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精神世界总是太忙碌，顾不得去打理。总是以现实为起点，也随之结束。我们的内心总是去向往外界，而不是回归本心，回归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断地迷茫，不断地发问。我们的身心不断分离，“心”的速度追赶不上“身”的速度。“心”与“身”如何平衡？达到回归到自己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正确把握。
2. 精神家园缺失的分析
回顾历史，对于精神家园缺失这种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现象，在西方，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经典的论述和解决的方法。作为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在对现实的世界沉思时曾言道：“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的。”他试图从精神上解决实际问题，却建立起思辨这个精神王国，精神成为自己的产物。回到当代，对精神缺失现象的回答，西方哲学家尼采、柏格森等非理性主义大师，将将精神的缺失诉诸于生命之流。带来理性主义消磨殆尽。中国古代思想家是根据“道”对人的精神问题进行思考的，形成特有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儒家所构建的“内圣外王”的价值体系。将中国人的现实与理想沟通在一起——人是生活在忙碌生计而烦恼的人，但也是诚心正意、克己修身的人。
对经由现代性人的精神家园缺失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将从主客观来论述：
就客观方面而言，精神缺失之因在于功利社会评价机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在试图战胜种种矛盾和冲突，努力构建和谐美好世界。但就现实而言，功利主义使人们对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重视，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人又常常只注重物质需求，忽略精神层面上真实的需求和满足，导致了生命价值被漠视，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健康、消极、颓废的境地。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功利主义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这个社会中，只见物，不见人。人的精神的发展被严重忽视，成为“片面的人”、“单向度的人”。
从主观上看，精神家园的缺失是由于工具理性疯狂开发造成的。导致人类认识能力低下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异化。到了现代，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等洗礼，理性主义的认定。它是一种以逻辑为基础的哲学思维方式，将人视为认识对象。用理性的思维去阐释这个世界，获得对于世界的真理性的掌握。这种理性使人们认识到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理性屈服了，变成了人追逐利益的手段。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理性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作用。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歪曲成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结果造成异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来反思这种现象，合理对待理性，关注人的真正的生命的学问，为实现真正的人而奋斗。现在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有社会主义自我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是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大国，就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1] 。因此，对理性进行必要的限制与规范，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自身全面和谐发展的方向迈进。
3. 精神家园建设来自主体人的安身、立命
精神家园的失落，就像莫比乌斯环，加重了自己身体的伤害。人不知其精神主体是谁，更别说你在物的世界里是怎么样的了。因此，人必须有一种精神作为支撑，才能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且安身立命，恰恰与之相得益彰。安身立命是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它强调人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外在环境和内在自我的冲突。安身立命在大众口语的说法，通常指人生能安分地过日子，精神上可以有足够的快感，有依赖，不要为人生着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安身立命”。而正式出现在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与今天精神家园建设相结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反问当代人怎样才能安身立命？
我们称它为安身立命之学，是中国哲学中的至高境界。安身立命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生命——至善至美。这里人类精神和宇宙万物合而为一。这就要求人们要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同时追求一种至善境界，并非靠外物所能实现，但它是经过人们自身修养、不断修炼得来的，即“圣人”、“真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它是对现实人生最完美的超越。在对现代性精神家园失落：和物的矛盾、和自己的矛盾，而导致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人格困境，回顾先贤的思想，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点。
具体地说，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个人本身的基础上，提出了“为仁由己”的思想，主体主动地运用所有要素，即知、仁、勇，不断培养自己精神境界，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实现于现实中安顿，确立生命。同时通过“修身”、“齐家”等方面的论述，来实现对个体人格和社会道德层面上的完善。其次，作为儒家左派孟子，从“仁义”一词说起。“仁”与“义”都是建立在道德伦理之上的行为方式和准则。但“仁”仍是居于统摄地位，是作为四端的基底，同时也作为终极目标构建了一个安身立命的逻辑路径。其“可欲之为善”则说明了要想实现精神的安顿，必须要是在其内部为主的，即自己的心要发挥作用——自身即是宇宙。而“仁体”的向下落实则是“仁义礼智”，这种的知识则是外部的积累，最终依归仁德，至此“天下归仁”焉。而荀子身为右派，在其《礼论》中曾言：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所以，他主张“修己以敬”，以修养自身来完善人格。这里阐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这也是“涂之人皆可以大禹”的原因。所以说“圣人之教，必先使人知其假，然后能使知其意。”荀子认为实现安身立命，人性必须从教养开始，无修养之性，则不能善。因此他主张“君子必以礼从”，即要求人们“修德以养其志，养志以养其身”。这样的教养，便是“礼”，礼涤荡了人们的情感，使人们变得清净高雅。回到现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说：“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主义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暗淡。久之，变成了漆黑一团了” [2] 。虽然并未使用安身立命一词，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牟先生对于生命的学问归结于对于人的安身、立命。通过德行主体的内在超越，实现个人的精神生活升进通向人文世界。是最终实现的是人与物、人自身、乃至世界万物的合一。达到自身的生命的学问。
有别于儒家思想，道家构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进而提倡回归自然，任何人都不应改变。老子作为道家为代表，核心思想是“道”，提倡“无为”，与儒家的“有为”相对，要求人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达到“绝学无忧”这一自然本真状态。这种精神世界中的最高理想，就是“无”，即要使人们远离一切物质欲望，保持一种超脱世俗的心境和心态，从而实现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如果没有这些，就会导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俱聋”。“无为而治”就意味着人们要抛弃所有的杂念，回到最本质的生存方式，也就是顺应天地之道，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庄子继续发挥“无为”思想，要想达到生命的自由的解脱之道，一是逍遥于物，二是齐生死。所以他认为的最高境界是“不食五谷，吸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是翱翔于天地间的“真人”。
尽管，儒、道家对安身立命有不同诠释，但是它总是建立在人类此岸世界之上，而不是彼岸。在这些道德性主体因素中是贯穿始终的，人们安身立命的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正视“天命”，来确立内在本身的道德生命。而这个过程，则是一条不断超越自我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讲，儒、道学的“安身立命”观念，无不反映着人们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也显示出了对个人生存境遇的担忧与期待。
4. 安身、立命的建构
安身就是立命，立命就是安身。安身立命，势必要在中国人生活中以整体的方式扎根 [3] 。由“安身”“立命”双向奔赴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身之道。对建设精神家园，只有把两者辩证地联系起来看，才能让中国人安身立命。
4.1. 安身——立命的建构
进入现代社会，人必须先满足对于自己的需求。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掌握。这就需要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中去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传统哲学里，人们往往把物看作人的附属品，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而没有意识到人本身就是物，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目前社会中，人已满足于自身存在即物之需求。人与动物相比，有其特殊性，即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了物的使用价值，从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事实情况却是物的需求与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不符。马克思曾言：“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 [4] 。物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它只是一种商品，人的精神生活也随之失去了意义。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到只有“有用性”才存在，这正是人所面临的困境，即人对物的依赖性，丧失人的主体性，失去了处世之立命原则。同时，海德格尔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有着精辟论述，指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给予我们达到一种新的根基持存性的前景。” [5] 。其对“物的泰然若之”和“神秘的虚怀”是对安身立命的最好的“诗意栖居”。
同时，“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而自致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6] 。于此《论语》给予了我们良好的警示，孔子于物欲之追求不事甚求，而敏于一种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使人的生命突破自身的生理限制，将道德精神建设向自己生命中凝结。其次，《大学》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6] 。在对明心见性以达求立命，必须对物质一道有着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把成就人与物于自身的人格世界当中去，个体的生命同群体的生命永远连接在一起。人的本质在于对象性活动，因而对事物的认识和处理就需要从物观入手，从实践出发，从历史出发。寻求人生真理——物也应该随之改变其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样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为“志于道”之生动写照。因此，我们不能把人与物相分离，而应该将物视为一个整体，从对物本我和超我的统一中去认识物的存在。回归到马克思对事物的古典把握——“人和物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中对物能全面掌握，引导自身安身，才可为立命之建。
4.2. 立命——安身的建构
对外部性的某些开发总归是外在的，没能涉入灵魂的彼岸。对人的掌握仍需回到主体性或者精神性掌握上来。无论在古代或现代，儒家是为人自身立命，作为完整的个体生命体来讲，生命讲求大气磅礴，把自己和万物齐起来，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个人的生命阐发是与天齐一的。具体来看，纵观孔子一生，他已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将自己的生命与天命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超越自身“气血心知”而在具体生命无限的人格世界的显现 [7] 。这种显现既是对现实立命的超越，又是复归于现实的立命。即孟子所言；“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扩充”不仅是对精神境界的扩充，更是对生活实践中的扩充，已求“尽心”。以推动在现实的世界与超越世界的有机统一中，实现自己的内在超越，完善自身的生命境界和精神生命。
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的精神家园描述为——人生四境：“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个方面都与人的精神有密切关联。冯先生把人的状态分为四类，为了更好地改善人们的内心，超越自身道德价值。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更应突出其有机一体，从空间上看，就是融合，生命就是要给自己立起来，是站得高，以便高屋建瓴，立意高远。在时间上是跨越，从过去、现在、将来三个不同阶段来把握，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所在。为了展现那生命的本质展现。所以，他把自己所理解的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再由内向外上升。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更高的觉悟与修养来认识和把握自身，并通过不断地反省与学习来获得完善。以实现自我超越，达求现世的安身。这就是立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让大家真正的了解，从人生的历程来看，有一种力量是永远存在的，就是我们本身所拥有的智慧和才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我”而不是“你”。唯有不断地提高智慧与能力，为了使它臻于完善，由此生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5. 结语
安身立命的本身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建构关系。安身与立命在这里被当作一个中国的古老命题，并对此进行了简要阐述。但若是从更深的层次去认识这个概念，那么就会发现这并不只是一个平常的哲学问题，并体现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生命价值观。既表达了人对自身价值与意义的反思，蕴含着人对自我生命的终极关怀，又包含着生存意义上的追求，同时也体现在人对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探索与认识，其中的“为人”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为道”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伦理性。安身立命论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理论形态之一，而且它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甚至可以说，“安身立命”这一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华文明精神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