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继承中国传统变易史观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系统地把进化论的观点引入历史观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进化史观。梁启超的进化史观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要素：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问题上，他认为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且呈螺旋式上升的路线进化发展；提出了革命和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他高扬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还批判了传统的英雄史观。梁启超的理论著作与社会实践推动了国人“开民智”的进程，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能在中国迅速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进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梁启超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1] ，首先，他认为变化发展是世界的永恒规律，任何事物只有遵守了这一铁律才能发展进步。“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 [1] ，其次，人类社会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进化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 [1] ，梁启超进而举例证明进化是一种规律，人类社会遵循着进化的规律。从政治法制到宗教道德、风俗习惯，这些人类社会历史中无处不在的种种现象都证实了梁启超的假设。由此可见，梁启超接受西方进化论思想并将其引进历史观领域中形成的进化史观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任一历史观形态。他并没有以一些个性和特殊性的事例来模糊、笼统进化的概念，而是将进化论上升到了科学的层面，归纳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从而论证了进化是一种规律。
唯物史观认为，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曲折的、迂回的。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指的是事物自我发展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上升性和回归性的对立统一 [2] 。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曲折前进的趋势，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会表现出倒退，但总会向进步的方向复归。
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呈现为螺旋式的上升，“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 [1] 。他肯定了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但并非是沿着直线发展的，而是像螺线一样曲折发展和螺旋式上升。以往的中国哲学家深受孟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影响，即便是近代有革新精神的龚自珍和魏源也将社会发展阐述成循环或是闭合的圆形。梁启超认为，孟子由于没有阅尽人类数千万年的历史进程，因而被螺线状的历史给迷惑了，错以为就是封闭的圆形。梁启超的历史观超越了中国传统“一治一乱”的循环论历史观，完成了从“变易史观”到“进化史观”的转变，其观点又与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有着高度相似之处，体现出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3. 历史进化的主体是“群体”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中蕴含着群众史观的萌芽，他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应该被叙述为“群体史”或者“人民史”，在历史观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梁启超认为，“群体”是历史进化的主体，单独个体的进化是无法带动历史进化的，只有“群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社会历史才能够得以进化。“群体”即个体的“结合体”，“群体”以不同的形式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体现出来，又以个体结合程度的不同被区分为家庭、团体、社会、族群、国家等。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1] 。“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1] 。梁启超认为，个体的进化不是人类历史的进化，个体的进化无法带动社会和历史的进化，就算是千年难遇的杰出人物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让社会和历史完成进化，只有众多个体结合为“群体”来完成进化才能被称之为社会历史的进化。
梁启超批判以往的史学家没能全面地再现历史活动的发起者和承担者即历史主体的丰富画面。他指出，“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历朝历代的官方史书中所记载的几乎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故而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所叙述的内容和群体进化没有太大关联。因此，他在《新史学》中提出了新的历史研究法，号召人们关注群体的历史，这一举动对后世史学影响巨大，被誉为“史学革命”，梁启超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研究群众史和人民史的先河。
唯物史观认为，群体和个体的关系是辩证的。群体作为个体的社会集合体，反映的是这些个人彼此之间发生的联系和关系。人类的个体只有在群体之中才能得到相应的社会生存方式，从而凭借这种方式来获取生活资料，进而不断获得使个体得以发展的诸多条件，以此得到在社会历史中发挥作用的支持和依靠 [3] 。
虽然梁启超主张“群体”是推进历史进化的主体，但是他也没有否认“个体”在历史进化中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历史的主体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统一。正如国家和社会作为整体，由无数各具特色的个体汇集而成，个体无法独立于国家和社会之外。离开了国家和社会的个体则会失去适合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失去生活资料。同样如此，国家和社会这类整体由无数的个体所构成，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因此，梁启超主张“开民智”和“鼓民力”，使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成为“新民”，由量变引发质变从而推动整个群体的进化。
4. 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
梁启超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且详细论述了历史人物以及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问题。
梁启超早年的历史观属于“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1] 。在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异国他乡，历史观逐渐发生转变，慢慢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也，千万人之国也” [1] 。他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个别英雄人物，少数英雄豪杰是无法改变现状的，国家复兴的关键在于唤醒四万万同胞，使人人参与到民族振兴的大业之中。
梁启超意识到仅凭少数杰出人物创造不了历史，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方能创造历史。“彼之造英雄运动英雄者，即隐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 [4] 。在他看来，所谓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在无数普通群众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形象而已，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能力。而“无名英雄”则是指那些积极支持和参与社会进步事业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有了无数“无名英雄”的支持才锻造出一个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有名英雄”。梁启超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十分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梁启超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地位也会相应提高。“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 [5] 。他断言以后的社会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以后的历史是全民为主体的历史，不属于少数英雄人物。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指出了英雄的局限性，“等到二十世纪，社会上就不存在英雄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群众都是历史英雄” [5] 。他断定所谓的英雄不过是旧时代的特殊产物罢了，伴随文明的发展和群众的觉醒，人民成为了历史的主人，英雄将自然而然地匿迹于历史长河之中。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尤其是伟大人物的出现，都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任何历史人物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梁启超在英雄与时势的关系问题上做了辩证的思考。他曾把时势放在首位，“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 [1] ，认为英雄造就时势。而后又提出“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 [1] ，认为时势造就英雄。他举例，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出生在16世纪，那么宗教改革也许就不会成功，但是16世纪如果没有路德，那么也会其他人去进行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哥伦布，美洲新大陆也总有一天会被发现。这与马克思所肯定的爱尔维修的观点几乎一致，即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6] 。梁启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雄与时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4] 。“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 [7] 。他既承认“英雄”的作用，也承认“时势”的作用。由于历史与个人的局限，他将二者折中对待，还是没有摆脱英雄史观的影响。
虽然梁启超最终认为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英雄与时势的关系问题上，也尝试了唯物史观视角的思考，即使得到的结论是英雄与时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但梁启超的大胆尝试依旧远远超越了中国以往的历史观。
5. 竞争与革命是历史进化的动力
梁启超认为竞争或者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他所理解的“竞争”是一种近乎斗争或者战争的概念。“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事者，文明之媒也” [1] 。他认为“竞争”对于进化的作用相当于“战事”对于文明的作用，竞争可以推动历史的进程，战争也可以推动文明的进步。因此，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竞争的历史。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梁启超没有看到竞争背后的物质动因，没有看到斗争背后的阶级因素，但也不可否认他朝着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迈进了一步。
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标志着社会形态的质变，其实质是先进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 [2] 。
唯物史观高度肯定革命的重要作用，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6] 。与此相近，梁启超提出“革”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之一。“革”指的是革命，有破而后立的意蕴。“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 [1] 。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规则之下，通过革命，人类的社会、制度等等不断由不适应到与大环境相适应，以此不断进步发展。他认为，“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 [1] 。梁启超吸取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以“破坏”解释“革命”，不破则不立。但他所理解的“破坏”并不是与“建设”相对立的，反而是“建设”的前提条件。只有彻底的破坏才能打破封建保守的顽固思想，进而踏上近代化的进化之路，所谓破而后立正是如此。梁启超所提出的“革命”和“破坏”，预示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这与唯物史观所认为的生产关系要不断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已经非常接近了。
6. 唯物史观视域下梁启超进化史观评析
第一，梁启超的进化史观突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变易史观”。他提出了历史是有规律的，进化就是历史的规律。他承认进化的过程是曲折的、呈螺旋状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未来必然能达到大同社会。这已经极为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先声。
第二，梁启超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也意识到英雄人物的局限性，打破了以往的传统英雄史观，把视野转移到了普通群众身上。对英雄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做了辩证分析，认为二者共同创造历史，既肯定了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秉持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同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可见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已经十分接近于唯物史观。
第三，梁启超论证了竞争和革命是历史进化的动力。他认为，竞争能够推进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也是竞争的一部分，最终导致社会革命。革命则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是促使社会破而后立进步的重要手段。这与“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的唯物史观观点又是极为接近的。
总而言之，尽管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带有他个人的阶级立场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但通过上述论证不难看出，他以历史进化论为核心的进化史观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因素。正如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一样，“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 [8] 。我们也应该辩证地认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通过汲取他思想中的精华，进而为当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添砖加瓦。