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建立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由此可见，支持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被摆到突出位置。然而，我国现今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人口资源红利逐步下降、出生率越来越低等紧要问题，当前生育意愿和人口生育率前景不容乐观。随着脱贫攻坚、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的推进，我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农村女性作为新时代三孩政策落实的主力军，其生育意愿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将农村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实地调查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为我国三孩政策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利举措。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a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i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priority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the policy system of birth support,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dealing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supporting fertility and actively coping with population aging have been placed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However, China is now faced with a shortage of labor, the dividend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is gradually declining, the birth rate is getting lower and lower, and so on. The current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rate prospects are not optimistic. With the promo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has achieved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s the main for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in the new era, rural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 is more representative.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rural wom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is group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favorable measures for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ree-child policy.
1. 引言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严峻的人口危机。即使党对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也取得了初步成效，出生率略有回升，但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来看，2023年中国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比预计提前了好几年。从此，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2. 问题的提出
我们通过往年文献回顾，发现在研究对象上，鲜少有研究对农村育龄女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关注，大多偏向宏观整体性研究以及城市女性的生育意愿；在研究的方向上，更多的偏重政策实施的果效而忽略政策背后更深层的本质因素，进而呈现出研究内容简单化的缺陷。而在三孩政策实施后，对此的相关研究有了初步成果。黎莹 [1] 发现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要解决女性“生育获利”才有可能提高生育积极性。李永萍 [2] 认为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周长友 [3] 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生育意愿逐渐表现出趋同性，三孩生育意愿也普遍降低。张静 [4] 等人也说明经济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低收入的家庭受制于经济因素，不能提高生育率，且高收入人群养育孩子的边际成本更高，经济因素也反向作用于生育意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育观念变化的背景下，甘肃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的实际水平和发以及对未来生育率的预测都备受关注。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甘肃省人口适度生育率稳定在一定水平，但2018年以后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18年甘肃省0~14岁人口占人口比重为17.49%，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重为11.26%，总抚养比为40.35%。随着甘肃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生育水平将趋于稳定并逐步下降。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对于自身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一种主观意愿及期望，它体现着个体生育孩子的目的以及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生育意愿影响着我国社会生育水平的发展。“女性友好”是“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核心和前提。女性是生育决策主体，无论是“二孩”还是“三孩”，生育政策的前提都应该是女性生育意愿的提升和释放。
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甘肃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影响她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政策、文化变革和观念更新的多重影响下，她们的生育意愿更倾向于哪一方？本研究试图通过对2022年甘肃省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数据，加深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了解，探讨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建议和政策，以促进当地人口的均衡发展，进而对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的“三孩政策”的推进产生影响。本研究对如何在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上推动“三孩政策”的实施，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参考意见。
3. 中滩镇A村女性生育意愿现状
本次研究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法。调查对象选择农村育龄女性，本次研究地点选择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中滩镇，以该镇所有户口为总体，按照一定的统计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选样本，后期进行入户调查。总计发放问卷390份，回收问卷350份，去除核心变量为缺失值和奇异值的个案后，得到了符合条件的307个个案构成研究样本，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问卷统计表明，中滩镇农村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并不明显。分析现实状况如下。
3.1. 对“三孩”期待性不高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三孩政策持支持态度的育龄女性不足50%。七普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育龄妇女减少超400万人，从数字上来看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更重要的是，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也在不断的降低，不管是二孩还是三孩政策的实施，对于农村女性的影响都在逐步减弱。
婚姻状况影响生育状况。据调查，农村婚恋状况更不容乐观，超三成农村青年无生育意愿，随着我国男性比例的不断增长，很多农村青年的结婚难度也逐步加大，因此想解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任重而道远。
3.2. 当地落实三孩政策困难性较大
虽然在三孩政策出台后，国家以最快的速度落实了“双减”政策 [5] 。但问题依旧不可避免，考虑到我国农村结婚嫁娶等彩礼问题，国内农村彩礼普遍高于城市，天价彩礼更是多出于农村，假设三胎生育皆为男孩，那么对于新一代农村父母来说承担抚育子女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另外，农村的生育服务机构、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条件等基础设施方面还依旧落后于城市，不能完全满足三孩政策的落地发展要求。
3.3. “新时代”生育思想观念加强
对于新一代农村女青年来说，她们的受教育性更高，受教育率正逐步提升，受旧思想的束缚也更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女性也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多，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因此在生育决策方面所拥有的权利也越来越重，从调查结果来看，该村女性没有生育达到了46%，有三个孩子及以上的仅占3%。农村女性也更加注重生育风险及个人发展，对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固化思想的看法也开始转变。
4. 影响因素分析
4.1. 家庭经济因素
在本次调查中，不难发现育龄妇女在生育三孩问题上最大的顾虑就是家庭经济因素，占比达60.53%。从莱宾斯坦成本效用理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都随人均收入增加而上升，孩子的边际效用或边际孩子即父母所生育的孩子中最后那一个孩子的效用，则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递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育儿成本也水涨船高，一个孩子从孕育到成人，每个阶段的学费、生活费粗略一算也是出人意料的多。一个孩子尚且需要花费大把的金钱和时间，更何况是三个孩子呢?加之绝大部分农村普通家庭的收入微薄且不稳定，要减少家中的一个劳动力去生育三孩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4.2. 生育风险因素
虽然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已经很发达，但难免会有一些产妇难产的事故发生，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数据，全世界每天约有830名妇女死于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并发症。大部分没有生育经验的年轻人恐婚恐育，对生育孩子的疼痛有很大的恐惧，而能够生育三孩的大都已属高龄产妇，生育条件不能和普通产妇相较，容易出现早产、子痫、胎儿发育不良等并发症，出于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大部分人都不会去选择生三孩。
4.3. 个人观念转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一步步被抛弃，生了女孩只为“招娣”、“盼娣”的拼男孩现象也逐渐消失，大部分人都对孩子的性别持“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态度。生育过二孩的家庭就会降低对三孩的性别执念，也就打消了一部分人生三孩的念头。而对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只有38.6%的人表示认同，不再普遍地把生育当作头等大事。
4.4. 职业发展受限
在企业招聘的时候有无结婚和生育计划往往会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考量标准，因为生孩子要花费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生育的成本使父母的工作压力变大，而生育和抚养孩子又要进一步挤压父母的工作时间。另外，女性的职场发展本就因生育而受限，生育三孩又将使女性面临错过上升机会和失业的风险，基于自身的发展而言，大部分女性不会选择生育三孩。
4.5. 生育保障不足
鼓励生三孩的政策已落地，但是像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产假和陪产政策以及托幼和入学问题等相应的措施还没有到位，一些有生育意愿的父母面对一系列生育的后续问题也不由得望而生畏，产生退却的心理 [6] 。
4.6. 质量培养问题
现在的大部分家庭都很看重孩子的质量，从生育时的优质奶粉、益智玩具，到启蒙时期的早教、双语幼儿园，再到上学时的学区房、兴趣班，都想把孩子培养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别人家的小孩”。而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要降低现有的生活质量，把本用于培养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的资源和精力分摊在三个孩子身上，这不仅降低了孩子的质量，还将加大家庭的经济压力，这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
5. 提升生育意愿的对策及建议
虽然全国各地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生育政策，但因宣传力度及保障落实等原因收效甚微。为能更好的改善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减少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除了通过各地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来提高生育意愿外，更多的还是希望国家能够落实已有生育政策与其他各项相关政策的配套衔接，让大家能够放心生。
5.1. 扩大宣传力度
政策的出台与下发只有做到了宣传好、落实好，才能更好的贴近群众，赚取预期效果。就农村地区而言，受教育水平程度及不同群体对于信息的接收能力的影响，对于“三孩”政策的深度解读不能只靠群众自己，相关部门和人员应该加大该项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大力宣传能够让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观念深入人心；积极开展国家相应政策推广让育龄人群对“三孩”政策加深了解，提高对政府“三孩”的政策性照顾需求，减少育龄人群的经济压力，切实保障孕龄人群的利益，保护孕妇在企业中不受歧视反而应当成为尊重和重点保护对象，减少孕妇的后顾之忧，才能让孕龄人群积极备孕。
5.2. 积极落实生育及其各项政策配套衔接
陈友华 [7] 在分析“三孩”生育新政的缘起、预期效果与政策建议中通过已有的“单独二孩”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落实效果告诉我们：任何生育政策的放开要想达到预期效果不能缺少与此相关的配套政策的辅佐。因而“三孩”政策及其附加政策配套方法的落实和实施，各个方面都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具体如下：
1) 在家庭税费减免方面，希望能够按照生育孩子数量减免相应的税收新制度并且提高育儿津贴以及教育基金的储备投入，让家庭免除教育经费的后顾之忧。
2) 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一方面可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自由迁徙，降低多子女家庭落户门槛；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各种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为住房困难的多子女家庭争取优先获得住房保障的支持；还可以对多子女家庭购房提供购房补贴、给予住房贷款优惠及降低“首付款比例”等一系列金融支持。
3) 在家庭政策支持与女性权益保障方面，为了减轻女性生养过程中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与负担，进一步发挥家庭政策在其中的支持力度，首要的应该做到家庭政策管理双性别化，不是单一的以女性为家庭责任的主角，男性也应该同样享受育儿津贴，拥有育假制度；其次应该适度的延长产假、陪护假和哺乳假，加大生育政策的保障与支持力度；同时，还应加强各类育儿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各项育儿服务的提供方面呼吁多元主体的加入；最后是将家庭政策责任的承担主体落实到国家，避免“母职惩罚”或“雇主惩罚”。
4)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教育的经济负担大和精神压力重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乃至不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更要做好生育政策与教育制度的配套衔接：首先应该适度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如将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等纳入义务教育；其次，推进各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配置，减轻父母教育资源投入的压力；最后应该大力加强先进教育理念和文化的宣传，提倡教育体制的改革，转变应试教育中“唯分数论”的模式。
5) 在养老保障适度方面，有研究显示生育意愿的下降离不开社会福利待遇的提升和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 [6] ，因此，为了避免出现福利保障下产生的“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超过对生育的“激励效应”，养老福利保障尽量控制不变或者尽可能的适当缩减，反之则可能会进一步加深部分育龄人群不育的想法。
5.3. “以人为本”满足群众多元化生育观
在“三孩”政策的落实与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趋势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条件以及收入不匹配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应该从以人为本的主旨思想出发 [8] ，在生育问题上更多的赋予百姓自由选择的权利，理解并尊重每个个体自我的生育选择，赋予个人和家庭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理性应对和处理将来可能要面对的各种经济压力和人口分布状况。
6. 结语
我国政府不断调整生育政策，但成果并不理想，人口老龄化仍然在加剧。现低生育水平表示出我国婚恋观念40年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依然在持续，二孩甚至是三孩政策的成果有限更加说明了现今生育意愿的低迷并不是由于政策限制 [9] 。对于三孩政策研究的初衷也并非仅仅考虑生育率，主要意义在于进一步满足多元化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以及化解和制约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此本文研究中滩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当地政策实施提供一定参考。虽然三孩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育意愿的释放，但生育意愿并不等于生育率，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影响出生率的因素，在解决二者所存在的矛盾时采取的措施又往往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要了解生育意愿是否成功转化为生育率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