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10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实验室内，一名年仅25岁的研三学生，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后自杀身亡。同年，我国研究生招收人数与2019年相比增加18.96万人，招收总人数达到了110.66万，创历史新高(报告拟订《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工作管理规定》)。越来越多的研究生招收人数，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师生冲突事件：公开指责、断绝关系、法律纠纷，乃至学生自杀。这些事件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和精神。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倡导的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为何在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中却产生了越来越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我国研究生扩招政策的确立，对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研究也必然被提上日程。
国内外对于师生关系的研究并不缺乏。在早期的研究中，已成功的将导师与学生的合作类型划分为“良师益友型合作”、“任务型合作”、“相爱相杀型合作”、“过场型合作”、“怨恨型合作”，并且不同的合作类型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冲突，冲突大小随着合作关系有小到大，“良师益友型合作”的冲突最小；“怨恨型合作”的冲突最大(吴玥乐，韩霞，2020)。关于冲突的表现形式也分为导师与学生之间直接爆发激烈的正面冲突，这种冲突的爆发标志着师生关系的明确破裂；也有心怀怨恨但碍于“面子”或处于利益考虑等原因维持表面和谐的隐性破裂(Zhao, Zhao, Li, Duan, & Long, 2021)。无论是哪一种破裂最终的结果都将是师生关系难以维持，隐性破裂还会进一步导致师生之间回避接触、阳奉阴违等行为，从而对师生双方都产生消极影响(李欣颖，2020)。也有研究根据师生之间合作的程度、互动频率以及双方关系将师生关系类型进行了划分，分别为：“自由松散型”、“家长子女型”、“普通师生型”、“老板员工型”、“良师益友型”(Bourke, 2018)。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生觉得在“自由松散型”的师生关系中，师生双方便不会有冲突，因此倾向于选择“放养式”导师，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导师在师生关系中有指导学生的职责，学生可能会因具有趋乐避苦的人之本性而放弃被指导，此时导师有责任提醒学生，并帮助学生克服好逸恶劳的惰性，而不是纵容学生，双方达成了“虚假的默契”，须知学生在平时荒废的学业都需要在毕业时加倍的补偿，一味放纵反而会导致学生毕业困难，或在以后的工作中因差异巨大而无法适应。同样在“家长子女型”和“良师益友型”这类看似较好的师生关系中也依然会存在师生之间的冲突(商雄军，何海蓉，何茜，卞立安，2020)。矛盾是时刻存在的，良好的师生关系不在于避免冲突，而在于如何解决和化解冲突(Garcia & Privado, 2020)。
导致师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有的研究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主要以政府主导型教育契约模式为主(Heng, 2018)。这样的教育方式导致了研究生与导师的教育服务交易主要通过多层委托代理关系进行，层层委托的教育管理一方面使得研究生和导师均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各自需求的满足，师生双方建立起的关系是受到政府和社会干预的教育服务交易契约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是政府集权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强化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即导师的地位，弱化了消费者及学生的地位，但这是与师生平的理念相冲突的，同时，市场经济大范围扩展必然带来更多的消费者，因此学生的主权意识有加强的趋势，这二者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冲突(Li & Curdt-Christiansen, 2020)。
二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我们所倡导的师生关系是超越了教育服务交易契约关系的。在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具有权威性、强调师生伦理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具有维师性。这就导致了当师生之间爆发冲突时，学校、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习惯于诘难学生(贺静霞，2020)。这种对师生关系的传统认知普遍存在，一方面要求导师对学生更加负责，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学生的地位。但近年来各种极端事件不断出现，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传统师生关系背后的合作秩序不断被消解、质疑(叶繁，葛新斌，2020)，这也进一步成为引发师生合作冲突的导火索。
师生关系的本源有两个，一头是老师，一头是学生。现有的很多研究从老师的角度出发，因为在我国现行的研究生教育导师负责制的制度下，老师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对师生关系的影响也更大(Man, Xu, & O’Toole, 2018)。但正是因为导师拥有更大的主导权，因此在师生关系中表现出过激行为(Tian et al., 2019)，因此解决师生矛盾的前提必须了解在学生眼中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是良好的关系，了解学生眼中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关系的。
本研究基于以上考虑，决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借助扎根理论的工具和基本思想，以学生的立场审视考察学生在师生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进而为化解师生冲突、解决师生矛盾、改善师生关系丰富理论视角，提供理论借鉴。
2. 方法
2.1. 研究取样
本研究从硕士研究生的角度出发审视师生关系，且为了避免不同等级学校导致对学生毕业要求的差异从而带来的额外影响，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全部来自于苏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定性研究中，通常使用有目的或选择性的抽样技术来选择参与者。选择过程通常以理论或实践考虑为指导，目的是选择可能提供丰富多样数据的参与者。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根据理论取样的原则，采用强度抽样的策略，选取信息强度和变异量大的典型个案，样本的取舍标准乃是该样本能否(或预期能否)提供新的洞见(Smit, Swartz, Bantjes, Roomaney, & Coetzee, 2021)。并根据以上的筛选原则，识别那些有与导师合作经验的研究生，选择的标准包括学生与导师合作的时间长短、他们与导师的关系类型以及学术课程的性质等因素。为了保证最终的研究结果全面且深入，在研究之处不拟定访谈人数，而是以资料饱和为原则，也就是访谈的数据达到类别间的稳定一致性(consistency)、理论现象的变异性(variation)、饱和性(saturation)、理论的深入性(depth of focus) 便停止访谈(Abram, Mancini, & Parker, 2020)。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信效度，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从研究生一年级到三年级均有所涉及。考虑到师生关系紧张和师生冲突主要发生在理工科专业的师生之间，因此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均来自理工科(具体人口学变量见表1)。进行访谈的研究者能够顺利的与访谈对象进行交流，访谈过程全部录音并事先告知访谈对象。最终本研究共抽取了6名访谈对象。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the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的人口学变量
2.2. 资料收集
在正式进行深度访谈之前，研究者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预访谈，并根据预访谈的结果，修改访谈提纲。预访谈时围绕“你怎么看待硕士研究生师生关系的问题”这一核心问题，同时邀请两名在读硕士研究生，一名已毕业的往届硕士研究生进行团体访谈，访谈对象根据个人想法自由回答，研究人员对访谈内容只进行方向上的把控，不对具体内容提出任何评价。正式访谈的时间安排在寒假期间，确保访谈对象有充足的时间和经历，具体访谈时间以受访者有大段空闲且愿意配合为宜，每次访谈持续时间约1小时，以避免过长时间导致受访者疲劳从而消极应对。在正式访谈中，研究者对每一位访谈对象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以收集有关他们与导师合作的经验的数据。访谈全部由研究者通过电话的形式亲自进行，并全程录音，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的24小时内将访谈录音转化为逐字稿。同时为了尽可能收集丰富且完整的资料，也为了确保访谈对象对自身访谈内容的知晓，在正式访谈后的一周内，研究人员会对访谈对象进行回访，将录音转录的文字稿回访给受访者，并询问其是否有所遗漏、是否有想要补充的内容(Bazen, Barg, & Takeshita, 2021)。正式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你怎么评价你自己的师生关系、你觉得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是令人满意的师生关系、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现在的师生关系、你觉得如何实现良好的师生关系。
2.3. 资料分析
2.3.1. 借鉴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资料分析过程
本研究借鉴于扎根研究所使用的理论编码来分析研究过程中收集的资料，以质性研究方法为原则。在研究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同步进行，通过对已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为接下来新资料的收集提供指导意见(Berends & Deken, 2021)。在本研究中访谈文本就是实证材料，故对文本的分析借鉴了扎个理论中使用的回旋性研究模式，区别于常见的线性逻辑研究(Borgman, Wofford, Golshan, & Darch, 2021)。但在理论发展的深度方面，以为本研究的目的以调查和了解为主，而不在于发展新的理论，因此放弃了扎根理论所常用的三级编码，以及通过选择式编码进行的类属分析。在实现研究目的的基础上大大减轻了编码的工作量。
2.3.2. QSR Nvivo 11.0质性分析软件的应用
本研究借助QSR Nvivo 11.0 (简称N11)质性软件对资料进行编辑、编码、及初步统计。该软件支持对录音、文字、视频、图片等多种治疗进行非数值性的、无结构的资料进行索引和搜寻，便于进行质性化的处理和研究(Berring, Buus, & Hybholt, 2021)。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有着本质性的区别，N11软件与统计分析软件同样有着质的差异。软件只是帮助研究者更方便的管理、检索访谈文本，并不能自动化的进行质性分析，更不能代替质性研究的过程，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才是真正的主导者。
2.4. 信效度检验
信效度的检验一直是质性研究的难点。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提高访谈资料在收集和分析过程中的信度。
在访谈资料的收集方面：1) 本研究在正式访谈之前，先通过团体访谈的形式进行预访谈，且为了避免在读研究生处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不愿意“有话直说”，特意要求了已毕业的往届生，从而完善了访谈提纲；2) 在正式访谈之前，先对研究人员进行了一定的培训，确保研究人员掌握了访谈的要点，了解了研究的目的，熟悉访谈提纲，并确保研究人员能够与访谈对象顺利完成访谈过程；3) 本研究在获得了访谈资料后，研究人员在24小时内将访谈录音转化为文本，并在一周内回访访谈对象，确保文本资料的真实有效，也确保访谈资料达到饱和。
在访谈资料的分析方面：1) 本研究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基本要求，严格遵循质性研究的步骤和过程(Closa, 2021)；2) 本研究在去的访谈文本后在一周内完成对文本的编码和分析；3) 本研究在将文本编码完成后转发给受访对象检阅，确保编码的意义单元确实是受访者所想要表达的含义。
3. 结果
3..1 你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本研究围绕师生关系进行，对于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有4名受访者认为自己与导师的关系属于“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如X1在访谈中提到“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我和我导师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那种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吧，然后更多的就是说，我的导师给我分配什么工作，然后我就去完成，然后跟我导师去进行一个汇报。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而Y1在访谈中是评价其与导师的关系用了“又爱又恨”这个词。之所以会有类似这样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在工作中导师们主要以任务为导向，而且这些任务通常是导师独自难以顾全的，这就导致了导师必须要求学生帮忙处理一定的事务，而这些事务在导师看来可能很简单，但在学生看来却会有一定的难度，在加上导师和学生之间沟通有限，导师无法知道学生在何处遇到了问题，学生也会顾虑自己遇到的问题是否太容易不愿意主动与导师沟通，最终导致双方之间产生矛盾。如X2在访谈中提到“可能就是跟我们组里的人跟我导师的起点也是不同的。我们组里可能，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我个人就像我们说过的，我属于脑子不那么灵光的人。所以我可能是那种蜗牛型的，我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可能我导师他自来的能力就很强，所以可能他的要求什么的就会更高一点。所以这就是应该说是，我们能力的不同，造成的这种差异吧”。
围绕任务的师生沟通对导师而言是效率最高的沟通方式，学生也能够在完成导师任务的过程中提升自身能力，但若只围绕任务进行师生交流则会使双方疏远，也会使学生回避与老师的联系，如Y2在访谈中提到“我不希望他找我，什么时候都不希望，他一找我就说明又要干活了，不然就是来问我活干的咋样了”。当问及与导师联系的频率时，受访者也表示通常平时联系较少，还是以任务为主导的，如Y1在访谈中提到“嗯就是如果是在做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天一次的时候，还是满意的。这是我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稍微有点高了，然后但是说这种其他时候呢就等于是有点放养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少”。在这种情况下，“不太熟”的导师反而成为了学生们更倾向的老师，因为导师自己比较忙，反而没有太对的时间和精力将任务分配给学生(任务主要由博士研究生完成)，如Y3在访谈中提到“(我们)接触不太多，但是关系还是挺好的”；
A：好的，那这个频率你觉得算不算高。
B：不是太高吧。
A：那你对这个频率你，这个频率感到满意吗？
B：还可以，我觉得挺好好的，要是每天见我会觉得压力比较大。
当我们以同样的问题去提问另外两个对师生关系评价更为积极的受访者时，他们的回答则体现出老师更多的关注学生自身的想法和问题。如X3在访谈中提到“嗯会问我近期的情况，或者他需要我帮他做一些事情”；X2在访谈中提到“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喜欢那种，并不是特别严(格)的导师。导师对我们是一种他，给我们指引好方向，然后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自己走该走的路，(导师在在这个过程中)是帮我们纠正一下，而不是那种拿着鞭子赶我们的关系”；“哦，就是之前导师有问过同门们想不想发论文，然后组里面的同学们都不想发，然后我就说我想发。然后突然间有一天，然后(导师)让我去他办公室，等到办公室之后老师跟我说他也想发论文并，且掏出了自己这几年收集了很多的数据，然后跟我说这些数据当中，去看看文献，然后选出几个变量，然后一起写论文。后面导师怕我不懂，他就开始从怎么看(论文)，到怎么用SCI-hub，然后再到一篇文章(具体)怎么看的，然后跳到看图片、看结论要怎么看，就是教我文献这些，基本上就是手把手教。这就是像，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老师这样的一个大牛，然后平时他，虽然说他在科科研上倒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突出，但是他在广东这边的管理界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演讲家，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这样的)老师愿意屈尊用他的这种课余时间来找一个学生，然后给这个学生讲这么基础的东西竟然还有这样的耐心‘谆谆教导’，这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由此可见，硕士研究生并不是不愿意以任务为导向，也并不是彻底回避学习——即不是因为学生的好逸恶劳导致师生在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学生更重视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希望自己被尊重，有参与感，希望导师能够听取自身意见。而不是单纯的以任务为主导，变成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3.2. 你觉得你的导师了解你吗？
在这个维度的访谈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导师并不十分了解自己(仅有一人认为导师看自己很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同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比较了解自己的导师。如X2在访谈中提到：
A：哦好的，那你觉得你的导师了解你吗？
B：一般了解。
A：那你觉得你了解你的导师吗？
B：比较了解。
如Y1在访谈中提到：
A：哦，好的。那你觉得你的导师了解你吗？
B：啊我觉得是不了解的。
A：那你觉得你了解你的导师吗？
B：嗯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导师的性格是比较直率的，所以他的各种想法之类的会直接说出来，所以就是可能不会是很难捉摸的一个人。
这一方面是回应了以任务为导向的师生关系中，主要以导师单方面“输出”为主，学生能够表达自身观点的机会较少，因此学生会觉得导师对自己不够了解，这种不了解是多方面的，包括了自身性格的不了解，更重要的是对自身想法的不了解。如X1在访谈中提到“这种状况就是可能我们两个的表达方式不同吧，可能我觉得我说清楚，了，但是可能我表达出来的文字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可能在我导师那边他的理解是不同的。然后可能因为我导师他个人这方面，也确实有很多的人生阅历。然后他可能就会按照他以前的思维模式去思考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可能就导致说，就可能导致双方信息的不对等”。
3.3. 师生关系由谁主导？
关于在师生关系中谁比较强势的问题，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导师是主导一方，且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不会主动联系导师，包括将自身与导师关系评价为“亦师亦友”的受访者也表示“A：嗯，那一般来说是导师主动找你，还是你主动找导师啊；B：老师主动找”。可见在师生关系中，导师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这就导致了当师生之间出现矛盾，而导师又无法及时发现的时候，学生只能采取回避导师的方式来试图回避矛盾和冲突，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如Y1在访谈中提到“一种方法可能就是跟我的同门之间互相倾诉，就是这是我们释放压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大家会就是共同的背景和经历，会有共同的心声”；当然他也提到可以直接和导师诉说：“另一个方法就是将我的压力去直白的跟导师讲出来，然后就是基本上导师面对你的一个压力他可能会适当的调整去减轻压力，嗯但是这个效果就不会啊非常的显著，因为事情还是要完成的嘛”。
与老师进行正面的沟通也同时被其他多位访谈者提到，但如果是涉及到导师任务的困难，一般而言难以得到很好的方式解决。或者是因为长时间的被动地位导致自身没有足够的勇气正面与导师交流。从而只能继续采用被动的方式处理师生矛盾。如X1在访谈中提到“我回避应该是没有的吧。我只能说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他给我分配的任务。但是如果说完不成那我就这能这样了。因为我们目前的能力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不会说去逼我自己说，我只能说按照我目前的这个状况，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我就做到什么程度”。
3.4. 你理想中的师生关系是什么样的？
关于理想的师生关系，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是有学习的愿望的，但也都表示了不愿意成为为老师“打工”或只是帮助老师完成工作的“工具人”。即学生的自主意识更强，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但也希望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如X2在访谈中提到
“我觉得……这种……这种研究生的……研究生的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其实本身就十分的特殊，他是非常有别于这种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是本科阶段的学生跟导师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非常有一种中国古代的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导师跟学生的关系就是说，导师他作为一个更年长的人，社会资历更多的人，他能够为学生指引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帮助学生确立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再学生他有一些比如走错路啊、或者是犹豫不前的时候，导师能够给他很多给他一些建议。当然这些肯定不是说是导师牵着鼻子走，我觉得导师应该就是筑巢引凤，只是说导师提供，就给点饭，给个碗，然后怎么吃是学生自己的事情。终生为父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学生毕业了之后，更加希望学生跟导师之间的关系，既是师生关系，更多的可以说是一辈子的这种忘年交的关系。那以后逢年过节学生还可以去看老师，我认为这是理想的师生关系”。
而当学生已经受到导师的“压迫”后，其想法通常更加的消极，更加倾向于“放任型”的师生关系。如X1在访谈中提到“单纯的师生关系也可以，单纯的职场关系也OK。但是最好不要是两种关系混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有一定问题的”；Y3在访谈中提到“他不找我就是最好的师生关系”。体现出了明显的让步和回避倾向。
3.5.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师生关系
当学生在面对并不十分满意的师生关系时，通常会将原因归向外界甚至向内进行自我归因。如Y1在归因时将原因归为制度和专业限制：“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种现状吧。就是老师既要做学术又要做项目，然后就导致了我们而且就是很多这种就是导师的评价和学生评价都是以这种论文、获奖这种比较定性定量的东西来评价，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种关系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况”；X1则有向内自我归因的趋势：“然后如果从学生这个角度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说学生可能更多的希望是说从老师这边获得一些这种除了学术之外的，其他的资源的一些支持也好，或者倾斜也好，所以就是可能从学生的角度，学生也会把老师当成一个BOSS这个样子的”；X3在归因时则将外在归因体现的更加明显：“这也不能怪他，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专业，甚至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甲方不断压榨乙方，我只希望他可以少接一点活而已”。
但当面对的是令人较为满意的师生关系时，学生却更倾向于将原因归于是老师自身对待学生教好。如X3在访谈中提到“我觉得是一，是我的主动的这样，也不能说，是他提供机会，然后呢我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让他看到了我的一些能力，然后性格。这样的一种，基于这样的成功的经历的话，那彼此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沟通啊，或者是协作的一种关系”；X2在访谈中提到“我认为主要的这个主力，这个主要的因素还是在导师这边，因为在这段(师生)关系中的主导者还是老师，因为老师他自身没有架子，同时对学生并没有很多强制的要求，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他自身的这种领导魅力，使得学生对他产生了一种追随感、一种幸福感”。
3.6.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变师生关系的现状
关于如何解决师生关系困境，其实并没有能够提出很多意见。甚至有受访者表示“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啊，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其他受访者主要还是从两个角度思考解决之道。一个是从制度的角度，受访者认为现在导师权利过大是导致师生关系困境的一大原因，如Y1在访谈中提到“我就嗯可能是需要一个更加规范的一个培养的流程我觉得。因为就是现在很多导师其实他的权重比较高，这就导致可能有的导师比如说他就会让学生就是只为他做事而不关注学生的发展，然后可能更多的是要从学院的政策方面，然后给予导师还有学生一些约束，还有就是这个培养流程上可能要更加的精细化管理。现在就是只是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就可以毕业，就是现在还是比较粗放的”；另外主要从加强师生沟通的角度考虑，如X1在访谈中提到“就是我觉得还是说师生双方可能就是说要对这种角色有一种很明确的认同吧。就是说尽量不要有这种双重身份。就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师生可以，就像我前面说的，就通过这种沟通，然后确定这种他们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种相处的模式”。
整体而言在面对师生关系困境时，学生依然表现的较为被动，如X2在访谈中提到“正常来说是没有的，就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决策，比如说去哪里吃饭这种决策上呢会说是说学生几个人讨论出一个结果，然后向老师提建议。但是老师还是最终的一个决策者，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建议”。
4. 讨论与建议
这项定性研究的问题是为了探索和理解研究生与其导师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旨在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并探索它与典型的师生关系有何不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旨在收集有关研究生与导师的经历、他们对导师角色的看法、他们与导师的互动以及他们在关系中遇到的任何挑战或好处的信息。
另外，本研究还探讨了导致研究生认为导师更像老板而不是老师的因素。这有助于深入了解研究生如何看待导师的角色以及这种看法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体验。本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确定当前研究生培养方法中的目标和结果的差距，并探索提高培养经验质量的机会。这能够深入了解研究生与其导师之间的关系，探索这种关系与典型师生关系之间的差异，引发更加丰富而详细的回答和讨论，并可以对其进行分析，以全面了解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
4.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4.1.1. 师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师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为师生之间沟通不足，导师在师生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导师常以任务为主要导向，在追求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没有能够顾及到学生的感受(Zhong et al., 2019)。而学生处于各种原因也不敢主动与导师沟通，因此双方之间出现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学生觉得导师只是将自己当作“工具人”，当成了一种“人力资源”，对导师布置的任务无法产生足够的认同感。又缺乏稳定的中介能够帮助师生双方沟通彼此想法，因此导致师生之矛盾的积压，最终爆发师生之间的冲突(Zhou et al., 2018)。
4.1.2. 学生向往的师生关系
部分教师觉得近年来学生质量有所下降，学生不再热爱学习(李凤兰，张俊，2018)。但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学生一般而言也是有追求教育目标的愿望和动力的，但因为我国正经历快速变化的时代，世代效应明显，传统的师生观念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学生自我意识加强，更渴望与老师能够平等相处(Bhowmik, Cheung, & Hue, 2018)。学生心目中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自己选择发展方向，老师提供帮助(Cen, 2018)。而在传统的以老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中，学生是服从于老师的研究方向的。一方面随着学习的深入，不同方向之间专业性更强，老师可能只在自身所在领域有更多的资源和知识，因此老师必然会更希望学生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同，但学生因为年龄尚小，因此更加愿意尝试更多新颖的领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利用自身的权威逼迫学生服从，则很可能导致师生之间产生矛盾(Feng, Wang, & Rost, 2018)。
4.1.3. 学生对师生关系的评价
越来越多的学生在私下已将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这一特点在理工科专业非常普遍，这也说明了我国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的现状(Li, 2019)。“老板”一词有调侃的意味，同样道出了研究生群体的无奈。在完全由导师主导的师生关系中，学生是没有话语权力的，这也导致学生群体更容易产生极端行为。而这种情况却逐渐成为默认的事实(Deng & Yao, 2020)，其本质是导师全权负责制带来的弊端和副作用，源头在制度，影响性在导师个人，学生在其中并没有有效的途径改变这一现实(Liu, Ping, & Gao, 2019)。
4.2. 改变师生关系的措施和建议
4.2.1. 建立健全外部干预机制，避免导师的“一言堂”
若要从根本上改变师生关系困境，必须为学生提供一个有效的申诉机制，避免学生只能通过极端行为才能表达自身观点和想法。且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能够帮助其学会独立思考，外部手段干预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虽然制度的改变有诸多困难，但可以从基本处着手。如学生可以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申请更换导师。虽然现在也有更换导师的通道，但首先需要学生现有导师签字许可，这实际上还是将更换导师的权利留在了导师手中，在众多社会新闻中，也正是因为学生无法取得导师的签字许可，导致学生无法参加答辩，无法毕业，又无法更换导师，最终选择放弃生命(Wang, Wong, Yeh, & Wang, 2018)。
4.2.2. 重视研究生导师的私德建设
导师负责制在长期的历史检验中有其独到的优势，但该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导师有良好的私德建设(Zhang et al., 2018)。所有师生关系较为和谐的访谈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导师的个人魅力使得彼此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因此双方才能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周地，王双艳，郑洋洋，李宁，2020)。可见若在一个必然是由导师为主导的关系中，主导者必须有过硬的私德才能确保关系中双方的平等。
4.2.3. 加强师生间的沟通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导师既要做学生的学业导师，也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同时学生也要清楚，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与其他师生关系的差别。在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中，导师扮演的角色绝不是“老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上完课就走的老师。双方是强绑定的关系——研究生的表现会影响导师后续的招生情况，导师也能够决定研究生是否能够顺利毕业(Yu, Zhang, Nunes, Deng, & Levesque-Bristol, 2020)。因此双方的沟通必不可少，这种沟通不只能够以任务为导向，导师丰富的人生经验同样是学生不可多得的资源，因此学生不应回避与导师沟通。同样，导师也可以与研究生有着工作之外的交流。加强人际互动能够增强彼此的了解，也能够避免矛盾的产生和积累(陈星，2020)。
4.3. 本研究的不足
1) 本研究作为质性研究，缺少量化部分，研究数据以访谈文本为主，缺少数据的统计。
2) 本研究只涉及了在读硕士研究生，对于师生关系更为复杂的博士研究生并未涉及，研究群体不够广泛。
3) 本次研究以了解现状为主要研究目的，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化分析，也没有在过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处新的新论。
4.4.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针对本次研究的不足，最后提出三点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研究的群体扩大化。师生关系作为伴随全社会的话题，其衍生问题复杂多样。从群体来看，未来的研究可以扩招到非理工科专业的师生关系、博士研究生的师生关系、延期毕业学生的师生关系、毕业后的师生关系等。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可以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通过量化的手段和方法，揭露师生关系中更深层次的内容，量化研究也更加清晰明了，具有更强的说服力(Abram et al., 2020)。
未来的研究可以围绕如何切实改善师生关系，摆脱师生关系困境，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全新的改变师生关系的方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