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当前中国文学的一大重要任务，文学翻译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小说一直受到许多学者和读者青睐。而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者和建设者，自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重新研究鲁迅文学作品的价值。其中，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注意。《孔乙己》是继《狂人日记》后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封建制度环境下“吃人”本质的进一步揭露，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外学者对《孔乙己》的英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由英国人米尔斯(E. H. F. Mills)翻译，该译本(Con YKi)于1930年在英国出版。1931年在美国出版，就此掀起了鲁迅小说在美国传播的热潮。随后，乔治·Ａ·肯尼迪(George A. Kennedy)再次翻译了《孔乙己》并被收入在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编著的《草鞋脚》(Straw Sandals)小说集中，但该小说集直至1974年才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戈宝权(1981)梳理了20世纪鲁迅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1] 。其中，1936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姚莘农合译了《孔乙己》(K’ungI-chi)，并被收录在埃德加·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中。在这一时期内，参与翻译鲁迅作品的外国学者数量较多，译本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由于这一时期的译本的语言风格多偏向优雅、正式，因此在大众的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直至1990年，由美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翻译的《孔乙己》译本，凭借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将鲁迅的文学作品带入到大众的生活当中，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杨坚定和孙鸿仁(2010)则对鲁迅小说英译本进行更全面的综述 [2] 。其中，进入21世纪后，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2009年翻译的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鲁迅小说全集》中，《孔乙己》也被翻译为全新英译本。由于在这一阶段参与翻译鲁迅小说的译者较少，他们的译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内学者最早则是在1926年开始翻译鲁迅的文学作品，1930年金守拙翻译的《孔乙己》(K’ungI-chi)英译本被收录到《草鞋脚》(Straw Sandals)小说集中。随后，在1935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刊登了由林疑今翻译的《孔乙己》(K’ungI-chi)英译版，同期还有一篇未署名作者的《孔乙己》译本。再到1943年，由林兰编著的《呐喊》中英对照初版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其中就收录有《孔乙己》的英文译本。在这一时期，国内译者对于鲁迅的文学作品翻译较少，多数译者是通过兴趣来选择鲁迅的作品进行翻译。在新中国成立后，鲁迅作品的英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北京外文出版社组织专家进行中国文学经典作品翻译，其中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对鲁迅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翻译。《孔乙己》的英译本也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佳作，这两位翻译家用平实而饱含文化底蕴的语言风格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
综上，许多译者也对《孔乙己》进行了翻译，本文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简称杨译)和美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 (简称莱尔)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同一部文学作品运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进行翻译，需要译者创造性地运用“翻译暴力”。目前还没有从“翻译暴力”的角度对《孔乙己》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所选取的两个译本，清楚地展示了译者在英译本中对“翻译暴力”的处理。
2. “翻译暴力”的概述
“翻译暴力”一词来源于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著作《译者的隐形》 [3] 。 该词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李小昀(2006)曾提出“翻译以暴力等量齐观” [4] 。杨晖(2010)则指出“译者是暴力的实施者，翻译与暴力紧密相联” [5] 。孙艺凤(2014)认为“翻译便是暴力，翻译行为亦是暴力行为，翻译离不开阐释，而任何阐释都带有暴力的性质” [6] 。然而，这些学者对“翻译暴力”的认知都出现了错误的理解，都是误读了韦努蒂理论术语中“violence”的内涵，曹明伦(2015)对诸多学者错误理解“翻译暴力”的现象表明自身观点：翻译不是暴力，翻译与暴力不可等量齐观，译者也并非暴力的实施者，正常的翻译过程中没有暴力行为 [7] 。在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中，“violence”并不是指暴力，而是指(对原文的) damage (损坏)或abuse (误用)。那么，用violence这个术语既非夸张，亦非比喻，而是准确的描述，因为译者不仅需要消除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存在的表征差异(即书写特征和语音特征)，而且还需要解析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将“形合”与“意合”相关联。所以经翻译之后，任何外来文本，以及该文本与外国文化中其他文本的联系，都绝不可能保持完整无损。曹明伦(2015)对韦努蒂的阐明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由翻译造成的(对原文的)不当改动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这些变动是翻译过程中所固有的，自由文学翻译家在翻译任何作品时都会在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这两种策略中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关系到对原文故意改动的程度和趋向”。在此基础上，韦努蒂又提出了“the 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的概念，进一步丰富了“violence”的内涵，即民族文化优越感导致的故意改动。
3. “翻译暴力”的合理运用
3.1. 异化为“暴力”，归化亦为“暴力”
郭建中(1998)将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首次引入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理论总结为，归化法是“要尽可能地将源语文化转化成目的语文化” [8] ，译者将源语内容最大程度地用目的语呈现，从读者的角度翻译文本。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保留源语的语言特色和异国情调，尊重作者的表达方式 [9] 。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必然会对源语文本的内容进行或归化或异化的故意改动 [10] 。而文学作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向源语之外的文化环境展示自身的优秀民族文化。因此，异化和归化中都具有“暴力”的性质。熊兵(2003)也提到归化和异化问题涉及到某些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的翻译问题 [11] 。很难找到具体的、整齐划一的标准来说明何种译法是我们的首选，并结合翻译的本质特点，译者要考虑译文是否有利于原作意义准确、顺畅的传达，是否有利于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正确地认识“翻译暴力”，并运用异化和归化将这种“暴力”转化为文化作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媒介。
3.2. 杨宪益和威廉·莱尔《孔乙己》译本中的异化和归化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翻译暴力”进行分析。在理论层面，本文对国内外关于《孔乙己》英译研究及“翻译暴力”进行系统的综述，使译者正确、创造性地认识并利用“翻译暴力”。在实践层面，本文结合《孔乙己》的两个英文译本，对“翻译暴力”影响下的异化和归化运用进行分析，为译者提供借鉴。
例1：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
杨译：Kong Yiji from kong, yi, ji, the first three characters in the old-fashioned children’s copybook.
莱尔：The first six words of a copybook that was used in 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write characters: ABOVE-GREAT-MAN-KONG-YI-JI.
“描红”是我国古代初学写字的一种传统训练方法，“描红纸”也是初学者练习临摹的工具，这种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在英语里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因此两个译本都选用了“copybook”一词，着重强调了它的功能，这是杨译和莱尔在异化“暴力”和归化“暴力”之间做出的折中，另外，杨译中对“copybook”是早时儿童所用做出补充，尽可能地运用异化“暴力”展示中国传统，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而“上大人”是中国古代儿童在描红练字时常用到的教材，原文是“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上大人”是古人对孔子的敬称，“丘乙己”就是孔子本人，而在《孔乙己》中，同为孔姓读书人，却被世人以“乙己”来命名，这体现出当时是对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转变和嘲讽。但由于这一句原文涵盖的民族文化背景太过庞大，杨译中选择了直接省译，没有偏向于民族文化的优越感。而在莱尔的译文中，则是用“ABOVE-GREAT-MAN”分别与“上、大、人”三个字一一对应，虽然无法体现出原文中深刻的文化内涵，但通过归化“暴力”实现了很好的对应。
例2：我从此便整天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有些无聊。
杨译：After that I stood all day behind the bar attending to my duties. Although I gave satisfaction at this post, I found it somewhat boring and monotonous.
莱尔：So I’d ladle the yellow wine out from the big earthenware crock and into a pot, and they’d watch like hawks to make sure I didn’t slip any water in.
杨译中，按照汉语语序和表达方式来表现“我”当时的状态。而莱尔则运用归化“暴力”，用“I didn’t slip any water in”的英语国家的表达方式诠释自己对“无聊”的理解，更加贴近目的语读者，便于读者感受人物形象。
例3：便排出九文大钱。
杨译：He would lay out ten coppers on the bar.
莱尔：He set out nine coppers all in a row.
杨译中选用的“lay”生动地表现了孔乙己在穷困潦倒之时掏钱买酒的神态，能让读者捕捉到孔乙己身处酒店时的窘迫心情。而莱尔译本中选用的“set out”，后面通过“all”，强调了孔乙己从不赊账，急切地想让别人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两个译本都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现场的情景。
例4：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杨译：Who did this beggar think he was, testing me! I turned away and ignored him.
莱尔：How does somebody who’s not much more than a beggar have the right to test me! I thought to myself and turned away, ignoring him as best I could.
杨译中，运用异化“暴力”，将反问变为感叹，可以从中读出作者的不屑，十分形象生动。莱尔的译本则运用归化“暴力”，采用地道的“How…”美式感叹句式表达作者的真实情感。
例5：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杨译：Along time went by after that without our seeing Kong Yiji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hen the boss took down the tally-board he said, “Kong Yiji still owes nineteen coppers”. At the Dragon-Boat Festival the next year he said the same thing again. But whe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rrived he was silent on the subject, and another New Year came round without our seeing any more of Kong Yiji.
莱尔：Another long stretch of time passed without my seeing Kong Yiji.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manager took down the chalkboard and said, “Kong Yiji still owes us nineteen coppers!”Arou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f the next year, the manager noticed yet another time: “Kong Yiji still owes us nineteen coppers!” But by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f that year the manager said nothing. The New Year soon rolled around, but there was still no sign of Kong Yiji.
杨译中，遵循了汉语注重意合的原则，注意到了酒店掌柜语气逐渐减弱，灵活运用异化“暴力”，使文章更有层次感。而莱尔则是按照英语注重形合的逻辑特点，忠于原文，运用“still”一词，加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语气，强调的是孔乙己不再出现，暗示读者去想象孔乙己悲惨的结局。
比较两译本，笔者发现：杨译注重词语表达的准确性，语言风格也较为平实，在翻译时主要以异化为主，尽可能多地保留了汉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特有的文化意向。而莱尔一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他的译本中则常出现美式俗语，在翻译时主要以归化为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贴近美国读者，将汉语中特有的文化意象与美式意向进行概念的替换，这也可以使国外读者更好地理解意象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除此之外，莱尔擅长把握文章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心理变化，通过对英语的流畅应用，将其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在杨译和威廉·莱尔的译本中，都运用了“翻译暴力”，为原文增添了新鲜感和生命力，使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更具生命力。郭沫若曾经说过，翻译也应该是一门艺术。艺术作品需要创造，翻译也需要创造力。“翻译暴力”需要创造性的认识和应用，翻译也因此充满艺术性。
“翻译暴力”对翻译语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择源语言和其目标语言的优势，吸收了源语的文化因素，目的语注入新鲜血液。“翻译暴力”为目标读者服务，开阔他们的文化视野，促进读者的成长。有利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相互欣赏，促进中西文化的共同发展。
“翻译暴力”并不是对原文的暴力修改，翻译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翻译暴力”的把握，译者不仅要注意对翻译的文本进行适当的本地化，而不是保留异质元素，以免机械和缺乏创新的方式对原作进行改造。通过从“翻译暴力”的角度对《孔乙己》的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译者灵活地运用异化和归化诠释译文内容及其文化内涵。两个译本中的“翻译暴力”满足了读者对异域文化陌生性、新颖性、直观性等方面的期待，扩大了翻译的影响，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翻译暴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鸿沟，文化鸿沟很容易造成文化隔阂。翻译与源语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源语言文化的传播，并有助于丰富目标语言的文化，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4. 结论
文学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的再创造，“翻译暴力”是文学翻译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文学翻译质量的有效手段。译者在翻译时不应该谈论“暴力”，而是应该冷静地看待翻译的目的。“翻译暴力”不等同于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反扑。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异化或归化的选择也应在文化输出和读者感受之间进行把握。当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翻译暴力”为译者对我国文学作品英译提供借鉴，提供了有利的思考方向，也促进了世界文化交流。此外，还有助于将源语中的文化内涵与目的语文化相融合，促进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