较少与一般之间有显著差异(p = 0.000)；营业网点机构个数较多与较少之间有显著差异(p = 0.000)；营业网点机构个数一般与较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141) (见表5)。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多设网点、多提供设备，能让金融服务能够更容易获得，进而进行农村信贷保险等服务，进而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5.5. 营业网点资产总额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total assets and household income of business outlets
表6.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间的相关分析表
1)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在显著性水平0.01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且为中度正相关(r = 0.622, p = 0.000)。说明营业网点就业人数在逐年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营业网点就业人数增加说明人口维度的服务渗透性越来越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下乡扶贫，给农村带来了资本积累和资源优化，使得居民的收入来源更广，水平更高。
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在显著性水平0.01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且为中度正相关(r = 0.665, p = 0.000)。说明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水平都在逐年增加，普惠金融将更多资金投入到营业网点中，居民就可从营业网点中获取更多利益，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之间在显著性水平0.01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且为高度正相关(r = 0.937, p = 0.000)。说明营业网点就业人数越多，投入到营业网点的资产额就越多。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渗透力逐年增强，对农村的就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进而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见表6)。
2) 因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营业网点资产总额高度正相关，所以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不能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以下分别做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来具体检验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具体关系：
a. 因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
a. 因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
设Y为居民可支配收入，X1为营业网点就业人数，
则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回归模型为：
，
则营业网点就业人数与居民收入之间估计的回归方程：
。
对回归方程作线性关系检验，F统计量值为16.369，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整体线性关系显著；对回归方程作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t统计量值为4.046，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05，所以营业网点就业人数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判定系数R2 = 0.386，因变量中的变差有38.6%可由自变量解释，因此估计的方程并不能对数据给出一个较好的拟合。
设Y为居民可支配收入，X2为营业网点资产总额，
则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回归模型为：
，
则营业网点资产总额与居民收入之间估计的回归方程：
。
对回归方程作线性关系检验，F统计量值为20.583，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整体线性关系显著；对回归方程作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t统计量值为4.537，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05，所以营业网点资产总额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判定系数R2 = 0.442，因变量中的变差有44.2%可由自变量解释，因此估计的方程对数据的拟合度并不好(见表7~9)。
6. 政策建议
由研究结论可发现，北京市内城市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各方面差距仍然存在，北京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迅速，发生了质的飞跃，相比之下，农村经济发展仍显得落后，渗透率仍然不及城市金融机构，结果导致北京市内缩小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进度缓慢。因此建议也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农村所需的具体服务支持等，优化改善城市农村金融各方面的资源配置。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西部(以甘肃为代表)与东部(以北京为代表)之间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资金流动、资产总额、金融服务等差异明显，证明了它们影响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扶贫支出，普惠金融支出。
6.1. 根据农村不同的教育状况，增加对农村教育的专项金融服务
教育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金融机构可根据当地现实情况推出教育信贷、学习保险、助学贷款等专为学生设计的金融产品，可以达到普惠金融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进而使农村地区收入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6.2. 创新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
深入调查农村地区居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为农村居民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在分析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状况时，我们发现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与城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低于城市，经过分析后，得出具体原因是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在金融服务方面进行的不够完善，金融产品大多照搬城市地区，没有突出当地农村的特色，因此推出的金融产品与农村居民的需求适配性低，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创新金融产品的种类，摆脱单一化的产品模式，关注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并为其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以此推动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6.3. 强化对农村地区的金融监管
强化农村地区金融监管，完备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奖惩制度、人员管理制度、薪资管理机制等，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减少障碍。农村金融服务存在很多安全风险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强化对当地金融机构的监管，确保金融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加强其推行过程中的管理，增强农村居民的信任感，进而增加使用金融服务的数量。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2022年度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及政策建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